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名著32种

二十一、比较制度分析

青木昌彦

【主要内容】

市场是人类形成的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传统上，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分析市场的运行机制。然而，最近，经济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开始正确评价许多与制度相关的事件与现象。这些事件和现象对经济绩效有重大影响，例如共产主义国家的消亡，硅谷和电子商务的出现，欧洲货币的统一，东亚金融危机等。

在《比较制度分析》这本书中，青木昌彦运用现代博弈理论，构建了一个理解经济制度相关问题的分析的框架。该书讨论的范围较广，主要考虑了如下几方面问题：制度是如何演化的，为什么制度的整体安排在各经济间是突出而变化多端的，为什么有的制度没有随着技术进步、全球市场的整合，以及人口变化等环境因素发生变化，而有的却发生了变化。

本书共15章，由三部分组成。作为理论预备，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与博弈论相关的概念，并运用均衡制度模型分析了制度结构的一些基本要素，其中包括产权，社区规范，产权交易的治理机制，组织规范以及国家。以此为基础，第二部分侧重于建立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与经济学流行的将制度视为外生的博弈规则的观点不同，青木教授将制度视为一种均衡结果，它内生于参与人策略互动的经济过程，通常表现为一种自我再生的约束或规则。个人在决策时拥有的信息及其分布对制度均衡的影响被特别强调。第三部分是对第二部分理论框架的具体运用。其中包括分析不同的信息系统特征下企业组织之间的制度互补性，关系型融资与不完备劳动力市场的互补性；新兴的硅谷模式的信息系统和治理结构的特征；以及企业的各种制度类型与其相关环境的互补性；等等。

本书的一个突出贡献是论证了博弈模型中通常存在的多重均衡问题恰恰为制度的比较性和历史性分析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就是说，均衡的多重性正说明了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历史过程在选择特定均衡结果时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由于青木教授这一创造性的解释和阐述，一个本来被理论界视为困惑性的结果成了经济学一个新兴领域――比较制度分析的起点和基础。另外，本书综合和发展了许多他人的研究结果，使这些本来是分散的、零星的研究努力最后汇集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下，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影响。本书毋庸置疑将成为比较制度分析领域的奠基性著作。

一、制度观与制度演化理论

和传统经济学不同，青木把制度放到博弈论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正如亚当?斯密曾经指出的，国际象棋是按照棋子自身的行动规则（动机）进行的游戏，人类社会的博弈也与此相似。青木昌彦继承了诺思关于制度的看法，把制度视为博弈规则，并假定当事人有限理性等。和诺思不同的是，青木相信制度存在于当事人的意识中，并且可自我实施；制度作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或信息浓缩）。作为意识的一部分的制度可以存在于参与人的意会理解中，也可以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中，但无论如何，它都起着协调人们信念的作用。因此，青木昌彦认为，博弈的要素包括博弈的参加者、已规定好的博弈规则和使这些规则得以实施的机制以及人们对于博弈如何进行所拥有的共同信念，而在此基础上达成博弈的均衡性。简言之，制度就是人们对于博弈如何展开所拥有的共同信念。

和诺思一样，青木假定环境变化带来获利机会，参与人需要调整决策以寻求利益最大化，这可视为一个博弈过程。即使参与人无法、甚至也不需要推断其他参与人行动决策规则的全部细节（即参与人有限理性），但在反复博弈中，也可以了解有关参与人在行动决策中可能采用的规则的一些显著特征。参与人根据这些浓缩信息得出自己在各种可能情况下的行动规则（即策略）。所有参与人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信念）形成自己的行动规则准则，这些规则准则是不完备的、浓缩的。当这些浓缩认知稳定下来并不断再生时，参与人自己的行动规则才能趋于稳定，成为参与博弈的有用指南，反之亦然。当参与人的信念和行动规则一致时，纳什均衡出现了。

均衡被参与人共同遵守，在均衡条件下，每一个参与人对他人选择行动规则的预期稳定下来，这种预期沉淀为共有信念，参与人相互之间通过共有信念进行持续博弈。制度在这种预期稳定和共有信念形成过程中产生，并作为均衡的概要表征协调着参与人的信念。参与人基于共有信念决定随后的策略选择，导致均衡的再生，均衡的再生反过来又强化了关于它的概要表征。经过这样一个反复过程，制度不仅内生出来，而且稳定下来，并作为客观之物呈现在参与人的意识中，被参与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制度本身也获得了自我维持功能。

