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土木之变示意图

确实，“土木之变”后，于谦临危受命，日夜操劳，不仅为朱祁钰及朝中文武所依赖，而且对鼓舞京中军民士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于谦推荐了一批有才能的官员，弹劾了一些不称职的大臣，自然遭到了这些人的嫉恨。当朱祁钰命满朝文武商议防御对策之时，于谦又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面对强大的敌人，主将石亨主张尽闭九门，坚壁以避敌锋。于谦坚决反对，他说：“敌人气势嚣张，而我为何又先示弱，使其更加轻视于我？”主张明朝守军全部到城外迎敌。这一对策得到了朱祁钰及文武官员的支持。

根据这一对策，于谦分遣诸将列阵于九门之外，下令尽闭各城门，以示明军誓与京城共存亡的抗战决心。他把自己安排在北面的德胜门外，和石亨一起，抵挡敌人的正面进攻。布置已定，于谦传令九门：“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人人效命。于谦本人戴盔披甲，亲临战阵巡视指挥，以自己的行动激励将士勇敢作战，保卫首都。

就在明朝守军严阵以待之时，瓦剌大军也进逼到北京城外。十月十一日，也先等人挟持英宗登上土城，叛敌宦官喜宁唆使也先令明朝大臣出迎圣驾。景泰帝朱祁钰无奈，派王复、赵荣等人出城朝见，也先以这二人官小，要于谦、石亨、王直等大臣出面，且索要金帛以万万计。景泰帝与一些大臣慑于也先等人的蛮横，有心议和，但于谦坚决反对，誓与一战。当瓦剌骑兵进攻德胜门时，于谦设伏兵，诱敌深入，然后出其不意，合围痛击，瓦剌军伤亡惨重。其他各处明军也取得了胜利。当瓦剌军士回到土城一带时，这一带居民登上屋顶，以瓦片痛击敌军，明朝援军又及时赶到，也先被迫后撤。也先本想拥来明英宗，逼明朝城下议和，捞取金银财物，没想到一个子儿也没捞到，反而遭到惨败。

与此同时，攻打居庸关的瓦剌军队也遭重挫，消息传来，也先惊惶不已，又听到明朝各地援军也将赶到，便无心再战，拔营起寨，撤围北遁。明朝的北京保卫战获得了重大胜利，为了奖励于谦、石亨等人，景泰帝特封石亨为武清侯，于谦加少保，总督军务。

也先的失败引发了瓦剌内部固有的矛盾。可汗脱脱不花不满也先的专权，遣使与明朝通好，景泰帝依从大臣之议，厚加赏赐以图离间。也先虽有此败，实力并无大耗，在喜宁的撺掇之下，又向明朝边境发动攻击。没想到在大同，守将郭登出奇计，以八百骑大破瓦剌军，以功封定襄侯。身在敌营的英宗也十分痛恨喜宁诱敌寇边，设计使其至北京索要财物，密信示边臣擒之，结果，喜宁被诛。从此也先因不明各地军情，不敢轻举妄动。脱脱不花等人与明朝通好后，先后撤回了所部兵马，也先在频频受挫之后，也无心再战，于是开始以归还英宗为条件，与明廷进行和谈。至此，应该说，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也先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朝的主和派因此又吵嚷着要与瓦剌议和，甚至许多主战派官员也认为必须迎回英宗，倾向于妥协。于谦识破也先的阴谋，他力排众议，指出这是敌人企图借此向我索取财物的伎俩，并说：“社稷为重，君为轻。”他派人申诫各边镇将帅，万勿中敌人的奸计，要做好防御工作，并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他号令严肃，赏罚分明，因而，片纸行万里，将士无不惴惴效力。在于谦的整顿和指挥下，边防力量大大增强，各边镇的将帅也都主张抗战，也先在景泰元年（1450）的几次侵扰都受到严厉打击，阴谋未能得逞。

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于谦又对京军三大营进行改编。明成祖时，把京军编为五军营（由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编成，均为步骑兵）、三千营（初由塞外降兵三千人组成，全是骑兵，主要任务是巡哨）、神机营（使用火器，皇帝出征时须随军出征），合称三大营。土木之变后，三大营丧失殆尽，而且这种组织法因兵种不同，训练各异，一遇调遣，士兵不习新号令，兵将互相不认识，战斗力发挥不出来。于谦在原来三大营中选拔骁勇剽悍者十五万人，分为十营，每营以一都督统领，下又分五千人为一小营，都指挥为小营的长官。这十营集中团操，称为团营。遇有战事，由原来各营的军官率领参加战斗。号令划一，兵将相习，克服了原来三大营的弱点，提高了战斗力。

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守力量的增强，使也先更无隙可乘，而明朝君臣又识破瓦剌以英宗相要挟的阴谋，拒绝与他议和言好，逼使也先无计可施。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也先决定将英宗归还明朝。但“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迎回英宗必然引起皇位之争，景泰帝为英宗之弟，理应让出大位，可这当然是景泰帝极不情愿的事。因此，景泰帝以也先多次以和议相欺诈为由，加以拒绝。如何处置这一尴尬的局面，文武百官不敢妄言。此时，于谦当机立断，从容不迫地指出：“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景泰帝闻听此言，喜上心头，不觉和颜悦色地说道：“从汝从汝。”至此才议定奉迎之事。于谦的抉择无疑是明智而可行的，如果没有明确景泰帝的合法与合理地位，片面强调奉迎英宗，必将导致新的皇位之争，以弟让兄，顺情合理，这当然是景泰帝所无法接受的。而另一方面如果只顺从景泰帝之意，拒绝奉迎英宗，于情理不合，必遭天下吏民耻笑。故而，于谦首先承认景泰帝的合法地位不可动摇，令景泰帝消除疑虑，同时指出奉迎为情理中事，不得不行，这也使得景泰帝无法拒绝。

于谦的建议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方案，但其倾向性也是相当明显的。自从“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于谦便一直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这是敦促景泰帝即位的重要理由，根据这一观点，社稷高于一切，君王可以更改。正是在这一主张的支持下，于谦等人拥立景泰帝，保卫北京，彻底粉碎了也先、喜宁等人以英宗为要挟的图谋。在国家危难之时，重整朝纲，力挽狂澜，使大明王朝逃过了自开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于谦居功甚伟，其临危不乱的抉择也是无可挑剔的。这也是导致也先放归英宗的最主要的因素。景泰元年八月，英宗回到北京，以太上皇的身份，幽居南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