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中沉没清帝国

三、权力天平上的博弈——皇帝和权臣

自古以来，皇帝和权臣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主题，贯穿于中国官僚制度发展的全过程。所谓权臣，是指封建王朝统治集团上层成员中拥有较大权势，并以不同方式部分攫取、侵夺皇权之人。皇帝和权臣之间既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协调的一面，其核心是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问题。在清代，尽管中央集权的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加强，但权臣仍然不时出现。在皇帝和权臣在权力天平上的博弈过程中，有的权臣功高震主，遭到清算；有的权臣重现历史上的悲剧，扮演着“狡兔死，走狗烹”的角色；有的权臣依附皇帝，得以保全……让我们通过沉重的历史帷幕，探究复杂的历史进程。

擅权震主遭清算

在清代，高高在上的皇帝受到权臣的鄙视并不多见，但在清代前期，却集中出现了多尔衮和鳌拜居功自傲、擅权震主的局面。其结果是两位权臣遭到清算，身败名裂。

多尔衮，爱新觉罗氏，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他在皇太极卒后，欲争帝位未成，拥立年幼福临为君（即顺治），与济尔哈朗联合辅政，实掌军政大权。作为一代辅政明王，多尔衮于顺治元年（1644）五月统兵入关，降吴三桂，进军北京，建立清朝，灭李闯王余部，射杀张献忠，绞死南明弘光帝，击破金声恒、李成栋等明旧将的反叛；他又革除前朝弊政，交好漠西蒙古，把藏原回疆一收宇内，实现“以汉治汉”的统治方针，又令满汉官民可以互通婚姻，实现“满汉一家”的治国大计，可称得上是文武全才、智勇双全的一代人杰。随着权力巅峰的到来，本来就多癖好色的多尔衮忘乎所以。他以侄子福临皇帝的名义给自己建碑记功。加封自己为叔父摄政王，自己的冠带、帽顶、服用、坐垫、房基均专门设立一个级别，明显与皇帝无异。后来，他又加自己封号为“皇叔父摄政王”，皇族见他都要叩头，礼仪倍于其他王爷。顺治五年（1648），封号又改为“皇父摄政王”，不仅仅是皇帝他爸，还兼摄朝政，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到极大的威胁和挑战。本来人们私下就传他和福临生母孝庄太后有暧昧关系，这样一来风影可触，更加授人以柄。此后，多尔衮还私役内府公匠，大修府第，广征美女，甚至向朝鲜搜求公主。顺治七年（1650），三十八岁壮年的多尔衮暴死于喀喇城。死后第十七天，被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多尔衮死后哀荣备至，死前没有成为皇帝，死后又被追尊为皇帝。

但不久，灾难就降临到多尔衮魂灵身上。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等人首告睿亲王多尔衮，说多尔衮死时，为其殉葬的侍女吴尔库尼临终前，曾将多尔衮的得力干将罗什、博尔惠、苏拜、詹岱、穆济伦五人叫来，跟他们交待了一件事：王爷多尔衮生前曾私自制备黄袍，私藏大东珠、素珠等物，请他们取来悄悄放在棺材内，让王爷带走。此外，多尔衮还打算将两旗兵马移驻于永平，试图谋取皇位。这时，谭泰、锡翰也站出来揭发多尔衮亲信何洛会，说他讲过：“上今亲政，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曾首告肃王，今伊岂肯不杀我而反容我耶？”皇袍、大东珠等物，为皇帝御用之物，臣子受用就是犯上作乱；何洛会等人系多尔衮亲信，他这番话正好成了惩治他的口供。顺治帝由此打开缺口，拉开打击多尔衮的帷幕。

先是将多尔衮家产没收入官，其亲信罗什、博尔惠正法；额克亲、吴拜、苏拜从重治罪；又将旗主何洛会及其兄胡锡处以磔刑，在碎割惨叫中慢慢死去。

顺治帝下诏，将多尔衮罪状公诸天下。罪状共有9条：皆是“逆谋果真，神人共愤”的大罪。

顺治帝将多尔衮统领的正白旗转归自己亲辖，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还将没收入官的多尔衮王府改为寺院，这就是康熙时的吗噶喇庙、乾隆时的普度寺。

