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夺门之变”以身殉国

景泰帝自己虽已亲王的身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其接班人并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英宗的儿子、他的侄儿朱见深。景帝陵这是在他当皇帝之前就已经立的太子。为了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景泰帝在景泰三年（1452）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景泰帝以为父子承传皇位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由“土木之变”引发的困厄似乎也该烟消云散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不走运的景泰帝却又遭受了另一场灾难。一年多后，新立的太子朱见济忽然夭折，皇储之事再次让景泰帝大伤脑筋。景泰帝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再也没人可以继立为太子了。本来，在废朱见深时，有些官员出于维护封建统序的想法，对这件事颇有微词。现在朱见济一死，他们又纷纷请求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地位。但是，景泰帝无意传位给朱见深，对那些官员的请求不予理睬。同时，他更加强了对南宫太上皇朱祁镇的监视与控制。英宗朱祁镇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但日子并不好过，景泰帝十分担心其兄夺其皇位，迎回之后，使居南宫，开始了对他实际上的软禁。景泰帝不许朝臣拜见英宗，也不许英宗与大臣私自往来。在“土木之变”之前，朱祁镇毕竟已做了14年的皇帝，在瓦剌军中只有一年左右的光景，“虎走威犹在”，他对群臣的影响的确是难以忽视的，景泰帝不得不防。

时至景泰八年（1457），朱祁钰一病不起，东宫太子还未确定，这引起了群臣的焦虑，景泰帝坚持不肯放弃帝位。于谦率文武大臣日日上疏请求尽早定东宫储位，可景泰帝迟迟不予答复，只答应正月十七日上朝时定议。此时，朝中以石亨、徐有贞为首的一些不得志的军人、政客，还有王振的余党、宦官曹吉祥等，企图利用景泰帝和英宗兄弟间的矛盾，发动宫廷政变。他们一起密谋策划，要趁景泰帝正在病中，迎英宗朱祁镇复辟，事成之后，论起迎复之功，自然人人都可加冠晋禄。计议已定，他们就在正月十六日半夜之后，以边官报警，应加强警备，以防万一为名，带兵千人进入皇宫，直奔软禁英宗的南宫，撞门毁墙，接出英宗，拥至奉天殿升座。当时文武百官正在朝堂等候景泰帝视朝，徐有贞对众人大呼：“上皇复位矣！”胁迫众官员进殿贺喜。事出仓猝，众官员一时摸不着头脑，十分惶恐，又见大殿上坐的果真是太上皇，只得列班朝贺。这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成功了。历史上称它为“夺门之变”，又叫“南宫复辟”。

英宗复辟后，废景泰帝仍为王，并把这一年改为天顺元年，病中的景泰帝被迁到西宫，没过几天就死了。也有说是被害死的。至于景泰帝究竟是怎样死的，成了明史上的一个疑案。景泰帝死后，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西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

“夺门之变”后，于谦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实于谦并没有公开反对英宗复位，但是英宗复出自然要小试牛刀，杀一儆百，以重现往日的威严；策划“夺门之变”的几个人也想借机证明自己行动的正当，同时震慑文武百官的不满情绪，于是，于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牺牲者。原来，这个策划南宫复辟的徐有贞就是当年主张迁都的徐理。他因为南迁的建议受到于谦的斥责和众人的耻笑，名声不好，才改名为徐有贞。后来，他又要求于谦在景泰帝面前推荐他当国子监祭酒，但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自然怀恨在心。“夺门之变”后大权在握的徐有贞为雪耻报仇，自然首先从于谦开刀。另一发动政变的头子石亨本是一个犯罪的军官，因于谦起用，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了战功，升了官。德胜门之捷，石亨的功劳不如于谦，事后却被晋封为侯，他自己心中惭愧，就上疏为于谦请功，并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为千户。于谦坚辞不受，并上疏说：“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及私恩。且石亨身为大将，不闻举荐一个幽隐，提拔一个行伍微贱以补军国，而独荐臣之子，于公议过得去吗？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在这件事上，石亨深恨于谦，并且埋怨于谦约束太严，自己不能肆意横行，内心甚为不满。石亨的侄儿石彪贪婪横暴，受到于谦的弹劾，因此，石亨对他更加仇恨，早欲伺机报复。太监曹吉祥也为平日受到制约，不能擅权，对于谦不满。加上于谦平时约束严格，纪律严明，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勋臣宿将，只要违反纪律，均按法处分，因而，一些小人对他既畏惧，又切齿痛恨。故他们群起而攻之，使于谦成为众矢之的。

