黄陵文典·纪实卷

民主革命在黄陵

脉苑 李浩

黄陵县，旧时称中部县，当代因城巅有黄帝陵寝而得其名。位于陕西省中部西侧，延安地区南缘。东连洛川，西接甘肃，南与宜君县接壤，北和富县毗邻。东西宽85公里，南北长53公里，区域总面积3169平方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略呈倾斜。境内沮河东西贯穿，淤泥河、建庄河南北斜割，形成四川三原及山川河谷、原峁沟壑的地貌。

黄陵县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艺术璀璨夺目。七八千年以前，就有先民在这里劳动栖息，繁衍安居；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奠基者轩辕黄帝曾把此地作为舍地，带领人们耕作、养蚕、建舟车、造文字、制弓箭、做乐器，立下功德。不论是历代帝王，还是今朝海外游子、友人或国内民众，都采用各种方式前来恭祭，以思缅怀之情。这是炎黄子孙的骄傲、黄陵人民的自豪。

黄陵县地形复杂险要，被古人视为“危峰夹岸，直通朔夏，远控延榆，为四方锁钥”，因此，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史以来的统治阶级，无不在此囤兵黩武、设卡造营、争衡立帜；民国时期，由于这里交通闭塞，地脊民贫，特别是西部边远山区为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所以一直成为我党得天独厚的游击活动区。

在这块凝结着革命浩气的热土上，造就出成百上千的民族英豪、革命中坚，记录着优秀儿女的丰功伟绩，谱写出一曲又一曲壮丽的凯歌，为后人树立了楷模。他们有的迎着白色恐怖，宣传马列主义和各种新思潮，为促进人们的觉醒，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有的出生入死，武装工农，为开辟红色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劳瘁终生；有的在战场上勇武雄壮；有的在刑场上宁死不屈；有的在艰苦的环境中忘我工作……光辉的历史，充实和丰富了黄陵史料宝库；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和传统，迸发和升华出晚辈心灵深处奋发向上的强烈的思想火花。

一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为策应革命，罗成仁、彭天寿、王仲珊、陈立棠、成钦隆、牛占奎等率160余人，于同月27日晚举行暴动。当时镇守中部县（今黄陵县）的清兵受到影响，乘机反水。在四方民众的支持下，迅速摧毁了清王朝在中部县的地方政权，建立了国民革命临时县政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对刚步入北京大学的刘含初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和启发。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教诲熏陶下，他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19年，他挺身参加了北京“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斗争，磨练了意志，坚定了革命信念。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他十分活跃，积极参加，如饥似渴地学习，逐步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成为中部县一位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先驱。1923年，他在上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每次回家时，都把马列主义书籍带回进行传授，使新文化、新思想得到传播。县上一些有识之士由此启悟，主张用民主革命思想指导建校办学，摒弃封建守旧教育，推崇实业救国理想。

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陕西革命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陕西党组织为了便于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工作范围，更好地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决定掀起国民会议运动和成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要求共产党员在斗争中以国民党的名义帮助建立国民党县党部。1925年9月，省党部筹备处派常汉山赴中部建立了国民党中部县党部。县党部执委3人，王述祖为书记。这是党组织在中部活动的开端。

以后，陕西各县党部陆续成立，促成了全省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当时三原、渭南是陕西农民革命运动的中心，爆发了大规模的抗粮、抗款、抗税和“红枪会”的斗争，波及中部。在县党部的支持下（党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发动农民运动），9月28日，全县上万民众各执铁锄、木杈等农器，向县衙“交农”，提出“不减去各项负担，誓死不休”等口号，揭开了中部农民运动的帷幕。

1926年上半年，太贤北村杨季秋等组织了“红枪会”，会员发展到数百人，向反动军阀部队打响了第一枪。“红枪会”的兴起，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为了引导、发动农民运动，中共北方区委于9月初，派特派员耿炳光前往中部进行视察指导。他在向领导的汇报信中说：“陕西中部一带的农民，因受刘镇华的压迫，红枪会甚多，农民暴动的怒潮甚威！”“中部、洛川等地为井岳秀军蹂躏之地，人民多弃农远逃，难安生业，近来红枪会之怒潮大起，前途大有可为，将来或可借红枪会推动陕北之农民运动。”给中部农民运动以较高的评价。刘镇华退出陕西以后，中部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红枪会队伍也不断壮大，声势空前。旧历十二月十日攻破县城，杀死粮秣总办党国瑞，拉走绅士张喜长、张桂亭。

