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中沉没清帝国

八、落日的辉煌——“康乾盛世”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三位帝王在继承、总结前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康乾盛世”犹如落日余辉，自乾隆以后，便暗淡无光，大清王朝也进入了离乱之秋。盛极一时的“康乾盛世”何以衰落下去，值得后人思之。

“盛世”辉煌

在我国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盛世”景象并不多见。所谓“盛世”乃“最好的历史时期”之谓。综观中国历朝历代，“盛世”的内涵应包括：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政局稳固、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等。在清以前，为史家所共识的“盛世”有：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唐初的“贞观之治”、盛唐的“开元盛世”、明朝的“永宣之治”。“康乾盛世”，是清朝近三百年历史中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它以一系列的成就显示了自己的辉煌。

从政治上来看，在康熙即位时，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外有沙俄侵略者和西方殖民势力染指我国领土，对我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巩固国家统一，抗击外国侵略，实现社会稳定，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康熙、雍正、乾隆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采取坚决措施，战胜了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平定了三藩之乱，消灭了郑氏分裂政权，实现了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三次击败准噶尔叛乱，统一漠北；进军西藏，驱逐了准噶尔的势力，重新统一西藏地区；从1690年到1760年的70年时间里，彻底平定了喀尔喀部落的叛乱，统一了西北地区。与此同时，还征讨平定了大小金川，统一琉球，威服缅甸、安南、廓尔喀等，宾服中亚诸国；多次打败入侵中国东北的沙俄侵略者，与俄国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边界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通过一系列平定国内叛乱、巩固国家统一、反抗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斗争，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和西南各国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一个东到大海，西越巴尔喀什湖，北越外兴安岭、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诸岛的中华帝国，横空出世，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一疆域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

清军入关定主中原后，把新兴的满族贵族的那种崇尚武功、选贤任能、治政务实的优良政风带入中原，又吸收了汉族王朝历代统治的经验，采取了加强君权的种种积极措施，使全国权力牢牢地集中在皇帝手里。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勤于政事、治政务实，既使我国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顶峰，又在综合满族统治习惯和历代汉族统治经验的基础上，使这一制度达到了非常完备的程度。这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清统治者非常注意争取以大汉民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合作。清军联合吴三桂入关，即打着“与尔等复君父仇”的旗号；多尔衮的大军到达北京时，为崇祯皇帝穿着孝服，感动了北京人，受到群众欢迎；接着，清王朝谕令废除明朝的“三饷加派”及一切苛捐杂税，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因此，尽管有对于清朝野蛮的“雉发令”的不断反抗，新生的清王朝还是很快从饱经战乱的人群中争取了人心，在政治上取得了巩固政权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后，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推及到全国。由于康雍乾时期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各族人民共同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开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社会经济方面看，康雍乾时期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达到了新的水平。无论从耕地面积之广、农作物种类之多、产量之丰来讲都超过了过去任何朝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国家正式记载的垦地数字达到741万多顷，而且由于没有登记，边远民族地区的草原、山谷、荒漠地带很多也变成为农庄，实际耕地面积远不止此数。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江浙、湖广、四川的某些地区，上田产量每亩可达五六石至六七石。江浙繁富地区生产的大批漕粮，沿着大运河源源北上，国库的粮食贮备始终十分充足。由于粮食的增多和工商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达地区更多地种植了经济作物，桑、茶、棉花、蓝靛、甘蔗、苎麻、烟草、红花等成为重要的商品化的农产品，棉花、烟草的种植从岭南遍及北方，台湾在统一后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甘蔗生产中心。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伴随耕地面积的增加是人口的增长。清代人口总数从1661年左右的9000万，到17世纪90年代接近1亿人。1761年达到近2亿人，30年后达到3亿人，再经过40年，到1831年左右达到4亿人。清代前期人口的持续增长，奠定了中国人口大国的地位。