顺治帝觉得这样还不够解恨，还要给多尔衮以应有的惩罚。多尔衮死后葬于东直门外，墓址大体在今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一带，坟墓规模很大，雄伟壮丽，占地300多亩。顺治帝令人毁其坟墓，将其尸骨挖掘出来，用棍子打，用鞭子抽，最后砍掉头颅，曝尸示众，焚骨扬灰，原本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

在中国人头脑中，人死了灵魂还在。顺治帝将他从坟墓里挖出来，焚骨扬灰，就是要消灭他进入地下的灵魂，让他不能转世为人，使他成为厉鬼，打入十八层地狱。直到一百年后，乾隆皇帝才为多尔衮平反，“追谥曰忠，复还睿亲王封号”。

不久，顺治帝下令，将追随多尔衮的骨干党羽全部灭掉，有的还处以酷刑。其中两黄旗中投靠多尔衮的大学士刚林，一等公、吏部尚书谭泰等磔死籍没；原英亲王阿济格及其儿子亲王劳亲勒令自尽。

同时，为原来受到多尔衮迫害打击的人平反昭雪。顺治帝为豪格平反，封其子富寿为和硕显亲王，将豪格军功注记于册；鳌拜、巴哈等人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将遏必隆、希尔艮、希福、祖泽润、雅赖、纳穆海、噶达浑、敦拜、觉善等恢复所革职务，将没收财产全部归还；封济尔哈朗子富尔敦为世子、济度为简郡王、勒度为敏郡王；恢复图赖之子回色为一等公，杨善、罗硕、俄莫克图、夏塞、伊成格前为何洛会诬讦治罪，全部恢复原职；承泽郡王硕塞晋封为和硕亲王；爱星阿、衮布和图尔格之子科布梭都加官晋爵。

打击多尔衮亲近之人，重用多尔衮迫害之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多尔衮生前擅权震主的结局。

曾经纵横驰骋征服中原歼灭敌军二三百万之众，说一不二、将大清王朝捏在掌心的多尔衮，最终遭到清算，不仅自己下场奇惨，还拉了一大帮大臣做了他的垫背。年幼的顺治皇帝，终于扬眉吐气，重新找回了作为皇帝的尊严。

除了多尔衮之外，另一个擅权震主的权臣就属鳌拜了。鳌拜，生年不详，卒于康熙八年（1669），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他的叔父费英东早年追随努尔哈赤起兵，是清朝的开国元勋。鳌拜本人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顺治去世，遗诏命鳌拜与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共同辅佐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为辅政四大臣之一。随着权势的膨胀，鳌拜开始擅权自重，日益骄横，逐渐走上专权的道路。

此时的鳌拜是三朝老臣，且掌握辅政大权，对年幼的康熙并不放在眼里。在朝堂之上，鳌拜常常当面顶撞小皇帝，也当着皇帝的面，呵斥大臣。朝贺新年时，鳌拜身穿黄袍，仅其帽结与康熙不同。鳌拜如此藐视康熙皇帝，致使君臣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有一次，鳌拜装病，康熙去探望他，鳌拜卧床，席下放一把刀。康熙的侍卫搜出这把刀，局面很是尴尬。小皇帝却从容镇静，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不要大惊小怪！”这场虚惊过去了，但年幼的康熙皇帝与权臣鳌拜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失。

鳌拜不仅蔑视皇帝，专横跋扈，而且把持朝政，独断而行。他将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拦截章奏，“凡事不依理进奏，多以旧时疏稿呈览，逼勒依允”。会议苏克萨哈罪状时，鳌拜只同其亲信班布尔善等定议，将不附于己的大学士巴泰排除在外，不让其参与。他甚至干预康熙帝的婚事，上奏阻止孝庄做出的立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为皇后的决定。他曾屡请禁止科道陈言，对应诏条陈时政得失的熊赐履“意图倾害”。

