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中沉没清帝国

十一、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洋务新政

自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上半期，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冲击下，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认识到了中西方之间的差距以及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机，因而从自我封闭的“华夏中心论”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开始推行以“师夷之长技”“自强”、“求富”、“御侮”为内容的洋务新政。洋务新政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起到了筚路开山的作用。然而，洋务新政亦有很大的缺陷和不足，它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近代化的轨道，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有戊戌变法的兴起。

内外交困促成了洋务新政的萌发

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根深蒂固，任何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改革都很难得以实行。然而，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洋务新政之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阻力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是这种环境迫使晚清封建统治集团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其中，列强对华政策的改变固然起了重要刺激作用，而晚清统治集团的自身变化则是根本性的。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使一部分开明的士大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面对现实，经世致用，探索救国救亡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成了摆在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面前的新课题。广大人民群众始终英勇斗争，坚决抵抗，然而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则存在着投降和抵抗两种主张的分歧。战争期间，投降派压倒了抵抗派，导致战争的惨败。在对待侵略者的态度上，以道光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开始时虚骄昏聩，盲目自大；战败之后，则又被侵略者的洋舰洋炮吓得心惊胆颤。他们虽然也为战败而感到懊丧，但他们又认为通过开埠通商、割地赔款满足侵略者的贪欲，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与侵略者是可以维持相安无事的局面的。这就是清统治者所奉行的所谓“羁縻”或“抚夷”政策，实质上就是投降政策。与此相反，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则不然，他们在战争失败之后，痛定思痛，感到中国的形势十分严峻，外国侵略者不容轻视，于是纷纷议论善后之策和御夷之方。在这些封建士大夫中，对当时的世界形势了解得比较清楚，观察问题比较深刻、反抗侵略的态度相当坚决、提出的抵抗方案也比较切合实际的，就是林则徐、魏源等。魏源在挚友林则徐的《四洲志》、《东粤奏稿》等材料的基础上编撰成一百卷的《海国图志》，这是一部最早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知识的巨著，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影响，与其说是对海外各国知识的介绍，由此打开了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倒不如说是魏源在其中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直接带动了一场中国近代思想界的革命。“师夷长技”就是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长处，“制夷”就是抵抗侵略、克敌制胜。他在猛烈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的同时，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不像顽固派和投降派颟顸官僚那样，要么把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看成“化外之民”，对西方国家的情况茫然无知，认为“天朝无所不有”；要么就把外国侵略者看得十分神圣，乞降求饶。魏源一方面看到外国侵略者的性格是“惟利是图，惟威是畏”，针对侵略者的这个性格，就必须使侵略者“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侵略者确有他们的“长技”，他们就是凭着“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些“长技”来欺侮中国的。因此，他认为一定要把抵抗侵略者的立足点放在加强国防的力量上，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严修武备，“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可挟于我。”他一再警告清朝统治者，不要以为订了所谓“和议”，就宴安昏睡，不要沉迷于饮鸩止渴的“羁縻”政策。在那个时代，虽然魏源还不可能从阶级本性上认识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本质，但是由于他在鸦片战争中抵抗侵略的实践，使他对于资本主义侵略者有了这样的认识，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主张增强国防力量，对侵略者的进攻要有充分的武装准备，这在当时是卓有见地的。魏源认为，对于以“洋艘洋炮”为“长技”的侵略者，既不要惧怕，也不要轻敌。而要抵抗外国侵略，首先要了解敌情，他批评清朝政府长期以来昧于世界大势、固步自封的政策。他主张对英国侵略者要力持鸦片之禁，把外流的白银，用来购买洋炮洋艘，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强兵，有效地抵抗侵略。