人口增长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乃至昌盛的重要标志。随着耕地面积和人口的增长，粮食产量也大幅上升。据有关学者估计，到18世纪末，中国粮食产量已超过2000亿斤，基本可保持人均口粮约600斤的水平。中国的粮食产量能养活数亿人，这一成就，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的大幅上升，国内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也渐趋活跃。我国的纺织、瓷器、铸铁、制糖、制茶、造纸、玉、金、铜、编织、工艺品等等的制造技术和生产量都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高峰，有的技术如瓷器、丝织、棉织业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遍及全国的家庭手工业更加发达。在江南的苏州、江宁（南京）等大纺织业中心，产生了大包买商，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原料和织机，直接雇佣工人或机户进行生产，成为大包买商兼大手工业主，在各地的纺织、造纸、铸铁、制糖等部门中，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作坊和工厂普遍增多，商业进一步繁荣起来。北方的陆路商队频繁地从北京运货去东北、蒙古、青海，新疆、西藏。大运河、长江、珠江等河流中商船往来络绎不绝。北京、苏州、扬州、杭州、广州成为当时全国较大的工商业中心。大批工商业城镇在江南地区崛起，民族地区的工商业城市迅速发展。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茶叶、蚕丝、绸缎、瓷器、棉花、各种手工艺品大量输出国外，而从国外进口数量极少的棉花、毛织品、香料、奢侈品，在对外贸易中保持着大量的出超地位。通过对外贸易，大量的白银流入我国，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

在农业生产发展和工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国库存储丰厚。康熙年间，封建国家每年的收入从白银三千万两增至五千万两，到了乾隆中期增至七千多万两。当时国库的富裕，财力的雄厚，成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和繁荣兴盛的有力见证，正是封建社会处于“盛世”的写照。

从康熙到乾隆，经过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耕地面积和人口成倍增长，中国历史自汉唐以来发展到一个新的鼎盛高峰。

从科学文化上来看，康雍乾时期是我国科学文化空前发展时期。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异彩纷呈。康乾时期，编纂出版了我国现存的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编纂了我国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整理、编纂、出版了难以数计的大量学术著作和图书资料，这是过去任何朝代也比不上的。由于当时政府提倡和鼓励知识分子少问政治，钻研学术，减少了政治对学术的干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乾嘉学派，这是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诗歌艺术，格调、性灵等门派纷立，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学术百家争鸣，艺术争奇斗妍，构成了一幅“盛世”文化繁荣昌盛的景观。

“康乾盛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它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盛世”成因

综观中国历史，“盛世”的出现，皆从大乱走向大治。清“康乾盛世”也不例外。清承明末天下大乱，入关以来，经几代人不间断地奋斗，最终将清朝推向鼎盛。

清朝自顺治元年（1644）进关，历经18年统一战争，削平大顺、大西及南明诸政权，除台湾外，全国归于一统。以摄政王多尔衮、世祖顺治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所作的一切努力，为清朝全面实施大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玄烨即位后，又经20年进一步治乱，以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吴三桂八年之乱为契机，乘胜收回台湾，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此后经过康、雍、乾三代的努力，平定了各少数民族的叛乱，使皇权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加强，消除了历代经常存在的社会动乱的根源。早在顺治时期，就定下了严禁宦官以及后妃外戚干政的制度，一直到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才被破坏；康熙少年时清除辅政大臣鳌拜的胜利，使贵族大臣擅权在刚刚开始时就被铲除，康熙晚年，支持皇太子夺权的康熙皇后的叔父索额图被处死，康熙的舅舅佟国维又因支持皇八子结党受到康熙的严斥，通过进一步打击皇亲权臣贵族的势力，巩固了皇权；雍正以巨大的魄力，惩处了权势极大的年羹尧和隆科多这两个重臣勋戚，控制了全国的权力；乾隆六十年间，一直乾纲独断，后妃外戚宦官文臣武将均未能干政。他晚年虽宠信贪官和珅，但也从未让他操纵国家大政，凡有关国家大事，必由乾隆拍板决定。由此可见，从康熙亲政到乾隆去世的一百三十年中，国家大事一直牢牢地控制在康、雍、乾三皇帝手中，皇权如此巩固和集中，是过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过的。

