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恃权树威排斥异己

在虚惊一场之后执掌大权的刘瑾，对于曾经使他身陷绝境的大臣们恨之入骨，于是便首先向他们开刀。为了打击异己，刘瑾私下想出了几种办法：一是罚米输边，凡是违背刘瑾者，动辄处以罚米输边，多至数千石，少亦数百石，官员往往被逼得家破人亡。二是去衣廷杖。明初廷杖本是侮辱大臣的一种手段，故允许受杖之人重毡叠裹，垫以棉衣，这样不易造成伤残。刘瑾却令去衣廷杖，以致受杖之人非伤即亡。三是枷号发遣。刘瑾规定，罪无轻重，一律决杖戍边，并且枷号发遣。他还创制大枷，重至一百五十斤，戴上这种枷，不几天就可致人死命。刘瑾的阴险毒辣由此可见一斑。

首先被报复的是太监王岳、徐智、范亨，他们已被逮捕，刘瑾亲为拷讯，尽施酷刑。后武宗下诏将他们发遣南京，刘瑾则必欲诛之而后快，于是派刺客埋伏途中，于山东临清杀害王岳、范亨，徐智双臂被折，勉强逃得性命。时都御史朱钦巡抚山东，为此上奏鸣不平，谁知奏疏落到刘瑾手中，他匿而不报，后寻找机会，捏造酿酒违禁罪，将朱钦逮捕至京，罢官削籍。罚米三百石，亲输于大同。

然后，刘瑾要报复的当然是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户部尚书韩文等。这些正直的大臣知道朝政无法挽回，遂连连疏请致仕。刘瑾正恨此辈，矫旨准其致仕。为了树立自己的淫威，刘瑾悍然下令百官跪在金水桥南，听其宣示所谓“奸党”五十多人。刘健、谢迁名列榜首，皆被削籍为民。唯独李东阳，因素以文名重天下而被留用。给事中刘玉等闻二阁老罢去，上疏请留二人；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蒋钦等也疏请“留保辅，以安社稷”。刘瑾见疏大怒，乘武宗击球走马、玩兴正浓之时，送上奏本，请为审览。武宗略一扫视，随手掷交刘瑾说：“此辈胡言，先生自为处置便了。”刘瑾得此一语，即刻传旨尽逮谏臣，一并杖责下诏狱。蒋钦削籍为民，出狱后三日，再疏劾刘瑾，被复逮入狱，如此反复再三，终遭杖毙狱中。御史王时中也曾于正德元年（1506）疏劾刘瑾。刘瑾把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上，伺机打击。后来，王时中巡按宣府、大同，刘瑾就指使其党羽诬陷，把王时中逮捕，让他戴着重枷，在露天里连站三天。王时中几次昏倒，差点被折磨死。对于早已被革职的官员，刘瑾也不肯善罢甘休。如韩文被革职还乡，刘瑾派官校把他从家乡逮捕进京，投入锦衣卫监狱，严刑拷打。关几个月后，又罚米二千石，命他亲自到大同交纳。文武百官的陟黜生杀，全凭刘瑾的喜恶。他高兴抓谁，随时可以派校尉把谁抓来，或是严刑拷打，或是谪戍充军，或是派特务在半路暗杀。

刘瑾的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那些曾经弹劾过自己的人，他一个都不放过。五官监侯杨源曾借天象示警，劝武宗惩办“八虎”，后被刘瑾矫旨杖三十。不久，杨源又针对刘瑾窃权，上疏请求武宗收揽政柄，预防祸患。刘瑾大怒，又矫旨杖其六十。杖后将其谪戍，杨源由于伤势过重，终于死于途中。原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漕运总督邵宝、平江伯陈熊、吏部尚书许进、南京户部尚书雍泰等皆因不愿谄媚刘瑾而遭到迫害。