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是他的思想中最具新时代因素的精粹所在，是对后世最具启迪意义的地方。魏源的这一思想，反映了历史前进的趋势，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从而达到了他思想境界的最高峰。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魏源的这一思想被淹没在封建统治阶级闭关自守、虚骄自大的汪洋大海之中，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从而白白葬送了近二十年大好时光，继续拉大了同西方的差距，从而造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更加惨重的失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使晚清统治集团开始发生急剧变化，分化出一批注意正视现实，企图通过学习西方实现自强的洋务派，他们接过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帜，为洋务新政的兴起开辟了道路。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晚清统治集团遭到了致命打击，动摇了其统治地位，威胁到他们的生存。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可谓“疮巨痛深”。其间，英、法联军攻陷京师、焚毁圆明园，使咸丰帝仓皇出逃，最后病死热河。沙俄则乘机攫取我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这一系列灾难，大大超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清王朝开国以来所仅见，给晚清统治集团以最强烈的刺激。国内，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各地的反动统治，大大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内忧外患”使清王朝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晚清统治集团不能不正视现实、痛定思痛，寻求新对策。洋务派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出现的政治派别。其代表人物有在北京主持对外和谈的恭亲王奕、文祥及镇压太平天国前线的主要将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他们西法自强的主张开始受到清廷的重视和支持。当然反对和不理解变革的大有人在，其中坚力量则为顽固派。这是晚清统治集团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政治上出现的重大分野。清廷出于维护自身专制统治的需要，在当时比较坚定地支持了洋务派的主张，从而为洋务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洋务派对外不惜以最大代价尽快结束战争，换取暂时的和平。面对残暴的侵略者，晚清统治集团深感无力抗衡，不得不屈从于列强的无理要求，不惜出卖大量权益进行妥协，于是迅速签订《北京条约》，以结束战争状态。中外《北京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同时也以此为代价换取了中外关系的暂时缓和，使清王朝得到喘息。此后，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改变对华策略，由“打”变“拉”，反复强调西方“并不需要领土，我们渴望与中国政府（清政府）友善相处，只要中国政府不把我们当做仇敌而当做朋友，就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困难问题”，以此来解除奕“等人对他们存在的疑虑，以便尽早地投入他们的怀抱；同时他们还表示愿为中国助剿太平军和捻军，并愿意派数人到北京，帮助铸造枪炮。在外国侵略者的诱导之下，以奕”为核心的官僚集团与外国侵略者逐渐由敌对、疑虑转而温和，主张对外采取“羁縻”政策，安抚夷人。

在奕“督办和局的过程中，外国侵略者很快便发现他可以成为驯服的工具，成为他们在中国的代言人。正如额尔金向英国政府报告的那样，以后‘如果外交继续由亲王主持，可以希望，新条约将被忠实地执行’。正因如此，英法等侵略者竭力扶植奕”势力，“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指奕‘等人）手里去’。然而在封建专制主义非常完善的时代，那是不可能的。但是，1861年咸丰帝的离世，却给外国支持的奕”攫取中央政权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咸丰帝死后，年幼的载淳继位，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军机大臣八人“赞襄政务”。这些人虽然也有很高的职位和权力，但与既有外国支持，又有坚实军政财务基础的奕“相比，实力上便显得相形见绌。其实，在与外国交涉的过程中，他便以议和全权大臣的身份逐渐掌握外交和军事上的大权。在他的奏请下于1861年设立的总理衙门，在体制上一切均仿造军机处办理，既处理军事、外交，又管理通商、财政事宜，已不啻成为与热河行营并立的联支机构。而且总理衙门由奕”、桂良、文祥等专成其责。这表明以奕“为核心的官僚集团的权力在日益膨胀。特别是经常与外国交涉的奕”与那拉氏联合发动辛酉政变，将“赞襄政务”八大臣赶下台从而掌握政权之后，清廷开始调整其内外政策，逐渐推行洋务新政。