皇权的加强固然有其负面的影响，但康、雍、乾三皇帝加强皇权的结果，使自商代开始以迄明末三千年历史上经常存在的后妃干政、外戚专权、宦官乱政、藩镇割据、名相主宰朝纲、奸相欺君祸国、武将废立国君、民族分裂政权并立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和战祸得以避免。国家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里，政令一致、军令一统，这样就会实现社会的长期安定和平，为人民群众得到长期的休养生息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提供了可能，这是“康乾盛世”局面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

清朝入关，首要治吏，从严整顿，大得民心。明末吏治腐败，是其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朝统治集团，时时以明亡为戒，大力整顿吏治，扫除明末以来的贪风和颓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顺治亲政后也说：“安民之本，首在严惩贪官。”康熙朝吏治的中心是惩贪奖廉，主要措施如下。

首先，对官吏慎重选择、严格考核，多加约束，在选官上，康熙帝重视作为封疆大吏的各省督抚的作用，认为“如果督抚居官清廉，那么下属才能够交相效法成为良吏”，所以他在简任督抚时必详加察访。每当督抚赴任，他都谆谆告诫。对通过捐纳、荫袭等方式进入官场者加以限制。在对官吏的考核方面，一改以往流于形式的弊端，严格考核。考评等次的确定必须确有实证，反对评语空泛抽象。如地方官在考核时要具体总结任期内所治区域有无加派、滥刑，赋税、仓储有无拖欠、亏空，地方经济、百姓温饱有无起色，所属官吏贤否等。还制定了详细的官吏回避制度、赋税征收制度、司法审理制度。恢复了御史可据“风闻”纠弹的制度。为防止官吏结党营私，制定了严格的保举制度，被保举者一旦有“贪婪事发”，要追究“举主”的责任。康熙朝还确立了后来被史家毁誉参半的督抚互相监督的制度。

其次，从严惩贪。康熙帝把贪官污吏视同于当时西北的敌人噶尔丹，说：“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在康熙朝，降职甚至处死了一些贪污官吏，使官场贪风有所收敛。

最后，表彰、保护清官能吏。康熙帝说过：“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洁者奖，贪婪者惩。”康熙帝在惩贪的同时，而奖廉则过之，这也是此时吏治的一个特色。平定三藩之乱后，开始大批褒奖清官，先后被推荐者有格尔古德、范承勋、陆陇其、于成龙（北溟）、彭鹏、李光地等。后来他还多次让各级官吏推荐清官，予以表彰，以此树立清官形象。他深知清官多刚直，与上下级关系多矛盾，所以留心保护。被誉为“止饮江南一杯水”的张伯行任江苏巡抚期间，因揭发总督噶礼罪行受到压制，受命查办此案的钦差也袒护噶礼，建议撤张伯行的职。康熙帝深信张伯行居官清廉，而噶礼操守他不能信，于是康熙帝断然决定撤噶礼职。还应指出的是，康熙帝奖励清官，是坚持德才兼顾的原则，既要求操守清廉，又注重政绩的考核，而不偏执一端，所以培养了一批清官能臣，为“盛世”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雍正帝整饬吏治固然继承了其父康熙帝的具体措施，但执行得极为严格。他继位之初一反先例，对官员在前朝的亏空一概不予豁免，并命户部清查全国赋税收入。这次清查出的贪官污吏受到了严惩，连雍正帝的两个弟弟也被查出，受到严重处罚。

