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名著32种

三十、冲突的战略

谢林

【作品内容】

一、写作背景

《冲突的战略》的写作背景可以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来谈。在理论方面，20世纪50―60年代的博弈论尚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博弈论的学者喜欢用精确的数学模型来证明或是推导什么样的谈判结果是公平的。数学模型推导出来的结果确实精确严密而且又有说服力，但是由于专业性较强，很难为大众所接受，而且数学并不代表真正的人类行为。谢林另辟蹊径，用生动朴实的例子讲博弈论。谢林本人曾说过：“如果你要研究某个理论或者发展某个概念，如果你认为这个理论或概念将促进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那么就请发明一些浅显易懂的概念。”正是按照这种思想，他发明了许多原创的概念来充实其博弈理论。避免大量的数学推导而采用适合大众思维的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讲述博弈论，使《冲突的战略》一书显得个性十足，成为博弈论帮助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经典范例，并且打破了完全冲突的零和博弈理论，开创了非零和博弈理论及其应用，缩小了数学模型的应用范围。1988年美国经济学会将其评为“杰出资深会员”时，其评语为“谢林关于社会关系的理论以及他对该理论多方面的应用源于他富有成效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这使得他能切实涉及有着相同或不同利益的参与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本质，并能具体而生动地把这种本质描述出来”。可见谢林在理论与现实结合方面所具有的特殊资质，开创了非零和博弈理论，并将其理论应用到现实经济生活中，突出经济学与博弈论的研究模式，强调个人理性，这是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重要原因。

在现实背景方面，20世纪50―60年代，“冷战”使美与苏联对峙，双方凝神屏息，剑拔弩张，像是随时都有一场世界大战要打。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包括柏林危机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冲突使时局愈加紧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更是将交替使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的心理战推至顶点，全世界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中。此前的日内瓦裁军会议上，美国冷战专家保罗?尼采和他的助手沃尔斯泰特都认为，只要苏联能够发动让美国丧失还击能力的突然袭击，那么核战争就难以避免。因此他们建议美国应该将武器储备库分散建设在世界各地，同时通过谈判促使苏联削减核武器和高速导弹、关闭能威胁美国本土的基地。谢林和沃尔斯泰特是兰德公司的同事，因为这个关系，他也参加了裁军谈判。兰德公司希望将冯?纽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开创的博弈论运用到裁军谈判实践之中，谢林沿着这条思路展开研究，其成果即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冲突的战略》。

二、主要内容

传统的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的。不过，从现代的观点看，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学科似乎更为妥当。当然，研究人的行为的学科很多，不止经济学。那么，经济学与其他学科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理性人是指一个人在面临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正是理性人的假定使得经济学家得以运用数学工具描述人的行为。注意，理性人与自私人不同。理性人可能是利己主义者，也可能是利他主义者。无论是利己还是利他，理性人在最大化偏好时，需要相互合作，而合作中又存在着冲突。为了实现合作的潜在利益和有效地解决合作中的冲突，理性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制度规则。作者曾说过：“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跨学科领域――曾被人们称之为‘讨价还价理论’‘冲突理论’或者是‘战略理论’。”“我想向人们证明，一些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甚至是法学和哲学或者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不仅对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大有裨益，而且也有助于人们解决现实问题。”现在回头来看，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确实是实现了，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到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中，再次体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只不过运用的是非零和博弈进行理论创新。该书运用非零和博弈理论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即当今的国际威慑政治学，使博弈论走出了纯经济学领域，走进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等领域，成为奠定国际关系（或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之一。

《冲突的战略》一书共分四个部分，共十章和三个附录。第一部分：战略理论的构成要素；第二部分：博弈论的重新定位；第三部分：战略：充满随机性；第四部分：突袭：一种不信任的分析。