对内，清政府和洋务派全力争取政治局势的稳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人力、物力全力镇压太平军和各地人民起义。为此，曾打破惯例，给予曾国藩等汉族官员以极大权力，企图尽快消除心腹之害，以换取晚清政权的稳固和长久。二是尽可能维护和加强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维系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巩固和加强国家机器。这两者相辅相成，目的在于形成在晚清朝廷控制下的稳定的政治局面。1861年在清廷内部爆发的“辛酉政变”则为实现这种局面提供了条件。

慈禧和与奕“执掌权柄之后，为巩固到手的权力，对政敌采取区别对待、分而治之的办法：对支持其上台和在各地各要害机构的官员则尽可能予以抚慰和利用；特别是对手握重兵活跃在镇压太平军前线的汉族官员则予以更大的权力，千方百计维持统治集团的稳定；另一方面则加速对太平军的围剿。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恭亲王奕”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受到空前的重视与信任。他们在清廷的支持下，很快于1864年陷南京，镇压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稳定了晚清政局。

然而，洋务运动得以兴起的根本条件，在于清廷很大程度上采纳了洋务派利用时机借法自强的主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洋务派领教了没有洋枪洋炮的苦头和掌握洋枪洋炮的甜头，并将武器装备落后作为对外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对外战争一结束，他们立即主张利用“借师助剿”，利用镇压人民起义的机会开始学习使用和仿制西洋船炮。他们纷纷建议清廷仿制外国船炮以“自强”，并开始在地方设局仿制。

洋务派的主张和实践适应了晚清统治集团在战败局面下对西方列强还不那么恭顺，颇想御侮自强、复仇雪耻的愿望。慈禧曾多次在接见臣下时表示：不忘此仇，主张将练兵、制械、加强海防、徐图自强作为立国的一件大事。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则多次上疏呼吁亟筹自强之策。同治三年（1864）四月，他接受李鸿章等人的建议，提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论断。奕”等人的建议立即得到清廷批准。晚清中央和地方这种大体一致的认识和举措，显然为洋务运动的顺利兴起提供了较为适宜的政治条件。洋务派遂得以冲破阻力，承担了他们从来没有承担过的责任，倡导和推动了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洋务新政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伟大航程

历时30余年的洋务新政，既是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又是晚清第一次变革运动。洋务派极力主张变法革新，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建立近代海军；“以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民用工业；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等等。洋务派的上述变法主张，虽然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反对和抵制，但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最高当局的认可和支持，因而其大多数改革主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它是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转折点，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第一，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国防近代化的第一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洋务派深感外国的“船坚炮利”，认识到中西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他们认为无论是御外侮还是镇压农民起义，都必须向西方学习，发展近代国防事业。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主张中国谋求富强之道需从“练兵”、“制器”开始。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先后在各地建立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19个军工企业。洋务派军事工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依托这些初具规模的军工企业和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方式，洋务派生产与仿制出了大量的洋枪、洋炮以及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轮船。近代火器使用的比例逐步提高，使清军的兵器由原始的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代过渡到近代先进的火器时代。洋务派还利用自己所造的与从外国所购之轮船逐渐建成南洋、北洋、福建、广东四大海军，奠定了中国近代海军基础。这些新式近代火器与轮船的生产和使用，改善了清军的军事装备，提高了清军的战斗力。军事装备近代化是军事近代化的物质条件，因此，洋务运动为中国军事初步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洋务运动期间，西方的军事理论与著作被翻译与介绍到中国，主要有日本的《战法学》，德国的《借箸筹防论略》、《炮概浅说》、《练兵新书》。据统计，自1868年到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兵政与兵学类的书就有47种。西方军事著作的翻译，传播了西方国家近代的军事思想。在此基础上洋务派的一些有识之士逐步形成了具有当时历史特征的近代国防思想。第一，中国传统的“重陆轻海”的战略方针发生改变，近代海军和海防体系得以初步确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传统的中国以陆地为主要防线。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使清政府认识到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洋务派趁此机会，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坚决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汝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近代化枪炮武器充实海防，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并建议采用西法设立新式学校等一系列措施。清政府分别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1885年，为了加强对海军的统一管理，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决定“大治水师”。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共有大小军舰共20多艘；南洋舰队、广东舰队、福建舰队亦有一定的规模。4支舰队共计大小舰船80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亦有第八位之说）。19世纪80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第二，军事思想由“制内”到“御外辱”转变。在19世纪60年代，奕分析当时的形势时指出：国内的农民起义是“心腹之患”，而外国列强侵略是“肘腋之祸”，“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出现中外反动力量共同镇压农民起义的局面，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先后被镇压，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中国边疆出现新的危机，民族矛盾日益严重。列强的侵略已经危及清政府的统治权威。抵御外国侵略，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成为新的时代任务。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国轮船折》中称仿造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李鸿章也指出：“机器制造之事，为今御辱之资，自强之本”。可见，洋务派发展近代军事有抵抗外国侵略的一面。