青木认为，现实经济社会里还存在不同市场经济模式，如日本式，美国式，法国式，英国式等等，如何理解这种制度的多样性转型国家应转向哪种市场经济模式？制度如何演化？博弈论的多重均衡性？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比较制度分析的形成就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青木运用他的理论，对当代经济中复杂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分析，包括公司治理机制、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硅谷模式等。他介绍说，比较制度分析虽然是对微观经济的考察，但对于人们对宏观经济的把握也有所帮助；并且，他所归纳出的整体性制度安排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各国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因而具有很强的可借鉴性。

综上所述，青木的制度演化论是一种内生性博弈均衡的制度观，他通过建立主观博弈模型来说明他的制度演化思想。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移动过程，其中伴随着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和对制度共同认知的变化。虽然自发性和诱导性（人为作用）制度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它们在变化过程中必须满足一个共同条件：在初始政治域，必须有超过临界规模的参与人修改对于域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认知，并以分散化或相互协调的方式联合采取新策略，这样才能导致新均衡序列的出现。青木在用博弈论进行制度分析时，按对博弈主体假定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不同，把博弈模型分为古典博弈模型和进化博弈模型。他认为进化博弈则适合于分析以惯例和习俗形式体现的制度的自我实施性。同时，青木在用进化博弈模型分析制度演化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古典博弈模型（子博弈精炼均衡），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古典博弈模型在分析问题时也还是有效的。这样在青木的研究框架中他就很好地把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理性框架和基于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框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应用于对转型经济的制度结构演化的分析，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对于在全球一体化加深和通信信息技术大发展的情况下，全球范围内整体性的制度安排仍然呈现多样性的原因，青木教授认为，各种制度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这是制度体系比较稳定的原因之一。社会博弈的某一领域将发生怎样的均衡（即制度），是由其他领域里已存在的均衡（制度）决定的，最终有可能出现数个均衡并存的局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相同的制度在不同的社会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青木教授认为，与其说这是一种制度的扭曲，毋宁说这是制度随环境和条件变化的演化。青木认为，新制度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参与人的实际博弈行为。前东欧国家的激进改革之所以在经济绩效的意义上失败，是因为这种制度尽管得到了某种形式的认可，但却超出了绝大部分参与人的认知水平和行动能力。在计划经济中生活了几十年的参与人，无论是官员，企业管理者还是民众，谁都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谁都不知道如何去设计和操作市场规则，由此造成宏观层面上制度供给能力不足，改革决策频频失误各微观主体自发创新能力弱，自觉适应新规则的能力也弱。即使有所谓的理想制度移植过来，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制度变革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不同主体的制度博弈能力而言），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适应的过程。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改革的战略策略选择适应了这样一个过程。在渐进改革过程中使参与人获得了学习机会，提升了博弈能力，建立起与当时的博弈主体能力相适应的制度规则，使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相互调整，相互适应，从而保证了改革与发展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

二、比较制度分析的核心内容与研究领域解读

（一）企业理论

比较制度分析理论运用了博弈论的方法，研究了企业的合作博弈思想，把企业看成股东作为一方联盟，雇员作为一方的联盟，企业的管理政策和组织内部的分配看成是股东、雇员合作博弈的结果。该理论是企业的一般化理论，新古典企业理论和工人控制企业理论可以看成是两种特殊情况（Aoki，1980；1982；1984）。

（二）市场经济微观结构

青木昌彦结合日本情况对传统市场经济微观结构的观念进行了批判，如等级制是市场的唯一替代物，厂商是股东的财产，市场导向的契约是唯一的激励手段等，指出日本企业内横向协调的信息结构、厂商行为是股东和雇员的合作博弈的结果、企业内部以级别等级制为激励手段的特征。日本企业融资也区别于英美的市场导向制度，而是银行导向制度，尤其是日本企业的主银行的相机治理结构。日本企业各方面特征之间、企业内横向协调、工人的背景导向技能、不完备的劳动市场、管理层受工人和股东的双向控制、企业内等级的激励手段，主银行的相机治理结构是相互联系的，构成内在一致的整体，他运用制度互补性说明了这一点（Aoki，1994；1996）。日本企业制度和西方企业制度在要素市场环境和内部结构关系不同，提出了两个问题：日本现在的企业制度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形成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对于第一个问题，早期他强调了政府设计的作用（Aoki，1994），认为日本政府在战时引入的制度安排随着民间工作组织的演化，经过民主化改造后仍然可行（Aoki，1996），后来认为政府政策、环境因素、自发因素和历史偶然事件均对日本企业制度发生过影响，但不存在单一因素足以促进它的产生，是制度的共时关联的动态过程导致它的产生（Aoki，2001）。对于第二个问题，早期运用进化博弈论分析了组织惯例和人力资产的共同演化，认为一旦这两种均衡在历史上形成，虽然它们不是最优均衡，但要改变非常困难（Aoki，1996；1999）。进化博弈可以解释给定发展约束（组织结构各种类型）的条件下，组织惯例多样性的现象，但不能解释这种发展约束是如何决定的（哪些组织结构是可能的），他提出了主观博弈模型（Aoki，2001）。

