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扬帆万里播友谊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肩负着与西洋各国进行友好通商的艰巨使命。郑和是明朝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亲自派往亚非各国的“正使”。朱棣以及后来的朱瞻基派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来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

郑和七下西洋，为中国展现了一个过去很少人知道的混沌而广大的天地，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宣读朱棣的皇帝诏书。他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是奉天承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能奉诏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精美的手工业品所折服，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

中国出口的丝织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亚非各国享有盛誉。亚非的很多国家早就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只是由于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才限制了这种贸易的发展。朱棣取消海禁政策，派遣郑和出使，表明中国恢复了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海外各国同时也认为，向中国纳贡称臣，进行贸易，建立友好关系，是有利可图的事。于是，当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国家知道了明朝取消海禁政策之后，便纷纷来到中国，称臣纳贡，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

朝贡关系表面上是藩属之国对明朝的一种纳贡形式，实际上却是一种通商贸易关系，是被一层薄薄的政治面纱掩盖起来的国家贸易，是以物换物的一种形式。有朝贡，更有赏赐。朝贡有一定的规矩，赏赐更有一定的章法，而且往往是赏赐多于朝贡。例如，永乐九年（1411），满剌加国王率领妻子儿女亲属朝臣共五百四十人的庞大使团来朝。这一庞大使团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吃用都由中国政府承担，自不待言。一到京城，明朝就赐给国王锦绣龙衣两套，麒麟衣两套，金银器皿，应有尽有。不仅赏赐国王，就是王妃、王子、王侄、王臣等也都有赏赐。皇帝还要亲自宴请国王，有司要安排好他们的宿处。当国王回国时，赏赐更为丰厚。当时，赐给国王的有金百两，银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两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绢一千匹，金绮两匹，织金纹衣两件。此外，还有金镶玉带一条，仪仗一对，鞍马两匹。满剌加国王也有贡物来朝，如犀角、象牙、玳瑁、玛瑙、鹤顶、珊瑚树、鹦鹉、黑熊、黑猿、白麂，还有布匹和香料等，但是与赏赐物的价值相比显然要低得多。这是因为朱棣要炫耀天朝大国的富足和气派。

为了做好买卖，郑和船队每到一处都认真地了解那里的物产。例如，他们到爪哇后，了解到那里的气候常年如夏，水稻一年两熟，甚至三熟，有白芝麻、绿豆等，但不种植小麦和大麦。出产苏木、金刚子、白檀香、玳瑁。奇禽有白鹦鹉、红绿鹦哥、珍珠鸡、倒挂鸟、五色花斑鸠、五色鹦哥、鹩哥、孔雀、槟榔雀、珍珠雀、绿斑鸠，异兽有白鹿、白猿猴等。锡兰出产红雅姑、青雅姑、黄雅姑、青米蓝石、昔剌泥、窟没蓝等宝石。郑和等了解了各国的物产后，就有目的地同这些国家进行买卖活动。例如，到溜山买龙涎香和椰子；在祖法儿买乳香、明成祖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在阿丹买大块猫眼石、珊瑚树等；在忽鲁谟斯买各色宝石、琥珀、玉制器皿；在天方买宝石、麒麟、狮子、鸵鸟等。总之，郑和买到的这些东西，均是用当时中国出口的东西，即丝绸、色绢、青瓷器皿、铜钱、麝香、樟脑、烧珠、茶叶漆器、铜铁器物等，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得来的。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的手工业品深受各国喜欢，可以换取各国的各种土特产品，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完全是一种平等的交易。

弘治十五年（1502），葡萄牙人达·伽马率领的二十只船舰，配备着大炮和步兵队，第二次前往印度，沿途烧杀抢劫，真是无恶不作、为所欲为。他们在印度洋上，遇到一艘从麦加回非洲的没有武装的船，船上载有七百多个摩尔人。达·伽马下令把船上的货物统统抢光，并把摩尔人全部禁闭在船舱里，然后把船烧掉。不仅如此，这支船队在到达印度的科泽科德（即古里）时，对当地居民大肆屠杀，掠夺了许多金银财宝，并用大炮将这座繁华的城市摧毁。这一切野蛮残暴的行为，与近一百年前郑和船队的那种彬彬有礼、和平贸易、平等交换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达·伽马的船队是一支海盗船队，而郑和的船队却是一支和平贸易的船队。

郑和船队作为一支兼有通商和外交使命的和平友好的船队，在它航行的南海和印度洋上，必然会架设一座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并为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15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世界上依然是处于领先地位。而郑和下“西洋”所到达的国家和地区则是比较落后的，个别地区甚至还处于渔捞采集的原始社会的经济状况之下。郑和下“西洋”以及由此而扩大了的海外贸易，使南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输入了精美的中国手工业品，同时也输入了高度发展了的中国封建文化。这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中国铜钱在爪哇、旧港等地的普遍使用，自然而然地促进了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繁荣。中国瓷器的输入，使原来以蕉叶盛食的一些地区，开始使用青花瓷盘作为餐具。中国的丝织品，使一些地区的人民衣着更加舒适和漂亮。所有这些都丰富和提高了亚非地区人民的生活，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亚非地区人民的友谊。

郑和下“西洋”以后，我国人民到南洋一带去的人无疑就更多了。这些到南洋去谋生的华侨，大部分是贫苦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有一部分是受国内统治者迫害的人。他们带去了远比当地发达得多的中国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积极参加居住国的开发和建设。他们有的开垦荒地，种植稻子、甘蔗、胡椒和茶树；有的上山采矿，经营矿业；有的行医，为当地人民解除病痛；还有的从事手工业生产。他们以辛勤的劳动，艰苦的创业精神，和自身的聪明才智，同居住国人民一道开发了当地的资源，促进了南洋各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相互通婚，加强了我国人民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在加里曼丹岛上，中国人与当地人通婚所生的后代，自称是中国的苗裔，他们沿用中国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纺织技术，一直到19世纪，他们所使用的犁还是中国式样的。由此可见，中国人民与南洋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华侨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这种友谊是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在共同劳动中形成的，是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的。

同时，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郑和船队从南洋各国带回来的药材，随船队流入中国的阿拉伯文铜香炉如血竭、没药、安息香、乳香、苏合油、芦荟、苏木、木香、降香、龙涎香等，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宝库，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健康。他们买回来的西洋布以及胡椒等香料，也有益于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

正因为郑和下“西洋”促进了南洋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南洋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谊，所以南洋各地至今还流传着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三宝庙各种关于郑和的传说。人们为了纪念他，凡是他当年游览过的山水、宝船停泊过的港口、军队驻守过的地方，都成为名胜古迹、游览胜地。著名的有马六甲的三宝城、三宝井，印尼爪哇的重要商埠三宝垅，泰国的三宝庙和三宝塔；在锡兰，至今还屹立着当年郑和立的布施佛寺碑……这些名胜古迹都以“三宝”命名，为的是表示对这位和平使者、杰出的航海家三宝太监的纪念。这也是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