此外，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西方近代军事训练与管理方法不断被引进，使清政府的军事编制与职能出现向近代转化的趋向，为清政府的军事近代化打下了制度基础。

第二，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第一步。近代科技的引进，机器工业的兴起，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洋务派始终把创建中国近代工业作为“自强”新政的中心内容，并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天津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湖北枪炮厂等十多个军事工业。但他们还是感到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重要性。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又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开始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从“自强”新政到“寓强于富”，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进步。这是因为其一，它把中国的产业近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即兴办发展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实业，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二，它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近代工业垄断的一统天下，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挽回了竞争利权，这无疑有其进步的一面。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航运业，其目的是“稍分洋商之利”。它打破了英国对中国内河航运的垄断地位，对振兴民族经济具有推动作用。

1876年，左宗棠在兰州筹建了织呢总局，这是我国第一个毛纺织工业，它打破了毛纺织业完全依赖英国的局面。1877年，李鸿章筹办了开平矿务局，这是我国最早使用机器采煤的一个大矿，成为今天开滦煤矿的前身。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开设电报总局，架设了天津到大沽的电线，后来又接通了京沪电线，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电讯业。此外，李鸿章还筹建了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达十多公里的铁路，这是我国官督商办自建铁路的开端，1888年铁路延长到天津，称“北洋铁路”，它结束了帝国主义垄断中国铁路的历史。在张之洞主持下建成的湖北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这在东方各国是一个创举，它奠定了今天武汉钢铁工业的基础。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二十多个民用企业，其产品不是无偿地调拨给军队，而是主要销售于市场，其经营管理方法不是采用封建衙门的一套规章制度，而是依据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则，其经营目的是为了赢利，它的企业形式除官办外，还有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等形式，因而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若确切地说，洋务派兴办的民用企业是中国早期官僚资本企业或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仅如此，洋务派还推动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洋务运动的刺激下，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有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近代工业，城市一些手工业作坊主也开始采用外国机器生产。比如，1869年方举赞在上海发昌机器厂开始使用车床，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开办继昌隆缫丝厂。从1872年到1894年，商办企业在百余家。正是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逐步确立并缓慢地获得发展。