第一部分是战略理论构成要素，共分三章。第一章，缓慢发展的国际战略学，介绍了作为政治学分支的国际战略学由于缺乏相应的研究机构而使得发展受到限制，特别是缺乏理论基础。作者为了纠正这种认识，认为自己在论述大学学者和军事部门不重视有关军事战略的结论有些偏颇。这里使用的“战略”一词强调博弈双方决策的相互依存以及双方彼此行为的预期判断，不同于军事意义上的战略。换言之，这里的战略博弈仅涉及武力威慑而非武力的有效使用。这里关注的不是冲突双方的利弊得失，而是如何达到一个实现冲突双方最大化利益的结果。在博弈论的术语中，最有趣的国际冲突不是“零和博弈”而是“非零和博弈”。在后者，博弈一方的所失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所得；对博弈双方而言，寻找一个双赢结果就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此时将冲突视为一个谈判过程，有助于我们摆脱非敌即友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这里，威慑（Deterrence）思想极为重要。

威慑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这无疑对研究国际战略工作十分有利。我们知道，威慑必须可信、有效，威慑的可信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实施威慑的成本和风险。威慑理论是一门关于如何巧妙运用智慧，避免使用现实武力的理论。鉴于此，威慑理论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策略，其含义非常广泛。由于博弈论的出现恰好满足战略论，使威慑思想得以理论完成。威慑思想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不仅仅在于对手预期我们对其举动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同时，我们之所以能够制造威慑，是因为我们预期借此对对方的选择施加影响。但是迄今为止，现实的国际战略环境还不能完全满足博弈论的假设前提。事实证明，博弈论有助于人们将国际政治公式化以及对相关概念的诠释，但是博弈论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其他领域，包括信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而非国际战略理论领域。总体而言，博弈论倾向于抽象的理论层面，而且即使在这一层面上，博弈论也很少涉及诸如威慑这样的现实问题。

因此，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突破传统的“零和博弈”理论，探讨“非零和博弈”，那么现实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就是威慑。威慑存在的前提就是双方存在冲突的同时，也存在共同利益。威慑是指一方采取有效的方式影响对方决策，并预期借此影响对方对自身行为预期判断的行为模式。威慑涉及与对方冲突的同时，以足够的证据使对方相信我们的反应取决于对方的行为，从而拓展了意欲理性与结果非理性之间的认识。一是事前理性导致事后理性；二是事前理性导致事后非理性；三是事前非理性导致事后理性；四是事前非理性导致事后非理性。对于第三种情况进行的研究，超越了前两种情况，也为第四种情况开辟了道路，重新找回我们失去的那些看似“非理性”的天性，为国际政治乃至一切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方法。正如作者所说：“完整、系统的战略理论有助于现代人认识和理解古人的做法，揭示其有效条件并研究发现当代的有效条件。尽管这不是我们的初衷，但或许正是冲突管理核心之所在。”

第二章是论谈判。作者主要讨论了有关谈判过程中的战术技巧问题。认为谈判不是调整谈判主体之间经济利益分配的谈判，而是指什么条件下谈判对谈判主体更有利。所以不是涉及谈判功效性的问题而是关注谈判的分配效用的问题。他所说的讨价还价是广义的，即除了明确协商之外的所有活动。比如在两个国家或买卖双方之间的谈判活动，甚至当两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在一条并不宽敞的公路上相遇时也存在着“讨价还价”。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讨价还价是一个“非零和博弈”。

在效率曲线上，博弈当事人的利益是对立的，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效用的增加都会损害另外一个人的利益。但谢林指出，这种所谓的对立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在效率曲线上必然存在一点，使得博弈参与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博弈参与人都希望避免两败俱伤，这种“双赢”的共同想法就体现为，在效率曲线上找到一个合适的点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

讨价还价和冲突管理涉及一系列默契协调的问题，这种协调可能是由于双方彼此的共同利益，也可能是来源于一部分不一致的利益。从这一基本的问题出发，谢林开始探索在充分沟通的条件下，公开的讨价还价是怎样达成协议的。他认为这种协定与“双方期望的协调”相类似，即如果双方都推测这个结果能够为对方所接受，那么协议就可以达成了。而要达成这种协定，需要通过许多因素来共同作用，比如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因素，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数学因素。