乾隆帝处在“盛世”的顶峰期和结束期，基本上继承了康雍二帝的统治作风。针对康熙帝的“宽仁”和雍正帝的“严苛”，他强调自己是“宽严相济”。乾隆帝通过健全法制、选官德重于才、官员互相监督、严惩贪官等措施，使吏治收到一定效果，惩贪法制严密，政策一贯，手段有力，不仅在有清一代是突出的，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也是突出的。这对扭转官场积习，保证“盛世”的延续、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清初，由于历年战乱不已，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生凋敝。清朝能否立足、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是根本。从顺治始，特别是康雍乾三朝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以农业为国本，不遗余力发展农业经济。这集中地体现在康熙所表述的思想上。他说：“农业实为国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两者为先务。”这一指导思想，在三朝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实施大规模发展农业的计划，主要有：全面推行垦荒政策，给各省规定垦荒完成的任务与时间，以垦荒多少实行奖惩；资助农民垦荒。至雍、乾时，垦荒向边疆地区发展，指令当地驻军实行“军屯”。乾隆提出，即使地属奇零，乃至山头地角，也要辟为良田，能开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致使耕地稳步增长。自康熙时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疏通兼治运河，收到巨大成效，历30年，水患消除，农业连年丰收。乾隆时，继续兴修水利，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由于“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和“地丁合一”的推行，废除了两千年以来的人口税，减轻了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松弛了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从康熙到乾隆，人口激增，反映了农民已不再离乡背井而回到土地上安心从事于农业生产，使脱离了生产资料土地的劳动力和失去了劳动力耕种的生产资料土地重新结合了起来，这对发展当时生产力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康雍乾时期采取的这一系列调整生产关系的政策，其贯彻时间之长、措施推行之坚决、成效之显著，在封建社会历史上是少见的。

康雍乾时期还改革了财政政策。清初，清政府财政是入不敷出的。康熙初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战费甚巨，财政呈窘迫之状。清政府采取措施改进，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康熙中后期，财政状况即见好转。“出入相抵，有盈无细”。

雍正时期，对财政进行整理，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首先严令各省、州、县限期如数补足历年拖欠应交中央的款项。几年之内，“亏空之风，得以顿息”。其次，设立会考府，严格会计考核和收支管理。再次，规定“耗羡”归公，将官吏中饱私囊的款项收归国库。另外，还对盐课增收，对关税实并进行常例捐输。这些做法，广开了财路，增加了收入。以至雍正年间，虽屡次用兵，而经费不虞匮乏，并得积蓄两千余万之巨款。

乾隆承接升平之世，经过父祖辈的励精图治，社会经济发展日见繁荣，国力大增。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朝中央岁入达近五千万两。经济发展和岁入的连续累积，使得乾隆四十二年（1777）国库存银达到八千万余两。由于财政富盈，不断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蠲免、赈济等措施，让农民生活安定，生产发展。

康雍乾三朝坚持国家“大一统”，制定并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安定边疆，消除“边患”，长治久安。康雍乾诸皇帝尊重汉族的民族习惯，选拔和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大兴科举，举办博学鸿儒、博学鸿词科，鼓励汉族知识分子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著书立说，为巩固清政权服务。他们和蒙古上层贵族建立了世代的联姻亲戚关系，尊崇和提倡蒙藏人民信奉的喇嘛教，大量兴建寺庙，赐给蒙藏贵族和宗教领袖以爵位、财物和自治的权力；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也采取了团结联合的政策，并废土司，设流官，实行“改土归流”。这一系列措施，使得明末清初十分紧张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大为缓和，各族人民和统治者衷心拥护和支持清政府巩固国家统一、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成为平叛和反侵略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康雍乾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情况，可以说是继唐太宗贞观时期以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又一次非常良好的时期，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在思想文化领域，康、雍、乾三皇帝努力学习汉族的传统文化，尊孔重儒，把儒学定为国学，作为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中心内容，培植大批人才；大力推进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整理典籍，编纂了以《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为时代标志的图书，实集传统文化之大成。应该说，这对“盛世”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故史家盛赞：“康熙年间，人文最盛”，恰“如宝山初开，琳琅尽献，猗欤盛矣”！乾隆时，已形成“文治之极隆”的鼎盛局面。

从领导这个封建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康熙、雍正、乾隆的治政方面看，康雍乾三君的治政和过去各代皇帝比较，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他们都是既具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治政才能，又具有勤于政事、治政务实的治政精神，这是前代君主很少能同时具备的。其次，他们既集国家大权于一身，事无巨细躬亲决断，又能通过种种手段了解下情，从而使得他们对国家大小政事的决断做得比较正确，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这也是极为可贵的。再次，他们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学问家。康熙堪称是我国所有封建君主中最懂得科学、最热爱科学、最提倡科学的君主；乾隆在自然科学方面不及乃祖，但他酷爱中国的国学，其诗文字画俱佳，甚至超过了和他同时代的汉族学者；雍正的诗文字亦好，他每天批阅大量奏章，有时一批千百字，反映了他的知识和文字水平。这也是前代的君主很难比得上的。康、雍、乾三君主有这样几个前代君主无法企及的优点，是保证了他们治理下的时代出现“盛世”的重要原因。

