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中沉没清帝国

一、功德无量的文皇后——孝庄

孝庄文皇后，即清皇太极之庄妃，顺治帝福临的生母，顺治时称太后，康熙时称太皇太后。她所生活的时代，正值战火纷飞，统治阶级上层内部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在这多事之秋，她纵横捭阖，避免了统治阶级内乱的发生，为稳固大清江山社稷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世人所景仰。关于孝庄文皇后，还有家喻户晓的传说，即孝庄文皇后改嫁摄政王多尔衮之事。此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史家也曾进行认真考证，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清初的疑案之一。

历事三朝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历事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不仅如此，还亲自辅佐了顺治、康熙两位幼帝，经历了难以言喻的政治风雨，为清初的繁荣和稳定呕心沥血，深受世人之景仰。

孝庄文皇后，原名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女儿，生于1613年三月初八日。因其姑妈孝端文皇后嫁给皇太极后的11年间里没有生育，为了巩固科尔沁蒙古与女真部的政治联盟，孝端文皇后在征得科尔沁蒙古王公同意后，让自己的侄女进宫侍奉皇太极。

1625年，年仅13岁的博尔济吉特氏，由哥哥吴克善护送到盛京，嫁给了女真部贝勒34岁的皇太极为侧室福晋，成为他的第四位妻子。孝庄虽为皇太极的“五宫”皇妃之一，但并非皇太极最宠爱之妃。后宫统摄一切的是她姑妈，而受到皇太极专宠的则是她姐姐宸妃海蓝珠。三位博尔济吉特氏几乎垄断了皇太极的后宫。在皇太极生前，孝庄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

这位从蒙古大草原来到盛京的蒙古族姑娘，“独嗜图史”，聪慧刚毅。13年后的正月，她终于为皇太极生了个男孩，即名福临，取洪福降临之意。果然，福临也为这位母亲和爱新觉罗家族带来了鸿运。当年四月，皇太极受满蒙王公及汉官拥立即皇帝位，改元崇德元年。七月初十日，皇太极册立博尔济吉特氏为永福宫庄妃。

就在皇太极统兵入关的过程中，庄妃就开始显示出“巾帼”之才。据说，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三月，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在解锦州之围时被清军俘获，皇太极深知这位明朝官员对其入关的重要价值，欲将其收降。但洪承畴不管如何劝说，仍“延颈承刀，始终不屈”，并绝食反抗。正当皇太极和群臣无计可施之时，庄妃自告奋勇，毛遂自荐，亲自去劝说。她扮作一个汉族侍女，手捧人参汤进入关押洪承畴的地方，“以壶承其唇”，一口一口给他灌下人参汁，动之以情，喻之以理，晓以利害。在她婉言相劝之下，洪承畴终于投到清军旗下，成为清朝平定中原的一位马前卒。

由于庄妃经常留意参与清廷的政治活动，她的政治素质和才能得到了磨炼，很快脱颖而出。这位女政治家完成的第一件政治杰作，就是将儿子扶上皇帝宝座。

1643年八月，就在清军对明作战节节获胜，准备大举入关取而代之之际，清太宗皇太极突然病故，朝中一派混乱，“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八旗间的矛盾骤然激化，权势最大的皇太极之弟多尔衮和皇太极长子豪格两派对峙，剑拔弩张，最高统治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机。

在皇太极的11个皇子中，豪格最大，当时34岁，为皇太极继妃乌拉纳喇氏所生。豪格常年跟随父亲南征北战，得到父亲亲自统领的两黄旗、伯父代善的镶红旗、堂叔济尔哈朗的镶蓝旗的拥护和支持。其他皇子当时年龄都还小，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他们既没有战功，也没有地位，因此，豪格自信有较大的把握继承皇位。

仅比豪格小两岁的叔叔——睿亲王多尔衮也在盛年，颇有雄才大略，曾西征河套察哈尔林丹汗残部，得元朝传国玉玺归献皇太极，并迫降朝鲜，用兵把握分寸，颇有用武之道，深得皇太极倚重和信赖，继位的呼声也很高，拥护者有英亲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正、镶两白旗将领。正、镶两白旗大臣誓死拥立多尔衮即位，他们跪劝多尔衮说：“汝不即立，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两黄旗大臣愿立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尔！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据说，努尔哈赤临终前曾说：“九王（多尔衮）应立为汗，他一时年幼，可由代善摄政，以后再传给九王。”但代善还是拥立了皇太极，皇位为皇太极所得。而皇太极为防止多尔衮母亲干政，又逼迫其母殉葬。现在皇太极一死，多尔衮就想以兄终弟及的方式入承大统。

