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埋葬朱明王朝

农民大起义于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走出低谷，又一次活跃起来，进入了大发展阶段。五月上旬，张献忠在谷城公开宣布再度起义，罗汝才马上响应。

张、罗再起后，崇祯帝恼羞成怒，杀了熊文灿，另以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杨嗣昌为督师，对起义军再次举行大规模的围剿。崇祯十二年九月至十三年七月，张献忠、罗汝才与杨嗣昌在湖广、四川、陕西交界处相持近一年，遭到一些挫折和失败，于十三年七月决定进入四川境内，杨嗣昌率明军主力尾随入川。义军见官军追来，实施以走致敌策略，几个月内几乎走遍四川各地，长驱数千里，使得明军疲惫不堪，而后，起义军乘虚进入湖广，于崇祯十四年二月奔袭杨嗣昌储存军资甲仗之地——襄阳，俘杀襄王朱翊铭。杨嗣昌闻讯，忧惧不食，死于军中。

李自成继张、罗再起后重新活跃起来。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李自成“出商洛入豫，哨至淅川”。这时，河南、山东连年自然灾害，“土寇纷起”，李自成到达河南后，许多当地群众加入其队伍，使义军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一些文人如李岩、牛金星、卜者宋献策也投奔其中，他们帮助李自成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见识的政策，如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传唱“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没收官府或豪强地主的财物分给农民等。特别是“均田免粮”纲领的提出触及到封建经济基础的最根本问题——土地制度，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用口号形式明确提出土地问题。它反映了遭受残酷剥削的农民的经济要求，对于动员农民参加起义有极大的号召力。李岩还把这一纲领编成通俗易懂的歌谣，让起义军战士到处宣传。起义军每到一地，都宣布“三年免征”或“五年不征”，并支持农民夺回被地主霸占的土地。同时，起义军还针对当时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提出“割富济贫”的口号；针对明朝统治阶级对工商业者的残酷掠夺，提出“平买平卖”。这些口号起了争取民众、扩大斗争力量的作用。

在建立斗争纲领的同时，起义军加强了纪律整顿，规定军队自带帐篷，不住民房，行军时要爱护群众的庄稼，有让马匹践踏庄稼者要处斩，至于烧杀淫掠，那更是罪不容诛，还宣布了“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和“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口号。李自成严以律己，他不好酒色，粗衣淡饭，与部下同甘苦。起义军的内部上下平等，首领与士兵经常是一起席地而坐。在首领之间也是同座共食，彼此以“兄弟”，“尔我”相称，对李自成则亲热地称他为“老李”或“大哥”。

起义军的“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纲领深得人心，加上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而，每到一处，老百姓对他们“执香迎导，远近若狂”。连一些州县官员和士绅，也“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相反，老百姓一听说官军到来，不是慌忙躲避，就是闭门拒守。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明朝东阁大学士李建泰奉崇祯帝之命外出督师，人马行至东光县，城内民众紧闭城门，将其拒之城外。李建泰亮出大学士督师的身份，百般呐喊，民众就是不买账。他无可奈何，只好退走，叫几十个士兵扮成义军模样，再回到城下叫门，要知县出来答话。这下子，城门洞开，“鼓乐迎导，设宴甚盛”。李建泰乘机带兵入城，杀死知县及为首的十几人。

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率军攻占中原重镇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把数万石粮食和数十万金钱分给饥民。贫苦群众踊跃参加起义，“奔走赴之者百万”。洛阳战役是李自成起义军由弱到强、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的转折，它揭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罗汝才第三次围攻开封，鉴于一时难以攻下，决定长期包围。五月中旬，明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与总兵左良玉等领兵四十万来救开封，屯于朱仙镇。起义军闻讯，移营往拒。双方大战六日，明军终于溃败而去。起义军回军，恢复对开封的包围。九月中旬，黄河决口，开封全城被淹没，居民除少数高级官吏乘船逃走外，其余绝大部分丧身水中，起义军西撤。

为阻止义军的凶猛攻势，明朝任命孙传庭为三边总督。崇祯十五年冬，其军与李自成起义军战于郏县，一败涂地，士兵被歼数千人，孙传庭本人也仓皇逃回陕西。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长期转战于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地带的号称“革左五营”的数万农民军加入李自成起义军之中。此后，被称为“流寇”的起自陕西的农民起义军的各支主力部队，除了张献忠一支外，其余都与李自成联合了起来，形成以李自成与张献忠为首的两大支起义军并存的局面，整个起义于是进入了高潮阶段。

在节节胜利的基础上，崇祯十六年（1643）春，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建立政权。在军事机构方面，最高领导人称元帅，元帅之下设将军，将军之下有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在行政机构方面，中央设上相国、左辅、右弼以及六政府（相当于明朝的六部）侍郎、郎中等职，地方上设防御使（相当于明朝的道）及府尹、州牧、县会等。为了对付起义军，崇祯十六年五月，崇祯帝命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晋之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之军务，赐剑”。当时，孙传庭虽在关内新募了一些兵马，但自知力尚不足，不欲速战，然而迫于催促，只好勉强出关，八月到陕州。李自成闻孙传庭入豫，马上集合部队到河南迎战。起初，孙传庭略得小利，九月攻陷宝丰、唐县，接着占领郏县。这时，孙传庭军发生缺粮问题，战局发生变化。李自成派军绕出官军之后，截其粮道，官军恐惧万分，遂生溃乱，起义军乘机猛攻，官军一日夜狂奔四百里，死者四万余。孙传庭狼狈逃回潼关，“气败沮不复振”。郏县之役后，李自成起义军乘胜追击，于十月先后攻占潼关、临潼、西安。不久，陕西、甘肃全境及青海、宁夏的部分地区均为农民军所占有。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并且调整和加强了中央政权机构，以天佑殿为最高行政机关，设大学士，添设六部尚书。同时，大顺政权也恢复封建的五等爵号，大封功臣，初具开国规模。

早在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就曾与有关将领讨论过战略发展计划，决定先据西北，再出晋地，而后向北京进军，推翻明朝政权。这时占领西北后，马上挥师山西、北京。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亲率大军东渡黄河，攻克太原。军事行动的同时，李自成还传檄远近，揭露明朝的各种罪恶。各地穷苦百姓都盼着起义军早日到来。

攻下太原后，李自成率军继续前进，只在宁武曾遇明山西总兵周遇吉的抵抗，其他地方几乎都是不战而下。起义军势如破竹，先后占领大同、宣府、居庸关、昌平等。

景山风景与此同时，李自成还另派部分起义军作为偏师，由山西、河南与北直隶交界处出发，经北直隶的南部和中部，向北京方向挺进。这支偏师进展也很顺利，在李自成的主力部队进至北京附近时，它已迫近保定。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起义军大队人马开到北京城下，明朝驻扎在城外的京营士兵立刻溃散。崇祯皇帝在宫中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召集群臣问计。众大臣相对哭泣，无言以对。十八日，义军更加猛烈攻城，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迎降，外城遂破。十九日凌晨，皇城也被攻破。崇祯帝于宫中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前来应召，大营兵将也皆逃散，连个人影都不见。崇祯帝孑然一身，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迫不得已，爬上万寿山（今景山，又称煤山），吊死在寿皇亭旁的一棵槐树上。当天上午，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起义军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城。崇祯帝的自杀和李自成的进入北京，标志着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的明朝北京中央政权的覆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一个巨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