鳌拜部分掌握生杀大权。鳌拜任辅臣不久，即借故枉杀与之有隙的内大臣飞（费）扬古及其子、侍卫倭赫等人，“籍其家”。

康熙五年（1666）发生圈换土地事件，鳌拜在索尼、遏必隆的支持下，不顾康熙帝反对，矫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户部尚书事务苏纳海，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等人处死。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病逝，七月康熙帝亲政，但众辅臣“仍行佐理”。苏克萨哈因“身体有病，不能行走”，奏请往守顺治帝陵寝，意在迫使鳌拜、遏必隆也辞去辅政。鳌拜为铲除异己，遂罗织罪名，拟将苏克萨哈置于死地，以独掌辅政权力。他“连续七天强奏”，康熙帝“全力拒辞，仍无法说服”。最后，鳌拜“携来将苏克萨哈等人议罪之奏本”，于康熙帝面前宣读，逼迫康熙帝批允。当逐个圈画奏本上将被处死的众多人名时，康熙帝“曾想宽赦数人”，但遭到鳌拜的反对。于是，苏克萨哈被处绞，诛灭子孙，该案所牵连的诸多人一并被枉杀。

至此，鳌拜的权力及其欺君擅权行为，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甫行亲政的康熙帝竟成为他控制于手中、用以实现其个人意志的工具。此时的孝庄已不能约束鳌拜的权力，对于他的僭越行为只有保持沉默。

辅政后期，鳌拜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朝廷的人事任免与奖惩权力，“所喜者举荐，所恶者陷害”，大力培植私党，对不附己者严厉打击。例如，康熙六年（1667）十二月，亲政后的康熙帝本已授马希纳为户部尚书，但鳌拜以该缺满员应设二人为由，将其亲信马尔赛“狗情袖用”。康熙七年六月，鳌拜将康熙帝素不了解的济世，“强行推补”为工部尚书。鉴于户部汉尚书王弘祚“领部久”，对马尔赛专擅部务构成妨碍，是年八月被鳌拜免职。马尔赛去世后，部臣请求皇帝加封谥号，但皇帝不允，鳌拜竟擅自予谥忠敏。这些事权乃属于皇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被鳌拜攫取后任意行使。此时的鳌拜已经对康熙的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鳌拜的骄横跋扈，使康熙异常愤恨，决意铲除鳌拜集团。鳌拜党羽已经遍布朝廷内外，行动稍有不慎，必将打草惊蛇，酿成大变。在孝庄太后的指点下，康熙不露声色，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在宫内整日练习布库（满族的一种角力游戏，类似摔跤）为戏。鳌拜见了，以为是皇帝年少，沉迷嬉乐，不仅不以为意，心中反暗自高兴。康熙八年（1669）五月，康熙终于找到了清除鳌拜的机会。康熙趁鳌拜的亲信前往各地、离开京城之机，召鳌拜入宫觐见。此前，康熙已将身边练习布库的少年侍卫布置妥当。等到鳌拜入宫，康熙一声令下，少年们一拥而上，鳌拜猝不及防，被摔倒在地，束手就擒。就这样，鳌拜败倒在少年康熙的脚下。

鳌拜被抓进大牢，康熙帝马上要大臣调查鳌拜的罪行。大臣们认为，鳌拜专横跋扈，擅杀无辜，罪行累累，应该处死。但康熙念及鳌拜资深年久，屡立战功，且无篡弑之迹，遂对他宽大处理，免死禁锢。其党羽或死或革。不久，鳌拜就在禁所死去。

晚年的鳌拜本可善终，辅佐年幼的康熙，保全令名。但最后他却因擅权而被革职抄家、身死禁所，可叹可惜。不知最终他是否明白了这样的道理：繁星无论如何璀璨，那也只是借助日月的光华，如果没有了光源的照耀，它也不过是一块比较大的石头而已。

狡兔死走狗烹

古来王佐非周见，见机不作功成羞。

君不见，狡兔死兮走狗烹，飞鸟落处良弓收。

敌破谋亡皆类此，何必睠睠思故土……

这是《古风》篇中的几句诗，说的是春秋末年越国大臣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夫差后，不恋权位，离国他去。范蠡在给大臣文种的信中写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由于文种没有及时离去，最终受诛，成为兔死狗烹的第一个典型。