在创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西方的蒸汽机、纺纱织布机、各种机床、先进的造船技术、新式的平炉、转炉冶炼技术，以及火车，电报、电话等近代交通运输和通讯工具都被引入中国，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第三，洋务运动在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方面也迈出了第一步。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传播了科技知识，培养了人才，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洋务派认为：今欲使中国富强，“则不得不讲西学”。因此，洋务派一开始就把引进西方科技作为主要手段。但随着科技和机器的输入，对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最初洋务派是聘请洋顾问、洋技师、洋工匠，但这样做弊端很多。由于洋人垄断技术，处处刁难，不懂洋文的中国人与他们接触时常常被愚弄和欺骗，加上《天津条约》规定三年之后一切中外条约只用英文而不用中文。于是，为了培养外语人才，输入科技理论，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外语学校，教学外语。为了培养科技人才和应用人才，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洋务派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陆军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学校，这些学校以学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直接为军事企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才。新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学习了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及专业理论和技能，成为具有近代化知识结构的应用型人才。洋务派很重视留学教育，认为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须派人到外国学习“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因习。然后渐图自强”。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到1875年共派出四批120人，从1877年起，又派出108人赴英法等国留学。从此以后，清政府中央以及一些地方督府不断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接受了近代科技知识，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回国后，倡导西学，成为新式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科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栋梁。如严复回国后翻译了《天演论》西方著作，把资产阶级进化论、天赋民权理论介绍到中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骨干大部分是留学生出身。洋务运动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许多近代化新因素，它使中国有了西方的技术设备和生产方式，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邮政、电报等新式通讯手段，有了新式学堂和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中国社会思想的进步，推动了近代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的发展。一批西方的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的书籍被介绍到中国。据资料统计，二十年间，同文馆译著近200种，江南制造局译书163种，另附刊32种，《西国近事汇编》季刊出了108期。新思想、新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客观地面对现实，不再反对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盲目自大的观念日见萎缩。李善兰、徐寿父子、华蘅芳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随着三十多年开办工厂、发展贸易等各种经济活动的开展，以及以介绍和传播西学为主要内容的译书、办报、兴学及派遣留学生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一批通过亲身经历或媒介手段而全面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状况的新型知识分子明白了靠洋务事业不可能解决国家民族危机之后，产生了维新思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主张不仅在经济上向西方学习，更重要是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些新型知识分子认识到洋务运动的缺陷后，才逐渐有了早期维新思想、维新变法思想，以至民主革命思想。

上述的几个方面，说明了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把中国推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在国防、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的第一步。

洋务新政流弊丛生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是中国引进西方技艺、尝试用资本主义方式挽救中国危机的大规模实践活动，有积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从维护其自身统治的需要出发而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相妥协的产物，它存在着诸多流弊，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

其一，维护清廷统治的改革目的和“中体西用”的改革宗旨，导致洋务派改革停留在物质文化层面上，不能深入到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的层面上。从洋务派改革目的来看，虽然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以“平内寇、御外侮”为目的，但其终极目的是维护清廷统治。这决定了洋务派没有也不可能变革封建专制及其赖以生存的封建经济以及为之服务的封建思想文化。再从洋务派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来看，洋务派接受了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体西用”思想。作为对西方技术挑战的一种回应，尽管洋务派所奉行的“中体西用”思想较之那些顽固守旧派完全拒绝西方的文化，反对引进或接受西方的先进技术，并视之为“奇技淫巧”来说，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态度，然而其毕竟还只是涉及到一些表层文化中的科技应用问题，仅仅是为了某种纯粹功利的目的从表层结构上对西学的认可和同化，对居于核心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却丝毫不敢触及，而对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伦理道德规范等等最多只是做一些微弱的变动。所以它的消极意义又很明显地体现出来。总之，洋务派所要求实现的是尽力维护封建文化为主体，但又要求吸收西方文化中某些可以接受的东西——主要是以制船造炮等工业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包容后者。更具体说来，就是主张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的伦理纲常加上西方的近代工业技术。这就使“中体西用”这个历史的命题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对于突破“夷夏”之大防，冲破“天朝上国”传统的深闭固拒的文化优越论之网罗，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西方先进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着不可忽略的消极作用。

洋务新政在“中体西用”论指导下进行了30余年，但它的成效不大。他们对西学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误以为西方只是先进的科技，至于人文科学、社会政治制度等更深刻层面而核心的东西，他们不了解也不愿意接受，乃至将其拒之于门外。同时他们把中国的近代化与维护封建统治看成是并行不悖的，幻想着借西方的科学技术就可以恢复封建社会的盛世。他们不知道，要搞近代化，要赶超西方，就必须学习西方国家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上层建筑，而当时中国那套政治机构和管理体制，都是适应封建自然经济而建立起来，必然严重地束缚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向近代发展的障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若使中国富强起来，除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还要学习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于是乎早期维新思想开始萌动。