残阳夕照

尽管康雍乾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出现了“盛世”景象，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它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而已，就在它繁荣昌盛的表象之下，潜伏着种种危机。

固然，康雍乾时期所采取的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措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不能对此估价过高，吏治日益腐败，贪污屡禁不止，使“盛世”逐渐走向衰败。

即便是在“康乾盛世”时期，官吏的贪婪、敛财的门道、搜刮民脂民膏的恶行不仅在大清一朝，就是在整个封建社会也是罕见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最好的写照。

康熙时期，掌握重权的高官敛财纳贿，不遗余力。如索额图贪侈倾朝野，徐乾学、高上奇等贪赃枉法，声名狼藉。江苏布政使宜思恭贪污、亏空钱粮达46万多两，太原知府赵凤诏贪污勒索白银更高达300万两。

雍正时期，虽严加整治，却也难以杜绝贪污现象。川陕总督年羹尧的罪状中，贪黩罪和侵蚀罪就达33条。此外，年还以官商身份，经营房地产、典当、贩卖马匹、木材等，所得不义之财不知有多少！吏部尚书隆科多的41条罪状中贪黩罪达16条。其中，勒索诈取安图银38万两，收受赵世显银1.2万两，收受满保黄金300两，等等。

乾隆时期，吏治更加败坏，贪婪之徒层出不穷。其中，以和珅案为最。和珅权倾朝野，敛财之巨，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据统计，查抄和珅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达8亿至10亿两！因而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这一时期，各级官吏常常是一贪俱贪。上层官吏肆意攫取，下级也不甘落后，你捞、我捞、大家捞。权力大的大捞，权力小的小捞，没有权力的利用职务之便也要千方百计捞一把。你包庇他，他暗示我，我也会为你提供“方便”。

康熙年间，京口将军李显贵勾结镇江知府刘元辅折扣兵丁草料，浮算库银。刑部侍郎宜昌阿、广东巡抚金俊通谋舞弊，侵吞兵饷及罪臣尚之信应抄入官的财产，还接受尚之信属下商人沈上达的贿赂，并杀沈灭口。宜昌阿等贪污白银89万两。还有广部堂官希福纳等百余人贪污草豆银44万两。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甘肃捐监冒赈案发。早在7年前，陕甘总督勒尔谨就请求甘肃捐监，得到皇帝恩准。他与甘肃布政使等人相互勾结，把监生交纳的监粮折色银据为己有，然后又以每年因旱灾赈济的名义，将这些银两冒销。这样，监粮银便全部落入勒尔谨和布政使等人手中。后来，营私舞弊案败露。勒尔谨一伙通过这一方式侵吞上千万银两。此案还牵涉兰州知府及知县、署知县63人，知州3人，同知3人，通判5人，县丞2人。侵吞银两1000两以上的甘肃省府州县官员达102人，1000两至9000两的29人，1万两以上的11人，2万两以上的20人。此案有22人被诛，连陕甘总督勒尔谨也赐令自尽。甘肃省道府以上官员几乎为之一空。一年后，又有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等人贪污营私，向下属勒索，以致山东各州县仓库亏空。国泰乃和珅之心腹，和珅虽通风报信，竭力营救，亦未能逃罪。国、于二人被赐狱中自裁。与此案相关官员亦被查处。

