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建文帝失踪疑窦纷生

建文帝朱允炆果真是与马皇后一起投火自焚而死了吗？明成祖朱棣心中也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怀疑的成分居多。于是，在他“用天子礼”葬了那被烧焦无法辨认的尸骨时，已有传言说建文帝在城陷时逃走了。那么，建文帝究竟哪里去了呢？

朱棣在位的二十多年中，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民间虽然有很多传说，而文臣史家格于文禁，记载罕传。仁、宣以降，有关此事的记载渐渐多了起来。

据说，金川门失守时，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便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劝他说：“不如出亡。”这时少监王钺说道：“昔高皇帝升遐时，有遗箧，为刘基所制，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众人闻言急命他将遗箧取来。这是一个红色木箧，周围俱固以铁。程济打碎木箧，见到三张度牒，一张名应文、一张名应能、一张名应贤。此外并有袈裟、帽鞋、剃刀等物。箧内有朱红小字写道：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方。于是程济为建文帝剃发，吴王府教授杨应能愿剃发从亡。监察御史叶希贤也说道：“臣名贤，当然是应贤无疑。”也剃发易衣。周围五六十人，都痛哭仆地，表示愿意从亡。建文帝道：“人多无益。有的人名声素著，势必引起究诘；有等妻子在任，心必萦系，宜各从便。”诸人哭了一场，散去了一些。有九人跟随建文帝来到鬼门，见一叶小舟停在岸边，神乐观道士王升在那里等待，自称是太祖高皇帝托梦，特来相迎。一行人乘舟至太平门，由王升带入神乐观。这时天正薄暮，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共有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刑部侍郎金焦、编修赵天泰、检讨程亨、按察使王良、参政蔡运、刑部郎中梁田玉、监察御史叶希贤、程济、中书舍人梁良玉、梁中节、宋和、郭节、史彬等。为防止人多事泄，约定左右不离者三人：杨应能、叶希贤及程济，称两比丘，一道人。此时朱棣已即帝位，削在逃诸臣籍，各地方官府奉诏追查踪迹。

建文帝在程济等人的帮助下开始以僧人身份云游四方，传说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都有他的足迹。他又曾在各地寺庙留驻，如湖北武当山、广西横州南门寺，等等。后来明英宗正统年间，有一位老僧往见广西思恩州土官岑瑛，自称建文帝，蹉跎岁月，希望返回朝廷，安享晚年。岑瑛急忙报告巡按御史，驿送赴京。途中，老僧赋诗云：

沦落江湖四十秋，归来白发已蒙头。

乾坤有主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老僧至北京后，朝廷派当年侍候过惠帝的尚膳监太监吴亮前去辨认。老僧见到他，说：你不是吴亮吗？亮说不是。老僧道：“当年我御便殿，你侍食。我弃鹅肉于地，你手执壶，据地狗舔之，怎么说不是？听说老臣杨士奇尚在，能让他出来相认吗？”吴亮复命，明英宗确认老僧即建文帝，命迎入西苑居住。程济闻之，叹道：“今日方终臣职矣。”建文帝入宫后，人皆呼为老佛，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

这是历史上记载最多、流传最广的建文逊国传奇，完全是出于后人的臆造。关于建文帝逃亡的故事，流传最广的固然当属上述故事，而记载建文帝逃亡事迹最详的，莫过于明人史仲彬的《致身录》和程济的《从亡随笔》两本书。史仲彬，据说曾协助建文帝出逃，并不断予以财物资助，又几次南下与建文帝等人见面的一个人物。后来，史仲彬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致身录》。明万历年间，这本书被在山中道观里避雨的几个读书人发现，于是得以传世。程济则是传说中跟随建文帝出逃的主要人物，据说他精于卜算，建文帝流亡期间，多次遇险，都是经他算卦预知而设法逃脱的。程济的《从亡随笔》，完整地记录了建文帝逃亡期间的行踪，何时于何地会何人，作何事，乃至饮食诗赋。类似的书还有一些，其中真伪参半，疑信互争。现在，经过数百年的争论和当代史学家们的考证，可以肯定地说，《致身录》和《从亡随笔》都是后人伪造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传说和记载，乃至伪造当时人留下的记录呢？许多史家都曾指出，这种附会“皆因心恶成祖诛夷诸忠烈之惨，而不忍建文之遽殒，故诡言刘基之秘箧，程济之幻术，以神奇其说耳。”这当然是主要原因，而建文帝与一些建文遗臣下落不明，则成为产生这种附会的基础。多少年来，人们对建文帝寄予深切的同情，再加上建文帝逃亡之说也并非是全无踪影，所以这方面的传说和记载才会越来越多。事实上，查阅有关建文帝流亡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到，时间越晚，记载越详，杜撰伪造的成分也就越多。