徐有贞等人唆使言官诬蔑于谦阴谋迎立襄王（英宗的叔父）的儿子为太子，定于谦为“谋逆”死罪。卷疏上报英宗，英宗本人也觉处置太过，说道：“于谦实有大功于国家。”徐有贞迫不及待地上前言道：“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闻听此言，英宗顿时语塞。

这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英宗的心，这位重新复出、颇有喜色的君王登时回想起“土木之变”后自己亲身经历的种种不堪回首的日子。他自然不会忘记于谦那著名的“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英宗没有将由宠任王振而使王朝百姓惨遭涂炭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却把自己所受的磨难归咎在于谦身上。他对于谦的仇视是可想而知的。于谦是不欢迎他朱祁镇作皇帝的，“夺门之变”可以说是非法的叛乱，如不横下一条心，这皇帝宝座怎么坐得下去呢？想到这里，英宗杀机顿起，命将于谦等人在东市处斩。

面对莫须有的诬陷与栽赃，面对无耻之徒的挟私报复，于谦并不是不想抗辩与申诉，但他心里明白，自己是逃不过英宗这一关的。同样，满朝文武大臣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之中虽不乏良知未泯之士，但谁也不敢在此时抗颜强辩，为于谦鸣不平，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与于谦一起拥立景泰帝，在对待英宗的态度上也是模棱两可，他们同样害怕英宗追究。因此，于谦之死，从根本上说是有关皇帝废立的政治问题，拥立并忠于景泰帝的于谦在英宗复位之后，只有死路一条，这也是素称“刚烈忠义”的于谦无奈的结局。他保全了社稷，却无法保全自己的性命。

应该承认的是，在奉迎英宗的问题上，于谦确实犹豫再三，同样着眼于江山社稷，在选择的天平上，于谦是倾向于景泰帝一边的，他对英宗的昏庸与妄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评价和看法，也就在这一点上，于谦为自己掘下了危险的陷阱。在封建王朝中，只有专制帝王对其臣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不存在臣下选择帝王的自由，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这就是于谦悲惨结局的症结所在！

在杀害于谦的同时，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官僚又大搜所谓于谦党人，榜示天下，把于谦平时举荐、重用的一些官员、将领加以杀害、谪戍、罢官。一些希图取宠上爬的卑鄙小人无不以攻击于谦为进身之阶。这样还不够，他们又大改于谦创立的一些制度，连团营也被罢废，恢复原来的三大营。由于发动“夺门之变”之功，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佞臣得到英宗的重用。这些小人得志之后自然忘乎所以，擅作威福，曾横肆一时。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宗复辟后，思念王振，下诏恢复王振的官位，并以木头刻成王振的形状，招魂安葬，祀其牌位于智化寺，赐其祠名为“精忠”，英宗这种是非颠倒的行径真令后人悲叹！

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奸佞乱臣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于谦后来也得以平反昭雪。明宪宗借用李荐之语赞于谦曰：“皇天后土，鉴生平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明孝宗弘治帝以为于谦“能为国家建大议、决大事而成非常之功”。明神宗万历帝以于谦“有鞠躬报国之节，有定倾保大之勋”，谥曰“忠肃”。后又“祠于谦‘忠节’”。于谦被尊称为“于忠肃公”，受到后人的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