1927年1月21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正式宣告成立省党部。中部县党部书记王述祖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

为了培养党的干部，中共陕甘区委、西安地委于同年春在西安开办了“中山学院”。中部个别党员以党部的名义荐送张好义、赵静山、白映珍、王殿卿等去学习，为中部的大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农运、组党干部。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6月10日，冯玉祥也转向反共，随后多次发出电令驱逐逮捕共产党员，强令关闭中山学院、解散省党部。与此同时，中部县知事李觐侯追随冯玉祥走向反动，联络洛川军阀部队镇压红枪会，农民会员死伤30余人。县党部负责人因形势所迫离开中部，个别党员转入地下，致使中部县大革命运动遭到失败。

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同年农历七月十日，刘含初带着中山学院中部部分学员和家眷回到中部县。进城的当天，就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旗帜鲜明地告诉乡亲们：“大革命虽遭暂时失败，但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中国一定要走共产主义道路！”他给青年学生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鼓励学员将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坚持到底，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共同抗租、抗债、抗税，打倒军阀、官僚、地主，打开了长期禁锢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的牢门，极大地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给中部人民开辟了探索真理的道路。十八日，他在宜君县石堡作革命宣传时遭到敌人杀害。

综上所述，中部大革命随着全国大革命的失败而失败。客观上讲，由于反动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主观上讲，我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政治经验和斗争锻炼，党员普遍存在对马列主义认识肤浅，而且传播范围只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当中，还未形成马列主义传播思想阵地和一支坚实强大的队伍。所以说大革命时期，马列主义在中部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同时期在中部出现的“罢农”“红枪会”的斗争，不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反动军阀和政府，而且拿起了武器同统治阶级的反动军队展开了斗争，也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政治要求。这些斗争充分显示了农民革命的巨大力量和革命的主力军作用，对于培养人才和以后的革命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些斗争多是自发的、分散的，只囿于在减少官税求得糊口而进行的经济性斗争。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缺少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们虽接受了一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但是还没有觉悟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还需发展、壮大的哲理和自身阶级的历史使命，对于国民党政府反动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也没有窥测到这种斗争根本不可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因而找不到根本变革封建制度的唯一正确道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用崭新的制度代替旧制度。

二

土地革命时期，是先进思想在中部广泛传播时期，中部县正式分为苏区和白区。苏区是以双龙、建庄（建庄原属宜君）、上畛子、阿党、仓村和店头（店头、仓村原属宜君）、隆坊部分地区为区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中共县委；其余地区成白区，个别党员以黄帝庵（即桥陵）私立小学、县完全小学、县中心小学（即模范小学）为中心，进行建党活动。

苏区建党与政权的创建

1931年初，刘志丹率领南梁游击队进入双龙、建庄一带，与哥老会首领、民团团总罗连成、何世兴订立了“互不攻击，各帜生存”的协约。在这种协约下，陕甘游击队经常活动在这一带，罗、何两人也经常帮助游击队治养伤病员，提供武器弹药，为以小石崖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党工作铺平了道路。

1932年3月至5月，谢子长、刘志丹先后率陕甘红军游击队到上畛子、店头、隆坊等地活动，歼灭了地方民团，镇压了数名土豪，张贴出《告贫苦农民书》，点燃了革命的火炬，使中部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当即就有王文静、苏继堂、孙振海等一二十人参加了红军。这是先进思想在中部传播所起到的反响效应。

1933年4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上畛子附近的高窑子设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办事处。冬季，照金根据地失守后，陕甘边特委决定建立以小石崖为中心的陕甘第三块革命根据地。随后在林湾、小石崖成立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和陕甘边驻三路地区办事处，将革命红旗插入中部大地上空。在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宜游击队和双龙游击队，中部人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武装。

