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名著32种

五、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

【主要内容】

一、写作背景

（一）时代背景

马尔萨斯是最早把人口增长现象经济理论化的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人口原理》恰逢英国产业革命时代，是在进入人口转换的第一阶段发表的。

第一，产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而与此同时，产业革命也创造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为资产阶级创造财富的同时，自身却在积累着贫困，英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由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越发认识到解释以及解决工人的贫困和过剩人口等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随着1795年史比南连法的颁布，英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济贫法”，规定了不论穷人收入多少都要为其提供最低收入保障。但是，“贫困法”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英国的有钱阶层拒绝对贫困承担任何责任，并强烈反对重新分配收入的法令。

第二，在马尔萨斯时代，英国人口呈现增加的趋势，它的人口增长幅度远远高于西欧其他主要国家。从1680年到1820年，西欧各国的人口总数平均增长62%，1820年到1900年平均增长73%，而英国的人口在这两个时期的增幅分别达到133%和166%。1700年，英国人口约为503万，1801年约为867万，1850年约为1652万。具体来说，在《人口原理》出版以前，遇到了英国出生率最高的时期，即1790年的35.44‰；到马尔萨斯去世前，出生率虽有下降，但始终没有低于30‰；英国在1780年遇到了最高的死亡率，此后，死亡率急剧下降，到《人口原理》第4版（1807年）出版后的第四年，死亡率降到19.98‰。这种变化说明，马尔萨斯时代人口出生率一直较高，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并且速度较快，英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直上升：1790年为9.7‰，1800年为11.09‰，1810年为13.8‰。

第三，从中世纪末叶以后，英国经济不断进步，农业首先向现代化转变，到18、19世纪，英国农业进步成就巨大，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然而，在18世纪上半期，英国还是一个粮食出口国，但是1792年之后，英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谷物出口国，更多的粮食转为国内消费。事实上，从1701年到1801年，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人口从582.6万人增至915.6万人，不过，农业产量并没有以相同的增长量来与这个增长数量相适应。

（二）理论背景

在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前，有各种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古希腊时期，柏拉图（Plato）设想了一个理想的国度，他认为，在这里，人口规模必须与城邦条件相一致，不考虑领土面积和邻国的状况，就不能确定合适的人口数量。亚里士多德也主张人口规模要适当，“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应该在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近代，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衡量一国的好坏，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适当的比率，以使一个国家真正伟大；构成国家的是人，而养活人的则是土地；因此，这一比率就在于使土地足以供养居民，而居民又恰好是土地所能供养活的那么多”。伏尔泰（Francois-Marie Arouet）、魁奈（Francois Quesnay）、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人的著作中也都强调了人口与土地必须相适应，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人口过剩。但由于受基督教“禁欲主义”和欧洲“黑死病”的影响，人口过剩问题也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上。而随着欧洲进入重商主义时代，重商主义者一反西方社会小心谨慎地对待人口规模的传统，极力宣扬人口众多的好处，不遗余力地推行繁殖人口的政策。17世纪中期以后，欧洲人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人口过剩问题开始真正展现出来。而这一时期的人口过剩引起人们的恐慌，一些学者也因此发表了悲观的人口理论。代表性人物有理查德?康替龙（Richard Cantillon）、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和贾马里亚?奥特斯（Ortiz）等人。理查德?康替龙认为一切动植物都有充分扩展自己的本能，直到维持它们生存的土地挤得满满的为止。他写道：“所有各种动物，如果我们能够无限地发现可供养它们的土地，我们就能够按照我们所希望维持的数量，并且还能无限地使其繁殖。而且动物的繁殖除了依据供它们生存的资料之外，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如果所有的土地只用来供养人类的话，那么人类的数量就像下面所说的那样：土地能维持多少，人就会增长多少。”而华莱士在分析人口增长时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人口自然增殖能力有无限扩大的倾向，认为人口如不加限制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可分为主观上的战争、贫困、失业等社会因素和客观上的土地肥力、气候条件、天灾、瘟疫等自然因素。贾马里亚?奥特斯认为人的生育能力是这样的，即如果放任人类自身繁衍，那么，在30年的时间里，人口将以一种几何比率（a geometrical ratio）有规则地和迅速地增加。他认为人口不能无限制发展的原因是缺少足够的土地作为基础；收入的不平等会降低生育力；他认为有一半的人口应该保持有道德的独身，以使国家的实际人口数量接近该国的负载能力。

马尔萨斯吸收和借鉴了前人的人口理论，特别是17世纪以后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的理论观点，并将其与当时的英国和欧洲的人口发展背景结合起来，阐述了自己的人口理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发表引起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普遍关注，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人口问题的争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也由此而流传。

