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犬牙交错

明熹宗之顺利登上皇帝宝座，与杨涟、左光斗、周嘉谟等官员的支持关系极大。明熹宗这使他在一定的时期内，不能不对他们有好感，信任而依靠之。因此，天启前期，东林党官员的势力，呈日益增长之势。许多在万历时期被排斥出朝之官，应召陆续回到朝廷。其著名者有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王之寀、乔允升、叶向高等人。他们掌握了许多关键性职位，另一派官员被迫引退。这样，天启初年遂形成了“东林方盛”的局面。

由于正直派官吏掌握了相当一部分朝政，这就使当时的政治向清明方向更进一步。如吏治有所整顿，铨政有所澄清等。但是，这种改进，是极为有限的。其所以如此，原因非止一端，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乃是由于当时他们的精力主要用于无休止的门户之争中去了。

万历以来的门户之争，到明熹宗即位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天启前期，这种纷争仍在继续。这时双方纷争的焦点，是“三案”中的是非。由于东林党在朝廷中占有优势，因而使得他们在辩论中处于攻势，一次次疏劾对方，要严厉追究其责任。

通观当时的辩论，东林党围绕“三案”对邪恶派的弹劾，其基本内容是大体符合事实的，但也有若干夸张之处，态度也有些过分激烈，显然有些感情用事。这是双方长期斗争造成情绪对立的必然结果，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客观效果不好。一方面牵制了其大部分精力，无法改良当时亟待改良的政治；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与对立面的仇恨，使之与自己周旋到底，这对东林党发展自己的势力是十分不利的。当时，恰好又有腐朽的宦官魏忠贤集团正在兴起，于是反东林党官员便与其合为一体，共同对付东林党，东林党遂逐渐丧失了在朝廷中的优势地位，使政局于天启四年后进入极端黑暗的宦官专权时期。

魏忠贤魏忠贤，肃宁人，万历年间入宫，曾任朱由校之母王才人典膳。他之发迹，全是靠昏庸的天子朱由校的扶植。朱由校性好走马游玩，又好盖房屋，且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对于政事，则是稀里糊涂。他特别喜欢他的乳母客氏，而魏忠贤入宫后与客氏有暧昧关系，于是魏忠贤连带而及地得到了朱由校的宠爱。朱由校即位后不久，客氏受封为奉圣夫人，魏忠贤升任司礼秉笔太监。天启元年（1621）九月，魏忠贤与客氏相勾结，害死与外朝东林党官员有联系的太监王安，进一步得到朱由校的信任。两人以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相忤。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魏忠贤又受命“总督东厂”，势力更张。

客、魏之受到重用，对封建秩序的稳定妨害极大，因此，东林人士不予支持，一有机会即加反对，绝不与他们拉拢关系。而与东林党官员相反，喜爱投机的对立派官吏则尽量与之相结，以便寻找靠山，走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并与东林党相对抗。如“性邪”的给事中霍维华，就在魏忠贤谋害王安时，主动帮忙。“庸劣无耻”的顾秉谦和“阴狡”的魏广微，靠谄附魏忠贤，于天启三年春当上了大学士。两派态度的差异，使魏忠贤一开始就与顾秉谦一伙结合在一起，关系日密一日，渐渐形成一个腐朽的政治集团。由于这个集团的首脑魏忠贤身系太监，所以这个集团中的官僚被称为阉党。

阉党投奔魏忠贤的目的是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与在朝廷中占优势地位的东林人相搏斗，魏忠贤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也需如此。这样，魏忠贤集团从形成之日起，就不断找机会向东林党发动或大或小的进攻。天启四年（1624）四月，他们甚至制造了汪文言之狱，诬蔑与东林党有广泛联系的内阁中书汪文言，“肆为奸利”，将其下狱，企图借以打击正直派官吏。由于东林党的反抗，这次进攻没有成功，最后，汪文言只受到“廷杖褫职”的处罚，其他人一概未被累及。

面对魏忠贤集团的日益强大，东林党官员深感必须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才能解除威胁，于是，在天启四年六月，杨涟上了有名的《二十四罪疏》，对魏忠贤进行弹劾。奏疏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无情地揭露了魏忠贤擅权乱政、斥逐直臣、重用私党、陷害忠良等二十四方面的大罪。疏中最后要求严惩魏忠贤，以正国法。

魏忠贤顿时被打得晕头转向，但他很快就摆脱了困境。因为深受朱由校喜欢的客氏和司礼监太监王体乾等千方百计地为他开脱，从而使昏庸的朱由校不辨好坏，下诏慰留他，对于杨涟则“严旨切责”。杨涟的这次上疏，是东林党官吏对魏忠贤集团的一次决战，朱由校在这关键时刻保护了魏忠贤集团，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魏忠贤站稳脚跟后，为了复仇，向东林党官吏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和迫害，六月十七日痛杖屯田郎中万燝，使其不久毙命；逮杖巡城御史林汝翥，逼首辅叶向高于七月初解职归乡；十月中旬罢黜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十月下旬将吏部侍郎陈于廷、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革职为民，十一月中旬斥逐继叶向高为首辅的韩，十二月，再逐继韩为首辅的朱国祯。

天启四年下半年，魏忠贤还大力提拔任用阉党官吏，以壮大自己的集团，十一月，擢徐大化、孙杰为京卿，令居丧在家的原给事中霍维华等起复原官，十二月，起徐兆魁为吏部左侍郎，以乔应甲为副都御史，以王绍徽为佥都御史。