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大体是指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维新思想。起初，早期维新思想家是作为洋务思想理论家的姿态出现的，在思想上与洋务新政的主要倡导者们并无明显的区别。在“求强”、“求富”的指导思想和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等问题上，都同洋务派的主张一致。但是这些思想家们一则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了解较多，对中国的封闭落后也更感痛切；再则他们的思想比较敏锐，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也较快。随着社会经济和客观形势的变化，他们再不能满足于洋务新政所能容纳的范围了，于是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他们从挽救民族危亡的角度出发，主张更多地向西方学习，不但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同时也要求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设立议院，发展民族工商业，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希望中国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这些开明的士大夫们，以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为代表，逐渐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即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审视洋务新政，批评和抨击其“仅习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终不能“自强”的缺陷和不足，形成一股强大的早期维新思想。随着早期维新思想的发展，其“师夷”的广度和深度都较洋务派的洋务思想有很大的升华，洋务派的洋务思想逐渐失去了其往日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意义，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羁绊。

其二，洋务运动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也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洋务派官僚所办近代企业，一般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大都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缺乏独立性。洋务派兴办的企业，采取的是官办、官督商办以及官商合办的形式。官办形式主要用于军事工业，这类企业的创办事先须请政府批准，经费则由政府在军费或国家税收中拨给，用人、行政、财务开支也都经事先奏准及事后报请核销，实际上形同清政府军事机构的附属单位。至于官督商办企业，他们在创办这类企业时，时常为其奏请排他性的专利权。例如李鸿章在1882年创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奏请“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洋务派官僚所办企业，在管理上大都沿用了封建衙门形式。企业由总办、会办、提调、委员等官员层层控制，等级森严。这些官员基本由封建政府委派，官员的选择标准，主要看资历、级别以及与洋务派官僚的关系，并非有实际的管理和业务能力。军事工业由于属军事系统，管理中的衙门形式更加突出，工人稍有不慎，即有吃军棍的危险。显然，在洋务派官僚所办的近代企业中，封建政府所授权力的大小及等级的高低，成了支配和管理企业的主要根据。

封建垄断性、企业无独立性和衙门式的管理，构成了洋务派经营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浓厚封建性的主要内容。那么它们起了什么作用呢？

实行封建垄断，压制自由竞争。就军事工业而言，洋务派一向将之垄断在官府手中，极力反对民间从事军火生产，害怕威胁到其统治，这恰恰反映了洋务派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企业产品不是商品，无偿地调拨给封建军队。企业所需人才从国外聘请，所需技术设备从国外引进。这种封建性和买办性，导致军火生产毫无竞争而言，生产效率很低，产品质量很差，根本达不到御侮的目的。

在民用企业方面，以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自1882年李鸿章为其请得10年专利后，直至1893年10月被焚为止，除1888年湖北织布官局和1891年附属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纺纱局，因与“商局有别”，特准设立外，没有出现一家私人资本的棉纺织厂。

