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西洋悲歌启后人

在为郑和下西洋引以为自豪的同时，也毋庸讳言，它亦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从郑和的出身来看，他是内官监的太监，而内官监是负责采办宫廷所需器用的一个机构，皇室所需的各种奇珍异物，大都要向海外寻求。而这些，正是郑和的职责所在。郑和船队有宝船六十余艘。宝船，又名“取宝船”或“宝石船”。顾名思义，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猎取宝货（如珍珠玛瑙、奇禽异兽等），以供皇帝及其家族享用，故郑和每次出海，装载大量金银、铜钱、瓷器、丝绸、棉布、铜器、铁农具、铁锅等，除了部分赏赐给当地统治者外，其余换来的只是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用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香料、补药和各种奢侈品。《明史》上记载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

据有的学者研究，正是出于对麒麟（即长颈鹿）的搜寻，驱使郑和的船队到达非洲。在中国古代，麒麟被视为是圣天子出而王道兴的太平之征的圣兽，是祥瑞之物，仅在盛世出现，极具神秘色彩。尽管此时明成祖当上皇帝已有十多年之久，但对他以武力夺取政权仍然耿耿于怀。为了标榜自己正统继承人的地位，希图以天降麒麟为其篡位提供合法性证明和舆论，于是他派郑和下西洋时顺便寻找麒麟，所以郑和曾率船队到达非洲。尽管他曾假惺惺地表示：“麟之有无，何所损益？”但那显然口是心非，当麻林国使者贡上麒麟，百官朝贺时，他不禁大喜过望地说，“此皇考厚德所致，亦卿等翊赞，故远人毕来”，一派踌躇满志的样子。因为麒麟这种异兽的出现，不仅说明明朝国势鼎盛，尧舜再生，同时也肯定了他皇位的合法，证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顺应天意的。

郑和率船队每次远航耗资巨大，远征的开销除了来自皇帝的私囊及其代理机构外，不少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负担。据《广志绎》记载，明初府库充溢，郑和下西洋时，赉银七百余万，十载后仅剩百余万，所费计六百万两白银。这些开销除用以海外贸易者外，大多用于赏赐。庞大的船队需要巨额的开支，但换回的物品却大多是珠宝、象牙、香料和犀角等奢侈品，这就大大加重了一般百姓的经济负担。对此，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演义》曾形象地描绘了明成祖的心态。他指出朱棣对郑和船队下西洋，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自然是明朝的声威远被，而惧的则是“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这样长期浩繁支费，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大臣们不顾被杀、被囚的危险，纷纷上书直言“外国取宝之非”，建议“罢西洋取宝船”。更有甚者，将郑和下西洋指责为“弊政”。

其次，当时明代政府没有平等的国家观念，以“天朝上国”自居，只有“天下”观而无“世界”观，喜欢施行一种叫做“怀柔”的政策，付之以重赏，让一些国家前来“朝贡”，表示对大明王朝的臣服，以满足大明天子“天下共主”的虚名。

宣宗无论是明成祖朱棣，还是明宣宗朱瞻基，他们之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都是基于“诸蕃久缺贡”，或者是“远者犹未宾服”、“犹未朝贡”。按明成祖的旨意，郑和每到一处，即对宾服“四夷”给予厚赐，以“柔远人”。诚如马欢所言，郑和每到一地，“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对“四夷”进贡之物，除按值付款外，还照例给予丰厚礼品回报。贡品之外附带的商品，允许其免税贸易。这便是明朝初期制定的对外关系的总方针——“厚往薄来”。

早在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说：“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对礼部诸臣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

在对外交往方面，朱棣既继承其父“厚往薄来”的政策，而且在具体的政策上，对海外诸国更为热情周到，甚至让诸国贡使“随心所欲”。实行“厚往薄来”政策的结果，使海外诸国都乐意同中国交往。明初，海外诸国向中国派遣使节之频繁，为历代所未见。在永乐时期的21年中，约来使318次，平均每年约来使15次，并且每次派遣的使节人数也是惊人的。譬如，永乐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西洋古里、忽鲁漠（谟）斯、锡兰、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喇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喃勃利、苏门答腊、阿鲁、满剌加等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而且，接待极为隆重，赏赐极为优厚。总之，在郑和下西洋的时期，亚非诸国向中国派遣使节，无论来者多少，贡品厚薄，都能得到明廷隆重接待，无不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为图“天下共主”的虚名而破费国家巨额财富，其后果是极具灾难性的。

综观郑和下西洋的整个过程，其主要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重义轻利，经济活动服从于政治需要。为了招徕远人，达到海外各国对大明宗主国的认同，明廷在购买外国商品时往往高出市价许多倍。例如明初在苏门达剌与柯枝等地胡椒每百斤价银一两左右。而明政府本着赏赐宜厚的原则，在制定《给赐番夷通例》中规定每百斤胡椒需付贡使银二十两。对于朝贡者“悉以品极赐赉，虽加厚不为过也”。由于明廷大力推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忽视经济利益，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国库枯竭、财政短绌。很明显，这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作法，一旦国力衰落，便难以为继。

其实，对于下西洋，朝廷中一直存在着反对意见。明仁宗永乐晚年，当年曾支持下西洋的袁忠彻就曾面谏“取宝之非”。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明成祖鉴于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和财政的窘迫，又适逢北京皇宫三大殿失火，被迫下旨暂罢西洋取宝船。成祖死后，新继位的明仁宗听取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言，于洪熙元年（1425年）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但是，仁宗在位不足一年便辞世了。新皇帝向往其祖在位时“万国咸宾”的盛况，经过几年的筹备，于宣德五年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但此时对于明廷来说，举办如此重大的活动，已经力不从心了。后来，明朝还有几位皇帝想仿照永乐、宣宗下西洋的壮举，可是，一个也没有实现。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库藏空虚，难以支撑。

最后，郑和船队无论在船舶的数量、船只的吨位、航海的人数，或者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船队的组织管理、影响之巨，在当时都是举世无双的。是后来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远洋航行无以匹敌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贸易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西方航海冒险家和他们的赞助国在航海活动的目的上，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是迥然不同的。恩格斯曾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地理上的发现——纯粹是为了赢利”。他们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在滚雪球般的财富的支撑下，他们的船队愈来愈大，在广阔的海洋上横行无阻，把的亚、非、拉美的许多地区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从这一点上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

郑和下西洋虽为破天荒的壮举，但由于缺乏经济动因，此后远航活动戛然而止，使中国政府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众多殖民地的建立，大量黄金、白银的流入，引起了“价格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

对此，梁启超反思道：“郑君之初航海，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达·伽马以后，有无量数之达·伽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岂郑君之罪也”；“哥氏之航海，为觅印度也，印度不得达而开新大陆，是过其希望者也……若我国驰骋域外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质则然也。故郑和之所成就，有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然则以后虽有无量数之郑和亦若是则已耳！呜呼！此我族之所以久为人下也。”他深刻地指出，即使以后出现无数个郑和，其结局也逃脱不了与郑和一样的历史命运。这就是我中华民族近数百年来积弱的根本原因。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发出的这种感叹，确实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