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功败垂成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浴血奋战十多年之后，于1644年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眼看胜利在望，可是由于人谋不臧，终于功败垂成。

大顺政权虽然攻下了北京，但并没有在北京建都的长远打算，政治领导人在军事上和思想作风上，都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长期转战南北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建立根据地的要求和实践。虽说当时的客观形势对农民军建立根据地不是很有利，但也并非绝对不可能。问题主要出在农民军本身。包括李自成在内的领导层，对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缺乏认识，不知道革命根据地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而农民军中大量的破产游民，则是“流寇主义”得以始终存在的深厚基础。再者，当时也没有像朱升那样的地主士大夫向李自成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只是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李岩归附李自成之后，才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建议“据中原取天下，宜拊循以收人心”。

武英殿（李自成居京地点）尽管自崇祯十六年之后，李自成已经建立并一再充实中央和地方政权，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从襄阳到西安，再到北京，仍然是“流寇主义”的继续。从当时的实际来看，根本不能说大顺政权对根据地的建设给以了足够的重视，更不能说根据地已经巩固了。因为李自成虽然进了北京，可仍时时想着他的故乡，所谓“陕吾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也”。而其部属也“志得意满，饮酒高会，有富贵归故乡之心”。正因为这样，大顺军攻下北京之后，并没有积极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措施加以巩固，而是忙于搜抄明朝库藏的金银和拷官追银，把搜抄和拷掠所得的金银熔铸成饼，用骡马运回西安。正是由于起义军实行走州过府的流动游击，地盘随占随丢，没有稳固的根据地作为依托，无退身休整之地，致使甲申山海关之败，李自成撤出北京以后，败势骤来，一发不可收拾。

在起义军进入北京之前，由于实行“均田免粮”制度，通过税收所得数量甚微，而不停顿的战争无疑需要庞大的军费；另外，起义军的赈贫政策，也需要一定数量的支出。可以想像，单凭税收，起义军在财政上是满足不了需要的。那么，这一出大于入的矛盾是怎样解决的呢？分析史书记载可知，一是靠军队屯田，如曾在南阳、襄阳地区搞过屯田；二是靠接收明官府的库存；三是靠以“助饷”的名义向各级士绅征收。上述三条中，向各级士绅征收一条是最重要的。这种活动，当时也称为“追赃”，因为起义军认为“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衣冠所畜皆赃耳”。追赃所得的钱财数量很大。

早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入关中时，李自成起义军就已经要求“巨室助饷”，如渭南乡绅南氏曾被责“饷百六十万”。山海关及至进入北京，这项活动继续进行，但搞得过分激烈。它始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俱责输纳”，所派之数，大体是：“内阁十万金，京卿、锦衣七万，或五三万，给事、御史、吏部、翰林五万至一万有差，部曹数千”，“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这些官吏剥削群众、贪污国库从不犹豫，但从自己腰包里掏钱从不痛快，这时被派助饷，自不会顺利缴出，于是起义军就用关押、严刑对付他们，“如云不办，即严拷勒”。当时起义军总负责此事的是刘宗敏和李过，刘宗敏为了便于行刑，共造“夹棍五千副”。行刑地点，或在刘宗敏的住处，或在其他监押处所，或在路边。被刑的人数，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三。起初追赃的对象仅是官吏，后来“各处搜求渐密，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由于追赃助饷搞得过于激烈，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李自成到刘宗敏家中，要他酌情释放被关押追赃的人员。此后，大部分被关押者得到释放，不过继续关押的还有“百十人中”之“一二”。据统计，起义军在京追赃所得银子共“七千万”两，其中得之勋戚者十之三，“内侍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

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所搞的追赃助饷，是对原来的剥削者进行的剥夺，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但在他刚刚来到京城，尚未站稳脚跟之时，如此激烈地进行这一活动，不言而喻，是极不策略的。它使当时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正在归向起义军的原明朝官吏，又基本上被推回到起义军的对立面，使起义军陷于孤立。另外，当时的“追赃”所得，也未见拿出一部分用于赈济京城的贫民，这也不利于争取人民的拥护。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没能久占，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进行追赃活动时搞得过分激烈，吴三桂表面上看，乃是由于执行政策时分寸掌握得不当，而从更深一层来分析，则是源于农民小私有者的狭隘和自私性。

起义初期，面对共同的斗争目标和艰巨的斗争任务，还能做到内部团结，指挥统一，军纪严格，作风民主。但当取得一定的胜利，特别是取得重大胜利、建立政权以后，这些好的思想和作风就难以维持了。起义军后期的迅速胜利，使文武要员牛金星、刘宗敏等人沉沦于过分的陶醉之中，简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进京以后，李自成住进宫殿，牛金星忙着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刘宗敏忙于拘官索饷，搜刮赃款，严刑杀人。全然不顾关外满洲大军虎视眈眈，几十万大军全在北京城享乐，“‘贼’将各居巨室，籍没子女为乐”，有的则“酣饮宫中而不出”，士兵纪律松散，军士“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尚门淫掠”，作为军事最高首领的刘宗敏对此放之任之，使人民群众“始愤痛思旧矣”。吴三桂反，众将领都不肯出征，李自成只好亲自出征。出征的士卒“身各怀重资”，“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三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临阵必至怯亡，平日渐将溃散。”以这群“耽乐已久”的将领和“渐将溃散”的士兵，迎战强劲精锐之敌师，遭受惨败就不足为奇了。农民阶级出于阶级的局限性，不知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制度，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他们表现出严重的“皇权主义”思想。当有胜利可能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建立新的封建统治以代替旧的封建统治。