由于封建衙门式的管理，使这些企业毫无生机与活力，被封建官僚把得死死的。洋务派官僚任人唯亲，各机器局与其说是生产单位，倒不如说是当权者安插亲朋故旧的衙门。

尽管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之长技，并将近代大机器生产引进中国，刺激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由于洋务派官僚兴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具有浓厚的封建垄断性，使厂局变成衙门，充满了官场恶习，任用私人，招权纳贿，无所不为。因此，这些企业有的破产，有的陷入外国资本的控制，有的招商承办，少数转变为后来的官僚买办企业；洋务派官僚还采用各种办法，如奏请专利、兼并商办企业、禁止机器入口，征收苛捐杂税等等，来阻碍中国民族资本的活动和发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束缚下，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自由发展的机会。它们对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其三，洋务派所奉行的“外须和戎”的妥协退让外交方针，不能真正起到“抵御外侮”的目的，不能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走上独立的道路。洋务派面对封建统治的危机，冲破了传统士大夫虚骄自大、盲目排外的封闭心态，主张“师夷之长技”，开始推行在中国近代史上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新政。洋务派推行洋务新政的重要目标就是“求强”、“求富”、“抵御外侮”，它究竟对“御侮”方面发挥多大作用呢？虽然洋务派建立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起到了“稍分洋利”的作用，但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实行衙门管理，由官僚垄断，投资商人地位卑微，生产效率低下，裙带关系严重，贪污成风等，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些企业与外国资本主义之间有盘根错节的联系，买办性非常浓厚，致使洋务派在抵御外国经济侵略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微弱的。洋务派确实通过建立军事工业，购买外洋船炮，创办近代海军，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近代军事人才和科技人员等措施，使清政府的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但由于洋务派奉行“外须和戎”的外交方针，使洋务新政在抵御外侮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最终造成了“求强”不得、“御侮”难成的败局。

其实，早在洋务新政初期，负责外交事务的奕即根据局势的发展，制定了“羁縻”方针。他指出：“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他指出，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是主要敌人，而外国侵略者是“肢体之患”，是次要敌人。由于洋务派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没有认清，认为它们“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并不想灭亡中国，故要“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这就为洋务派对外实行妥协和戎外交奠定了理论基础。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更于1862年6月3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处理“夷务”时所持的主张和见解。他指出：“此前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眼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帮助我大清王朝攻打太平军和捻军。二者皆有德于我。中国不宜忘其大德而计较小的怨恨。如今自强之道，应该修明政事、培养贤才，在学造西方炸炮、轮船等方面下功夫。”

这一段话较为全面完整地表达出了洋务派的思想政治路线。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包括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在政治上，曾国藩主张搞好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要记其“大德”，忘其“小怨”。他所谓“大德”，是指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到北京而没有推翻清政府，事后还帮助它攻打太平军；所谓“小怨”，是指道光二十年（1840）以来西方列强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城下之盟，在中国攫取大量政治、经济特权，使中国政治上和经济上失去独立，一步步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半殖民地。在曾国藩看来，民族的安危、人民的利益都是次要的，只有保住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才是最重要的。因而，他权衡利害，决定同外国侵略者做朋友，坚决与革命人民为敌。曾国藩认为，只要清政府内修政事，急求贤才；外学技术，制船造炮，就可以自强。

总之，奕、曾国藩等人通过几个奏折，为清政府制订了一条基本的对外方针，那就是“羁縻为上”，“曲全邻好”，李鸿章将其概括为“外须和戎”。所谓“外须和戎”，就是要与外国维持和平关系。在中外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这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是李鸿章等洋务派面对外敌入侵之时，不认真做战事准备，即以出卖民族利益的妥协退让方式求得“苟安”，缺乏应有的民族自尊和骨气。所以对外讲和是洋务派思想的本质与核心，正如曾国藩所说：“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以保全和局”。李鸿章完全是一个唯武器论者和失败主义论者，不能正确估价敌我双方的优劣，往往片面夸大敌人的优势和我方的劣势，为其实行对外妥协退让的所谓“和戎”外交方针寻找客观根据。他提出：“西方列强的军械强于中国，技艺精于中国，中国即使暂时获胜最终也必定要失败。”因此“目前应力保和局，即使将来中国武器精良，防御牢固，亦不应该首先开衅。如果西方列强万分无礼，进行侵略，不得已而一应之罢了”。也就是说，原则上应妥协避免战争，只有万不得已时才勉强招架一下。如此对待抵御外侮的态度怎能取得抗敌胜利呢？洋务派确实讲过“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讲求机器火器，“则御外侮有以凭借”，不能说他们毫无御外侮之意，但一旦遇到外敌入侵，他们就一味妥协乞和，以求得一息之存。李鸿章等洋务派所标榜的军事自强“御外”的作用实在太有限。下面有实例佐之。