二、主要内容

《人口原理》的基本内容一般被概括为两个公理，两个比率，两种抑制和一条规律。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首先提出了“两个公理”：“我可以正当地提出两条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两条法则，自从我们对人类有所了解以来，似乎一直是有关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既然迄今为止它们未发生任何变化，我们也就无权断言，于今日为然者，于将来当不然，除非当初安排了宇宙秩序的神进行某种直接的干预，但眼下神为了创造物的利益，仍按照固定法则操纵着世间的一切。”马尔萨斯认为，人活着就要吃饭，就有情欲，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简单道理。他指出：“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著述家设想过在这个地球上人类最终将能够不依靠食物而生存。但葛德文（William Godwin）先生却推测说，两性间的情欲总有一天会被消除。”但这是不可能的，“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两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强烈”。马尔萨斯认为，过去、现在或将来，这两个公理都是人类本性的法则，就是“神力”也无法改变它的作用。他还说，否定这两个公理，“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方式的”。

根据这两个公理，马尔萨斯引出了有关人口和生活资料增加的两个比率（中文版初译作“两个级数”）。他写道：“一旦接受了上述两项公理，我便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几何比率的增加速度远远快于算术比率的增加速度，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出现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严重失衡，这就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来抑制人口的增长，使之趋于平衡。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过快增长必然会带来失业、贫穷、罪恶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人类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和罪恶。苦难是贫困的绝对必然的结果。罪恶也是贫困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因而我们看到到处都有罪恶，但也许不应把罪恶称为贫困的绝对后果。可以通过磨砺道德，抵御一切罪恶的诱惑。”而对于通过什么途径来控制人口的增长，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抑制”，即“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s）和“消极抑制”（preventive checks）。积极抑制是指通过各种客观途径进行人口的自然减员，主要通过贫困、传染病、瘟疫、饥荒、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等不道德因素起作用，使人口不断地自然减少。这种妨碍人口增长的方式是在人口开始增加后进行的自然减少，使人口不至于超过生活资料的极限。这是一种事后控制的方式，人类无能为力。为此，马尔萨斯提出了一种事前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那就是“消极抑制”。“消极抑制”主要是指降低出生率，即减少新人口的盲目出生。对此，马尔萨斯主张晚婚、节欲甚至是独身等道德因素来控制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把晚婚、节欲和独身作为一种生育控制手段，是有其社会背景的，因为在现代避孕技术还没有产生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节育手段只能是禁欲、堕胎和溺婴，婚姻控制是禁欲的必要前提。

马尔萨斯从“两个公理”引申出“两个级数”和“两个抑制”是缘于“一条规律”，即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首先是由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提出来的，其基本论点是：如果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超过一定限度以后，增加的收益就会依次递减，土地肥力将日益衰竭。马尔萨斯发挥了杜尔哥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思想，把它作为《人口原理》的理论依据。马尔萨斯认为，土地是有限的，人必然为空间所限制。当全部的良田开垦得像菜园一样以后，食物的每年增加额必然要依靠土地的改良，而从土壤的性质来说，土地肥力不会递增，而只能是逐年递减。由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那么不管人们怎样努力，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远远滞后于人口的增长。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能是控制人口的增长。

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马尔萨斯提出，贫困是对“下等阶层”没有能够控制人口增长的自然惩罚，因此，对穷人不能提供政府救济，给穷人提供资助会使更多的儿童得以生存下来，从而最终使温饱问题更加恶化。

【简要评述】

《人口原理》是一本毁誉参半的经典著作，其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人口原理》第五版（1817年）问世以后，“马尔萨斯变成当时最受欢迎、最被人谈论，也是最遭受侮辱的人”。受马尔萨斯理论影响的人包括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等。李嘉图高度评价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说：“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原理》，我在这里有机会表示赞扬，不胜欣幸。反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我相信它应有的声誉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传播遐迩，因为它对于这门学科做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在欧洲大陆，马尔萨斯的理论也有很多追随者，德国的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瓦格纳（Adolf Wagner）都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法国，萨伊（Jean-Baptiste Say）致力于普及马尔萨斯的理论。

当然，批判马尔萨斯理论的人也不少。最先反对马尔萨斯的是阿瑟?扬格，他指出了第一版中的不人道之处。魏兰德在1816年出版的《人口与生产原理》一书中，全盘否定了马尔萨斯人口与生活资料比例关系的论述，指出其人口理论上的错误和谬论的根源，是把人口增长较快一事的可能性视为一般趋势。他认为即使出现也是偶然的。西斯蒙第（Jean-Charles-Le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和人口的关系》一书中，批评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错误。他写道：“连续再版五次，每次他都做了新的补充和修改，因而大大地扩大了他的影响，他的学说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但是不管这种学说如何完备，在我们看来却不是正确的。”对马尔萨斯人口论最为系统和彻底的批判者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说，造成不同历史阶段上过剩人口的因素是极其复杂和变化多端的，马尔萨斯没有深入全面地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仅是将其归结为人口与生活资料的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是愚蠢的行为，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也指出：“要是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性地看问题，他就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生产力过大地方，人口才会过多。”

