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争国本”党争之嚆矢

顾宪成肇始于万历年间的东林党争，反映了明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基本脉络。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为领袖的政治派别“东林党”与以王锡爵、沈一贯等为首的“浙党”以及“齐党”、“楚党”、“宣党”、阉党等进行激烈的斗争，以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念。但是他们的活动未能改变明政权行将灭亡的厄运，只是给后人留下了“党人碑后勒遗文”的启迪。

嘉靖、万历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世宗朱厚熜以藩王入继帝位，作为其伯父、孝宗朱祐樘的继承人做上了皇帝。但是，从血缘关系看，世宗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那么，即位后的朱厚熜是要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即父亲）呢，还是称孝宗为皇考？世宗下旨令群臣讨论这个问题。朝臣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以杨廷和为首的一派主张应遵循封建礼法，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考，而以张璁为首的一派则迎合世宗的旨意，认为继统不继嗣，应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两派争了三年，最终以有世宗作后台的张璁派取胜。反对派一百多人被廷杖下狱，十余人被杖死，还有一些被谪戍或罢官，而张璁因迎合世宗旨意得宠，取得了内阁首辅的位置。统治阶级内部的这场大辩论，封建史家称之为“大礼议”。“大礼议”之争的实质是官僚集团争夺内阁首辅权位的利害冲突。嘉靖、隆庆两朝，各派官僚对内阁首辅权位的争夺从无间断，任何一个新任首辅莫不是踩在旧任的肩膀上而上台的。官僚们倾轧排挤，此上彼下，纷争不已。

不过，嘉靖朝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虽然激烈，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门户。到了万历朝，由于社会危机加深，各派官僚集团的政见不同，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利害冲突发展到了高峰，因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更为尖锐复杂，党争也就更加激烈。他们拉帮结派，势同水火，激烈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王朝覆亡时为止。

激烈的党争是从万历朝的“争国本”开始的。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六年大婚，时年16岁，皇后王氏，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年方13岁。大婚后，皇后一直没有生育。而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生下朱常洛，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朱常洵。王恭妃无宠，但郑贵妃最得神宗宠爱，是其感情的寄托，因而，郑贵妃就恃宠企图为其子朱常洵谋取皇位继承权。但是，当时的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所谓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屡次上书请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对册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迟。于是，舆论蜂起，有官员怀疑郑贵妃从中作梗，便攻击执政，痛责首辅申时行“阳附群臣之议以请立，而阴缓其事以内交”，说他和王锡爵依违其间，不敢秉公力争。申时行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辞官。但是，另两位力请立朱常洛的辅臣许国、王家屏，也因忤神宗意，被斥出阁。这个问题争了十五年，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神宗才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封建时代认为太子乃“天下之本”，所以这一场争吵便叫作“争国本”。

在“国本”之争中，明末统治阶级分成了三派，即册立派、反册立派以及处于两派之间的摇摆派。摇摆派主要是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等辅臣，他们虽然经常参与册立派的斗争，但又对皇帝阿顺唯诺，“婉转调护”。册立派争“国本”，不仅是与反册立派较量，也是和摇摆派作斗争。摇摆派也拉帮结派，利用“国本”之争打击、迫害正直之人及其政治反对派。迨沈一贯罢职，朝野明显分为了两大阵营，“批鳞直言、羽翼太子者，正人也；阿附宫闱、迎合上意者，小人也。”邪派官吏各自结党，并指正人为东林党，加以攻讦。可以说，“国本”之争使明末大臣间的矛盾扩大，加剧了党争，也为他们进一步攻讦提供了论题。

东林书院东林党以顾宪成等为核心。在“争国本”时，时任吏部文选郎中的顾宪成力主册立朱常洛，使神宗皇帝内心非常不满。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为吏部缺官，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推举王家屏，与当政者意愿不符，被削了官职。他毫无眷恋之意，毅然回乡到家无锡，修复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里面讲学。最初的东林党人主要是罢官废吏，他们在“国本”之争中积聚力量，“身去而名益高”。他们和朝中的正直之臣遥相应和，抨击时政，臧否人物、自负气节，和当权派相对抗。东林书院无形中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反对派就把他们称为“东林党”。