当新疆出现危机时，李鸿章指出，新疆受俄罗斯和英国两个大国的威胁，“即免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主张放弃新疆。面对俄罗斯这一强国，由于左宗棠率领广大爱国官兵奋勇杀敌，新疆最终不也回到祖国怀抱了吗？他自称创办强大的海陆军“御外”作用何在？

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片面强调法国的优势，指出如果中法开战，最终法国必胜，所以他不认真作战事准备。当法军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形势非常严峻时，冯子材等率军浴血奋战，连获大胜，而李鸿章却力主“乘胜即收”，迫不及待地签订屈辱的和约。李鸿章的“自强”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他所经营的海陆军的“御外”作用又表现在哪里呢？

如果说中国败于西方列强无可厚非的话，19世纪末竟然败于同源同种、同时起步的“蕞尔岛夷”日本，使中国人丢尽了脸皮，不能不使国人对洋务自强新政产生怀疑。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确实对日本早有戒心，李鸿章搞军备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企图“震慑”日本。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时，实力虽远不如英法等国，但已超过日本，雄踞亚洲第一位。但是，日本大力发展军事，于1894年不顾李鸿章的“震慑”而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海战至关重要，影响着战争全局。北洋舰队成军后，虽然至甲午战前未增加新式舰船，一门新炮，但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比，各有优劣，大体相当，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和作战的勇敢程度对海战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李鸿章等洋务派消极避战，不作战事准备，力主对日乞和，一味依赖帝国主义的调停，结果坐失战机，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李鸿章等洋务派为清政府缔造的“大厦”就这样在日本炮舰的轰击下坍塌了。

李鸿章等洋务派虽然以“抵御外侮”相标榜，但有其名而无其实，只是其“和戎”策略的一种补充。他们对外的根本方针是“力保和局”，但又认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也就是说，加强军备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外作战，而是作为求和的资本。同时，他们还不能不考虑到，在求和而不得的时候，也必须暂时招架一下，以待和议的达成。这就是洋务派所标榜的自强“御外”的本质，反映了半殖民地条件下统治阶级惧怕帝国主义的软骨症。诚然，在中国遇有“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外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力保和局”，实行“和戎”外交以图“自强”是完全正确的。与西方列强保持“和好”局面，争取时间谋取“自强”，这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大方针，但问题是“和戎”要有一定的条件，当国家主权受到严重侵害时，国人应义不容辞地为维护国家主权而奋勇抗争。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却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外来侵略一味妥协退让，一次次以出卖民族利益换取与帝国主义“相安无事”的护身符。帝国主义是贪得无厌的，这恰恰助长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嚣张气焰。

甲午战争是对洋务新政的一次严峻考验，是检验喧嚣多年的洋务新政能否达到“自强”、“求富”、“御侮”、“制夷”的试金石。其结果中国遭到惨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失败，毋宁说是政治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失败，从而导致“制夷”有限、“御侮”难成的结局，这正是洋务新政的悲剧。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洋务新政并没有达到洋务派自始至终所高唱的“自强”、“求富”、“御侮”、“制夷”的目的，表明洋务新政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救国方案已经失败了。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纷至沓来，强占租界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十字路口。面对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一批有识之士痛定思痛，经过反思，深刻认识到：洋务新政客观上确实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技，但仅停留在“器物”层面的技艺只是西学的皮毛，真正富国强兵之路在于制度变革。没有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保障，即使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不可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中国人开始明白，纵使船坚炮利，兵器精良，也挽救不了一个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因此，变革社会，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学习西方之根本成为甲午战后中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于是有戊戌维新运动之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