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人间地狱——东西厂

燕王朱棣以“靖难”的名义夺取帝位，这是违背封建宗法制度传统的，因而他对臣下是否在诽谤他，是不是忠心为他办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有必要加强特务统治。他除了恢复锦衣卫外，又在永乐十八年（1420）于北京东安门外设立东厂，由亲信太监掌管，皇帝直接指挥，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

提督东厂的太监由司礼监派出，下属称之为“厂公”或“督主”。厂公有皇帝特颁密封牙章一枚，有重要事件须上奏皇帝，以此钤封，可以不经过任何手续，直接送到皇帝本人手中。东厂内部机制相当简单，厂公之下，只有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及掌班、领班等，东厂的骨干力量便是专门出外缉访的役长（又称挡头），有百余人之多，每一位役长又有番子（也称番役，或干事）数人，总计东厂常制有一千多人。这些役长及番子原来都是从锦衣卫中挑选出来的“最轻黠猾巧者”，从此也可以看出，东厂的设立就是朱棣直接剥夺与制约锦衣卫力量的一个重要措施。东厂直接受命于皇帝，不受任何外廷机构节制。除皇帝之外，普天之下的百官平民都是东厂侦缉的对象。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定了相当严密的制度。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在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至于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

在任何时代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时时都有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无事可做的厂役们便将毫无情报价值的日常琐事记录在案，向皇帝汇报。如某地失火或遭雷击，皇帝当天也能知晓。至每月底，厂役还要特别奏报京师当月粮米油面之价。平时，厂役番子上报事件后，厂公首先审阅，经过润色之后方上送皇帝，但如有要事，即使在深夜宫门关闭之后，厂役也可从门缝中塞入，宫人接到后，立即交予皇帝本人。因此，东厂人员高效率的工作，使深居皇宫内院的帝王对外边发生的一切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显然，东厂的设立使明代特务政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朱棣在侦缉臣民隐事方面的手段的确超过了乃父。

侦缉他人隐事这种不光彩的勾当，吸引了大批地方上整日寻衅滋事的泼皮无赖，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了东厂役长、番子们的帮凶。于是他们就勾结起来，利用皇家鹰犬的身份，干起了敲诈勒索的勾当。当这些无赖打探到某家一桩隐事之后，即称获一“起数”，由番子负责向役长（即挡头）汇报，挡头则根据情报的价值支付银两，这叫“买起数”。然后，这些无赖就带领番子至此家周围进行监视，在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后，番子们就冲入该户人家，加以拘捕审讯。如不立即交纳足够的贿金，就私动惨刑，并授意其诬陷周围富户，如果能捞足钱财，即告无事，如若没有油水可榨，即交于锦衣卫监狱处置，其性命便再无生还之望。

东厂之设充分显示出朱棣过人的心机，一方面无论厂公，还是下属番子，只有权侦缉，而无权审理处置；另一方面东厂侦缉范围极广，但只对皇帝汇报负责，不受其他朝廷机构的约束，其结果是大大增强了皇帝对臣下的监视及控制，一切决定都出于皇帝本人，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任何机构（包括锦衣卫）的僭越专断。因而，在这种意义上，东厂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特务机构。

天启年间（1621-1627），魏忠贤阉党专政时期，东厂制造的祸害达到了极端惨重的地步。东厂对于反对魏忠贤阉党的官民，镇压尤其残酷。许多反对阉党的官员，都是被东厂隶役诬陷，强加以某种罪名，然后逮捕交锦衣卫的北镇抚司审讯拷打，折磨至死。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人上疏弹劾魏忠贤，魏阉就指使其党诬蔑杨、左等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当时，熊廷弼因在辽东与后金的战事中吃了败仗，被捕在狱。魏忠贤借此兴起大狱，把杨涟、左光斗等六人逮捕下狱。一时缇骑四出，凡是与这六个人有关系的，都被跟踪盯梢，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杨涟如杨涟被捕后，特务马上监视他的亲家陈愚，而他的朋友竟有因为怕牵连而自杀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的亲戚朋友除少数几个有血气的外，大多是关门闭户，如大祸临头，连探问一声都不敢，更别说出力营救了。在狱中，杨、左等人受尽酷刑，每五天就被拷打一次，每次都是扭、拶、镣、夹、杖等刑罚轮换着施用。旧伤未愈，新创复加，到后来审讯时，一个个都无法跪起，只能戴着桎梏平卧堂下。六人除一人自杀外，其余全在狱中被折磨至死。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状令人发指。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再次兴起大狱，把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捕捉下狱。这次的特务侦缉比前次更加严密，从被捕人的家乡到京城内外，都布满了东厂的特务，到处都笼罩着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这次被抓的人，也一个个被害死于狱中。

