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山——金戈铁马下的海市蜃楼

第43章 靖康耻，犹未雪——宋与金(19)

　　但汤思退却不肯罢休，阴谋陷害抗战派首领张浚，趁张浚出朝视察前线军队之机，指使党羽右正言尹穑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用，抗拒朝廷命令，主和派又嚣张起来。在太上皇宋高宗的干预下，宋孝宗再次动摇屈服，从前线召张浚还朝，罢去相位，改授闲差。张浚途径余干，得病死去，时年六十七岁。

　　张浚一死，宋孝宗最终决定议和，派魏杞出使金国。兵部侍郎胡铨、太学正王质等上书反对。汤思退知道宋孝宗内心深处还是想抗金，担心抗战派继续上书反对，宋孝宗又会跟上次一样，再次动摇，便先下手为强，将反对撤兵割地的二十多名抗战派大臣逮捕入狱。尤其可耻的是，汤思退还派人去金国通消息，要金人出动大兵来威胁议和。金人得到情报，于十月间再发兵渡淮南侵，进攻楚州。知楚州魏胜奋勇抗敌，战死。都统制刘宝弃城逃跑。金军又攻占濠州、滁州、商州。

　　汤思退的阴谋后来败露，南宋朝野群情激愤，纷纷弹劾汤思退。宋孝宗不得不罢免汤思退出朝。但汤思退勾结敌人、奸邪误国，民愤实在太大，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联名上书，请杀汤思退、王之望、尹穑三人，以此来谢天下。汤思退当时正在贬黜的途中，听到消息后，竟然忧惧而死。而王之望、尹穑二人只被罢官了事。

　　此时，在金军的武力威胁下，宋孝宗不得不屈辱求和。除割让海、泗、唐、邓四州，又割去商、秦（今甘肃天水）两州；交换的条件只是双方世为叔侄之国，宋帝正皇帝之称，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金银、绢各减至二十万两匹。这便是耻辱的“隆兴和议”，也称为“乾道之盟”，“隆兴”、“乾道”均为宋孝宗年号。和议成立后，宋金双方保持了约四十年的和平关系。

　　宋孝宗虽与金国订立了隆兴和议，但又不甘于就此妥协，他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为此，亲力亲为的宋孝宗忙得不可开交，曾对身边的人说：“我每天都要游行全国一周（指处理各地文件）。”他积极选贤任能，准备任用一批和自己同样有志恢复的大臣，被一度闲置的老将虞允文便被重新起用，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成为两副相之一。

　　本来宋孝宗还准备让虞允文任宰相，但主政的参知政事钱端礼一心想当上宰相，多方阻挠虞允文。不久，钱端礼因接受玉带被吏部侍郎章服弹劾，并说玉带是经虞允文转送，后来虽然查明纯属诬告，但虞允文还是被迫去职。不过，宋孝宗念念不忘隆兴和议之耻，而虞允文是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代表，后来还是被任命为宰相。

　　虞允文执政后，在各地修筑城防，积极准备北伐。宋孝宗对他极为信任，曾说：“丙午（靖康元年，1126年）之耻，当与丞相（指虞允文）共雪之。”就在此期间，御史萧之敏弹劾虞允文擅权不公。宋朝的台谏制度相当厉害，虞允文不得不自请罢政待罪。在关键时刻，太上皇宋高宗竟然出人意料地站出来为虞允文说话，而且话说得相当掷地有声：“采石之战时，他萧之敏在那里呢？”意思是说当年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力挽狂澜时，他萧之敏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虞允文因此被复职，而萧之敏也被贬官。

　　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派虞允文到四川整军备战。宋孝宗对虞允文此行寄予厚望，亲自到正殿为虞允文饯行，并特许虞允文在殿门乘马，持节度使仪仗出京城。这是非常特殊的礼遇。虞允文离开京师前，宋孝宗郑重其事地与虞允文约定：“如果你出兵，朕未出兵，那是朕负你，如果朕出兵，你未出兵，则是你负朕。”预定由虞允文从四川、山西出兵，宋孝宗派朝廷主力进军两淮，双方最后在河南会师。由此可以看出，宋孝宗对虞允文的信任有限，否则也不会一再强调“你负我”还是“我负你”的话了。这不仅是宋孝宗一个人的问题，长期以来，宋朝对手握重兵的将领信任都相当有限，这也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最直接的后果。