通过对讨价还价现象进行分析，谢林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势弱的一方通常会成为强者。”对此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将自己固定在特殊的谈判地位是有利的，当任何一方认为对方不会作出进一步的让步时，协议就达成了。一方之所以会让步，是因为他知道对方不会让步了。因此可以认为，谈判的实力就在于让对方相信你不会再让步了。为此，谢林还进一步描述了能够把自己锁定在有利地位的三个战略行为，即不可逆投资的约束、威胁和承诺。

所谓“谢林点”是指在协调博弈中，如果某个线索使参与人相信某个均衡比其他均衡更可能发生，那么这个更可能发生的均衡称为“谢林点”。在这里是指谈判双方可能共同都避讳或认同的一些事项，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谈判双方的直觉和依靠对相似事物之间的类比经验、先例、偶然巧遇、对称性、审美或几何原理、诡辩原理，以及当事人的自身条件或对彼此情况的了解，其具有的特征是它具有“特征”，易于发现。比如大多数普通人在一个环形区域走散后，通常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圆形地带的中心区域与对方会合。再比如二战时候交战双方都没有大规模的使用毒气所达成的默契就是一个“谢林点”。

如果双方不能进行有效沟通，那么双方所进行的默契谈判的结果通常是“谢林点”，因为谢林点具有特征、易于发现，所以谢林点很容易在心理上先入为主地占据位置。因此双方对此都比较认同地达成默契。比如激战正酣的双方要为停火而坐下来谈判是困难的，这时候双方就不能进行有效沟通。在默契谈判的场景中，如果双方都想为促成停火谈判而达成某种默契的话，比较容易达成停火界限的往往是一条河，或是一段对双方来说越界都比较困难的地带。

在不能进行有效沟通的情况下，双方的默契时常在于谢林点。那么可能进行有效沟通的情况下，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在谈判主体能够进行有效沟通的情况下，不需要他们出自本能的协作行为。但是谢林点的偶然出现，却能够帮助主体进行协作，从而所达成的共识也往往奇妙地成为我们所论述的谢林点。正如作者所说，有关默契谈判和显式谈判的案例已经强有力地证明，在二者之间完全有可能存在某种共同性或者相似性。

第三章是谈判、沟通与有限战争。在本章中作者尝试检验默契谈判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则，并努力得出有关有限战争的一些结论：默契谈判具有的原则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信息沟通完全畅通和有效的显式谈判，尽管二者存在逻辑上的差别。与显式谈判不同的是，默契谈判（利益冲突）――谈判双方信息沟通不完全和无效情况下的谈判――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谢林看来，国际政治的主要形态都是非零和的。他认为博弈论主要处理的情境不是你死我活或你活我死的“零和博弈”，而应该是双赢的“非零和博弈”。美国和前苏联展开冷战，双方相互威慑，恫吓，竞赛，却又默契（利益共同）的不真正开战，这结果对双方来讲都远胜于开战，此种情境即是“非零和博弈”。也即任何基于冲突的谈判如果失败，则双方都会受损；但是任何通过谈判达到的协议对双方来说都会比达不成协议要好一些。这意味着不管多么严重的冲突，其内在都包含促使冲突双方进行合作的共同基础，那就是双方都试图避免因谈判失败而受损，同时希冀双赢。这一思想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理论依据。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共同的利益。所以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国家一般都非常谨慎。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没有人会做损人不利己的事。