（三）公司治理结构

青木在指出前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相机治理的模型，以次优的方式解决团队生产中免费搭车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青木转向硅谷模式研究，考察了硅谷信息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特征。指出硅谷模式信息包裹的信息结构特征和VC―联赛式治理结构之间的互补性，认为模块化是新产业结构的本质。进一步地，他从信息结构和治理结构之间的互补性，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分析，对应组织不同信息结构应有不同的治理结构。最后用博弈论的统一框架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他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将公司治理结构界定为在公司组织域控制利益相关者（投资者、工人、经理）相机行动决策的自我实施规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公司治理结构有可能是多重的，在讨论公司治理的自我实施机制时，特别注意了组织域和金融交易域的制度关联和来自其他互补性域（劳动交易域和政治域）的制度约束（即制度互补性）。

（四）比较制度分析的四个应用范例

20世纪90年代，他组织了世界银行经济发展研究所四个国际项目的研究：日本主银行体制及其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中的相关性研究（1991―1993）；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1993―1994）；东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1993―1995）；经济发展中的社区和市场（1999）。对日本主银行制度进行了介绍，认为对转型经济有借鉴意义。针对日本银行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提出了关系型融资的新定义，认为竞争加剧不一定损害关系型融资。基于意会知识的关系型融资仍将保持活力。青木昌彦（Aoki，2001）对于转型经济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指出了“内部人控制”现象，提出了多样化的转型道路，不仅包括股东主权和竞争性资本市场模式，也可以依企业的财务状况转移控制权的相机治理结构，特别强调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其他制度安排之间的互补关系，认为转型方向不确定，只有一系列制度的有机发展才能决定银行机构和资本市场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的相对重要性。针对“东亚奇迹”，研究了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市场增进论”，认为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而不是将政府和市场仅仅视为相互排斥的替代物，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亲善市场论”。运用博弈论，认为社区规范是内生的，在既定技术和地理条件下，社会经济因素在多种规范选择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四个项目的研究是比较制度分析应用很好的范例。

（五）比较制度分析理论框架

标志是《比较制度分析》一书的问世。他提出了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和均衡的概要表征制度观，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制度的多样性和演化：从制度互补性的角度论述了整体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引入主观博弈模型从主观（认识）机制，以及制度的历时互补的客观机制，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得出了全球范围内整体性制度安排在全球一体化加深和通信信息技术大发展的情况下仍然呈现多样性的结论。

【简要评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时期。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对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进行理论体系的整体改造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该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进展，是出现了“比较制度分析”的前沿性成果。

比较制度分析是近几年国际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最新理论发展。青木在书中对制度进行了重新定义，讨论了在公共资源、社会交换、组织结构等领域的制度产生和演化的条件和状态，在此基础上，作者借鉴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制度安排的案例，构建了关于制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用以分析经济整体制度安排的系统特征及其变迁。最后，作者根据该分析框架对当代经济中现实且更复杂的制度安排进行比较制度分析，包括公司治理机制、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日本主银行制和硅谷模式等，综合上述分析，作者归纳了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几种重要模型，并对全球范围内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在全球一体化加深和通信信息技术大发展的情况下仍然呈现多样性的原因提出了一些设想。《比较制度分析》一书被誉为制度分析学的经典著作而备受关注，在经济学界引起极大反响，本书的出版把比较制度学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为创立新比较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

（陈慧颖）

参考文献：

[1]〔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2]〔日〕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M]，魏力宁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3]〔美〕詹科夫、拉?波塔、洛佩兹?德―西拉内斯、施莱弗，新比较经济学的新视角[J]，《比较》，2003，（4）

[4]〔南〕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M]，蒋琳琦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韩毅，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新方法：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1）

[6]何自力等，比较制度经济学[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