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国

皇权与相权之争和胡惟庸党案

明朝建立后，天下初定，人们本以为能够安居乐业，共享太平，但出乎意料的是，统治阶级上层的斗争日趋激烈，最终酿成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朱元璋简称“胡蓝之狱”。“胡蓝之狱”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果。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这样，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处死，写下了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胡惟庸党案既是皇权与相权之争，又是淮西集团核心人物内部争权夺利和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

李善长朱元璋是靠淮西人起家的。他从1352年开始参加郭子兴的反元队伍，直至夺取全国胜利并建立大明政权，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得力于长期风雨同舟的淮西旧部。开国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封公者6人，封侯者28人。特别是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等人，更是受到尊崇。这些人不仅控制朝廷要津（中书省左丞相为李善长，右丞相为徐达。后来，接替左右丞相者为胡惟庸和汪广洋。另一几与中书省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机构大都督府，其统领是朱元璋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此外，傅友德、陈德、郑遇春等八大侯都任同知都督府事），而且还以乡土、宗亲和部属关系为纽带，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淮西功臣集团。他们都被赏赐了大量土地，由以往的贫苦农民、农民起义将领蜕变成了大地主、大贵族。然而，这些公侯之家、并不满足于既得的利益，而是千方百计地扩大已有的特权。徐达他们倚仗权势，侵夺广大百姓的田地、房屋和牲畜，或者强占官地，接受无赖小民的投献。在钦赐的佃田人户和仪仗户之外，还广蓄部曲，驯养庄奴并擅自使役官军，甚至让他们坐贾行商，为自己牟取暴利。这些新贵自恃开国功高，不仅自己骄横跋扈，而且还放纵门下的悍仆豪奴凌暴乡里，鱼肉百姓。对此，朱元璋深感不安。他曾颁发敕令文告，一再告诫功臣不要居功自傲、飞扬跋扈，并将约束的条例铸成铁榜，坚决表示若有违犯，必将严惩不贷。例如，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就曾颁布《申戒公侯铁榜文》；十三年（1380）六月，颁布《臣戒录》；十九年（1386）十月，颁布《至戒录》；二十一年（1388）七月，又颁布了《大诰武臣》；二十六年（1393）三月，明开国功臣李文忠再次颁布《稽制录》……这些法律条文的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些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清除他们的信号。

然而，朱元璋的三令五申，并未能完全制止住公侯元勋的非法横行。除了新贵们的非法横行外，明初君权与相权之间的激烈冲突，更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由此引发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是淮西勋贵集团的重要人物。于1356年朱元璋进兵和州时来投。由于他是当时淮西功臣集团的领袖李善长的同乡，故得到了他的推荐和提拔，先授之为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州通判，不久又升为湖广佥事。他曾经不惜以重金贿赂李善长，于1367年被召为太常少卿，不久被升为太常寺卿。1370年，进中书省，并官至中书参知政事。此人才干出众，反应敏捷，记忆力惊人，但是为人阴险刻薄。他为了取得朱元璋的欢心，极尽献媚逢迎之能事。不久又升为中书省左丞。洪武六年（1373），在李善长的推荐下，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中书省右丞，并独专省事，旋即晋升为右丞相。1377年9月，胡惟庸又升任左丞相。

随着官位的晋升和权势的显赫，胡惟庸更加不可一世，他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排除异己，收受贿赂，并极力拉拢李善长，为此，他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李佑，同李善长结为亲家。他还想与徐达结好，但徐达对胡惟庸的为人非常鄙视，不加理睬。他怀恨在心，反过来又报复徐达。他贿赂徐达的门客福寿，欲谋害徐达，福寿向徐达告发了他，徐达不得不小心防范，而且曾坦率地对朱元璋讲，这种人不能做丞相。

洪武初年，朱元璋欲选一合格满意的丞相，冥思苦想，觉得合适的候选人有三个，一是杨宪，二是汪广洋，三是胡惟庸。一时抉择不定，于是召见刘基咨询，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刘基朱元璋问：“杨宪如何？”刘基回答道：“（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但后来，朱元璋并没有听信刘基的意见，任胡惟庸为相。胡惟庸任相后，刘基大为悲戚地说：“使吾言不验，天下苍生福也。”他痛感朝廷与自己都会遭遇不测。