第二部分是博弈论的重新定位，共分三章，开创了“非零和博弈”理论的先河。在第四章趋向互动的决策理论中，作者区分了完全冲突的战略（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理论。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传统的博弈论通常将完全冲突的战略研究证实了的方法和概念应用到互动博弈场景中，此时作者将“零和博弈”看做有限性的场景而非一个分切点而拓展了博弈论的范畴空间。发展中的博弈论有两条主线，都反映了“零和博弈”偏好。在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的“零和博弈”理论中，建议和干预、威胁与承诺都无法产生积极效果。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主张，博弈双方之间的关系要么完全友好，要么极端不平衡。这就可能导致不利的一方采取最小最大战略破坏这种不平衡关系。最小最大战略是指，如果我们确定了每一个战略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那么这些最大收益中数值最小的收益所对应的战略就是最小最大战略。反之，如果我们确定了每一个战略可能获得的最小收益，那么这些收益中数值最大的收益所对应的战略就是最大最小战略。因此，博弈双方在非敌即友的完全冲突场景中追求理性战略，不可能实现双方互相谅解或为一方利益而存在的相互依存。

为此作者划分了“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两种类型。借用博弈论术语，可以称完美博弈为定量或定比例博弈；对于有限情况以外的博弈，我们称变量博弈或非定比例博弈。鉴于博弈结果与双方的共同合作存在很大关系，我们也称为完美负相关关系博弈和完美正相关关系博弈，其他广泛的混合博弈则可称为不完美博弈，为此展开了论述。

在第五章实施、沟通与战略行为中，作者通过把“零和博弈”看做是具有有限场景而非一个分切点而拓展了博弈论的空间范畴。作者认为，混合博弈与完全冲突博弈相比，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博弈参与人制定战略并将其传递给对方的重要性，而“零和博弈”的要点在于博弈双方不能进行沟通以及一方不能被另一方察觉。只有混合博弈强调战略行为的重要性，并建立双方互动行为模式的优势。因此，在混合博弈中，一方的装疯卖傻、故意回避如果能够赢得对方的承认和信任，那么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优势。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通常出现于合作或化解威胁的过程中，而不会出现在“零和博弈”中。同样，在“零和博弈”中，由于理性的博弈双方掌握完全信息，即使拥有第一选择权的一方也并非一定具有优势。但是，在混合博弈中，情况恰恰相反。这些战略行为包括：威胁、承诺、定位、授权、调停等。

在第六章博弈论与实验研究中，作者主要是对前面有关博弈论基本内容论述的总结。其基本内涵是，在谈判和冲突的场合，如果博弈一方能够以可信和可观察的方式限制自己的某些选择自由反而会增强自己谈判地位，而赋予一方更多的相机政策权则可能伤害该参与人的利益。乍听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更多的行动自由总是意味着更多的机动性，即便在最差的情况下，你至少可以将随机性弃而不用，保留它怎么会对你不利呢？大家熟知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或“破釜沉舟”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炸毁唯一逃生的桥梁可以向你的敌人显示誓死一战的决心，从而达到威慑敌人进攻的战略目的。在这里，炸毁桥梁就是一种关于决不退缩的可信性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它限制了你的行动空间，反而达到吓退敌人的效果。而如果你保有它，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看起来似乎万无一失，可是问题在于，这时你再威胁敌人说绝不后退就不那么可信了，敌人可能推断你心虚，进而发动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机决策”、“因地制宜”这些似乎永远正确的决策原则在一定的博弈环境中并不一定是最优的。虽然对方的考虑或对重要谈判不利的种种消极因素削弱了双方前期协调的可能性，但是运用博弈论给了我们重要的新启示，即以协调预期判断为目标的谈判或沟通不一定需要双方的参与：单方面的谈判也可以实现双方的合作，从而实现自救，即使一方人为地制造信息沟通的障碍。与博弈论研究通常使用的对称性等方法不同，人为地将不对称、行动顺序、不完全沟通以及各种隐含因素引入博弈论将有助于博弈论的发展。各种不对称和不完全沟通体系对联盟形成的影响将其引入系统的实验研究，从而更加丰富理论的多样性，打破简单的思维方式。

第三部分是战略：充满随机性，共分两章。在第七章作者指出，完全冲突博弈中，随机化战略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冲突和共同利益并存的博弈中，随机化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而是完全不同的作用，类似于对于传统博弈论的革命。在那些“非零和博弈”场景中，随机化的主要任务并不是防止对手预测自己的战略，而是尽量显示自己的战略，使对方准确无误地预期判断自己的战略行为。

