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钳制思想实行八股取士

朱元璋为了加强对天下士民思想的钳制，除了大兴文字狱之外，还大力推崇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严格规范科举考试，实行新的文体——八股文。与滥施淫威的大肆屠戮相比，这些措施更能“触及人的灵魂”，故而要高明得多，影响更为深远。

朱元璋明确地认识到“治本于心”，即天下治理在于对士民思想的控制。而且“本于心者，其用无穷”，甚至胜于“本于法者”。也就是说对天下黎民思想的控制，其有效程度要超过严刑厉法。朱元璋尊孔可追溯到1356年，那时他还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在攻克镇江之后，他入城先拜谒了孔子庙。及至他登基之初，就开始大搞尊孔活动。1368年2月，他诏令以太牢（牛、羊豕各一只）祀孔子于国子学，并且遣使到曲阜致祭，说：“仲尼之道，广大悠悠，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

朱元璋在京师接见了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孔克坚时，赐给他田两千大顷（折合民间官田六千顷），赐宅一区，马一匹，月给米二十石。同年十一月，诏以孔希学袭封衍圣公，品秩由原来的三品升为二品，赐银印，并设置衍圣公官属，以其族人孔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院。1370年朱元璋下诏废除诸神封号，惟孔子封爵仍用。令每年由政府给牲畜及钱币，专供衍圣公祭祀用。第二年，朱元璋又下令免除山东阙里孔氏子孙二十六户徭役。

1374年朱元璋根据孔希文的要求，下令修缮孔子庙堂、祭器、乐器，充实法服。并且规定，先世遗留的田产，凡荒芜者，尽数免其赋税。元璋下令，免除颜、孟大宗子孙的徭役。史载，孔希学每年入京师朝觐时，均要受到特殊礼遇。孔希学死后，其子孔讷袭封衍圣公，他每年入京朝觐时，可乘驿站车船。朱元璋召见他时，让他位列文臣之首。1383年，根据谏官关贤的报告，国家用来崇尚儒术的费用内外已达巨万。尊儒之风盛极一时。元璋除了经常命儒士为太子诸王和文臣武将讲授儒家经书外，还规定学校生员必修《四书》、《五经》。朱元璋说：“《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同时朱元璋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他明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即程朱理学之代称）不讲”。这样，明朝初年的思想界便成为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如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习内容，完全洪武刻本《御制大诰》以宋儒所注的《四书》、《五经》及朱元璋审定的《大明律》、《大诰》为本，明令诸生“笃志圣贤，潜心古训，违者罪之”。明朝规定：府、州、县学的诸生，必须进入国子监学习后才能入仕，这就使国子监（或称“国子学”）成为培养各级官吏的主要基地之一。而受过国子监教育的各级官僚，于不自觉中便成了程朱理学的信徒。

为了维护大明帝国，巩固专制主义统治，从明初开始以儒学和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实行八股取士制度，以选拔效忠皇帝的奴仆。明朝首次开科取士为洪武三年（1370）。史载，本年五月，朱元璋诏令开科取士，诏令规定，“自今年（洪武三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道之士……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并且连试三年，而后三年一举。又规定，凡是学成的国子监南京贡院生及府、州、县的生员，未出仕的儒士，未入流的官员，皆由有关府申举参加应试。但由于朱元璋选拔人才最重实效，曾因痛感科举取人的无用，一度宣布停止科举考试达十年之久，而专门通过荐举方式选拔人才。但荐举方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鱼龙混杂，难以甄别。朱元璋无计可施，只得允许分科考试，随后任官，由此科举考试才得以恢复。但朱元璋对考试制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即以“八股”取士，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文体——八股文。

八股文，又称八比文，也有人把它叫做制艺、制义、时艺、时文等等。它是一种格式化的文体，有特定的结构、格式与法则，主要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部分组成。它是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命题作文，所论内容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根据，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不能有任何创造性思想，而且写作形式单调刻板，又有严格的字数限制，对人束缚很大，严重摧残人才。然而，它又是科举考试的关键科目，是进入官场的必备“通行证”，如果八股文作不及格，不论你有怎样的经国治世之才，也没有说话的资格，更休想进入仕途，有所作为。功名利禄的诱惑使天下读书人致力于《四书》、《五经》的背诵及八股文的研修，为之耗尽全部心血。要想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每位考生就必须成为程朱之学的忠实信徒，将孔孟之道作为修身立命的根本。明朝洪武以后，科举考试逐步压倒荐举，成为官府选取人才的最主要途径。

明朝之所以实行八股取士制度，完全是出于封建统治者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居于正统位置，统治阶级要强化思想统治，必然离不开《四书》、《五经》，而以考试的方法强迫知识分子服膺孔孟学说，接受程朱理学，则是最直接、最普遍、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一方面它强迫广大士子从识字起就要研习儒学，另一方面也制止了所谓的异端杂说。八股文从题目到内容都贯彻了儒家经典和文史知识，学会“代圣人立言”，有利于行孔孟之道。考生即使进不了仕途，也可做个知书明礼的顺民，一旦及第从政，更便于被封建统治者所驾驭使用。从有科举制度起，历代统治者都在寻找一种既能考察士子学识，又便于控制士子思想的文体，朱元璋也不例外，他经过不断尝试和选择，认定八股文符合这种要求，实践证明，这种文体对于加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藩篱、维护孔孟之道的正统地位、统一广大士子的思想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为明代统治者所用。通过八股取试方式，确实为大明王朝选拔了一批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官僚队伍。

然而，也必须看到，八股文在历史上罪孽深重，其弊端也十分明显。首先，它在内容上必须代圣贤立言，既禁锢于孔孟的经义，又只取朱子的注疏，不许越雷池一步。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摩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清代徐大椿在其讥讽士人的《道情》中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算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进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睡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

著名学者顾炎武曾把八股之害比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颜元则把八股看成是造成天下祸乱的孽源：“八股行天下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龚自珍攻诋八股之风行使“天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固”。其次，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他用。无论官场文书、私用文体、著书立说、抒情记事等等，都无法应用八股形式。再次，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繁琐的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顾炎武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乃八股文流弊之一；最后，它的命题无新意。从八股的作法可以看出，八股文是一种内容陈旧、形式僵化、表达空疏的文体。试想，《四书》、《五经》之中就那些题目，选来选去能有多少新意？而考生的思想又有千差万别，怎好拿一个格式去硬套呢？这样就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考官难免出些偏题、怪题，或出洋相题目找乐趣。考生则易肢解题意，或写些不着边际的废话，甚至拿经书当作儿戏。

总之，明代皇帝对士民思想禁锢的程度要超过以往各个封建王朝，尤其是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更为后人所唾弃。直至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由于维新派的强烈呼吁，光绪帝才谕令科举考试停用八股。自此，八股文一蹶不振。至1901年，清廷终于明令废止八股。禁锢人们思想的八股文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