4月29日退出北京之前，李自成还仓促举行即位典礼，立妻高氏为皇后，冠冕列仗受朝贺，而身为文官之首的牛金星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顶，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俨然太平宰相风度。更为甚者，牛金星嫉贤妒能，竟离间李自成与最有建树的领导骨干李岩之间的关系，造谣中伤，诬陷李岩“欲反”。怂恿李自成“不如除之，无贻后患”。于是，“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李岩为“大顺”政权的建立树有卓著之功。当人人都陶醉于胜利的赞歌声中之时，唯有他头脑比较清醒。他目睹各种不良倾向的冒头，曾向李自成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追赃的事应由刑官负责，而且要区别三种不同情况处理：贪官发刑官严追，没收全部财产；抗命不降的，刑官追赃完毕，还要办他的罪；清廉的免刑，让他自输助饷。他建议把各营兵马撤到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一切军兵均不许借住民房，恐失民望。但是，作为领袖的李自成，由于阶级的局限，缺乏长远的政治目光，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不能根据形势的发展，调整大顺政权的政策措施。他没有采纳李岩的建议，对大顺将官的日渐腐化和军纪松弛的现象，没有采取断然的措施加以制止和整顿，也不能抓紧战机，乘胜追击残敌。而今李岩的被杀，固然由于牛金星进谗。然而，如果李自成对李岩深信不疑，任何人进谗都是无济于事的。退一步说，即使李岩真的反叛了李自成，充其量不过是独树一帜而已。从战略上来讲，他仍可牵制吴三桂而策应李自成，总比杀掉他从而使自己孤立起来，使军心瓦解的好。由此可见，李自成缺乏领导者应有的容人之量和知人之明，缺乏统帅应有的才干和战略眼光。业未成，先损大将，令人扼腕。

起义之初，李自成把目标主要对准明王朝，当然是对的。灭明以后，又重点考虑解决手握重兵、举足轻重的吴三桂问题，曾提出过强攻和招降两套方案，这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东北已经略多年、正值欣欣向荣、且早已窥视中原的清政权，却采取了麻痹轻敌的态度。从万历年以来，辽东军事冲突连年不断，特别是崇祯年间清兵几次进入畿辅地区，造成朝野震惊。李自成起义爆发后，清廷一直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欲乘内地斗争激烈之机坐收渔翁之利。李自成对此应该说是知道的。

在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前，清廷曾派使者给起义军捎信，称：“滋者致书，欲以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多尔衮可见，清廷不敢藐视起义军的力量，想联合起来共灭明朝，然后分享胜利果实。当李自成入京灭明以后，清廷为之眼红，急不可待地大举兴师，多尔衮和多铎等率满洲、蒙古八旗兵员的三分之二和全部汉军大举“伐明”（实则打起义军），“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定下“成败之判，在此一举”的决心，要与李自成一决雌雄。面对这种严峻局势，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自成等人似乎全不在意，麻痹轻敌，初则只派明降将唐通率八千兵镇守山海关。此时的吴三桂由于财产、爱妾陈圆圆、父亲吴襄都在北京家中，因而不敢贸然行动，便屯兵关下，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他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并奉李自成之命，率所部进京朝见新主。但走到半路，他碰到一个从北京家中逃出来的家人，向他报告说：“家中老太爷（吴襄）被大顺权将军刘宗敏抓去拷打追银，陈娘娘（陈圆圆）也被刘宗敏抓走了。”陈圆圆原是吴三桂最宠爱不过的，她本是苏州名妓，吴三桂见她色艺无双，把她从一个外戚家里要了过来。现在他一听说陈圆圆也被刘宗敏抓走，顿时怒火冲天，咬牙切齿地骂道：“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于是，立即率兵奔回山海关，打败唐通，占领关城。这就是史家常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之事。吴三桂为号召地主阶级和标榜自己是明朝忠臣，就打出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令三军戴孝发哀，传檄远近。同时，他自知兵力单薄，不是大顺军的对手，就在“报君父之仇”的幌子下，和满洲贵族勾结，请求清朝出兵。

吴三桂反叛降清，从根本上说，固然是由他的地主阶级立场决定的，但刘宗敏处置不当却是激成他叛变的直接原因。吴三桂投降大顺政权，本是为了保护家小和财产，并企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在大顺朝定鼎之际跻身于新贵之列。然而，大顺政权却直接侵犯了他的切身利益，促使他另寻保护，倒向满洲贵族一边。大顺政权在对待吴三桂的问题上，一面对其招降，答应封他父子为侯，一面却拷其父亲，掠其爱妾，这表明大顺领导人之间在执行政策上有脱节现象。

吴三桂降清后，李自成率部亲征，不过几万人，认为山海关“此弹丸者，不足当军师一脚，用靴尖踢倒耳”，放着几十万大军不用，留在京城纵乐。可见李自成东征，是为了打败吴三桂，而没有与清军作战的准备。这时清兵却是倾国而出，背水一战，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史载兵“十四万骑”，加上吴三桂降兵五万人，达二十万众，又比较英勇善战，李自成在山海关与这样的强兵遭遇，怎能抵挡得住？只能是仓促而来，仓促而败，从北京被迫退出，向本来就准备作为基业重心的陕西转移。

李自成军从进京到撤出北京，前后只有四十二天。军事上的失利，使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在优势敌人的追剿下，李自成带领部队且战且退，终因寡不敌众，于1645年在九宫山地区壮烈牺牲，年仅39岁，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失败了。

李自成从起义以来，不屈不挠，顽强奋斗，虽然后来不能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大顺政权的政策措施作出调整，也不能有效地防止大顺领导层的骄傲和腐化，致使功败于垂成，使胜利果实落入清朝统治者之手，但他领导人民推翻明朝的反动统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其功绩是伟大的。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