对于建文帝失踪一事，官修正史和许多史家都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如清代官方所修《明史》就很典型。《建文帝本纪》中说，燕军入城时，“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但就在同一卷中，又说：“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这里显系没有把握，才两说并存。那么，建文帝其人究竟下落如何呢？从许多历史迹象来看，建文帝确实在京师城破时，乘乱出走了。撇开有关此事各种有争议的记载不谈，仅从朱棣即位后的一系列行动中，也可以看到建文帝出亡的蛛丝马迹。

关于建文帝率从亡诸臣出走的传闻，早在永乐初年就已经出现，而且传到了朱棣耳中。当初埋葬的那具尸体并不一定是建文帝朱允炆，这一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因此他一面在全国范围内追查所谓“奸党”，追缴在逃诸臣诰敕，一面派人四出秘密查询建文帝的踪迹。

第一个被派出寻找建文帝踪迹的是太监郑和，他与王景弘等人于永乐三年（1405）出使西洋。郑和远航，是明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一次壮举。其船队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和时间之早，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而说到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一般认为是加强海外贸易，扬威海外，显示中国富强，借外国朝贡之声势以巩固其在国内之统治，等等，但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目的就是寻找建文帝踪迹。《明史》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朱棣的疑心来自当时的传闻，“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朱棣）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

另一个受命密查建文踪迹的人是户科都给事中胡濙。永乐五年（1407），朱棣命他以颁御制诸书及访寻仙人张邋遢（张三丰）为名，“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当然也旁察东宫及各地官吏军民之事，但主要任务便是寻找建文踪迹。胡濙在外将近十年，不断将伺察情况及时上报，朱棣对胡濙的上报十分重视，让他书写大字，以便晚间报至，也能够立即披阅。为了保证密查的可靠，朱棣在委派胡濙出巡的同时，又另派人监视胡濙的行动。胡濙于永乐十四年（1416）还朝，向朱棣作了详细汇报，但关于建文帝的下落，除去得到更多传闻外，并未有所结论，朱棣当然仍不能放心。这一年，胡濙母亲病故，他按照制度乞归守丧，朱棣没有准许，这在明朝制度中称为“夺情”。明初虽不及中后期的丁忧制度那般严格，但若非有至关重大之事，也不会轻易夺情起复的。这至关重大之事还是寻觅建文帝的踪迹。

永乐十四年（1416）底到十五年（1417）初，发生了谷王叛逆案。这个当年开金川门迎纳燕师的藩王当然知道建文帝下落不明的情况。他利用蜀王之子崇宁王获罪逃来谷府避匿的机会，欺骗众人说：“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发有日矣。”这虽然是一场骗局，但是谷王作为“金川门之变”的当事人，居然也利用建文帝下落不明为己用，足以证明建文帝确实未曾焚死于宫中。

永乐十六年（1418）太子少师姚广孝（即道衍）病倒在北京大庆寿寺。临终前，朱棣前往探望，问起他有何嘱托。姚广孝提出释放溥洽的请求，这又一次涉及到建文帝的下落问题。溥洽为建文帝主录僧，有人传言他知道建文帝踪迹，也有人说建文帝即匿其所。朱棣为此寻故将溥洽关押了十余年。居“靖难”功臣之首的姚广孝临终仅有此请，竟无一句及私。这使朱棣深感难过，他即命释放溥洽。姚广孝挣扎起身拜谢后亡去。

释放溥洽，大约是因为朱棣感到这已不会构成对皇位的威胁，但查询之令未解。于是永乐十七年（1419），胡濙以礼部左侍郎再次受命出巡江、浙、湖、湘诸府。这次他又在外四年，至永乐二十一年（1423）还朝奏事时，京师已经迁至北京。胡濙还朝后得知朱棣亲征阿鲁台，已出至宣府，立即驰赴谒见，他赶到宣府时，已是深夜。

朱棣业已就寝，听说胡濙赶到，急忙起身召见。两人密谈至次日凌晨，胡濙漏下四鼓乃出。虽然无人知晓密谈内容，但多以为必与建文踪迹有关，很可能胡濙这时已经得到了有关建文的确讯，如果不是有死亡之确讯，则必定已示甘心让国，总之是可以放下心来。

除此而外，直接或间接地说明成祖坚信建文帝已经出亡的证据还有许多。如数次派郑和入云南，遣使至世袭镇守云南总兵官沐氏府中秘查建文踪迹，等等。

通过以上明成祖的活动，可以推测，靖难战争后建文帝并未死于宫中大火，而是逃亡在外。至于建文帝逃出后行踪如何，由于各种记载不一，真伪难辨，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