1934年2月，小石崖革命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以小石崖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正式确立，从而上畛子、双龙、建庄地区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的一部分。同年9月，改小石崖革命委员会为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于鄜县寺仙成立中宜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共双龙党支部。11月，恢复整顿了中宜游击队，建立了游击队党支部。尔后，中宜根据地迅速扩大到中部的隆坊原、鄜县的太平原、寺仙原一带。

1935年3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以小石崖为中心的包括上畛子、建庄广大地区，中宜革命工作重心向寺仙原一带发展转移。6月，以中部的阿党、隆坊北原、鄜县寺仙原为区域建立中宜县建制，完成临时革命政权向苏维埃政权的转变。11月，中共陕甘省委决定成立中共中宜县委。县委分设组织部、宣传部以及6个区委，有党员67个；县政府下设土地部、财政部、粮食部、肃反部、军事部、文化部等以及6个区26个乡政府。总面积143平方公里，人口约4万。从中宜革命委员会到中宜县政府期间，党和政府率领人民多次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卫了红色政权和中宜苏区；在双龙、小石崖、上畛子、寺仙等地进行了土地分配工作；动员人民支援直罗战役和扩红工作。

1936年4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中宜苏区，县委、县政府撤出后经省委批准撤销。

“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陕甘省委恢复进驻店头，以中国工农红军驻中、宜、洛办事处的名义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给店头地区党的发展工作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1937年4月，店头区委打破县域界限，在双龙、建庄、仓村发展了大批党员，在店头区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中宜工委。月底至5月下旬，陕甘省委、省政府撤销后，关中分区接管了这一地区。将办事处半公开化，领导机关分为党委与政务。根据国共两党划分出的区域界限，咸榆公路以西地区归店头办事处管辖，即形成以店头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迅速出现党、政、军、民、学、群团共创模范区的局面。

白区先进思想的产生

1930年至1932年，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吴敬梓、郭文卜在中部完全小学任教，张杰、魏崇珍在鲁村任教。他们利用讲坛给学生介绍进步书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鞭笞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和不抵抗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这些启蒙教育激发了牛书申、晁清芳、马儒璧、田德霖等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和追求真理的热情。他们即与国民党中部县长蔚济川进行了斗争，提出“裁局并科减轻老百姓负担并进行赈济”等要求；还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到城乡宣传，动员广大人民团结起来，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政策。

1933年秋学，晁清芳、王绳祖、郑志健、李俊杰、郭岱海等许多有志青年怀着拯国救民的抱负，慕名陆续前往延安四中、榆林六中、华县咸林中学、西安二中等有党组织活动的进步学校求学，使他们的思想得到锻炼和提高。1934年，牛书申弃教从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影响颇大，为青年学生开创了路径，也实现了自己的革命夙愿。

1935年4月，晁清芳在华县咸林中学就读时，加入了中共咸中地下党组织，并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以后，田德霖、刘锡荣等常到咸林中学，接触党支部油印的《马列理论摘要》《俄国十月革命成果》等宣传资料。郑志健、王绳祖这时在西安、咸中参加了学校抗日救国会，与进步学生一起组织学潮、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革命活动。这些在外地的学生，每次回县都要携带一些宣传品，给家乡的挚友、同学秘密传阅。这样就使先进思想在中部逐渐传播开来。

1936年2月，田德霖、王绳祖等进步教师在黄帝庵办起私立小学——桥陵小学。这时，郭景龙在洛川弃教以医生为名，住于该校，计划寻找组织。5月，咸中党组织遭到破坏，晁清芳和咸中支部书记何俊川、委员严吾美、吉庆有逃离学校，躲到中部。在晁清芳、郭景龙及私立小学几名教师的帮助下，在该校安排了何的职业。他们便以教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6月，他们商议在该校建立党组织，用新的思想指导办学，启用新课本。但随即被国民党政府发觉。国民党以“有共党活动”的“罪”名，勒令中止办学，致使建党工作未能实现。晁清芳、何俊川从此隐居乡下，田德霖去开封西北中学求学。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开始了国共重新合作的新时期。1937年2月，红军718团进驻中部城，迫使国民党中部县政府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这给中部建党工作造成良好契机。