刘瑾见武宗日夜淫乐，便乘机窃取权柄。他总是看准武宗玩得兴头正高的时候才上前奏事，或者拿出一大堆奏章请他裁决。武宗哪能顾上这些，便非常厌烦地挥挥手说：“朕用你是干什么的？老是来麻烦我。去，去！”这样几次之后，刘瑾便不再奏请，独自专断。开初，他还把奏章送到内阁拟旨，但内阁的秉笔官员总得探询刘瑾的口气，然后才拟出意见，碰到大事还叫堂候官向他请示后才敢下笔。后来，刘瑾干脆把奏章文书带回自己家中处理。因此，天天都有一大批各府部衙门的官员在他家门口等候汇报公事，而科道部属以下的小官还须跪着等待，如同等候皇帝召见一般。

当时所有文武官员的奏章必须先用红揭呈送刘瑾，叫“红本”，然后送通政司，叫“白本”。官员在奏章里和平时的谈话中都必须称刘太监，不可直呼其名。都察院有一次忽略，在公文中误写“刘瑾”二字，被他怒骂一顿，都御史只好率领僚属跪着请罪，才得无事。朝中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登门私谒者，都是相率跪拜。大小官员奉命出外或差事办完回京的，朝见了武宗之后，还必须去拜见刘瑾，这已成了当时的一条规矩。期间，刘瑾权倾朝廷，武宗成了傀儡，所以，当时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北京城里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刘瑾欺上压下，怕人反对，便派出东厂、西厂特务四出刺探；还在东厂、西厂之外，设一个“内行厂”，由他直接掌管，连东厂、西厂的人，也要受内行厂监视。被这些特务机构抓去的人，都受到残酷刑罚，被迫害致死的人不计其数，民间怨声载道。

刘瑾为牢牢控制朝中大权，把他认为的异己者一律列入奸党名单内，宣布朝廷内外不得任用。许多正直的朝臣一看朝政黑暗，便纷纷递上辞呈，刘瑾一一批准他们的请求，立即在腾出的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亲信。有时，他仅在一张纸上写谁做什么官，六部便要照他的意思安排。这样，从内阁到六部，从都督到监军，从巡抚到知县，都有了刘瑾的爪牙，朝中上下、内外组成了一个以刘瑾为首的阉党集团，掌握着内外大权。

刘瑾一手遮天，专横跋扈，当然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正德三年（1508）六月，发生了一件匿名揭帖事件，轰动朝廷。

当时，武宗午朝之后，正待车驾回宫，在路上得到一份揭发刘瑾罪行的匿名揭帖。武宗看后交给了刘瑾。刘瑾阅后大怒，假传皇上旨意，命朝中大臣一律到奉天门前跪下，让众人交出写匿名揭帖的人。当时盛夏酷暑，烈日中天，人人大汗淋漓。太监李荣不忍，令小太监拉来西瓜，分掷众官解渴，并令众官可暂起自由活动。群臣正疲惫暑热难耐，听此如遇大赦，纷纷起来食瓜。瓜未吃完，忽见刘瑾远远赶来，众人忙跪不迭。太监黄伟实在目不忍睹，对众官说：“书中所言，皆为国为民，大丈夫当死即死，何不自认承当，使嫁祸于他人？”刘瑾正好听得，大喝一声：“谁言为国为民，有理何不露章直上，匿名勾当，岂大丈夫所为？”说完便返身入内，传出中旨，立即撤去李荣、黄伟的差使。

盛夏之中，文武百官三百余人，从正午一直跪到日暮，十数人中暑倒地不起。然后又被一齐下了诏狱。当时三百余人戴罪，真有狱满为患之说。次日，内阁上书解救，刘瑾不从。后刘瑾查知匿名揭帖出于内寺，才将众官放出。然刑部主事何铖、顺天推官周臣、礼部进士陆坤，皆因受暑过度而死。

经过刘瑾的大清洗，几年间所有的异己势力都被他打击排挤殆尽，其权势也日益得到巩固，于是他开始独断专行、胡作非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