在第八章作者将随机因素引入到有关威胁和允诺的论述当中，阐述了随机化因素在非完全冲突的博弈中所起的作用。战略威慑一个显著特征是，实施惩罚性行为――如果威胁失败或必须实施时――对对方而言都是一个代价昂贵、棘手的过程。虽然威慑注重的是事前预防，而非事后报复，但是为了让威胁更加可信有效，威胁方必须采取某些必要的威胁行为或为自己寻求实施威胁的充分理由或证据，主要包括进行沉淀成本投资、签订契约，以及口头协议等。

谢林借用法律术语中的“最后的通牒”来说明威胁的承诺问题。威胁方的策略在于让被威胁方明确如果不按威胁方的条件行动的话，威胁方实施惩罚行动的确定性和实施目的隐蔽性，但是要努力避免实施惩罚行动以避免两败俱伤。如果被威胁方无视威胁方的所谓的“最后的机会”的话，那么就证明威胁的失效。但是失效并非失败，失败的威胁是不能给不实施惩罚行为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而不能“不作为”，结果两败俱伤。所以在当今谈及对于伊朗和朝鲜看法时，谢林的忠告是：“不要碰这个禁忌。这是一个应该被珍惜的传统，美国通过保持这个传统，比任何人获益都多。我认为美国政府并没有理解的一点是，通过避免将核武器公开升级到任何形式的使用的可能性，我们就能获得最多的益处。”

第四部分是突袭：一种不信任的分析，共分两章。如果说第九章中作者巧妙地将突袭这个既现实而又不缺乏充当理论因素的例子引入到谈判双方的互不信任模型之中来深入分析缺乏信任的博弈的话，那么第十章中，作者则是将突袭这一事件还原它的本来面貌，论述了国家间的不信任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第九章中作者研究了突袭。如果突袭能够带来某种优势，那么人们往往选择先发制人，采取突袭行动。由于担心我们的突袭，对方可能率先发动突袭。相反，我们也可能出于同样的担心，而率先发动突袭。但是，如果突袭成功带来的收益远远小于战争成本，那么双方就不存在发动突袭的根本动机。尽管如此，似乎还是存在某种诱惑促使双方先发制人，对对方进行突袭，从而演化成一个复杂的混合过程。

冷战就是这样的博弈格局。美苏两个大国都不愿意使用核武器，这对自己没好处，也会遭到对方更恐怖的报复。维持平衡而又紧张的局面，可以摩擦但不要开打，这才是符合双方各自利益的。但双方不能闲着，否则就要落个下风，一定要做出“真的打起核战争来我显然比你强”的姿态。战争可以分为第一级的战争和第二级的战争。这也是谢林至今最引以为骄傲的理论创新。只有第一级的战争才需要暴力，需要血腥，这是最原始、最野蛮的活动。现代人常用更高级的游戏活动来决定胜负，比如谈判、威慑、沟通、心理战、讨价还价等。第一级的战争对双方都很残酷，双方都不愿意面对，但又必须展开竞争，于是战争往往不见硝烟就已展开。敌对双方间的不信任可能增加突袭的可能性――并可能产生多重效果――这是主要探讨的问题。

在第十章中，作者指出，尽管裁军通常都是敌对各方为了实现缓和，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或缩小战争规模和程度而采取的自卫行为，但是，裁军方案往往各不相同。有些裁军是各方理性的选择，而有些则是一时的感情用事。作者重点研究了如何将威胁使用武力作为一种威慑战略来加以使用，论述了威慑在国家互动中的实质、作用及如何使用理性与非理性行为技巧。谢林认为在核时代，选择战争无疑是最愚蠢的行为，但是向敌对方显示有控制的威胁或战争的危险却是正确的战略措施，人们应该尽量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理性，但是没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得很理性。在此基础上，他发展出博弈论中著名的讨价还价理论，并使用博弈论模型来研究了相互依赖决策问题。