春季，晁清芳、曹崇珍、马骥林在县立完小任教，田德霖、王绳祖在横范中心小学任教，刘赐龄、刘九龄、党树德在田庄小学任教，以晁清芳为核心组织了“教师联合会”。这些进步教师在各地学校向学生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介绍毛泽东、鲁迅著作，发动农民搞募捐，支援抗日前线。田德霖、王绳祖还在中心小学发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晁清芳等教师在完全小学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在抗日洪流激励下，涌现出冯力生、刘克荣、李士弼、郭志强、贾光健、寇忠信、寇守中为骨干的一批进步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先后掀起反对王学山、王国权的学潮斗争，震动了中宜地区。也曾因闹学潮，有2名学生被开除了学籍，7名被反动政府关押。正是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促使了他们的思想进一步成熟。冯力生、贾光健、刘克荣等随即进入了边区。

在进步师生的带动下，全县抗日爱国运动日趋高涨。军民在同做抗日募捐的活动中，晁清芳、田德霖同驻军718团副政委帅荣建立了联系。通过帅荣的帮助，以晁清芳、田德霖为中心的进步力量，产生了建党的强烈愿望。

三

抗日战争时期苏区党的建设

1937年5月，我党建立了以店头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打通连接苏区的路径，控制关中与陕北的地下交通线，“七七”事变后，办事处党委遂派武德荣前往双龙镇恢复了该地党的地下组织，成立了党小组。同时决定将中宜工委与办事处党委合并，成立中共中宜县委，仍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开展工作。书记王浪超，9月后由牛汉山继任。1938年4月，又调李笃信为书记。同月，县委派刘德科、常清云到双龙建立了中共双龙区委会。与此同时，建庄区也成立了党的组织。1939年秋，薛志仁为县委书记，由于形势紧张，工作转入地下。

1940年3月，针对国民党军队对店头的包围进攻，为了做好反击与撤退的两手准备，于是洛川特委、中宜县委派郭景龙率5人工作组到达上畛子，成立了上畛子区委。至此，店头抗日根据地与陕甘根据地连成一片，而且恢复建立了关中通向延安的地下交通线。

同年4月10日，洛川特委、中宜县委撤离店头，解放了双龙。5月，成立了中共双龙工委，书记郭景龙，辖双龙区委和上畛子区委。同时成立了农民赤卫队、农会，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分配土地。还成立了双龙游击队，大队长徐力成，政委慕生忠。

8月，双龙解放区对外称为“双龙垦区”，履行政府职能，管理处处长郭景龙，辖双龙区政府和上畛子区政府。

10月，郭景龙被调走，游击大队徐力成阵亡，薛志仁为工委书记、游击队大队长，孙润华为垦区管理处处长。

1941年12月，关中分区委派要员对双龙垦区进行整编，划分为双龙中心区和上畛子普通区。中心区书记为李笃信，区长李怀珍，副区长任生海；普通区书记为刘德政，区长廖胜德。

1942年至1943年，双龙中心区针对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开展了整风、大生产、练兵三大运动，渡过了困难时期，并成立统战机构，薛志仁为统战部长。

1944年1月，关中分区将鄜县槐树庄地区划归中心区管辖。

1945年1月，中心区根据中共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对民兵、游击队再次展开练兵运动，在高窑子、双龙镇两处举办了教导队，培养了50多名军事骨干。

6月，中心区区委、区政府机关从林湾搬至双龙。

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心区党员发展到78名，建立了7个支部，民兵、游击队人数扩大到500多名。这是双龙解放区革命力量空前壮大的重要标志。

四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双龙解放区和白区党的组织都经历了发展壮大、武装反抗、医治战争创伤曲折复杂的斗争历程。

双龙解放区的建设

抗日战争结束后，双龙中心区抓了练兵、减租生产、壮大组织三个中心工作，教育党内外干部群众学会运用革命的两手政策，以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使解放区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

