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倭乱猖獗祸患无穷

戚继光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著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在抗击倭寇入侵的战争中取得了非凡的战绩，巩固了明代的海防。虽然其晚年遭受排挤和冷遇，但他在抗倭过程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将永垂青史。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随着地理知识的丰富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彼此间的往来越来越便捷。戚继光特别是中国东南沿海至日本航线的开通，为中日两国民间交往与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应该指出的是，海上航路的便利也给中央王朝的海防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长期以来，日本群岛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南部诸岛的武士与商人开始进入中国沿海，进行走私及烧杀抢劫等海盗活动。日本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称为“倭国”，因而中国朝野便将入侵骚扰沿海的日本海盗称为“倭寇”。中国海岸线漫长，沿海抗拒官府的绿林人士也大多以海上诸岛为根据地，与倭寇势力内外联手，共同向中央王朝的边区发动劫掠。这种严重的态势在明朝初年就已露端倪。但当时明朝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朱元璋先后派汤和、周德兴等将领在山东至福建的沿海各地修筑城堡，控制要害，巡视海道，严加防卫，所以未酿成大患。

倭患在嘉靖年间特别猖獗，这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有密切的关系。明世宗的昏愦腐朽以及严嵩的奸贪狠毒，前面已经述及，而尤其可恶的是严嵩竟然庇护、纵容通倭官僚，打击、陷害抗倭将领。如福建巡抚阮鹗通倭，案发后，以重金贿赂严嵩，得免治罪。相反的，抗倭将领张经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浙江王江泾大败倭寇，擒斩一千九百余人，取得御倭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但却因严嵩奸党赵文华的诬陷，功罪颠倒，张经被逮捕处死。抗倭名将俞大猷不会阿谀奉承，也遭到严嵩父子的陷害。严党的倒行逆施，使倭寇有机可乘，侵扰活动日益猖獗。

面对严重的倭乱，明王朝的千里海防却是衰敝无力，残破空虚。当时军屯制度遭到破坏，明人绘倭寇图卷军官虐待士卒，士卒纷纷逃亡。地处海防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卫所平均每卫只有一千七百九十七人，仅占原额五千六百人的百分之三十二左右，而其中有些还是虚额，还有不少是新入伍的和老弱病残之辈。海防军备器械也是非常落后，沿海战船，十存一二，遇警只好募渔船充数。“兵非素练，船非专业”，官兵畏敌如虎，望风逃窜。东南沿海辽阔的海防线上，几乎没有什么防卫力量可言。难怪倭寇大举进犯，如入无人之境，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屠杀和掠夺。

嘉靖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除了明朝政府控制的官方对外的“朝贡”贸易之外，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相当活跃。这些商人不顾朝廷海禁的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私相贸易”，牟取暴利，形成了人数众多、规模巨大、成群结伙的海上走私集团，来往于日本、南洋一带。其中势力较大的海上走私集团，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兼行劫掠”，如徽州（今安徽歙县）人王直，就是当时著名的海盗商人头目。他以日本平户为据点，自称“五峰大舶主”，勾结倭寇，“组织舰队，诱导日本、中国西海之贼，洗劫江浙沿海”。当明朝厉行海禁时，沿海一些商人豪富，因商业利益受到打击，便和这些流窜海上的海盗商人以及倭寇相互交结联络，“倭人借华人为耳目，华人以倭奴为爪牙，彼此相附，出没海岛”，里应外合，进行掳掠抢劫，使得倭寇的祸患更为严重。

嘉靖二年（1523）五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遣使者宗设来宁波通贡，另一封建主细川氏也遣贡使瑞佐、宋素卿前来。按宁波市舶司的规定，货物的验发以贡使所带的勘合号数为序，否则，就以船只入港的先后为准。当时宗设持的是正德朝的勘合，瑞佐、宋素卿持的是弘治朝的勘合。勘合不同，本应以入港先后为准。宗设的船先到，但宋素卿等贿赂市舶司太监，反得优先验发。后来在宴会时，瑞佐和宋素卿又位列上座，宗设居次。宗设不甘心受歧视，十分恼火，就施展出海盗凶杀的惯技，当场与瑞佐格斗。瑞佐被杀，宋素卿逃走。宗设追至绍兴，再从绍兴折回宁波，夺船入海。沿途焚杀劫掠，明朝军官战死多人，浙中大震。这就是所谓“争贡之役”。争贡之役是因市舶太监受贿枉法而触发的，也暴露了明朝海防的废弛和军队的懦弱。事后，明政府看不到政治和军事的弊端，错误地以为“倭患起于市舶”，遂撤销市舶司，停止对日的贸易。这种消极措施使正当的对外贸易和友好往来受阻碍，而走私活动却更加剧烈起来。从此，公开的交易转为暗中的走私，断绝了官方的大批收入，使奸商从中牟取暴利。并由这种私下交易引起的争端，酿成更为严重的“倭患”。

面对严重的“倭患”，明政府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派朱纨为浙江巡抚，兼提督福建沿海军务，负责抗倭事务。朱纨上任后，攻下倭寇巢穴——双屿港，擒杀通倭的海盗商人头目李光头，并追倭入福建沿海，擒杀了另一名头目许栋，在沿海一带布下防线，颇有成效。同时，朱纨又搜捕处死一批通倭的商民，严申通倭禁令。他的这些措施，引起了在朝的闽浙官僚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和通倭的沿海势家豪族有联系，并通过势家的通倭而获利，因而，他们群起而攻之，诬陷朱纨捕杀通倭商民是“擅杀”良民。朱纨势孤力单，慨叹“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最后，朱纨被罢官，并被逮捕办罪。他愤恨不过，服药自杀。“倭患”的出现使明朝官府内部相互倾轧的丑恶暴露无遗。

朱纨死后，浙闽防线被撤除，负责抗倭的巡抚官也罢设。自此，“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寇的祸害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