此时的庄妃深知，如果几家火并，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开创的统一大业很可能毁于一旦。为了缓和双方的对立，只有异中求同，使双方的要求都得到部分满足——既要满足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要求，又要使多尔衮的权力欲望不致落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扶立幼主；当时年纪幼小的皇子有四五个，而年仅六岁的福临是她唯一的亲生儿子，她也深知福临能否登上天子宝座对她意味着什么，当年努尔哈赤病死后多尔衮母亲被逼殉葬的一幕惨景又一次浮现在她眼前。

面对这一情况，庄妃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八旗旗主中最有权威的当属皇太极的哥哥、年高辈尊的正红旗旗主、礼亲王代善，而势力最强、夺位呼声最高的又是多尔衮，要使自己的儿子取得皇位必须取得两人的支持。为了确保自己的儿子福临当上皇帝，庄妃一方面拉拢代善抵制多尔衮继承皇位，并征得郑亲王济尔哈朗的赞同；另一方面，又讨好多尔衮，提出了拥戴福临称帝、多尔衮与另一亲王同为摄政王的妥协方案，暗中打消他当皇帝的念头。

为以防万一，庄妃暗中积极谋划，首先是利用皇太极直接统领的正黄、镶黄两旗的指挥权，对抗多尔衮两白旗的势力。两黄旗大臣及将领为了自身的利益，盟誓宁可死作一处，也坚决要在皇子中立王位继承人。

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在安放太宗梓宫的崇政殿内，诸王召开大会，商议皇位继承问题。

这天大清早，两黄旗大臣盟誓大清门前，命令本旗巴牙喇（天子禁军）张弓戴甲，环立宫殿，然后各王按次序进入大殿。会议开始之前，正黄旗大臣索尼就提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会议一开始，威望很高的代善就首先发言：“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但豪格出于种种压力起身答谢说：“福小德薄，非所堪当。”说完离开会场。

豪格谦让后，多尔衮的同母弟阿济格、多铎乘机劝多尔衮即位，年老的代善不愿得罪多尔衮，便说：“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

此时，坚决表示拥立皇太极之子的两黄旗大臣表示反对，他们佩剑而前，说：“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有人提出立代善，代善表态自己无意于这个皇位，说：“吾以帝兄，当时朝政，尚不预知，何可参与此议乎？”说完退场，阿济格也跟随而去。

两黄旗大臣怒目相向，多铎默无一言。会议即将陷入僵局，多尔衮看到，如果自己执意当这个皇帝，必然会引起两黄旗和豪格一派的反对，不如退而求其次，便说道：“虎口（指豪格）王即让而去，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固）山军兵，否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多尔衮提出拥立皇太极的幼皇子嗣位，这样既不会得罪两黄旗，因为这就保持了两黄旗大臣天子亲兵的地位不变，也符合“立子”的原则，两黄旗大臣也就不再坚持立豪格了，自然就防止了豪格的继位；同时，由他和济尔哈朗辅佐幼帝，自己也能控制朝政。这一折中方案，得到了各方的同意，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

接着，诸王祭祖祷天，集体盟誓，“誓辅幼主”，六岁的小娃娃福临终被扶上了皇帝宝座，改年号为顺治，庄妃也被尊为皇太后。

在这场政治漩涡中，庄妃在幕后精心筹划，积极与各派政治力量应对周旋，利用灵活巧妙的手段，终于使各方达成共识。最为重要的是，清朝没有因为这次选储之争影响到正在进行的入关灭明战争，从而使清廷得以继续保持统一强大的力量，于半年后入关，终于如愿以偿地夺取了全国最高统治权。

