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应天巡抚陷入困顿

世宗死后，穆宗继位。新继位的皇帝早就听说了这位海刚峰的大名，因而海瑞很快官复原职，天下官民拍手称快。不久，海瑞又升为大理寺右寺丞，官居正五品，专管平反冤狱，开始了一段较为平静的仕宦生涯。先后历任两京左、右通政（正四品）等职。隆庆三年（1569）夏天，海瑞又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应天十府为明王朝财赋之区，号称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但由于连年受灾，加上贪官污吏盘剥、乡官横行、土地集中，明穆宗百姓粮、役负担特别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松江更为严重。海瑞在《被论自陈不职疏》里指出：“盖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怒而恨，两京十二省无有也。”海瑞下决心要改变这个局面。到任之后，他锐意兴革，整肃吏治，力摧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一切以黎民百姓的利益为重。然而此举掀起了轩然大波，几乎完全断送了海瑞的仕宦生涯。

名满天下的海瑞莅任应天十府后，政治风云突变，官员们心惊胆颤，有的望风解绶，逃于外省避风，有的赶忙收敛平时穷奢极欲的习气，装成安分守职的样子。有个显赫的权贵，把自己的门第漆成红色的，以示招摇，听说海瑞要来了，一夜之间就改漆成黑色的；一个太监任监江南织造，历来骄横侈纵，出入乘八人肩舆，看到海瑞来了，心里很不自在，遂将八人肩舆，改成四人肩舆。海瑞的到来，在应天十府的官场中造成一种威慑的气氛。但是，他却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应天十府政治与经济百孔千疮，工作从何入手？那一年松江一带正闹水灾，一直到深秋季节，许多良田仍然浸在水里，原因是吴淞江、白茆河年久失修，河床堵塞。于是，海瑞决定，头一项工作就从整修吴淞江、白茆河入手。

吴淞江引太湖水经黄浦江入海，但多年来到这里任水利官员的，却“旷职不修”，即使巡抚来了也不留心。于是，河床泥沙，“日有积累，月有继嗣，通道填淤”，时间一久，太湖的水流不出来，奔涌回溢，便造成了巨害。海瑞在《开吴淞江疏》里说：“吴淞江一水，国计所需，民生信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缓也。”之后，海瑞又在《平白茆河疏》中，提出地处常熟县境内的白茆河因“水患不流泄”，三吴以北一些县“均受其害”。而三吴入海通道，南面是吴淞江，北面是白茆河，居中为刘家河。刘家河原无淤滞，吴淞江已动工开疏，如果白茆河也同时疏浚，这个地区的水害就会得到解决。为了疏浚吴淞江、白茆河，海瑞亲自派人作了实地勘查，计算所应挖掘的土方及所费银两，然后提出以工代赈的办法。当时饥民很多，处于饥饿无食的状态。如果不修吴淞江、白茆河，也不能看着百姓饿死，那就得开仓赈济，如果疏浚吴淞江、白茆河，实行以工代赈，则可兴修水利，又可达到赈济饥民的目的。正如海瑞在上疏时指出的，这时“青黄不接，饥民尚苦无处趁食，官发银米赈济，势之所必然也”，如果“兴工之中，兼行赈济，既有利于目前之饥民，河道开通，且有望今秋之成熟”。

海瑞的以工代赈收到预期的效果，一方面是所有费用“不取之民，不损之官”，只用本来就应用作救济的仓库积储就能解决；另一方面，也稳定了饥民的情绪，因为实行“兴工之中，兼行赈济，千万饥民，稍安戢矣”。更重要的是由于吴淞江、白茆河的治理，在一个时期内消除了三吴地区的水患。就连当时反对海瑞的大地主、松江人何良俊也不得不承认：“前年海刚峰任应天巡抚，遂一力开浚吴淞江。隆庆四年（1570）、五年（1571）这个地区皆有大水，百姓没有遭受水害，即开吴淞江之力也。如果没有海瑞倡开吴淞江，怎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呢？”有个想和海瑞作对的按院，也不得不私下惊叹曰：“万世功被他成了。”

