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才艺高超成就大业

张居正改革是在明代中叶以来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实行的政治变革。在张居正秉政期间，对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整顿了吏治，巩固了边防，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明显的好转。据记载，万历初年太仓的积粟可支用十年，国库的储蓄多达四百余万，国泰民安，国力臻于极盛。从这些方面来看，张居正改革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因此，他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誉为“宰相之杰”。

改革是统治集团运用国家机器解决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一种手段，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改革呈现不同的类型。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战国变法（如商鞅变法等），社会经济恢复时期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以及社会经济危机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等等。就类型相同的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而言，其结局和效果完全不同，王安石变法很快夭折，而张居正改革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张居正自身具有锐意改革、勇于任事的精神。如前所述，张居正自幼聪颖绝伦，是嘉靖时期的二甲进士。可以说，他才学过人，有胆有识。他以天下为己任，视“爱憎毁誉等于浮名”，牢牢握住大权强行推广改革，虽遇丁忧、病重，亦毫不放松。这种不怕攻击诽谤、任劳任怨、锐意改革、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创业者、改革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如果没有强烈的责任感、过人的胆识和广阔的胸怀，是承受不起创业、改革给自身带来的巨大压力的。这种坚定不移与雷厉风行、带头实干的作风，是改革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主观因素。

其次，他善于把握有利时机，积极争取各种力量为我所用。争取皇权的支持，并取得了对皇权实际上有限度的控制，这对改革的顺利推行至关重要。中国历史发展到明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皇权专制得到空前的巩固和提高，如废丞相，设内阁；废大都督府，设五军都督府；设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正因如此，任何大臣之能否入阁，入阁后能有多大权力，能否推行其主张，能否持久任职，其关键要看能否取得和保持皇帝（皇室）对自己的宠信和支持。张居正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明穆宗英年早逝后，年仅十岁的太子继位，即明神宗。年幼的皇帝一时未能亲裁政事，皇权的运行存在很大的空隙。张居正与宦官冯保联合赶走高拱之后，以顾命大臣、师保和首辅的身份，从多方面争取皇权的支持。他运用经筵、日讲等方式向年幼的明神宗灌输自己的为政思想，密切君臣之间的关系，使皇帝对自己敬若神明，言听计从；他严格要求皇帝上朝，以免形成因君臣阻隔、君主被宦官包围而受控于宦官的局面；他教神宗学习太祖、成祖对章奏的批阅，防止宦官独揽批阅权；他利用李太后望子成龙的愿望，满足其徽号上的野心，获得了太后的信任，太后委其以大柄和对皇帝朝夕纳诲之责。正是在强有力的皇权支持下，张居正才力排各种阻力，展布自己的政治抱负，较顺利地推行改革。

对于长期以来与内阁倾轧争权的宦官势力，张居正不是与之对立以争高低，而是尽量缓和矛盾，力求将阻力转化为助力，取得对方的支持与合作，这在与冯保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冯保是李太后母子的“肺腑内臣”，是被昵称为“大伴”的司礼太监。高拱担任首辅后，要求集权力于内阁，曾亲自出面并示意科道等官点名弹劾冯保；朝臣们对“任命太监冯保入司礼监”，又为在穆宗遗诏中加有命顾命三大臣“同司礼监协心辅政”等争论不休，以致一时廷议沸腾，冯保处境困窘。就在关键时刻，张居正对冯保采取了认可态度，并将高拱欲弹劾并驱除冯保的秘密告知冯保（高拱要张居正和他合作，除掉冯保）。冯保冯保得知后，先发制人，到两宫倾诉高拱的罪状。于是，张居正与冯保联合，驱除了高拱。从此，张居正获得了首辅的宝座，冯保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在此后的日常政务和事务中，张居正又对冯保采取有限度的忍让和加倍的礼遇，以搞好关系，二人关系竟“胶漆如一人”。于是，冯保便成了张居正与宫闱内的皇帝、太后交通信息的有效渠道，总是为他的改革排除各种障碍。借助于冯保有效的钳制，内宦以及内戚们也不再擅权作恶。综观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冯保“为之左右”，替他在宫中打点，达到了“宫府一体”的地步。这在宦官往往压制内阁，干扰朝政的明代，是极为难得的。以致有人谓：“江陵之得国也，以大珰冯保力”。就是这样，张居正得以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抱负。

张居正还善于发现和培养改革的骨干分子，用人得力。在推行“考成法”淘汰官僚队伍中的冗沓分子的同时，他既争取过去拥护高拱的官员的支持，又大倡“惟才是用”，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他不仅知人善任，而且放手使用，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如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负责东北边防、被罢官的潘季驯主治黄河；任用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一带，在边境沿线整饬军备，修筑边防要塞，开垦屯田，储积钱谷，以期兵精粮足，战守有备。这些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成为张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

再次，张居正在改革中表现出高超的策略水平。张居正除了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从各方面争取到皇权的支持，妥善地处理与宫廷实权人物李太后、宦官冯保等人的关系外，还假托恢复“洪武祖制”之名，行改革之实。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已经把各种政制和律令基本确定下来，曾一再下令，后世子孙不得擅改洪武制度，此即后世官僚视作天条的“洪武祖制”。张居正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为自己的改革活动涂脂抹粉。虽然他集权于内阁，实行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对“祖制”的明显改易，但他于执政之初，就打出了“法祖”的旗号，一再声称自己改革的目标是要恢复明初的“洪武祖制”，从而极大地减轻了改革的阻力，创造了有利于改革的氛围。

最后，改革注意循序渐进，有条不紊。明朝进入中期以后，由盛转衰，危机四伏，各种矛盾突出暴露出来。吏治腐败、豪强兼并、军官贪污，这是当时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积弊。张居正正是抓住这些进行改革以“救时”。但改革从何入手，是全面铺开，还是循序渐进，这是一个大问题。尽管他看到财政危机十分严重，但“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只有整顿好吏治，才能有行法之人，所以张居正的改革从整顿吏治入手。而“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这“本源”在地方是督抚巡按，在全国则是中央政府。整顿好这些领导机构是关键，于是他以此为改革的突破口。在具体做法上，先采用平稳易行的考成法，加强对官吏的督促与考核，然后下令裁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的冗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同时恢复久已不行的皇帝面奖廉能制度，使忠于职守的官员受到鼓舞，更要报殊恩，成为表率。通过吏治改革，张居正获得了一个素质和效率较高的行政班子，为此后推行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

在推行赋役制度改革方面，一条鞭法虽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因势而行”之举，但他仍然先在湖广地区试行，取得可行性的证明后，才在全国推广。

总之，张居正以超人的胆识，尽量利用了历史舞台所能给他提供的条件，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活动，并取得了比商鞅、王安石变法所取得的更大的成果，其中有若干历史经验，值得后人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