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精忠报国名垂史册

于谦出生于仕宦之家，祖父做过兵部主事，父亲则“隐德不仕”。其祖其父诚信忠直、鄙污轻财的品格，给少年时代的于谦以极大的影响。通过科举考试而步入仕途的于谦，严于律己，清正廉明，恪尽职守，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处处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于谦长期担任地方官，深知百姓疾苦。在封建社会里，民众最为痛苦的是冤不能伸，灾不能赈，贪官污吏欺压剥削。于谦下定“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决心，为民伸冤，赈济灾民，打击贪官污吏。

于谦中进士后的第二年（1422），吏部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御史是言官，要敢于直言，反映民瘼，揭露贪官，往往被奸佞之臣视为眼中钉。故而御史时刻有被谪迁或流放的可能。于谦却做好被贬谪的准备，义无反顾地履行自己除贪安暴、保护民众的职责。他曾奉命考察湖广地方官军功过及安抚四川、贵州等地区的瑶民与僮民。到达后，他便微服私访，深入到瑶民、僮民之中，了解到明朝官军无辜滥杀少数民族人民，以其头冒充盗贼首级、邀功请赏的情况。对此情况，于谦大为震惊，他向朝廷直言禀报川、贵一带高级军官罪行。这些军官为了掩盖滥杀冒功的罪行，便极力行贿拉拢于谦，却遭到于谦的严词拒绝。他不徇私情，终于使这班贪冒之徒受到国法的严厉惩处，迫使明廷下令禁止军队“滥杀冒功”的犯罪行为，保护了瑶民、僮民的和平生活。

宣德二年（1427），于谦奉命巡抚江西，主要任务是严惩贪官污吏，抚恤黎民百姓，平反冤假错案。他到任后雷厉风行，严惩贪官污吏、地方豪强，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使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特别是他查办了江西宁王府以“和买”的名义压低物价、强行夺取、作恶多端的僚属，保护了商民利益，稳定了市场。他为受冤被判处死刑的数百人平反，因而深受人民的爱戴，被称为“于青天”。当他回京复命时，江西百姓扶老携幼号哭相送，并将他的长生牌供奉在江西郡学名宦祠中。

宣德五年（1430），山西、河南发生灾荒，于谦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便在抚院门前立了两块木牌，一块上写着“求通民情”；另一块上写着“愿闻利弊”。并身体力行，说到做到，“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一个封疆大员，能轻车简从，下到基层视察民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巡视辖境，“小有水旱，辄上闻。”当时地方发生灾情，上报朝廷，地方官要受处分。地方官员们为了邀功请赏，保住头上乌纱帽，往往粉饰太平，隐瞒灾情不报。这可苦了百姓，明明遭灾歉收，还要负担赋税。于谦则不同，他处处为民众着想。正统时，河南、山西积谷数百万，而百姓在青黄不接时无法下种，于谦便请以每年三月，令府州报缺粮下户，按分额支给官粮，俟秋收后归还。老病及贫穷不能还者，免其所贷，保证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每当灾荒严重时，于谦便开仓济民，施舍官粥，救活无数灾民。他还动员富户减价将余粮卖给饥民，奏请朝廷给匾、建坊对其予以表扬。于谦不遗余力，采取各种措施拯救灾民，得到百姓的赞誉。他当政为官是“爱养苍生如赤子”，愿意“化为甘雨润苍生”。所以在人民心中树立起廉政、不畏权贵的丰碑。

于谦志向高远，有一颗忠贞报国的赤子之心，“一寸丹心图报国”。“粉身碎骨全不怕”，愿作“救时宰相”，不惧任何困难，以天下为己任。他把精忠爱国看成是从政的最高目的。

当“土木堡之变”发生后，英宗被俘，人心惶惶之际，他毅然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口号，主张立新君景泰帝以绝也先之望，并呕心沥血备战设守，亲自披甲上阵，激励战士保国杀敌，使明室转危为安。

当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以后，他勤于国事，忧国忘身。整饬边防，备御边患；创立团营制，提高军队战斗力；选拔人才，任人唯贤；抚恤百姓，发展生产。

于谦本人被害，家属发配边地充军。抄家时，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他被害的消息传出后，路人嗟叹，无不认为这是天下的一大冤案。有个叫陈逵的官员，感念于谦的耿直和功绩，不畏徐、石等人的压力，收殓了他的遗骸。后来，于谦的女婿又把灵柩运回他的故乡杭州。于谦的祠墓和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祠墓同在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所以后人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以悼念、称颂岳飞、于谦两位英雄的气节和保家卫国的光辉业绩。

于谦时时、事事、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故《明史·于谦传》评价说：于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社稷，功伟矣。……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于谦这种“忧国忘家，身系安危”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