对庄妃在这次选储风波中的作用，历史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康熙帝登极之初，在以皇帝名义谕礼部给孝庄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加封尊号时，赞扬她“佐太宗皇帝肇建丕机，启皇考世祖章皇帝宅中定鼎”。其中的“宅中定鼎”四字，反映了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庄妃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摄政王多尔衮没能当上皇帝，并不善罢甘休，他大权独揽，政治野心日益彰显。为稳住多尔衮，防止其篡取皇位，孝庄皇太后一再向其妥协，为他加官封爵，晋封他为“叔父摄政王”，不久尊“皇叔父摄政王”，后来又尊“皇父摄政王”。所以，有人就从“皇父”二字上推论孝庄曾“下嫁”于多尔衮，并以符合蒙满民族中父死则妻其后母、兄死则妻其嫂的习俗为佐证。而孝庄是如何笼络多尔衮的，官修的史书实录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私家著述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虽然孝庄一再妥协，多尔衮对皇位的觊觎丝毫没有消退。有一次多尔衮对人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即位后，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给事中郝杰、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大臣都先后多次向多尔衮提出给皇帝延师典学，请求选择有学识的人辅导顺治的学习，多尔衮都以顺治年幼为由置之不理，有意让福临荒疏学业，致使福临14岁亲政时，不识汉字，对诸臣奏章，常茫然不解。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出猎，暴卒于喀喇城。孝庄以顺治帝名义下令追尊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神位祔太庙。多尔衮病死，顺治帝亲政。顺治为解压抑多年的心头之恨，在多尔衮死后不及两月，即宣布多尔衮“谋篡大位”等种种罪状，削爵毁墓，并撤去太庙牌位，籍没家产，其党羽也受到清洗。

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摄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取而代之，成为一个新的权力集中点。孝庄皇太后又察觉出这一苗头，防微杜渐，让福临发布上谕，宣布一切章奏悉进皇帝亲览，不必呈启济尔哈朗，从而消除了可能产生的隐患。

为了巩固顺治的帝位，孝庄皇太后坚决反对内监干政，还经常督促他学习汉族文化，年少的顺治皇帝如饥似渴地读书，勤于理政，大胆使用汉官，团结、重用汉族将领，化解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巩固了入关不久的清王朝，开创了清初政治新局面。

1659年，郑成功率军北伐，横扫苏、皖、赣、浙等省。顺治不知所措，准备向辽东逃亡。孝庄皇太后立即予以制止，同时精心策划，调兵遣将，终将郑成功击退，恢复了清朝对江南的统治。

公元1661年，年仅24岁的顺治因天花卧床不起。顺治皇帝临终时，原属意于次子福全继承皇位。孝庄皇太后突然感到18年前皇太极死后诸王争夺储位的情况似乎将要再现。她果断地否决了选成年亲王继位的意见，而选择了患过天花、已有免疫力的八岁嫡孙玄烨作皇帝。通过顺治皇帝信赖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从中说项，顺治帝死前才留下遗诏改立皇三子玄烨，并安排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辅政。这是为了避免当年摄政王专权的悲剧重演，才有意撇开皇室亲王，选择了四位忠于皇室的满洲老臣辅佐幼帝。

玄烨入继皇统，改元康熙，尊其祖母为孝庄太皇太后。这时的孝庄已年届五十，政治阅历相当丰富，在满族亲贵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所以，有人曾建议孝庄临朝问政。据说，当时安徽有位叫周南的秀才千里迢迢赶到北京，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遭到孝庄严词拒绝，当时孝庄虽有足够的声望与资历临朝，但此例一开，将来或许遗患后代，而且清制规定后妃不得临朝干政，以防出现历史上外戚干政亡国的结局。因此，她坚持了大臣辅政的体制，把朝政托付给四大臣，自己则倾力调教小孙子，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才能，以便他亲政后能担当起统御庞大帝国之重任。

康熙10岁时，其生母佟佳氏亡故，其后全由孝庄太皇太后教养，所以祖孙二人感情十分融洽。孝庄不但关心他的起居，而且对他的言语举动，都立下规矩，严格要求，稍有逾越，则严厉批评，不稍宽纵与假贷。玄烨对祖母更是充满崇敬与信赖，从玄烨登极直至太皇太后去世，只要他在京中，每天都往祖母宫中问安，“风雨寒暑不辍”。祖母则充分运用自己的经验才智和威望影响，悉心教导，辅助玄烨处理政务，对康熙勤俭好学、仁政爱民等思想的形成影响甚大。

