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偏执狭隘用人多误

作为最高统治者，无论如何英明，也不可能靠自身一人来治理国家，所以一个君主是否英明的一个主要标志就在于是否善于用人。恰恰在这一点上，崇祯帝表现出致命的弱点。这种弱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赏罚颠倒，动辄诛杀。崇祯帝对臣下往往该赏不赏，不该罚却滥罚，臣下常因小过或无过糊里糊涂丢了脑袋。明末战事多，他对将领功过不仔细加以分析，“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于是，将领们大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惟恐因小过而被杀。更常见的现象则是互相推诿，百般掩饰败绩，把小胜说成大胜。崇祯帝对此种现象有所了解后更加气恼，越发滥罚滥杀。于是，人们就看到崇祯年间出现了这种现象：年年增兵增饷，但军队的战斗力却日渐虚弱；大小将领一个接一个地被杀，战场形势一天比一天坏。

袁崇焕是明末的一代名将，曾数次大败后金（清），因遭魏忠贤排挤而罢职。崇祯帝即位后，马上起用袁崇焕为辽东督师，使辽东战局很快又转危为安。崇祯三年（1629），后金（清）不敢经山海关内犯，便绕经大安口南下，逼临京师。袁崇焕急忙由山海关率军入援。崇祯帝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处死，辽东战局遂陷入一片混乱。在一些大臣的奏请下，崇祯帝用老将孙承宗来收拾残局，使辽东战局又转危为安，并收复了遵化、安平等四城。崇祯帝大为高兴，“告谢郊庙，大行赏赉”。不久明军在大凌河战败，崇祯帝便不分青红皂白，责孙承宗“丧师辱国，夺职闲住”。从此以后，辽东战局遂一败而不可收拾。

崇祯帝在位十七年间，诛杀了两个内阁首辅，七个总督，十一个巡抚。其中不少人死得十分冤枉。例如山西巡抚耿如杞，当清兵大举内犯时，他紧急入援京师，结果三天被命令换了三个地方驻防，而粮草一点儿未给。士卒饥饿难忍，遂出现抢掠行为。崇祯帝闻知后，立刻命令将耿如杞和他的几个部将下狱处死。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麟刚赴任七天，县城便被农民军攻破，他本人则被“论弃市”。对此，人们纷纷为他们叫冤。卢象升也是一个著名将领，多有战功，后因孤军无援，战死沙场，但却久久得不到抚恤。以耿直著名的大臣刘宗周在疏中说：“陛下以重典绳下，重者杖死，轻者谪去，朝署中半染赭衣。”崇祯帝对这类直言十分生气，立命刘宗周回乡闲住。

二是自作英明，诿过臣下。这也是崇祯帝性格中一个致命的弱点。本来是他自己决定的事，一旦出了问题，却将罪责推到臣下身上，使臣下有口难辩，也不敢辩。本来是他授意的事，只是因感到“有损圣德”，就说成是臣下一再奏请的结果。他向老百姓加征“三饷”，弄得民怨沸腾，他却说是大臣们反复奏请的结果，自己只是“勉从廷议”。在对清议和的问题上，典型地反映了他出尔反尔、诿过于人的秉性。在辽东战局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崇祯帝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秘密议和，陈新甲这才敢于行动。当此事遭到一些官员的弹劾后，崇祯帝不仅不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反而将责任尽推给陈新甲，将陈新甲处死。作为一国之君，本应勇于为臣下承担责任，以激励部下放开手脚，诚心做事。崇祯帝却恰恰相反，其结果就是大臣们都急于自保，不肯诚心做事，发展下去就是上下解体，诸事无一不以尽坏而后止。

三是用人多疑。用人多疑则必然用人不专，用人不专则难责其成。这是崇祯时诸事萎靡的重要原因。内阁是当时的政治中枢，阁臣被习称为“相”。崇祯帝即位不久就调整内阁。他嫉恨臣下结党，这次挑选阁臣竟采用枚卜法，即习称的抽签。这种办法在历史上只有后唐采用过。崇祯帝先焚香拜天，以示隆重，然后从推举上来的十二人中抽出四人。有的大臣提出，国事多艰，请再抽二人，崇祯帝于是又抽出二人。挑选国家重臣不是看才能和品望，而是用这种碰运气的办法来挑选，显得滑稽荒唐，抽得的这六个阁臣也的确良莠不齐，其中既有东林正人，也有阉党余孽。这件事既反映了他缺乏自信，也反映了他对臣下深有疑心。这届内阁仅维持一年即告瓦解，第二年崇祯帝再次用枚卜法挑选阁臣。本来要从会推上来的十一人中抽，但因臣下相互攻讦激烈，崇祯帝即将会推结果全部推翻。从此以后，阁臣频频更换，崇祯帝在位的十七年间换了五十人，致有“崇祯五十相”之讥。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不仅内阁如此，其他六部九卿大臣也难见久任者。例如刑部尚书，在十七年间就换了十七人。

崇祯帝对边关将领更是疑心重重。他派出宦官前去充任监军、监视。他担心这些监军、监视欺蒙，就又暗中派出“视监视”，即层层监视，明监视再加暗监视。文武大臣们都处于被监视之中，整日提心吊胆，勇于任事的人自然就极少了。如果有谁破例为国杀敌，崇祯帝也会怀疑他用心不良。例如崇祯九年（1636）七月清兵大举内犯时，唐王朱聿键自恃勇武知兵，便亲自率兵入援。清兵退去不久，崇祯帝即以未经朝廷明令为由，将唐王朱聿键废为庶人，囚禁于凤阳高墙。

四是虚荣而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给奸佞之徒钻了空子。他即位后不久，大学士刘鸿训说了句“主上毕竟是冲主”，对他流露出了轻视的情绪，他就深为衔恨。尽管刘是一个“锐意任事”的人，他也不肯放过，于崇祯二年（1629）春，将其充军代州。崇祯帝喜听相同的意见，厌恶逆耳之辞，这就使善于奉迎的奸佞之徒得到了窃取官位的机会。“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的乌程人温体仁，就是靠了揣测他的意旨，先事逢迎而爬上高位的。他于崇祯三年六月入阁，六年升任首辅，直至十年六月方才辞职。当时阁臣如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他能居其位八年，实为罕见。奸佞之徒窃取官位，只能使政局愈加败坏。如崇祯帝主张“重典绳下”，温体仁便“专务刻核，迎合帝意”，结果搞得“上下嚣然”。

综观崇祯帝的一生，他即位于危难之际，励精图治，勤于政事，企图拯救明朝行将灭亡的厄运。无奈他生不逢时，外有清军的入侵，内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加之他自己本身的性格弱点以及秉政时重大决策上的失误，终于导致了明朝的覆亡。明朝的灭亡，崇祯帝有不可逃脱的罪责。古人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明亡的教训，令后人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