老百姓对阉党的专政不满，在平时的聊天中，有时会发发牢骚，骂一两句魏忠贤。这话如果被番子探听到，立刻就会被抓去砍头，甚至惨遭剥皮、割舌头的酷刑。有四个朋友，夜里在一家内室饮酒，其中一人喝得有几分醉意，在谈话中大骂魏忠贤，在旁的三个人劝他小声一点儿，别让东厂的番子听到。骂者说：“东厂番子又怎么样，他还能剥我的皮？”话音未落，突然闯进一伙东厂番役，把四个人一起抓走。咒骂者被活活剥了皮，其余三人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被敲诈走一大笔钱才保得无事。

宪宗统治时期是特务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宪宗即位之时，宦官专权已成积习难返之势。宪宗宠爱万贵妃，太监能以钱财讨得万贵妃之欢心，即能得到重任。汪直就是其中炙手可热的一位，他的名字是与明代另一个著名的特务机构——西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明宪宗汪直通过取悦万贵妃得到宪宗宠爱后，成为执掌御马监的太监，而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成为权倾朝野的人物。成化十二年（1476），时有妖人李子龙以擅“左道”驰名一时，在朝野上下有众多的信奉者，就连宦官鲍石、郑忠等人都将其奉若神明。在他们的帮助下，李子龙有机会深入内宫，到万岁山等处观望，据称有行刺宪宗的不轨企图，被锦衣卫校尉发现，立即下狱伏法。这件事被年轻的宪宗知道后，惊恐不已，整日提心吊胆，疑神疑鬼。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深居内宫的宪宗十分想了解外廷臣民的动向，因此命汪直率锦衣卫校尉数名乔装改扮，出宫伺察。

这种小规模又偷偷摸摸的侦访不可能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宪宗于第二年正月索性建立了又一个专门机构——西厂，以汪直为首。西厂的规模比东厂更大，其隶役比东厂多一倍，自京师至全国各地，无处不有，就是朱姓亲王也在其监视之中，其权势远远在锦衣卫和东厂之上。

西厂特务倚仗权势，诬陷好人，无辜被害者不计其数。福建建宁卫指挥杨晔是杨荣的曾孙，与其父杨泰被仇家所告，父子双双逃入北京，藏在亲戚家里。当时西厂特务正苦于无孔可钻，得知杨晔父子的事情后，便向汪直汇报，诬告他们杀人后畏罪潜逃，携带金银巨万进京，准备贿赂当权者以求免罪。汪直马上派人逮捕杨晔父子及其亲戚，严刑拷打。杨晔受不了酷刑，就妄说金银藏在其叔父、兵部主事杨士伟家。于是，西厂特务又把杨士伟逮捕入狱。最后，杨晔受刑死于狱中，杨泰被处斩，其亲戚和杨士伟被谪戍。汪直陷害了杨晔父子，又诬告朝臣受杨晔的贿赂。这件事后，宪宗虽没有大肆抓人，却更加信任汪直，赋予他先抓人后报告的权力，即使被捕的是朝廷官员，也是如此。汪直利用权势，擅作威福，许多官员平白无故遭他陷害。他每次外出，随从众多，公卿大臣碰到必须回避，有一位兵部尚书不避，被罗织罪名，罢官为民。汪直又以巡边为名，到各地耀武扬威。每到一地，地方官员要迎拜马首，有的甚至到百里以外迎接款待，稍有不周，立遭训斥，或被逮捕。

汪直汪直的专权作恶，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有一个叫阿丑的太监，善于演戏。一天，他给宪宗表演，扮演一个酗酒的醉汉，在发酒疯随便乱骂。有人对醉汉说：某大官到了。醉汉大骂如故。那个人又说：皇帝驾到。醉汉不理睬，还是破口大骂。停了一会儿，那人再说：汪太监到。醉汉忽然清醒，惊惶不已。这时，旁边一人问醉汉：“为什么不怕皇帝，而怕汪太监？”回答说：“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皇帝。”宪宗看了这出戏，明白阿丑是在讽喻汪直的专权，自此，对汪直逐渐疏远。