1945年10月，在双龙成立雁门工委，薛志仁为书记，负责中部、宜君、蒲城、白水、铜川、富平等县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和武装斗争，调刘克荣为中心区委副书记。年底，中心区完成各分区及其乡的民主选举工作，产生了3个分区9个乡的民主政权，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40名。

1946年2月13日，中心区召开了第一届第一次参议会，民主选举了中心区参议会议长、常驻议员、议员和出席关中参议员代表，产生出中心区区长、政府委员。即：议长薛志仁，常驻议员阮世龙、李笃信等20名中心区议员，19名议员代表；刘德政区长以及5名政府委员，委员中有3名共产党员，1名哥老会成员，1名无党派人士。

3月，中心区委举办了乡支书、乡长训练班，提高了干部的理论和工作能力，改变了党政不分的状况。4月，整顿了乡级党组织，进行党员普查登记工作。6月，中心区实行由减租减息改为从地主手中没收土地分配予农民的新政策，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8月，二分区25名民兵在副区长贺嘉玉的率领下，同薛志仁领导的教导队、韦明海领导的武工队一起，出击白区，东到雁门山脚下，南至宜君、铜川交界，历经12天，往返千余里，先后摧毁2个敌保公所，缴枪50余支。在宜君思弥村冲出200多名敌人的包围圈后，于瓦渣岭全歼铜川保警队，缴获新式步枪20余支，俘敌18名，从而搞乱了敌占区。

9月，在双龙以教导队和中心区民兵为基础，成立了雁门支队，揭开了中宜地区解放战争的序幕。为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中心区委重新整编了乡级党组织和政权。全区有9个党支部，18个党小组，151名党员。12月，各分区先后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出区委会和产生出席中心区党代会代表。

1947年4、5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双龙中心区，均被击退。我军乘胜东进咸榆路，解放了隆坊镇，歼敌100余人。

同年7月，万家梁战役结束后，关中军民由战略防御转入进攻阶段。中心区根据关中分区“尽快把斗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扩大革命斗争的规模和影响，奠定最后胜利的基础”的指示精神，迅速派出干部开辟建庄、店头、焦坪新区工作。8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德录为中宜代县长、刘德政为代副县长，负责筹建县制工作。

9月，国民党集中了2个旅3个团的兵力进行第三次大规模“清剿”，双龙游击队、民兵配合地方兵团给敌以致命打击，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10月，关中地委、专署决定将中心区正式改建为县建制。县委书记潘远志、副书记强建华、县长李德录、副县长刘德政。下辖6个区，27个乡，总面积3750平方公里，人口2万余人。

12月，国民党军队两次反扑，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制造无人区。有14名游击队员、无辜群众被杀害，数千间房屋被焚烧；群众损失耕牛、羊500头（只），粮食1300多石。到处残垣断壁，一些严重的地方夷为平地。敌人为了割断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实行移民并村，编制劳动集中营，造成东西100里、南北200里大的无人区，人口锐减50%之多。

中宜县委、县政府恢复工作后，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医治战争创伤，组织了280个变工组、生产组、搭工组，盖新房2000余间，安置孤老寡少，重建家园。

西府战役开始后，中宜县积极组织支前，在建庄、双龙设立兵站2处，24个供水站；组织担架队，输送伤病员519人次；引路送信8000余人次，转送军粮550余石；合计人工15000多个，畜工3738个，平均每个劳力付6个工，每头畜力为9.74个工。

1948年5月下旬，西北局决定撤销中宜县制，6月决定重设双龙中心区。书记刘德政（兼），后崔永兴继任，区长张纪甲。共辖两区7个乡。

6月28日，三原专员公署决定撤销双龙中心区，将所属一乡划归鄜县，6、7两乡划归宜君，其余4个乡重新组成双龙区，划归黄陵县。7月31日，中共黄陵县委、县政府正式接收了双龙区，划为黄陵县第五行政区。

白区的解放斗争

至抗日战争结束，中部白区党的队伍，经过几年的整顿恢复，力量有了新的发展。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用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实现以中部区域为桥梁，东接雁门山，西连双龙解放区，南通关中，北达延安、黄龙山，建立陕甘宁边区东南部防御地带的战略思想，1945年11月，洛川特委、雁门工委决定恢复成立中共中部工作委员会，机关驻地寺仙，书记李士弼。