楚汉之争之际，有人劝说手握重兵的韩信及早拥兵自立，以防刘邦的算计，以免出现“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结局。韩信终究不忍。数年之后，韩信被吕后以诈谋擒获，韩信当即感叹：“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重演了文种“立功成名而身死亡”的悲剧。

史书上像越王勾践、汉王刘邦那样“可与之共忧患，不可与之共富贵”的故事比比皆是。宋太祖对待功臣的手段算是温和的了，最初演绎了一出“杯酒释兵权”，赏赐给功臣们许多田产奴婢，让大家解甲归田，回家当富家翁去了。其实此事还有下文，宋太祖后来又心疼了，觉得现在已经家天下了，何必再讨好这些人呢，于是再次大宴功臣，把他们灌得酩酊大醉。等到这些大臣的子弟们前来接老战友时，便对那些子弟们宣称，他们的老子刚刚在皇帝面前表过态，要为朝廷捐献家产。这样，待这些大臣酒醒之后，听孩子们传达了圣旨，也弄糊涂了，只好乖乖交出部分家产。明太祖做事就不兜圈子。大局已定，他便诛杀功臣，元勋宿将几乎被斩杀殆尽。仅大将蓝玉、宰相胡惟庸两案就诛杀约七万人。大明三大开国功臣——李善长、刘基、徐达都无一幸免。个中原因很多。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温和客气的，朱元璋火烧功臣楼就不客气了。打下江山后，在皇帝心目中，这些功臣便转化成为对帝位的潜在威胁。据《明史》记载，太子朱标劝朱元璋说：“陛下杀戮太过，恐伤天和”。朱元璋便取来一枝长满尖刺的荆杖，让朱标去拿。朱标见荆杖上长满刺，感到很为难。朱元璋便取剑把杖上尖刺全部削光后，交给朱标，并解释说：“我杀光这些厉害人物，是为了交给你一个好掌管的江山呀！”

君主在夺得天下之前，表现得比一般人更高尚，雍正皇帝胤禛未得到帝位之前，礼贤下士虚心结纳众臣，可谓是“谦恭未篡时”。勾践“卧薪尝胆”，可尝吴王粪便，秦王嬴政可向谋士长跪不起请求指导，王莽执法不阿甚至处死亲子，杨广艰苦朴素自奉甚俭，朱元璋敢与降将数十人同眠一室坦然不疑。但这些人一旦坐稳龙椅，即转变得比一般人更为寡恩刻薄。

清人入关统治了全中国，维持统治却不容易。新皇朝的统治者当然也要驯服能臣干吏。诛杀年羹尧、隆科多就是一个例子。雍正帝能登上皇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隆科多和年羹尧，但雍正登基后，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先后将两位功臣诛杀。

年羹尧（？-1725），汉军镶黄旗人，其父年遐龄官至湖广总督，其妹为雍正皇帝的皇贵妃。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所以，年家可谓是地位显贵的皇亲国戚、官宦之家。康熙晚期，年羹尧即因办事明敏而为康熙帝所欣赏。他长期担任西南封疆大吏，康熙五十九年（1720）率军配合大将军允？驱除准噶尔兵，收复拉萨，翌年升任川陕总督。他在康熙朝诸皇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四皇子胤禛一边。可以说，年羹尧和隆科多一样，是四皇子胤禛夺取皇位的关键性人物。雍正帝继位后，允？从军前被召回，曾为雍邸门人的年羹尧总领西北军政大权，威信、地位迅速上升，成为权臣。雍正二年（1724）二月，在他的指挥下，清军迅速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的叛乱，这一重大功绩将他十分短暂的权臣生涯，进一步推向高峰。故年羹尧得到的褒奖，如同隆科多一样，一时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被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打小报告，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随着雍正帝对其恩宠有加，年羹尧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他的权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居功自傲，蔑视皇帝。如雍正二年在入京觐见时，他居然在皇帝面前，分开两腿端坐而不行君臣大礼，甚至还“曾改换朱笔旨意”。一次，年羹尧接到雍正帝谕旨，认为有不妥处，于是先斩后奏，“稍为增减数字，即通行晓谕”。时值年羹尧得宠之际，雍正帝对上述举止概予默认，实则始终耿耿于怀。年羹尧被赐死一年后，四年（1726）十二月，雍正帝仍在有关谕旨中大泄其愤，他指出：“从来史册中，反叛篡逆之人有之，而未叛之先，即公然与君上抗拒，大逆不道，不行君臣之礼，像阿其那（允！）、赛思黑（允$）、年羹尧之流，实自古未闻。”