为了避免被威胁方的背水一战或破釜沉舟，可以将威胁阶段化。这样被威胁方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地自取灭亡，从而“最后的机会”或许发挥作用。很多嫌疑犯在第一次被传讯也许并不在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威胁，但是如果把威胁阶段化，多次对嫌疑犯进行问讯并不时透露不交代问题的严重后果，那多数的嫌疑犯就抵不住问讯人员的心理攻势从而交代事实。相对威胁方的策略而言，被威胁方的策略在于故意使自己变得“无知”，可以通过破坏沟通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如果某人用“如果你要是再狂吠我就宰了你”的话来威胁自己的狗，那么这个威胁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而对于阶段化的威胁，被威胁方也可以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化解威胁风险。

谢林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行为。他指出：“偶然事件不会引发战争，只有决定才会导致战争的爆发。”如果一国认为另一国会突然发动袭击，那么一场双方都不情愿的战争就有可能爆发。突然袭击的优势和动机在于对方缺乏反击的能力，因此，防止突然袭击的首要目标是军事安全而不是人员安全。进一步说，防止突然袭击需要可信的二次还击能力。

此外，作者在附录中首先以核武器与有限战争为例进行“非零和博弈”演示，突出核武器与有限战争的威慑力量。接下来通过打破传统的“零和博弈”理论，引入博弈各方不对称――预期非理性以及重新诠释“非合作”博弈――“零和博弈”的决策理念。特别指出，“非合作博弈”表示在博弈过程中，参与人之间没有明显的沟通行为。正是因为参与者之间缺乏沟通使合作难以实现，所以，将“非零和博弈”引入沟通（或谈判、互动行为），无疑是非常关键，甚至是核心因素。

【简要评述】

从理论经济学创新层面上看，谢林修改了传统的“零和博弈”理论，开创了“非零和博弈”理论，一方所失并不是另一方所得，进一步贴近现实生活，丰富和扩展了经济学理论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囚犯困境”、“公共地悲剧”和“集体行动悖论”等都可以获得新的认识，从而认为沟通、讨价还价等成为合作或协调重要的形式。

另外，谢林首次定义并阐明了威慑、强制性威胁与承诺、战略移动等概念，开始把关于博弈论的洞察力作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对讨价还价和冲突管理理论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博弈论的新发展并且加速了这一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特别是他对可信性承诺的研究为许多现象（比如公司的竞争性战略、政治决策权的授权等）给出了经济学解释。

从理论应用或实践角度看，威慑――可信性承诺的价值十分重要，其应用前景十分广泛。一个例子是科尔奈提出的软预算约束。根据迪瓦特里邦和马斯金（Dewatripont and Maskin）的新诠释，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的根源在于政府无法在企业亏损之后作出不予救助的可信性承诺。因为政府控制了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只有当政府手中的财力有限，银行的贷款也无法支配或影响时，政府对企业不予救助的承诺才可信，否则企业也就不敢再寄希望于政府了。另一个例子是最近内地和台湾两岸之间的政治博弈。全国人大通过《反国家分裂法》可以看做是内地方面在两岸谈判僵局中采取的一种新策略，其意义在于以立法的形式向世界作出一种可信性承诺。这个法案的通过确定了内地在突发事件下的回旋余地，但是另一方面，台湾宣布独立就等同于武力统一的立法承诺，消除了人们对台湾宣布独立之后可能采取什么立场的种种猜疑和侥幸心态，使内地在台湾问题上的谈判力量大大增强了，从而有利于维护两岸的和平，在冲突中获得共同利益。

（李伟民）

参考文献：

[1]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2]〔美〕谢林，冲突的战略[M]，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3]〔美〕贝赞可等，公司战略经济学[M]，武亚军译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美〕麦凯恩，博弈论[M]，原毅军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5]〔法〕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M]，张维迎译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6]冯维江、何帆，直面现实的博弈论――托马斯?谢林思想评述[J]，国际经济评论，2005，（6）。

[7]胡宗山，博弈论与国际关系研究：历程、成就与限度[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6）。

[8]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