以上仅仅是集团腐败之一隅。集团腐败是贪官们自我保护的重要方式，因为一损俱损，所以，大家官官相护，危害极大。

此时，贪污腐败的流毒，从一品大员到九品芝麻官乃至于衙差，从朝内到朝外，从政府到军队，可谓遍及各个角落，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贿。乾隆时代的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曾撰《守令篇》，描述地方官的情形：一个官员赴任前，亲戚朋友都公然为他盘算，此缺出息多少，应酬多少，自己一年中可得多少。至于民生吏治，从不过问。官员到任后也是先问一年的陋规收入有多少，下属的馈赠有多少，钱粮税务的盈余（贪污）又有多少。他的妻子、兄弟、亲戚、朋友以至奴仆、保姆也都得到任上，帮他谋利。离任时，往往要用十只船、百辆车来运送财物，比到任时多上十倍。他又谈到，地方官员中稍知自爱，真心为民办事的人，十个里头也没有一两个。而这一两个人，常常被那八九个讥笑。说是迂腐、笨拙，不会做官。上面的大官也认为这一两个人是“不合时宜”，遇有过失，尽快赶走。结果是这一两个人非得与那八九个一起干不行。

在专制主义皇权和官僚体制下，上下包庇，官官相护，官吏们因循苟且，阿谀奉承，效率低下，百务废弛。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红人，位极人臣，而他的为官之道就是“多磕头，少说话”。靠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大事，其后果可想而知。

吏治的严重腐败极大地改变了清王朝的发展轨迹，不仅动摇了清朝的经济基础，也动摇了其政治基础，社会经济在缓慢发展之后直线下滑，迅速走向衰败之路。

“康乾盛世”中后期，社会渐趋动荡。官僚统治机构腐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一般小民百姓生活的日益贫困。官僚、贵族、大地主、大商人大量兼并土地，失地无地的人民增多，还有一些人因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弃田逃亡，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从乾隆中期起，人民的反抗和起义已连绵不断。

清初，由于人口较少，土地矛盾比较缓和。康熙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土地收入增加，土地兼并激烈起来。到乾嘉时期，土地已高度集中在皇室皇亲国戚等少数大地主手中。在土地激烈兼并的同时，清代人口却在急剧地增长，据《清实录》记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人口突破3亿大关。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在查看《清圣祖实录》，比较了康乾两朝人口之后，得出了“朕甚忧之”的结论。他指出：我国百余年来，休养生息，太平天下，然而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数人之食，故所藏的粮食已不如从前充裕。况且随着民户的日益增加，房舍所占田土亦增加数倍。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国计民生，诚有关系。这是清政府承认社会出现危机和人口问题严重的标志。由于土地开垦数量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这样就形成了土地集中、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的突出矛盾。特别是土地兼并之风，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生计维艰。据时人记载，康熙年间，江南地区有的富户占有田地数万亩。雍正时期，土地兼并继续发展，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乾隆年间，土地兼并更加严重。许多地方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不平等现象。失去土地的农民，人多沦为佃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土地兼并激烈、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地价和粮价扶摇直上。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地价上涨了10倍左右，粮价布价上涨了4-5倍。

伴随着政治腐败，吏治废弛，土地集中，物价飞涨和自然灾害接连不断，天灾人祸如影随形。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农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大江南北。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1782年甘肃回民起义，1796年湘黔苗民起义，这些已使清王朝手忙脚乱，疲于奔命，而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则更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点。

自1796年2月至1804年10月历时约9年的白莲教起义，席卷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5省，清王朝为镇压这次起义，动用了16个省的兵力，耗银2亿两以上，费尽心力才将起义压服下去。但整个社会矛盾并未解决，社会动乱的土壤依然存在。从此以后，国无宁日，清王朝的统治能力急剧衰落，日益走向衰败。