孝庄不仅运用智谋使自己的儿子福临继承了皇位，而且还帮助自己的孙子玄烨除掉了权臣鳌拜，巩固了皇权。

大臣鳌拜广植私党，专权擅政，康熙恨之入骨，早欲除之。孝庄太皇太后闻之劝孙儿“少安毋躁”。在太皇太后亲自策动和周密部署下，16岁的玄烨表面上隐忍不露，虚与周旋，终日与一伙侍卫少年练习布库戏（摔跤），使鳌拜益发感到皇帝年少贪玩，童稚可欺，而玄烨暗中却令心腹大臣皇后的叔叔、吏部侍郎索额图自请卸任，效力左右，抓紧组织训练一支贴身可靠的贴身卫队。康熙八年五月的一天，祖孙二人密谋，让经过训练的布库少年埋伏在朝堂两旁，然后召鳌拜入宫，乘鳌拜不备，“诸童突起，狙击之，鳌拜出不意，立成擒。”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鳌拜的党羽一网打尽，康熙终于扫除障碍，掌握了实权。孝庄定巧计帮助康熙擒捉鳌拜，剪除了“专权擅政”的满族权贵，扭转了急剧倒退的政治形势，巩固了其孙子的皇位，为清初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鳖拜集团铲除后，孝庄放手让玄烨理政。不久，三藩发动叛乱，孝庄太皇太后、康熙帝祖孙二人再次共渡难关。

三藩，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都是早年降清的明辽东边将，他们帮助清军南下攻打农民军和南明后，分别镇守在云南、福建、广东等省，在政令、财经、军事上有很大的独立性，后来便开始拥兵自重，对抗朝廷。

1673年即康熙十二年，吴三桂等相继叛乱，数月之间占据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四川等六省，在军事上一度占据优势。为此，有的大臣向康熙提出退出关外，诛杀建议撤藩者，以向吴三桂谢罪。康熙不为所动，坚持武力平叛，孝庄对平定三藩的态度也十分明朗，全力支持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经八年苦战，康熙十九年最后平定三藩之乱，巩固了清朝的统一。

就在三藩之乱的第三年，平叛战事正紧，蒙古察哈尔部的布尔尼又乘机作乱，清王朝南北受敌，情况极为危急。而“诸禁旅皆南征，宿卫尽空”。京城之内只剩下一些娃娃兵守卫，康熙帝十分担忧。在此紧急关头，孝庄太皇太后提出一面派出使臣往叛军处招抚，一面推荐“图海才能出众，可当其责”。康熙立即召来图海，授以将印，太皇太后还特地嘱咐康熙告诫军队，出师不得掳掠。结果，图海果然不负众望，他选拔数万八旗健勇家奴，昼夜疾行，迅速平息了叛乱。

劳苦功高世人景仰

孝庄太皇太后在世时，康熙帝颁布的一些重大举措、决策，以及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都要征求祖母的意见，然后施行。孝庄太皇太后对朝政十分关心，但从不直接干预朝政。史书评论“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她经常告诫康熙帝要谨慎用人、安勿忘危、勤修武备，劝勉康熙在吸收采纳先进封建文明的同时，不忘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孝庄太皇太后曾亲自作书一再告勉自己孙子为君之道：“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对这些治国修身之道，康熙帝一直铭记在心。

在祖孙二人的携手努力下，清王朝从动乱走向稳定，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为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和边疆用兵等大规模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康熙帝之所以文治武功大有作为，开创了清王朝鼎盛时期，在康熙朝形成清王朝第一个黄金时代，其中包含了孝庄的功劳和心血。

孝庄太皇太后对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十分钦慕，她曾命顺治撰写《内则衍义》，后来康熙皇帝令儒臣译汉文经典《大学衍义》进献太后，“太后称善，赏赐有加。”

孝庄太皇太后一生提倡节俭，生活俭朴，不事奢华。每逢荒年歉岁，常用宫中节省下来的银两来赈济灾民。平定三藩时，她把宫廷节省下的银两捐出犒赏出征士兵。“吴三桂作乱，频年用兵，太皇太后念同征将士劳苦，发宫中金帛加犒。”

1682年春，康熙出巡盛京，沿途几乎每天派人驰书问候祖母的起居，报告自己行踪，并且把自己在河里捕抓的鲢鱼、鲫鱼脂封，派人送京给老祖母尝鲜；次年秋，康熙陪祖母巡幸五台山，每到上下坡地方，皇帝每每下轿，亲自为祖母扶辇保护。孝庄与康熙皇帝祖孙之间其乐融融的亲密关系，与二百年后同样经历三朝、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慈禧太后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