在马克思之后，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争论一直进行着。一些乐观的经济学家看到，在科技推动下，生产力高速发展，经济奇迹不断出现，人们生活不断改善后，认为经济的增长是没有极限的，如《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的作者认为：马尔萨斯所说的“积极性抑制”已一去不复返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看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加重，资源浪费增加，能源危机加剧，他们对此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认为马尔萨斯有关人口增长的“积极性抑制”仍有出现的可能，具代表性的就是罗马俱乐部的梅多斯（Meadows），他通过对整个世界的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因素的系统分析，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再一次引起人们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关注。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诺思（North）在对经济史考察后说：“资源基数的下降肯定会通过饥荒和对疾病抵抗力的下降而提高死亡率”，“马尔萨斯的人口压力似乎在历史上是现实存在的”。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不仅在西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中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传入中国的时间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光绪六年（1880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与中国人汪凤藻翻译出版了第一部西方经济学的中译本《富国策》（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书中有一定篇幅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我国系统宣传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应以1918年出版的陈长衡的《中国人口论》一书为开端。20世纪初，陈长蒲、翁文灏、马寅初等学者就在《东方杂志》上撰文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当时他们大多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采取赞成的态度。最早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当推李大钊。他在《战争与人口》《土地与农民》《新纪元》等文章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观，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但是没有否定他的一切。1958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错误的攻击，此时，中国对他的批判达到了高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被视为完全荒谬的理论。

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具有两面性：一是具有历史局限性，马尔萨斯极力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二是具有历史进步性，他考察人口增殖将带来的危害，提醒人们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中进行思考。具体内容如下：

一、历史局限性

第一，马尔萨斯认为，“相对过剩人口”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而是人口法则的产物，为资本主义的不道德进行开脱。在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形成了过剩人口大军，这是当时的社会现实。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殖力远远大于生活资料增加力，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只按算术级数增加，在这样的客观趋势下，劳动群众的贫穷是无法避免的。马尔萨斯企图使人相信，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的失业和贫困不应由资本主义制度负责，而应由工人自己负责，因为他们的人口增长太快了，也即是“人口法则”的绝对必然的结果。可见，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原因所作的解释，是过分强调了“人口自然规律”的作用，而忽视“人口过剩”的主要原因――“人口社会规律”的作用，这显然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规律是社会规律，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而不是什么超社会制度的自然规律。

第二，“两个比率”没有事实依据。马尔萨斯以美国为例来说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却避开当时欧洲大量移民到美国这一事实，而谈到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时，则以英国为例，说这是根据有关土地性质的一切知识作出的判断，根本不是什么确实的数据。显然，这种计算方法是经不起科学分析的推敲的。如果科学计算，就应该拿同一时期同一国家的粮食生产和人口增长的确切数字作为根据来比较。以法国为例，1760年，法国人口是2100万人，粮食产量按人口平均每人是450公升。到1840年，即80年后，法国人口增加到3400万人，即增加了62%，而粮食产量的增长不仅超过人口增长，而且每人平均的产量提高了85%，达到832公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长期统计数字也都表明：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无一例外地大大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而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却依旧存在大量的失业者。

第三，“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缺乏科学依据。马尔萨斯提出食物生产按算术级数增加，最初并没有任何依据，到1815年才找到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作为这个虚构的结论的理论依据。“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忽略了科学技术进步。实际上，对土地的投资总是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甚至成倍地增加产量。此外，还忽略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对土地的使用，因生产方式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

第四，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措施治标不治本。马尔萨斯认为，“过剩人口”是“人口自然规律”造成的，不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所以他不主张通过革命途径来变革社会生产方式，而是在保存现有的社会制度的范围内，倡导“两个抑制”。

二、历史进步性

第一，在一定意义上，马尔萨斯恢复了人的自然属性。在马尔萨斯之前，人们对人口的研究恰恰忽视了人的自然属性，使人脱离了他的生物基础，成为高高在上的圣者。这与欧洲中世纪的重神性轻人性的宗教理念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在那些黑暗的时代，神学和教会主宰一切，他们宣扬禁欲主义，斥责一切人生享乐。他们甚至否认人是有食欲和性欲的高等动物，要人们成为只讲“修身养性”的清教徒或修道女。马尔萨斯坚持和强调人的生物本性，并把这两个自然属性概称为“公理”，是人类的两个必然法则。马尔萨斯摘去了人头上神圣的光环，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这当然比起那些闭着眼睛把“人性”抽象化、神秘化的宗教徒要文明得多、现实得多。就我国人口研究而言，正确地看待马尔萨斯关于人的自然属性的观点，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更全面一些，对人口问题认识更深刻一些。我国长期以来忽视人的自然属性，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把人当做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就使人失去其存在的生物基础。

第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警示我们必须正确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长期的经济发展历史实践证明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与现实并不完全一致的这一事实，但是其与经济增长起步阶段的客观事实还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相对短缺并成为经济增长瓶颈的观点对于处于经济增长起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为进一步明晰保护资源、环境的意义提供理论依据。发展中国家欲促进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首先遇到的挑战就是人口过快增长。人均自然资源的锐减将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依存度高的国家或地区。由此看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可能是今后几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周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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