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闯将”崭露头角

李自成（1606-1645），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家世业农，父亲死后，因家境穷困，他到银川驿站里去当马夫。他待人热情，驿卒们也很喜欢他。

李自成的家一向担负代官府收租税的差使。米脂连年收成不好，农民拿不出租税。当地有个姓艾的大地主，乘机放高利贷，想在农民身上盘剥。李自成看大家交不起租税，就自己一个人借了债替大家把税交了。过了一段时间，姓艾的地主逼李自成还债，李自成还不起，姓艾的就唆使官府把他抓起来打得半死，还锁上镣铐，把他放在太阳底下晒，不让他吃东西。百姓和驿卒向县官恳求把李自成放在树荫下，让他吃点儿东西，县官也不答应。这一下把群众激怒了，大家一哄而上，砸开李自成身上的镣铐，带着李自成一起逃出米脂，投奔不沾泥张存孟的起义军。

李自成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善于骑射，又有胆略，在义军中当队长。崇祯四年（1631），张存孟战败降明，李自成毅然率部离去，投奔高迎祥，表现了坚强不屈的英雄气概。高迎祥是明末农民起义早期的杰出领袖，自称“闯王”，李自成被他的部下称“闯将”。

农民起义的形势风起云涌，起义队伍迅速壮大。明朝统治者不断调兵遣将，疯狂镇压。崇祯七年（1634），明政府任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为陕、晋、豫、楚、川五省军务总督，统一指挥明军，对起义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陈奇瑜采用穷追不舍、“随方剿抚”的方针，四面围堵农民军。李自成等所率义军误入陕西南部兴安境内的车箱峡。此山峡四面山峰陡立，中间长四十里，易入难出。山口被敌人垒石封死，又遇大雨，起义军弓矢尽脱，马匹饿死过半，处境十分困难。洪承畴李自成等为摆脱困难，假装向陈奇瑜乞降。陈奇瑜信以为真，“特许八月约降”，决定将起义军遣返原籍陕北。但起义军刚出栈道，即不受约束，杀死押送起义军的明官，攻打州县，“关中大震”。陈奇瑜因此受到弹劾，其陕西等省军务总督之职被三边总督洪承畴所代。

起义军在陕西重新活跃，明政府决定向陕西调集军队围剿。起义军除李自成等部留下外，其余大部分东进湖广、河南。明廷命洪承畴东出潼关入豫，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合力围攻，企图将农民军扼杀于中原。为了制订统一的作战计划，打破明军的“围剿”，起义军于崇祯八年（1635）举行了著名的“荥阳大会”，商讨拒敌方略。参加会议的有十三家七十二营的大小首领。当会上出现意见分歧、争论激烈、得不出个结果的时候，李自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说：“一个人犹可以奋战，何况我们有十万大军，官兵是无能为力的。”接着，他胸有成竹地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战略方针。众首领见发言的是一位年轻的将领，都投以敬佩的目光。大家对他的“分兵定所向”的方略连声称好。在这次会议上，潼关李自成初露锋芒，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荥阳大会按李自成提出的战略方针确定了作战计划，组成五路大军，分头出击。其中由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的一路军队，以明朝的中都凤阳为主攻方向，突破明军的东部防线，攻下凤阳，焚毁明朝皇帝的祖坟，给明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崇祯皇帝听说祖坟被毁，急得在北京穿着孝服哭祭，并杀掉凤阳巡抚杨一鹏出气。农民军这次有组织的分兵作战，变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打破了明朝军队的“围剿”。

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在战斗中被俘，于北京壮烈牺牲。李自成被部众共推为闯王，成为起义军的领袖。

崇祯十年（1637），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杨鹤之子）提出了一系列对付起义军的新措施：第一，确定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第二，增兵十二万。第三，增饷二百八十万。第四，起用熊文灿担任总理一职。崇祯帝批准了杨嗣昌的建议。这使起义军面临的压力空前增强，义军有的被打败，有的发生动摇，向敌军投降。李自成等部在洪承畴的镇压下，李自成起义队伍进军路线图被迫流动于陕西、四川，甚至曾由临洮、巩昌西出长城，入西羌界，队伍渐小。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李自成在潼关之南原遭到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的优势兵力的合击，妻女俱失，惟与刘宗敏等十八骑逃出，他们翻山越岭，克服了重重困难，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隐蔽起来。明军占领了潼关，派出大批侦骑，搜捕李自成，搜了几个月，毫无信息。后来听有人传说，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去，明军才放松了搜捕。在河南、湖广等地活动的张献忠部起义军，为了保存力量，待机而动，于崇祯十一年春向明总理熊文灿伪降。张献忠不改变农民军的编制，不服从明朝的军事调遣，把部卒驻扎在湖北谷城，练兵集粮，以图东山再起。此外，起义将领罗汝才也在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向明朝伪降。熊文灿接受其降，并“奏授”游击。但罗汝才不肯受官，与所部驻于郧县，暗中与屯驻谷城的张献忠互通声气，待时机而动。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一时声息全无，似乎完全被镇压下去了，但事实绝非如此。面对恶劣的斗争形势，李自成并不灰心丧气，他以刘邦百战百败而得天下的事例来鼓舞部下的士气。在商洛山中，他一边总结起义以来成败的经验教训，一边聚集散失的旧部，整顿人马，准备迎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