康熙二十六年（1687）九月，孝庄太皇太后病重，康熙皇帝隔幔看护，亲奉汤药35日，衣不解带，目不交睫，恪尽孝道。

十二月，因太皇太后病势垂危，康熙皇帝玄烨亲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官员等，步行到天坛致祭，祈告上苍，甘愿自己减寿，以增祖母寿数。无奈天命难违，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文皇后病逝于慈宁宫，终年75岁。康熙帝为祖母上了尊崇的谥号——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在谥法中，“文”寓有经天纬地、慈惠爱民和勤学好问之意，可见玄烨对祖母感恩戴德之情。

孝庄太皇太后死后，根据祖母的遗愿，灵柩没有运往盛京与皇太极合葬（昭陵），而是葬在遵化清东陵顺治皇帝孝陵前的左侧。康熙帝命将祖母生前最喜欢的新建寝宫五间拆运至墓地，原样重建，称暂安奉殿。次年四月，奉太后梓宫移至奉殿暂安，从此以后，玄烨每年都前来祭拜。雍正三年正式营建陵寝下葬，称昭西陵。

太宗皇帝皇太极逝世时，庄妃年仅32岁，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她把她所有的心血才智都倾注到儿孙的事业上，前后共43年。正是在这段时期里，满族不仅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而且发展成为一个空前统一强盛的王朝，奠定了清中叶150年康乾盛世的基础。孝庄文皇后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支持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为奠定大清基业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垂史册，受到后人的尊重。

孝庄文皇后下嫁之谜

孝庄文皇后下嫁的故事，民间流传甚广，而且不乏文字记载。由于对此说法不一，故难以下定论，成为一个未解之谜。

据称，孝庄文皇后嫁给多尔衮，当时人即有记载，明朝遗臣张煌言作《建夷宫词》，涉及此事：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掖庭又说册于氏，妙选孀闺足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此诗作于清顺治七年，诗中的“太后”和“孀闺足母仪”，显然指的是福临之母孝庄文皇后，“合卺”和“太后婚”指当时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的正式结合，因此才有“错将虾子作龙儿”丑诋福临为他们先生之子之句。在民间，这个说法流传甚广。

持肯定说的依据是清朝灭亡后，民国教育部清理礼部档案，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中有“皇父摄政王”字样，与“皇上”同格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皇帝御批之件）档案，发现顺治四年之后内外奏疏亦多称“皇父”，与蒋良骐《东华录》顺治五年诏封皇叔父为皇父摄政王、顺治八年追论多尔衮罪状诏中“自称皇父摄政王”相照应，当是多尔衮称皇父及太后下嫁的有力证据。孝庄文皇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以婚姻手段巩固幼子帝位交欢多尔衮，可说是顺理成章。多尔衮之称“皇父”，同孝庄文皇后下嫁多尔衮，两者之间有着内在必然联系。

以清初满族旧俗来看，当时满族婚俗确与汉族有很大不同。如孝端与孝庄姑侄同时嫁给皇太极，这在汉族看来已属悖伦。而实际上，当时汉人认为悖伦的婚姻，在满族中却毫不奇怪，比比皆是。努尔哈赤曾娶乌拉部布占泰侄女，而布占泰又娶努尔哈赤第四女。阿敏以亲女嫁给蒙古贵族塞特尔，自己又娶塞特尔之女，二人互为翁婿，多尔衮与豪格是叔侄，却同娶蒙古桑阿尔寨之女，为姐妹二人。豪格死后，多尔衮又纳其妻为王妃，恬不为怪。顺治帝的第一位皇后与后来的孝惠皇后，也是姑侄。当时满族观念中，母族、妻族的辈分，是根本没有的。此外，子妻庶母，兄娶弟媳，嫂嫁小叔这类婚姻在当时也很平常。正因为平常，多尔衮纳侄媳时才令大肆操办。以这种情况来说，孝庄太后以嫂嫁叔完全是可能的。何况，孝庄母子受多尔衮之拥戴而至极尊之位，入关后多尔衮又掌握一切大权。

史籍也记载多尔衮摄政期间“亲到皇宫内院”。福临在亲政后对礼部表彰其乳母李氏“当朕诞毓之年，入宫抚哺，尽心奉侍”时，提到“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太后萦怀弥切。可见，太后与福临分宫而居仅是在睿王摄政时，当然是太后下嫁了多尔衮，因此才“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上，从日常生活起居上印证了太后下嫁多尔衮的事。