海瑞到任后，发现“天下财货，皆聚于豪势之家”，特别是土地兼并非常严重。豪强田连阡陌，弱者无立锥之地，丧失土地的农民被迫四处流亡。一州一县之内，流徙之民，常居其半。这种状况不仅导致朝廷的税赋不足，更激化了社会矛盾。面对如此敏感而棘手的难题，海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从土地问题开刀，逼令侵夺民田的官绅之家退田。而当地占地最广的士绅之一是对海瑞有恩的退休首辅徐阶，其产业之多，令人骇异，据说有田数十万亩。海瑞对之一视同仁，责成徐阶退其田亩半数以上。这使饱受势豪欺压的平民有了扬眉吐气、申诉冤屈的机会，却让徐阶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贫苦农民成群结队，沿街呼号，每日都有上千人在徐府门前示威哄闹。徐府家人无计可施，只得取来臭泥粪堆在院前，见有人闯入便用泥泼出。由此，徐阶对海瑞恨之入骨。作为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权臣，徐阶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的暗中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海瑞的命运。

海瑞的另外一项重要改革更是激起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反感，使一度众望所归的海瑞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这就是“裁减邮传冗费”。驿路在中国古代交通运输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开国之初，朱元璋等人即特别重视驿路的建设，为公差人员的往来提供方便，并制定了较严格的规定：“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州县官吏不准参与驿递之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种种原因，这种制度已形同虚设。驿递经费的拮据促使来往官吏责成地方官提供所需车马，地方官为交好路过的高官也主动地提供方便，而这种额外的费用都向境内的民户摊派，自然增加了民户的负担。海瑞莅任后，发现“过客之费，不减贪吏”，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更张，大幅度地削减来往官吏的招待费用，甚至对细枝末节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如将鼓吹旌旗手由原来的八人改为一人，舆夫扛夫由二十四名改为四名。

海瑞的本意在于减轻平民的负担，缓和社会矛盾，无可厚非，但这种处理方式不免过于简单，大有“不近人情”之嫌。封建时代官吏升迁转调相当频繁，而且一般均携带家眷。在交通条件相当艰苦的年代，长距离的辗转奔波是非常不容易的，正如俗语云：“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而改善交通环境与设施，则是官府的重要责任，如果朝廷对此忽视不理，必将使这种交通运输矛盾更加突出，增加奔波中的各级官吏的痛苦，明代驿站的演变正说明了这一点。驿递制度自洪武年间确立后，一直未作任何更订，至海瑞生活的年代，已有近二百年的时间。原有的制度显然已大大过时，日趋腐败的明朝政府对此视而不见，各级地方官吏必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干预与调整，为来往官吏提供便利，很难一概归结为阿谀逢迎。海瑞对此缺乏认真的分析，闭口不谈朝廷对驿递制度弊端的责任，却简单地以“恢复祖制”为旗号，一味削减官吏驿站待遇，使过往的官吏陷于无人理睬的境地，扛夫与驿马不足，只得自己掏钱另外雇请，可谓苦不堪言。有的官吏甚至干脆绕道而行，离开海瑞的辖区。应天十府的各级官吏怨声载道，对海瑞的这种更张均持反对态度。“众怒难犯”，在官官相护的封建官场上更是如此，这使海瑞在遭到弹劾与攻击时再也没有人肯站出来替他鸣不平了。

海瑞就任应天巡抚仅仅半年，和应天十府有关联的朝、野官员便对海瑞群起而攻之。首起发难的是给事中舒化，他以为海瑞做事“不达政体”，应召到南京任清闲之职。另外一个给事中戴凤翔以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弹劾海瑞。对此，海瑞十分愤慨，他在《被论自陈不职疏》中对戴凤翔的诬蔑进行逐条反驳。指出：“凤翔不考其初，据今日论，谓民为虎，乡官为肉，不知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二十余年为肉，今日乡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夺之，今还之，原非乡官之肉，况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臣窃恐凤翔居乡，亦是此景乡官也。”反驳词严义正，句句在理。但是，海瑞还是被罢免了应天巡抚之职。虽然当地百姓听说海瑞将离任，“号泣载道”，但绝大部分官绅们则额手称庆，相互道喜。

在海瑞将要赴新职之时，首辅高拱又乘机倾轧，裁革其南京粮储都御史之职。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报复，刚直的海瑞愤愤不平，毅然上疏告病还乡，心灰意冷地回到琼山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