康雍乾时期，随着封建专制主义君主集权制的高度发展，思想文化控制日益严密，文字狱愈演愈烈。由于文字狱是以文字之故，陷人以罪，竟至杀身灭族。而摇弄笔杆，与文字打交道的，当然多是读书人。所以，文字狱杀害的对象自然也大都是读书人。清朝文字狱数量多，持续时间长，处理严厉，对广大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龚自珍曾生动地描绘过“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封建专制主义，如何“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士子们在文字狱的威胁下终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诸如一些文集所说，人们“见猫以为虎，见鳝以为蛇”，“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都是在文字狱淫威之下士人的心态写照。他们读书撰文，不敢独立思考，不想触及现实。这自然会影响到学风。乾嘉时期，长于名物训诂的考据之学之所以获得长足发展，多数士人都将精力转至于经史考证，以至于使音韵、训诂、版本、目录为主旨的汉学“灿烂如日中天”，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酷烈的文字狱迫使士人为自身安全计，不得不将精力消磨在与现实较远的故纸堆中，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与学风相联系，文字狱也使得士风卑下，多数士大夫都以明哲保身为要，形成了“人人自危”的紧张的人际关系，造就了一批不讲廉耻之徒，而鲜有死节之臣。洞悉官场黑暗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了一条经验就是：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怕授人以柄。即使如此小心谨慎，退休后乾隆帝对他还不放心，密令浙江按察使富勒浑暗中监视他，并随时报告他的动向。由于梁诗正举止语言，无不慎密，最终躲过一劫。对于在朝廷任职多年的大学士尚且如此，其他人自不待言了。“不敢怒，更不敢言”，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共同心态。

清文字狱还严重地摧残了文化。它与禁书紧密结合，尤其在乾隆时代中后期，禁书的对象转向历史文献，这给我国的古代典籍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章太炎认为，将近三千种，六七万卷以上，数种几与《四库全书》现收书相符的书卷被毁；另外，据考证，清初共有全毁书两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书四百零二种，烧毁的书版有六七万件，至于人们因害怕获罪而自行焚毁的部分，则更无法统计。禁毁历代文献，使不符合正统的史书焚毁殆尽，大批历史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被毁、失传，而只剩下所谓“钦定”的，用来束缚知识分子的封建教条的思想文化。

在这种文化专制和恐怖政策下，社会还能有什么生气，焉能不败坏。以致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统治腐朽，吏治腐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在康雍乾时期出现“盛世”景象的同时，世界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西方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而此时的中国依然在封建磨盘中旋转，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由于封建统治者昧于世界大势，采取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政策，限制甚至抑制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使之与西方相比已经显得落伍了。进入18世纪，西方的传教士、商人、新产品、科学技术等纷至沓来。清朝出于对汉人防范的心理，惟恐与西方外夷勾结，危及其统治，不惜屡次驱逐传教士，毁教堂，限制或取消其贸易进出口，严禁中国人出洋，隔断与外部的联系，使中国失去了走向世界、与西方科学技术文明对接的机遇。康、雍、乾三帝固执地笃信传统文化，无视西方科技的巨大进步，凡与传统文化相抵触的新思想、新理论都视为“异端”、“邪说”而痛加排斥。道光初年，运河淤塞，不堪使用。一些开明之士力主行海运，但道光帝却说，变更漕运“尤非政体所宜”，遂拒绝海运。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以马戛尔尼为使臣，远涉重洋前来中国，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北京设使馆，使臣常驻中国，扩大同中国贸易等。乾隆帝及其重臣对此茫然无知，还觉得荒唐可笑，更有违于祖制，给予断然拒绝。乾隆帝在致英王的答复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靠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大清皇帝为本国的丰盈富庶自我陶醉时，马戛尔尼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18世纪的“康乾盛世”，实际已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这固然是清朝统治者主观上防“夷汉”海内外勾结及其所实行的特殊政策，直接影响到东西方两个文明的双向“对接”，但也应看到，这种社会状况又为中国传统模式所制约。“盛世”下的中国，其社会内部结构依然是封建专制和牢固的封建的自然经济。康雍乾三帝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去创造历史，他们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随心所欲，而只能在历史给他们已准备的诸条件下，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作用“创造”出一个封建的“盛世”。

历史已经证明，封建社会不可能有永久的“盛世”。当“康乾盛世”发展到顶峰时，也就是它衰落的开始。乾隆晚年，力求“持盈保泰”，却无法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当嘉庆元年（1796）乾隆把皇位禅让给嘉庆时，白莲教起义爆发，敲响了“盛世”的丧钟，百余年盛世就此终结，清朝在“盛世”的余辉中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