浙江宁波人沈一贯善于迎合神宗旨意，于万历二十二年入阁，从万历三十年（1602）始任首辅。他纠集浙江籍京官，专与东林党人作对，被称为“浙党”。此外，还有“齐党”、“楚党”、“宣（安徽宣城）党”、“昆（江苏昆山）党”等，都是以地缘关系串通为帮派体系，其中浙党势大，齐、楚诸党依附于它。他们联合攻击东林党，被时人看作邪党。两大派展开激烈的争夺，互相倾轧，各不妥协。明人文秉说：“门户之局，胎兆于娄东（王锡爵），派歧于四明（沈一贯），衅开于淮抚（李三才），而究以国本为归宿。其为东林者，则羽翼国本者；其为四明者，则操戈东林者。此外，则秦、晋、齐、楚、西江称强，然声应气求，要不出此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本”之争为明末党争攻讦作了成员准备。此外，明神宗怠于政事，对廷臣的争讼攻讦听之任之，无疑也加剧了党争。据《明史》称神宗“怠于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渐立门户，以危言激论相尚。”

鉴于晚明时期吏治的严重腐败，由于党争利益的需要，各党都利用“京察”的机会排挤打击对立派。

所谓“京察”，指的是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相当于今日的考勤考绩。规定六年考核一次，每逢巳、亥年举行。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由于考核的结果决定官员的升迁，故而深受朝野上下的瞩目。万历二十一年（1593），顾宪成不满于浙党阁臣的倒行逆施，借京察的机会，操纵吏部罢黜与阁臣过从甚密的一些官僚，引起了王锡爵等人的强烈不满。平心而论，此次京察的主持者——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等人，都是比较正直的官吏。在这次京察中，他们基本上还是做到了秉公澄汰、无所徇私。例如，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孙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两人均因考评不佳被斥黜。不过，由于主持京察者得罪了内阁权臣和被黜官吏的亲朋师友，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也就成了门户党争的重要一幕。特别是在此后门户党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在京察中提拔贤能、降邪黜恶的可能越来越小，而结党营私、打击异己、扶植同党的色彩却日趋加重。

万历后期，东林党与浙党双方的争斗愈演愈烈，口头论争已不能发泄怨恨，故而双方均殚精竭虑地排斥异己。不遗余力地借京察逐罢对方在朝的官员，也就成了党争的重要内容。万历三十三年（1605），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均受贬谪。万历三十九年（1611），东林党人再次借考察京官之机，联合吏部尚书孙丕扬逐斥浙党诸人。与此同时，南京的京察却为齐、楚、浙党主持，因此，在那里的东林党人便大受斥逐。不久，浙党方从哲入阁成为辅臣，浙党乘机反扑，将号称“清流”的东林党人驱逐殆尽。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丁巳京察时，方从哲又当上了首辅，浙党势力愈益膨胀，对东林党人更是极尽打击迫害之能事。光宗去世后，杨涟、左光斗等人拥立光宗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此即“熹宗”，翌年（1621）改元“天启”。当时，浙党首领方从哲因“红丸”诸案被迫辞归，东林党人暂居上风。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叶向高复出，担任首辅，邹元标、高攀龙赵南星和高攀龙等人也纷纷跻身于大僚之列，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人又控制了言路。于是，内阁、都察院、吏部、礼部等要职均为东林党人所把持。一时间，东林党人的势力空前发展。这时的东林党人，早已为朋党门户的倾轧冲昏了头脑，他们一旦大权在握，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不遗余力地对政敌加以排斥和大肆报复，甚至凡是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均被他们视作“邪党”而遭逐斥。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赵南星出掌吏部，更是培植私人，大肆报复，任意黜免与他们政见不合的朝官，这就使得非东林党官僚不得不另找靠山，纠集力量重新与东林党人较量，使党争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