其二，在地方上掌控人事大权，恣肆逾制。雍正继位后，年羹尧身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总揽西陲之事，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俱听年羹尧“分别用舍”。他荐举提拔一大批亲信，如甘肃巡抚胡期恒、四川巡抚王景灏、陕西巡抚范时捷、布政使桑成鼎等人，并对现任职员肆意遣调，任用自己的亲信。据在外“亲见”年羹尧“僭越”行为的原兵部职方司主事钱元昌奏劾：“年羹尧之于属员，或有所与，每于辕门外或大堂下，向北叩头谢恩。皇上进馔称用膳，而羹尧亦称用膳。皇上设宴称排宴，而羹尧亦称排宴。御驾出入垫道，而年羹尧出入亦必垫道。皇上朝期，每月不过三次坐班，而年羹尧逢五逢十，必令文武官员穿公服到辕门坐班。”

年羹尧恃功而骄以及在西北地区的种种特权与逾制表现，为其遭受灭顶之灾埋下了祸根。狡诈多疑的雍正帝随即向他开刀了。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羹尧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允！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雍正三年（1725），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朝乾夕惕”出自《周易》，是勤勉努力、只争朝夕的意思。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大兴文字狱。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于是罢其将军，尽削其官职。

不久，年羹尧被押送北京会审。会审结果，给年羹尧定了92款大罪，其中有32条都够杀头。雍正帝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落了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

史家王钟翰先生说：“若深察世宗之为人，则年、隆之戮辱，诚为不可避免之事。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其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年、隆赞佐密谋时，必有许多不可告人之隐，若留活口，终是后患。”此说刨出了年羹尧之死的根子。因立殊勋而得异宠，因得异宠而生张狂，因为张狂而获忌疑，因获忌疑而取灭亡。这就是年羹尧的荣辱、生死轨迹。

隆科多（？-1728），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后期任步军统领，是雍正帝继位初年的总理事务大臣之一。根据满文档案等有关记载推测，隆科多大约生于康熙九年（1670）或康熙十年（1671），比雍正帝（生于康熙十七年）年长七八岁。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姐为康熙的孝懿仁皇后。因此，按辈分来说，隆科多是雍正皇帝的舅舅。世宗即位后，下谕：嗣后启奏处，应书舅舅隆科多。又在年羹尧奏折中批云：“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他之所以受到这样“超群拔类”的褒奖，自然由于拥戴世宗之功，正如世宗所谓“朕之功臣”。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在畅春园病重，隆科多奉命于御榻前侍疾。十三日，康熙驾崩。历史将步军统领隆科多推向了政治舞台中心。当时在园内的皇子、后妃以及很多重要大臣都被封锁在了康熙的寝宫之外，康熙几乎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突然死去，而又未宣布继承人。在畅春园内，布满了隆科多的警卫部队。首先接到侍候康熙的太监密报之人，显然是康熙晚年亲信、在附近驻守保卫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想必没有一个太监敢有胆量闯过隆科多的士兵去通知园内的皇子。隆科多在仔细思考如何把握这天赐良机：他将康熙猝死的消息首先通知哪位皇子，哪位皇子就可以抓住这一瞬即逝的机会，假造传位遗旨，登上皇位，而他以重兵拥戴之功必将得宠于新朝。