　　虞允文到四川后，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适当增加将士的俸禄，使能养家以提高士气；养马户可以免除赋役，由此鼓励养马，以增加马匹数量；又听取大将秦琪的意见，改变兵力分散的状况，以使军势首尾相应。虞允文积极备战，但却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出兵的计划。等了一年多，宋孝宗实在沉不住气了，以密诏催促虞允文尽快发兵。虞允文由于军需未备，不愿仓促出兵。宋孝宗为此相当不满。虞允文深知宋孝宗的心意，为了不负厚望，日夜奔忙，“戴星乘马，冰满鬓髯”，终于积劳成疾，于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辞世，时年六十四岁。

　　虞允文死后，宋孝宗怒其迟迟不出兵，不肯给他谥号。当他后来看到虞允文留下的军队全部是精壮之兵时，这才恍然大悟，动情不已，赠虞允文太傅，赐谥忠肃。

　　虞允文为人慷慨磊落，胸怀大志，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出将入相几二十年，孜孜于国事，一直是朝中最坚决的抗战派。最难得的是，他一直留心搜罗人才，所提拔举荐的洪适、汪应辰、王十朋、赵汝愚、晁公武、李焘等人，后来均成为一代名臣。

　　虞允文之死对宋孝宗打击相当大，不光使出兵四川的计划落空，也使宋孝宗失去了朝中最有力的支持。当时在南宋的统治集团内部，绝大多数人已经安于偏安一隅的现状。虞允文死后，宋孝宗任用王淮为宰相，理财备战，然而，抗战决非仅仅是皇帝和宰相的事，朝中的大臣如龚茂良、史浩、周必大等，均反战主和。这让宋孝宗的决心受到极大挫折，加上辅弼无人，心力交瘁的他也开始迟疑动摇了。从此以后，他失去了收复中原的斗心，再也不提北伐一事，当年隆兴北伐前的激昂和热情，已经成为心中永远的记忆，再也不复重来。想来他的心中，应该是充满了壮志未酬的悲哀和落寞的情怀吧。

　　7.辛弃疾的英雄泪

　　金人入占中原后，对中原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疯狂掠夺土地，称做“括田”、“刷田”，赋役也十分沉重。最初，金人还实行“以人口折还债负”的政策，即把负债者变为奴隶，并捕捉壮丁到西夏和蒙古地区换战马，这些做法激化了民族矛盾，直接导致了风起云涌的人民抗金斗争，人数一度达到几百万之多。只是，这些自发的抗金斗争虽然牵制了金人南侵，却遭到了以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的打击，义军被称为“盗贼”，行动也受到南宋朝廷的多方阻拦，最终导致这些孤军奋战的义军在金人的围剿下先后归于失败。

　　不仅如此，金人还强迫沦陷地区的汉人接受女真习俗、剃发易服。还在完颜宗泽守汴京时，金人便强令河东河西汉人“髡头辫发”。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金元帅府又下令禁民汉服，髡发不如式者处死，即所谓的“髡发令”。代州（今河北代县）一军人被查验出顶发稍长，大小不合样式，即被当场处斩。保义郎李舟被强行髡发，竟然愤懑一夜而死。无辜受害者不可胜计。在这样的情况下，沦陷之地的汉人自然更加思念宋朝。

　　绍兴九年（1139年），金国把陕西、河南地“赐”给宋朝，宋向金称臣纳贡，金国归还已死在五国城的宋徽宗和皇后的棺木。而金国内部却因此发生了分裂，河北金人统治下的汉人纷纷南归。金元帅府不得不下令沿河置寨，防止汉民渡河南归，并下令凡是南归及渡人的船夫都要处死。但还是有不少汉人冒险南归。这其中，有个叫李世辅的人值得一提。李世辅，绥德（今陕西绥德）清涧人，父李永奇。金人占领延安后，为了笼络当地汉人，授予李永奇父子官职。但李氏心向宋朝，图谋归宋，不料事泄，李永奇被杀。李世辅逃脱后，向西投靠了西夏，被西夏主李乾顺授为鄜延岐雍经略安抚使。李世辅借得西夏兵后，回师攻破延安，挖出了杀父仇人的心脏，报了杀父之仇。其后，他放弃已经到手的西夏高官厚禄，主动南下归宋，跟随他南归的多达二千人。