中部工委恢复后，积极谨慎发展党员，组织“睡眠状态”的党员进行活动，使党的工作逐渐有了生机。根据中部所处的战略地位，县工委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敌人的内部瓦解突破上，为以后解放战争作好里应外合的准备。当时共产党员张世明任桥山镇镇长，处在敌人的心脏部位，首先成立起中共桥山区委，如同安上一颗钉子。随后派张世明、张好信打入敌人内部刺探情报。他俩寻机猎取了国民党县政府官员名单、敌军兵力部署、军事设施、军需仓库位置、敌党团组织分布以及三青团机要等重要情报。县工委还注意在敌武装人员中及乡、保工作人员中发展党员，先后发展了敌保警队队长张俊杰、排长刘建堂、保长刘生珍、县政府文书郭俊杰等，使我党控制了敌部分武装力量和县级要害部门。至1946年5月，桥山镇、隆坊镇、北谷镇、太贤镇和一些乡保的政权基本由共产党员担任，彻底扭转了不利的工作局面。

1946年7月，中共黄龙特委成立后，决定把几年来所积蓄起的武装力量拉出去，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暴动，把敌占区搞乱，牵制胡宗南军队的封锁，迎接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胜利返回边区。要求所辖工委搞的“越乱越好，越快越好”。为了加强中部工委力量，领导游击战争，调冯力生为工委委员，派韦明海到中部东南原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在县工委的领导下和韦明海武工队的活动下，迅速建立了寺仙游击队和东南原4支武装，中部的革命从此进入到武装斗争阶段。

8月中旬，韦明海到鄜县向黄龙特委书记强自修汇报了东南原武装力量的准备情况和攻打北谷镇公所的计划。特委决定22日晚智取。由于部分武装人员急于公开活动，过早暴露了目标，加上没有执行原定计划贸然提前攻打，敌人有了充分准备。20日，敌人从洛川、中部出动了两个连的兵力，分两路对游击队合围。敌人首先将庙上驻扎的党树德、田有礼一支武装包围。游击队在突围中死伤6人。接着，敌人到洞咀村向李建斌、赵刘平率领的游击队进攻，随后进入田家河，打死打伤群众7人。

工委在组织东南原武装斗争的同时，成立了隆坊、太贤两区委和北谷党支部。至此，中部下辖的4个区，都建立了党组织。

9月，李士弼在作战中负伤，冯力生代理书记。此时，工委总结了北谷地区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集结起失散了的同志和枪支，在鄜县吴家原重新成立起游击队。11月，游击队在安子头伏击了敌人的运输车队，俘敌数人，鼓舞了士气。

1947年2月，为了抗击胡宗南军队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县工委决定在寺仙游击队和吴家原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中部游击支队，支队长雷治启，政委冯力生，副政委李建斌。支队下设3个队，共百余人。

3月1日，县工委增加罗克、刘克荣、雷治启为委员。4月下旬，中部支队配合关中地方游击兵团解放了隆坊镇，歼敌百余人，缴获敌大量武器弹药。此后，为了牵制胡宗南军队向延安的进攻，控制咸榆公路，支队经常活跃在隆坊、太贤、桥山一带，进行伏圈打点，攻堡拔钉，破坏敌通讯，发动群众，抗粮抗款，造成进犯延安之敌几个月内运输中断，首尾不能相顾。年底支队已发展到300余人，除几个主要城镇外，广大农村回到人民手中，党的组织也得到壮大与巩固，党员发展到137人，其中农民党员114人。

1948年3月3日，西北野战军攻克了宜川县城后，为了切断延安、洛川守敌之退路，向中部地区迂回。7日，第二次解放了隆坊镇，8日，和平解放了太贤镇，随后西野进入城东、城南主要村庄，直指中部城下。中部支队也配合西野驻守城北马家原，对县城守敌构成直接威胁。9日，地下共产党员张俊杰按照县工委的指示，做好了保安团第三连连长李建邦、保警中队队长张怀得的工作，准备接应解放中部城。不料被敌察觉，使计划不能如期实现。当晚，张俊杰、李建邦分别率领机枪连、保安三连起义到达马家原与中部支队汇合。10日早，张怀得率保警一中队起义，余敌仓皇逃窜。上午，中部支队入城，宣告中部城解放。