魏忠贤的上述活动，使得天启四年下半年朝局大变。东林党官吏在朝廷中的优势地位被魏忠贤集团彻底取代。

天启五年至七年熹宗去世，魏忠贤在明熹宗的纵容下，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使政局出现严重的黑暗局面，充分表现了以他为首的政治集团的腐朽性。

天启五年之后，魏忠贤仍在进一步培植个人的势力。他将旧有的阉党官吏（如姚宗文、刘廷元、亓诗教、过庭训）及新产生的奸佞之徒（如崔呈秀），一个个吸收进自己的政治集团中，编织出一个几乎垄断所有主要官位的大网，而自己则紧紧握住了总纲绳，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史书中叙述这时的形势说：“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天启五年（1625）后权势极大的魏忠贤，不容许有任何异己势力并存于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受魏忠贤及其帮凶迫害最多最重的是正直的东林党官吏。阉党人员阴谋编造黑名单，有所谓《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把不阿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开列入内，统称之为东林党人，献给魏忠贤。并罗织罪名，对他们逐一施行残酷的打击迫害。

东林书院道南祠他们首先兴大狱，逮捕东林党著名领袖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诬以受贿，交给锦衣卫拷打追赃。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对这六人五天就进行一次拷打逼供，杨涟等五人被折磨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又捕杀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历史上将在这两次大狱中受难的东林党人分别称为“前六君子”、“后七君子”。当时，早已病死的李三才也不能幸免，阉党宣布削除他的官籍，追夺封诰，可见其对东林党人打击迫害的疯狂残酷。阉党肆意诬陷残害异己，凡是和自己有过仇隙的，都给加上个东林党的头衔，重则砍头，轻则充军、罢官。于是，东林党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名，许多想往上爬的人，也拼命附和攻击，吠声吠影，以取悦于魏忠贤。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全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修了《三朝要典》，定所谓“三案”是非。凡在“三案”发生时与邪党官僚争论是非的官员都惨遭迫害，如首先对张差疯癫责疑的王之寀被投入监狱，瘐死狱中。而因“红丸案”被充军的李可灼得赦免，崔文升受重用，当上漕运总督。选侍西李也被封为康妃。

总之，天启五年至七年魏忠贤集团对异己势力的打击十分残酷。据统计，自天启四年十月至七年八月明熹宗死，被魏忠贤集团“毙诏狱者十余人，下狱谪戍者数十人，削夺者三百余人”，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于是朝中几乎“善类为一空”。

为了钳制舆论，魏忠贤又以剿灭东林的名义，拆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讲学，用以压制在野东林党人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的议论。

天启五年至七年，阉党成员为了自己的前程，纷纷讨好手握大权的魏忠贤，因而形成了从上到下争着向魏忠贤献媚的风气。先是顾秉谦和魏广微掌握内阁大权，“朝廷有一举动”，顾秉谦就“拟旨归美忠贤，褒赞不已”；而魏广微以札通忠贤，签其函曰“内阁家报”，因而被时人讽刺地称为“外魏公”。存于北京大钟寺的魏忠贤钟接着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在内阁掌权，亦对魏忠贤“依媚取容”。当时邪恶派官吏的奏疏提及魏忠贤都是称为“厂臣”而不直呼其名，而黄、施、张票旨，也必用“朕与厂臣”字眼，避用忠贤之名。监生陆万龄在疏中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直把魏忠贤与孔子相提并论。更令人作呕的是这伙人竟到处为魏忠贤建立生祠。这始于浙江巡抚潘汝桢为魏忠贤建生祠于杭州西湖。天启六年六月疏闻朝廷，“诏赐名普德”。此后各处竞相效法，先后建祠四十多所。这些生祠都极为豪华，浪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一祠之费，少者数万，多者高达数十万。开封为建生祠，拆毁的民房有两千余间。

对于建祠之举，魏忠贤大力鼓励，凡抵制者，即予残酷打击，有的虽不反对，只是态度稍欠积极，也遭迫害。他之所以热衷此事，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要，进一步树立自己的威望，从而巩固自己的权位。但事与愿违，天启七年秋季，他便一头跌进了万丈深渊，彻底垮台了。

天启七年（1627）秋八月，熹宗病死，没有儿子，其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帝位，改元崇祯，即为思宗。熹宗死后，阉党失去依靠，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弹劾。崇祯帝也明白阉党不得人心，想重振一下朝政，支撑住摇摇欲坠的王朝大厦，于是，就下令把魏忠贤贬谪凤阳，后又派人逮捕治罪。忠贤闻讯，畏罪自杀。忠贤的侄儿、侄孙及客氏和客氏的兄弟、儿子都被处死。崇祯二年（1629），崇祯皇帝又把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分别定罪：崔呈秀等六人被定为首逆同谋，即时处决（其时崔呈秀已先自缢，下令戮尸）；田尔耕、许显纯等十九人被定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还有一百八十多人被定为交结近侍，分别判处充军、徒刑和革职闲住。同时，还为遭受迫害的东林党官员恢复名誉。

但是，由于当时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崇祯皇帝本人生性猜疑，为了控制百官，加强统治，不久，他又重蹈前代皇帝的覆辙，信任宦官。在整个崇祯朝，东林党和阉党仍潜伏地对立着，并且时有纷争。崇祯政权覆亡后，在南方的几个偏安小朝廷中，这个斗争仍一直继续着，直至朱明残余势力彻底覆亡为止。

宦官专政是封建专制政权的必然产物，也将随着封建政权的垮台而消灭。这种极端黑暗腐朽的专制政治的出现和存在，严重影响到当时的政局，危害人民的利益，阻碍社会的进步，这不能不说是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