　　自北宋灭亡始，中原沦陷区的抗金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在海陵王完颜亮亲自率大军南下侵略的这一年，二十一岁的山东青年辛弃疾不堪忍受金人的剥削和压榨，毅然聚众两千，举起了抗金的大旗。这位后来以词著名的豪放派诗人，实际上一开始是以起义军领袖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辛弃疾，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辛氏一族为山东望族，北宋灭亡时，山东被金人占领，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本来要渡河前去投奔南宋朝廷，但因受家族拖累，未能及时南渡，被迫出仕金国，曾任亳州谯县令、开封府知府，官至朝散大夫。辛弃疾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占领长达十二年。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常常带着幼小的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希望将来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在祖父谆谆教导下长大的辛弃疾，一直心念故国，有“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之志。辛赞也对辛弃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曾经两次派他到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名为赶考，其实是派孙子借机打探观察金国形势，为将来恢复故地做打算。不过很可惜的是，辛赞没有能等到看到南宋恢复中原的希望就病故了，辛弃疾悲痛之余，决心继承祖父的遗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山东、河北一带的汉人不堪金人的压榨，奋起反抗，辛弃疾感觉时机来临，也揭竿而起。当时山东一带民变蜂起，除了辛弃疾一军外，还有贾瑞一军。刚好此时济南府农民耿京、李铁枪等人不堪忍受金国繁重的赋税，率领当地农民奋然起义，攻占莱芜、泰安军，自称天平军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一时间声势浩大，于是山东各地小股义军如贾瑞、辛弃疾等均率众往附耿京，甚至大名府一带的王九义军也表示愿受耿京节制。

　　辛弃疾加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后，因为文才出众，任掌书记一职，负责起草书檄文告，掌管义军大印。辛弃疾还说服了济南府另一支首领为义端和尚的义军归附了耿京，义端和尚懂得兵法，与辛弃疾又是老相识，因此很受重用。不料义端和尚别有用心，趁辛弃疾不备，偷走了义军大印，投奔金军。耿京为此大为恼火，打算将辛弃疾处死。辛弃疾恳切地说：“义端是我引荐的，他盗印逃走，我理应负责。请给我三天时间，让我把义端抓回来。如果过了限期，我还不能取回大印，愿意接受重刑。”耿京同意了。于是辛弃疾单枪匹马往金营的方向奔去，果然在半路追上了义端和尚。辛弃疾杀死了义端，取回了大印，由此也重新赢得了耿京的信任。

　　而金主完颜亮的南侵并不顺利，金人内部矛盾重重，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辛弃疾深谋远虑，力劝耿京归顺南宋朝廷，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共图收复大业。耿京于是派诸军提领贾瑞南下，负责与南宋朝廷联络。贾瑞是个粗人，不识字不懂礼仪，主动要求辛弃疾同行。

　　此时正值宋金交战，金军正要进攻两淮，局势难料，宋高宗一改之前视义军为“盗贼”的态度，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忠义军马，辛弃疾为天平军掌书记、补右承务郎，贾瑞补敦武郎、閤门祗侯，并让他们回山东向耿京传达南宋朝廷的旨意。

　　就在辛弃疾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耿京义军内部发生哗变，受金人利诱的张安国、邵进等人密谋杀害了耿京，带领一部分义军投降了金人，其他义军群龙无首，因此溃散。辛弃疾到达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一带时，听到了耿京被杀的消息。血气方刚的辛弃疾在惊愤之余，立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约海州统制王世隆等五十人驰赴金营。当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饮酒庆贺，辛弃疾等人骤然而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张安国擒获，然后在五万金兵大营中从容离去，并鼓动万余名士兵反正，长驱渡淮，顺利将张安国带到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的意气风发、机智果敢之举，在南宋朝野引起巨大震动。宋人洪迈记录说：“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文敏公集·卷六·稼轩记》）

　　然而，南宋朝廷对北方汉人一直存着很深的戒心。早在北宋宣和年间，朝散郎宋昭就曾经上书宋徽宗说：“或则又谓山后之民皆有思汉之心，或欲归顺，此尤妄诞之易见者。不惟北虏为备日久，山后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已易数世，今则尽为蕃种，岂复九州中国旧民哉？”谈论的虽然是燕云地区的汉人，但实际上代表了宋朝对待北方汉人的普遍态度。北宋抗金名将李纲也曾抱怨燕云汉人说：“以金人夷狄之性，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狯以为之谋，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以窥中国。”甚至有不少人认为金人灭掉北宋其实是“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协谋所致”。而到了南宋，对北方汉人的歧视和戒备比北宋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辛弃疾声名显赫一时，但其命运可想而知。他渡淮南归后，并没有真正得到南宋朝廷的信任，被立即剥夺了义军兵权后，派到地方任小官，担任江阴军签判一职，从此沦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遇。不久，宋孝宗即位，重用主战派大臣张浚，进行了宋室南渡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北伐，但却因内部矛盾重重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