在西野大军向中部城周围运动的同时，雁门支队、中宜独立营、建庄支队、宜北游击队同西野警四旅相配合，解放了西部地区。

3月11日，中部工委率14名干部入城，进行对国民党中部政权的清理接管工作。14日起，工委派刘怀义、高文志、樊文泉、郭正义为区长兼区委书记，分别到太贤、隆坊、桥山、北谷四个区开展建党建政工作。同时成立中部城市工作委员会，下设中部办事处。办事处履行政府职能，负责人冯力生。曾于3月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岳嵩为中部县长，负责筹备成立县政府，但一段时间内未到职。

4月初，于隆坊镇白村成立了中共黄陵县委、县政府，书记冯力生，代县长冯力生，保安科长罗克（曹志谦）。在苏家崄黄龙军分区将中部支队改编为军区独立23团第3营，抽出一部分人员成立中部警卫队。月未，岳嵩县长到职，县政府报请取名“陕甘宁边区黄陵县政府”。

5月9日，岳嵩主持召开了县政府政务会议，讨论了政府下设机构及人选。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复将中部旧名取消，改用黄陵名称，铸发“陕甘宁边区黄陵县政府印”，批准正式启用。

6月6日，中共黄龙地委报经西北局批准，配备完善了县党政领导机构：县委书记冯力生、县长岳嵩、组织部长杨森茂、宣传部长韦明海、保安科长刘克荣为县委委员；贾光健为县政府一科长，王生枝为副科长。16日，县委、县政府首批任命了区级干部。

8月底，健全了政府机构，下设4科1室：一科（民政科）科长贾光健，二科（财政科）科长陈兴财，三科（文教科）负责人刘树仁，四科（建设科）科长王生枝，秘书室事务秘书寇振华。建立县属机关有司法处、保安科、税务分局、邮政分局。

11月，成立了县警备大队，大队长岳嵩（兼），政委冯力生（兼），副大队长易生明，副政委郭正义，同时健全了区、乡党政机构。县委下设4个区委会，18个乡支部；政府下设4个区分署，18个乡政府。26日，县政府党组成立。

1949年2、3月，郝玉堂接替了冯力生的县委书记职务，刘克荣接替了岳嵩的县长职务。在县委委员会中，正式设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

5月，成立了黄陵县警备大队党委会，郝玉堂为书记，刘克荣、易生明为委员，并成立了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

7月，黄陵县接收了双龙区。至9月，县委建立有5个区委会，30个党支部，1个党委会，1个党组，1个总支，共有党员421人，其中农民党员240人，团员27人。县政府下设5个区公署，建立了22个乡政府，以及75个行政村、369个自然村的政权机构。全县县级工作机构14个，共有脱产干部290个。

在解放黄陵的战争中，中部支队和革命武装力量经历大小战斗50余次，200多名指战员和群众英勇牺牲。党的英雄儿女，用生命和鲜血开辟了黄陵的新天地。黄陵全境解放后，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民迅速肃清了国民党的残余力量，摧毁国民党4个镇公所（含18个保、360个甲）的政权组织，以及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含25个区分部、7个区队部、27个分队）等反动组织，登记出国民党党员442名，三青团员423名，破获特务182人，收编原地方反动武装200余人，收缴机枪5挺，步枪486支，短枪63支，手榴弹410枚，子弹4715发，彻底铲除了反动阶级赖以生存的条件。通过减租减息、支前等运动，提高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地位，改善了群众生活，体现了新社会的优越性，从而将黄陵的革命史推向新纪元。

选自《黄陵县人民革命斗争史资料》1991年中共黄陵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作者简介：

李浩，中共党员，中师文化程度，生于1942年，陕西省洛川县人。曾任黄陵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2001年9月退休。

脉苑，原名寇麦源，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程度，生于1949年。1968年参加工作。曾任黄陵县信访局副局长、咨询员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