当时在皇位争夺的斗争中，有三个皇子的势力比较大，即十四皇子允？八皇子皇允，四皇子胤禛。在这关键时刻，隆科多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四皇子胤禛。康熙帝驾崩之时，隆科多是唯一一位知道这一消息之人。在这种千钧一发之际，按照常理，隆科多应该告知当朝大臣，然后共同遵照康熙遗诏（如果康熙生前没有旨意，那么应该遵照康熙的心意共同拟定）拥立新君。历史上多有这种情况，如明成祖病逝行军途中，就是太监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以锡棺收殓成祖，照常进膳，同时封锁消息，派人密报太子，使得朱高炽能够在第一时间防止突发事件，顺利即位。康熙重臣有领侍卫内大臣6人和大学士5人，但隆科多显然没有跟他们通气。隆科多此刻显出包天大胆，撇开了宗室王公，撇开了当朝大臣，一个人拥立了新君胤禛，这就是雍正。隆科多虽然是康熙宠臣，但如果以一人之力操纵新君嗣位，自然是不合制度，要冒极大的风险。后来隆科多自比诸葛亮，有“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一语，反映了当时隆科多的压力。

雍正如愿以偿，当上了皇帝，隆科多可谓功劳卓著。因此，雍正对他极为尊崇，称呼他为“舅舅隆科多”，赞誉为“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雍正并非隆科多姐姐所生，仅仅有甥舅名分而已，皇帝承认不承认又是一回事。但雍正如此公开称呼隆科多，自然是一种极大的优待。雍正还给隆科多及其儿子加官晋爵。

然而，隆科多选择的新主子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猜忌多疑的皇帝之一。史家公认，雍正善于耍两面派，性格强硬，心胸狭隘，喜怒不定。在这样的主子下过活，廉洁慎重、自守尚且不易，何况居功自傲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果然，不到两年时间，隆科多与胤禛的蜜月期就到头了。那时，胤禛的皇位已经坐稳当了。

胤禛刚登基，对隆科多非常信任，在许多事情上都咨询他的意见，一派君臣和睦相协、同舟共济的景象。但到雍正二年下半年，雍正已经对他有所责难，并开始有步骤地打击他。为什么在短短两年时间内，雍正的态度就转了一个大弯呢？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隆科多居功自傲，擅权结党，已对雍正的皇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比如，自比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一语，又称康熙死日他曾身带匕首以防不测。这虽是在他快倒台的时候说的，但难保在平日不会有此类话语流露。还有，隆科多曾自夸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权力很大，一声令下就可以聚集两万兵马。这些话语多少暴露了隆科多拥立胤禛的真相，自然为雍正所忌讳。实际上，当日畅春园的气氛必然是非常紧张的，步军统领所统辖的兵力也确实约有两万名官兵，而隆科多说他带匕首防身也情有可原。但这些话语后来都成了隆科多的罪状。

隆科多同年羹尧一样，都对其他官员的任命予以干涉，称“佟选”和“年选”。虽然隆科多走的是正常的途径（他任吏部尚书），但选官这种事情一向是皇权所为，你一个臣子居然选起官来了，不仅是擅权，而且有结党之罪。

隆科多对雍正的疑忌不是不知，也想自留退路，于雍正二年底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一职。这一招正中雍正下怀，他早就不想把这个要职留在隆科多手里，而且准备让与隆科多不甚亲密的巩泰来接手这个职位。以准许隆科多辞去步军统领一职为契机，雍正开始公开打击隆科多。

雍正三年（1725）正月，隆科多被解除步军统领之职；五月，雍正将隆科多之奸公诸朝臣，指责隆科多：屡参允！欲将他置于死地，但对其党羽鄂伦岱、阿尔松阿等人却加以包庇，此举是企图将允！党羽收归到他的门下；六月，以行止恶劣为名，革隆科多次子玉柱乾清门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銮仪使之职。

雍正四年（1726）正月，隆科多家仆牛伦索贿案发，审问时牛伦供出隆科多曾受年羹尧、总督高世显、觉罗满保、巡抚甘国璧、苏克济等官员的贿赂，雍正帝下令将牛伦斩首，其主人隆科多革去吏部尚书。