多尔衮性耽淫乐，当不亚于多铎，只是在太宗健在时十分谨慎。顺治七年（1650）正月，他在害死豪格后正式娶纳了豪格之妻博尔济吉锦氏；顺治七年（1650）五月，多尔衮在连山亲迎朝鲜国王族女为福晋。这两件事，多尔衮应当都是背着孝庄文皇后干的，不然其死后就不必作为罪状提出来进行声讨。由于多尔衮军务、政务繁多，加之纵欲过度，使素有风疾的身体迅速垮下去，于顺治七年十二月戊子突然死在喀喇城。清政权在其死后宣布“中外丧仪，合依帝礼”，追尊为“成宗义皇帝”，说明多尔衮在生前虽然没有皇帝的名号却有皇帝的实权，死后得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帝。

有的研究者就从孝庄没有与皇太极合葬出发，推论孝庄是无颜于黄泉下见到皇太极，得出了“下嫁多尔衮”的结论。

由于以上的种种理由，许多人认为太后下嫁一事大致可作定论。

然而，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却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太后下嫁一事根本不存在，并依据大量资料对上述所谓证据予以驳斥。他认为张煌言是清廷的政敌，对清廷怀有成见，诗中不乏发泄私愤的成分，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如真有其事，当时私人著述里应该有所反映，清末民初有大量的前清私家著述印行问世，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印证“太后”下嫁摄政王的史料，因而下嫁云云，是“敌国”（指南明政权）之传闻而已；关于多尔衮称“皇父”一事，乃是上古尊称“尚父”、“仲父”遗意，是上古一种尊称，并不是所谓下嫁的证据；帝后分葬在清代不乏其例。孝庄死后不与皇太极合葬，是由于皇太极墓葬中早有孝端文皇后合葬，故不再合葬，此事不足为下嫁之凭证。孟森认为：所谓“太后下嫁”之事传述不已，是由于多尔衮当年曾续娶豪格之妻，而豪格以辈分算为多尔衮之侄，且婚礼距豪格之死不足一月，明代遗民认为是“乱伦”行为，而豪格妻姓博尔济吉锦氏，与太后姓近，于是附会为太后下嫁。

孟森先生论述，可谓周详。另有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专文论证多尔衮称“皇父”的缘由：清初“皇父”、“叔父”、“叔”、“兄”等称呼，不是一般亲属称谓，而是亲贵们的一种爵秩。建国初期，一些皇族宗亲，爵位已达顶峰，不能再加，就将亲属称谓加于爵位之前；皇太极时，代善称兄义王，顺治时多铎封叔王，位高于亲王。“皇父”也是如此，多尔衮摄政已久，爵位已到顶，属下阿谀奉承，以“摄政”尊于国，“皇父”尊于家，因而才有这种称呼。其二，当时君威隆肃，而多尔衮用臣仪似嫌亏略，于是以皇帝所尊者称之。其三，多尔衮虽然拥戴顺治，自为摄政王，但心中却未消除自为皇帝之心，将福临视为自己扶植的“皇储”，于是左右揣其意，加以“皇父”之称。其四，以清初满文题本来看，满族本来即有称尊者为父的旧例。满文中“皇叔父摄政王”原文，直译实为“汗的叔父父王”，早已用“阿玛”，即父亲的称呼了。所以，可以断定，其间绝无不可告人的障讳原因，后来的记载中之所以删除这一记载，是由于汉化日深，渐渐觉得事属非礼之故。

又有学者附议孟森，考证了《建夷宫词》不准确。张煌言曾有一首诗，说清初某帝娶了一个怀有遗腹子的孀妇，显系凭空捏造。而《建夷宫词》这一首，写于顺治七年，“慈宁宫里烂盈门”一句，是说太后下嫁时，慈宁宫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而事实上，顺治十年修葺慈宁宫以后，孝庄才迁入，而多尔衮已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病死。可见，太后下嫁之说不可信。据“实录”载，多尔衮纳其侄媳——豪格遗孀为妃正是在顺治七年正月，当时曾大肆铺张操办，《建夷宫词》即以此为由，虚构了太后下嫁之说。

以孟森先生为代表的这种意见，可谓言之凿凿，孟氏的考证得到了许多学者赞同，数十年来，不断有附议，使之日渐完整。然而，也有很多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孟氏考证也有不确或未尽之处。对这个著名的历史遗案不能释疑。

其实，孝庄文皇后是否下嫁，已不再具有更多的历史价值，只能作为一个需要考证的史实而已。适当的存疑，更能引发后人对这段历史的继续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