另一个特务机构东厂，为了和西厂争权夺宠，也和汪直发生矛盾。东厂太监尚铭久受汪直控制，心中本已不服。一次，尚铭捕贼受重赏，事先没有告诉汪直。汪直大怒说：“尚铭属我指挥的，竟敢背着我独自擅功。”准备找机会诬陷他。尚铭得知后又怕又恨，便先下手为强，暗中侦察汪直的一些阴私不法行为，偷偷报告宪宗。因而，宪宗对汪直就更加不信任，终于在成化十八年（1482）罢撤西厂，把汪直调到南京御马监。西厂罢撤以后，一切侦缉事权又归于东厂，于是，尚铭便得势起来。他和汪直一样，罗织诬陷，残害无辜。京城中哪一家富有，他就给哪一家栽诬个罪名，借以索取重贿。他还利用特权卖官鬻爵，无所不为。后来尚铭失势被抄家，其家财用车载了几天都没载完，可见他得势时搜刮的财物是何等之多。

武宗正德（1506-1521）初年，宦官刘瑾把持朝政，为了镇压百官，实行专政，他又加强特务政治，不仅恢复了西厂，而且设立一个内行厂，由刘瑾直接指挥。内行厂凌驾于朝廷一切机构之上，连东厂、西厂都在它的监视之下，其镇压手段也特别残酷。这样，内行厂、东厂、西厂连同锦衣卫就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特务网。朝廷内外的官府衙门、文武大臣、街坊百姓，都在这庞大的特务群的侦伺监视之中。官员中谁反对刘瑾，立即会被罗织罪名，或是罢官，或是下狱，或是砍头。官员被谪，后面又有特务盯梢，随时都有被害死的危险。

太监王岳、范亨、徐智与外朝官员联合反对刘瑾，刘瑾就唆使武宗把他们贬谪南京充军。三人上路后，刘瑾又派特务追杀王岳和范亨，打断了徐智的胳臂。户部尚书韩文反对刘瑾，刘瑾就派特务暗中侦察，找他的差错。恰好在交纳内库的银子里发现有假的，刘瑾就假借圣旨，责备韩文不能防奸，把他罢官。韩文登程归家，他又派特务在路上等候，企图半路加害。韩文有所觉察，不敢上驿道、住驿馆，骑骡宿野店而去，才幸免于难。兵部主事王守仁触忤刘瑾，被打了五十大板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刘瑾不放过他，又派特务在路上窥伺，想杀死他。王守仁只好在夜里假装投江自杀，留下绝命诗，并浮鞋子、帽子于水上，从而摆脱特务的盯梢，保住了性命。当时的官员即使罢职闲居，也都提心吊胆。如左副都御史杨一清被罢官家居，后来朝廷要起用他，派使者去宣调。使者刚到，他以为是特务找上门来，饱受了一场虚惊。

刘瑾凭借武宗的宠信，又利用东、西厂和内行厂这些特务机构打击镇压反对派，其权力达到为所欲为的地步。正德三年（1508）六月，有一天众臣早朝的时候在丹墀上发现一封匿名书，写的是刘瑾的种种罪状。刘瑾大怒，假借武宗的名义，罚朝官三百余人跪于奉天门下，叫几个太监在一旁监视。时值盛夏，烈日当空，有十几个官员当场中暑昏倒。太阳下山后，他又把这几百个官员全部逮入诏狱，直到第二天特务侦察出写匿名书的是内朝的宦官，与外朝的大臣无关后，才把这些文武官员从监牢里放出来。几百个文武官员的生死予夺全握于刘瑾一手，真是“炙手可热势绝伦”。

东、西厂和内行厂的特务对老百姓也同样采取残酷迫害的手段，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诬陷的机会。江西南康县的几户百姓按当地的风俗习惯，在端午节竞渡龙舟，被以“擅造龙舟”的罪名杀头，家产没收。其理由是：龙系君王的象征，只有君王才能以龙饰物，老百姓造龙舟便是僭用。真是天大的冤枉！三厂的特务遍布全国各处，如水银泻地，无隙不入，被冤死的官民数以万计。

在大肆搜捕无辜的同时，刘瑾又创立酷刑。他规定，犯人不论罪行轻重，都要先处杖刑，然后发配边疆永远充军，甚至戴枷发遣，而枷重达一百五十斤，犯人戴上，用不了几天就被折磨死了。当时老百姓畏惧三厂隶役就像回避瘟神一样，只要见到衣饰华丽，操着京师口音，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就唯恐避之不及。衙门官吏，也必须暗中贿赂，极力讨好，方得安宁。三厂闹得天下官民寝不安席。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杀，西厂和内行厂才被罢撤，而东厂保留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