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有人告发隆科多从辅国公阿兰布处要走玉牒底本，留藏家中。玉牒是皇家家谱，被视为神圣之物，明令除宗人府衙门外，外人都不得私看，即便是因公需要阅看，也应当在奏请皇帝同意后才能敬捧阅看。隆科多私藏玉牒，犯下大不敬之罪，雍正帝借此再次大做文章。经时，正奉命在边境与俄国代表谈判两国疆界的隆科多，被雍正帝中途召回。隆科多在边界问题上忠诚于大清王朝，与俄国代表曾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坚决要求对方归还侵占中国的大片蒙古土地，他走后其他清政府代表软了下来，对俄一再让步，签订了屈辱的《布连斯奇条约》。此时，一心要惩处隆科多的雍正帝并未虑及这许多，下令革去隆科多一等公之爵，并命诸王大臣对其进行共同审讯。

雍正五年十月，诸王大臣会审结果，给隆科多开列了41款重罪；其中大不敬之罪五款：私藏玉牒；将康熙帝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具；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等等。另有欺罔罪四款；紊乱朝政罪三款；奸党罪六款；不法罪七款；贪婪罪十六款。诸王大臣认为隆科多罪案昭著，应当立即处斩，财产没收入官。

雍正帝最后裁决说：隆科多犯下41款重罪，理应将他处斩。“但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有不忍。隆科多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

隆科多在畅春园外禁所一年也没撑得住，于雍正六年（1728）六月死去。曾被雍正帝誉为“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的隆科多，大起大落，就这样结束了一生。

年羹尧、隆科多二人，对雍正来说，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藏良弓。对他们自己来说，则是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泰极否来，自酿其祸。

左右逢源真“本事”

在清代，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左右逢源的权臣首推乾隆时期的权臣——和珅。关于和珅是怎样左右逢源，讨得乾隆帝的欢心而权倾朝野的，在此后的《清代的巨贪宰相——和珅》一章中将作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除了和珅之外，左右逢源的权臣当属“多磕头，少说话”的曹振镛式的人物。曹振镛，安徽歙县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大红人，历任工、吏、户、刑部尚书、军机大臣。位极人臣，真可谓为官有道。清人朱克敬《瞑庵杂识·瞑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他的处事和为官之道就是“多磕头，少说话”。

有一人写四阕《一剪梅》，讽刺曹振镛之流。

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是说外官打探京城官场消息，贿赂京官）。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瞑庵杂识》记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些御史听了曹振镛的话，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得过且过了。当时清朝各地督抚事无巨细均不敢自断，上奏请旨，道光皇帝每日批阅奏折不胜其烦，苦无良策，曹振镛体察上意，给道光出了个点子，让道光专拣一些字迹潦草、文理不通的奏折，严加驳斥，果然后来督抚再上奏折都是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奏折数量就急剧下降了。

“多磕头，少说话”实际上已成为晚清官场上通行的做官诀窍。清代官吏“修炼”出不少官诀，而“多磕头，少说话”则是其经典中的经典。晚清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华中堂曾对贾大少爷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中记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城，也总是教以“多叩头，少说话”。《官场现形记》在晚清官场风行一时，慈禧太后知悉后，她“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

王文韶，是曹振镛之后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另一个典型，他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曾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曾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此人做官的诀窍则是遇事圆滑模棱，明于趋避。故被人称之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据说，“琉璃蛋”的外号还是西太后说出来的，因为他逢事需要表态时，总是推三躲四，装聋作哑，后来入军机处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仍笑如前。王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

这两位“多磕头、少说话”，装聋作哑的清朝官僚，死后都被皇帝赐谥号“文正”，成为大臣中的殊荣。

皇帝与权臣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除了上述的几种情况外，有的权臣如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胜利后，因权力过大，担心同治帝的猜疑，故功成身退，以求自保；有的权臣如荣禄，权大欺主，出卖了光绪帝，最终荣得升迁，等等，这里就不一而足了。

皇帝和权臣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官僚政治制度发展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核心是要解决君主与大臣之间的矛盾问题。从古代至今，为君者不容易，为臣者也不容易；君臣相得、善始善终更加不容易。对臣而言，为君者昏庸不行，太英明也不好；对君而言，为臣者不能干不行，太能干也不行。因此，君臣相处总要不断地调整自己，既要互信，又要互防。个中的分寸确实不易把握。在封建政治制度下，在“忠君”思想影响下，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否则，将受到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处罚，甚至满门抄斩，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