刘基因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治，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由于他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话，故深受胡嫉恨，被借故革去岁禄。洪武八年（1375），刘基生病，胡惟庸派医生前去看望，但刘基服药后不久便一命归西。对此，朱元璋后来断言道：“刘伯温在这里，满朝都是（胡）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蛊，相传是一种由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这里泛指一般的下毒。显然，刘伯温是遭了胡惟庸的毒手而命归黄泉的。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急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无不信。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急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后来朱元璋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期间，大权独揽，朝廷上有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事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大有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朱元璋曾总结历史教训：自从秦朝设立丞相一职以后，辅臣狐假虎威，宰相权重，于是出现了指鹿为马那样的事情。自秦以下的历代帝王，均不曾借鉴秦朝设相的经验，而是相继沿袭未改，丞相擅专威福，从而对君王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对此，朱元璋积极采取裁抑相权的措施。如在洪武十一年（1378），就曾下令，此后臣下奏事毋须通过中书省，而应径直禀报皇帝本人。然而，胡惟庸擅权的局面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的解决。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东南亚一古国，位于今越南中南部）来贡，胡惟庸和当时的右丞相汪广洋等人匿而不奏，结果被太监告发。明太祖闻知勃然大怒，严词斥责。但胡惟庸和汪广洋将责任推到礼部头上，礼部则反唇相讥，归咎于中书省。这种相互推诿扯皮，使得朱元璋更为恼火，于是将一干人等全部囚禁起来，让他们招出主谋。不久，汪广洋被处死。接着又下令查究胡惟庸及其六部堂属的罪行。至此，明太祖与胡惟庸朋党的矛盾已趋于白热化。

洪武十三年（1380），涂节自首上告胡惟庸谋反。明太祖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并以“擅权枉法”罪处死。胡惟庸被杀后，此案并未了结，他的罪名还在不断升级。开始只是说胡惟庸“擅权植党”，后来，又加上了“通倭”、“通虏”和“谋反”等罪名，并不断牵连、扩大。有人告发胡惟庸私通倭寇，阴谋里应外合，反叛朝廷。该案的同谋犯越查越多，牵涉的面也愈来愈广，株连蔓引，持续了数年也未能了结。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兴大狱，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乘机又杀了几十家的权臣勋贵。此次，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与胡惟庸勾结而被处死。其中位居“勋臣第一”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时因是元勋皇亲，原来已免于追究。但十年以后，有人以李善长的侄子系胡惟庸的侄女婿，两家往来密切，而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共同谋反，朱元璋顺水推舟，假托星变，须杀大臣应灾为由，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此时，李善长已是77岁的老人了！

李善长被杀后，明太祖亲笔条列李善长罪行，并附加案犯供词，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

胡党之案和太祖杀戮功臣，在朝野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人认为李善长一案纯属冤案。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工部郎中王国用就曾上书为之辩冤，认为李善长“谋反”的罪名难以成立。上书文章写得相当精彩，有理有据，出自才子解缙之手。解缙他指出，李善长与朱元璋同心协力，出生入死开国平天下，功居勋臣第一，生得封公，死得封王。他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众多的亲戚也纷纷拜官封爵。作为一位人臣，他已安享了万全富贵，其荣誉已臻于极致，绝不会冒险谋反以图侥幸。再者说来，倘若有人说他要图谋不轨，自立为帝，这一罪名或许还能成立；但现在竟说他要襄助胡惟庸谋反，则大谬不然。李善长与胡惟庸只是侄儿、侄女辈的亲家，而与朱元璋却是嫡亲的儿女亲家。不仅两家的亲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即使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至多也不过仍是个“勋臣第一”罢了，其地位绝对不会比他在朱元璋手下来得更高。王国用的话句句在理，连朱元璋也被驳得哑口无言。其实，朱元璋并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他只是利用胡惟庸案大作文章，给自己杀戮功臣制造借口。他以镇压奸党为名，趁机对那些心怀怨恨、骄横跋扈的文武官员加以整肃，凡是被罗织为胡党罪犯的，大多被抄家灭族。整个胡案历时约10年，共杀了3万多人，被称为“胡狱”。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则完全是无辜的。“胡狱”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恨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