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宦官以专权而著名,而号称“立皇帝”的刘瑾是其中之一。其贪婪专横、阴险狡诈,在历代宦官中是屈指可数的。他专权五载,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最终落得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正应了那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人们不禁要问,一介内臣,竟然如此嚣张,到底玩弄何种权术?
刘瑾,陕西兴平人。关于他的家世,史书无明确记述。他本姓谈,在六岁那年,被镇守太监刘顺收为义子,改姓刘。刘瑾刘顺将他阉割,带入宫中服役。
刘瑾入宫以后,从老宦官那里听到关于太监王振的许多传闻。他非常羡慕王振的权势,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出人头地,成为一个权倾朝野的太监。为了实现这种政治野心,他仿效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权术,施展察言观色、见机行事、阳奉阴违、挑拨离间等看家本领,以骗取主子的信任。
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让刘瑾掌管钟鼓司。钟鼓司是宫中负责管理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的机构,在明代宦官衙门中,这个机构的地位是最低下的:
“内职惟钟鼓司最贱,至不齿于内庭,呼曰东衙门。闻入此司者例不得他迁。”就在这样一个“不齿于内庭”,且“例不得他迁”的衙门里,一次刘瑾出宫办差,与市人发生纠纷,将一市民殴打致死,被拿下关押治罪,依法当判其死刑。后经曹元周旋,赂通刑部主事朱恩,减罪,杖一百,这才保住了性命。这件事对刘瑾的刺激相当深,事后,在宦官李广的引荐下,刘瑾得以继续留在宫内服役,却也事事倍加谨慎小心了。
明弘治五年(1492)三月,孝宗朱祐樘立长子朱厚照为皇太子。孝宗见刘瑾善言会道,明孝宗能谈古论今,奉事小心,就让他去伺奉东宫太子,并嘱咐他要好好伺奉。刘瑾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根据历史经验,一旦太子登上大宝,原来的“东宫”侍从就会因旧恩得到重用,那么刘瑾的出头之日也就随之来到了。自此以后,他与太子共起居,处处依从太子,千方百计博得太子的欢心,这为他日后进身打下了基础。
弘治十八年(1506)五月初六日,年仅36岁的孝宗突然病死。五月十八日,太子朱厚照依制继皇帝位,是为明武宗。这一年,朱厚照15岁。
明自土木之变以后进入中期,朝政日益腐败。孝宗朱祐樘即位后,对统治集团的腐败现象有所遏制,他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用封建礼制来克制自己的享乐欲望,从而保持了较为清醒的政治头脑。当时的大臣如刘健、谢迁,也都是廉洁正直之人,有“贤宰辅”之称。所以孝宗在位的18年,政治较为清明,史称“弘治中兴”。但明朝毕竟已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者内部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激烈,其势已不可逆转。孝宗一死,武宗即位,统治集团的腐朽化便如决堤洪水,奔而下,不可收拾。
明武宗刘瑾在武宗即位后,很快就被升为钟鼓司掌印太监。他利用职务上的方便,每天进献歌舞、杂技、杂戏供武宗享乐,奉上鹰犬、弓矢,诱使武宗打猎游玩。武宗十分欢喜,对刘瑾更加信任。当时尽力奉承迎合武宗享乐欲望的,还有马永成、高风、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他们都是武宗当太子时身边的宦官,备受武宗宠信。他们欺上瞒下,恣意横行,与刘瑾一起被时人称为“八虎”。刘瑾又是这虎中之王,尤为狡猾狠毒,成为“八虎”之首。
“八虎”日进声色犬马,引导武宗整日击球走马,游宴玩乐。日游不足,夜以继之,使得武宗精力虚耗,对朝政大事一概置之不问,给正德初年的政治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王振专权的悲剧可能再度重演,这不能不引起朝臣们的忧虑。内阁辅臣刘健、谢迁、李东阳、韩文等毅然出面上书,陈述“八虎”的危害:“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如不治罪,“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要求武宗执行先帝的遗命罢黜宦官,处死刘瑾等“八虎”,还希望皇上以国事为重,勤政讲学,亲贤臣,远小人,以振肃纲纪。武宗见到刘健等人的奏章后,受到很大的震动,但却不肯照办,对其他朝臣的奏章也不肯答复。
武宗对刘瑾等人的袒护引起了朝臣的激愤,他们纷纷敦促武宗纳谏,处置太监。武宗见朝臣反对强烈,不得已派司礼监太监陈宪、李荣、王岳到内阁传达武宗贬调刘瑾等人到南京服役的旨意。但刘健等大臣执意不同意武宗的这种处置方法。太监王岳、范亨、徐智平日对刘瑾等人的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因此也站在朝臣一方,把刘健等大臣坚持处死刘瑾的意见全面向武宗作了回奏,同时,也表明他们支持朝臣的立场,武宗受到朝野内外的强大压力,只好答应刘健的请求,准备第二天早朝宣布处死刘瑾等人。
谁知事有意外。当时吏部尚书马文升去职之后,已由焦芳改任。焦芳素与刘瑾狼狈为奸,他闻知此变,连忙派人密告刘瑾。此刻天已薄暮,刘瑾早闻内阁弹劾自己,但还不知武宗意向如何。危惧之中,正与七人商议对策。突然得到焦芳派人送来的密报,八人面如土色,伏案而哭,不知所措。
刘瑾不愧是首恶,事到如此,竟能从容冷笑道:“我辈头颅尚在,何必惊慌如此,随我来!”七人便随刘瑾直趋大内,环跪于武宗周围,哭求饶命。武宗看到他们一个个哭得泪下如雨,十分可怜,又想到他们在自己身边多年效力,一时恻隐之心大动。刘瑾一见哭求奏效,立刻进谗言说:“陷害我们的人是王岳,他勾结朝臣,想限制皇上外出宫门,故意先除掉我们,使其控制皇上的阴谋得逞。再者,富有四海的皇上,玩几只鹰犬,又有什么关系?这不过是王岳的借口而已。假如司礼监有一个值得皇上信赖的人,阁臣难道敢这样放肆地逼迫皇上吗?”
武宗本来就感到以刘健为首的阁臣对自己牵制很大,使自己难以为所欲为,听刘瑾这样一说,更是如火上浇油,他立刻大怒,下旨以刘瑾为司礼监太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连夜逮捕了王岳、范亨、徐智,将其押送到南京服役。
司礼监是很重要的内宫官署,有掌印太监一名,秉笔太监八九名。在明朝,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辅臣做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叫做“票拟”,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即红笔)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红”。有的皇帝如果不勤于政事,便让司礼监宠信的太监代笔,这就给太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可能。另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权:传达皇帝旨意。有时由秉笔太监记录下皇帝的话,然后让内阁起草,或者由太监口头传达给有关大臣。这种制度直接给宦官造成了篡改圣旨的机会。刘瑾升任司礼监的主管,这是他专横跋扈的重要资本。
次日早晨,诸大臣正高兴地静待武宗裁决逆党,万万没有想到,一夜工夫,刘瑾竟凭三寸不烂之舌,颠倒乾坤,“八虎”不仅没有被处死,反而升了官,控制了武宗身边的要害部门。武宗的意气用事、不辨是非给明朝带来了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