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忠让
唐玄奘三藏法师,俗姓陈,名衤韦,河南陈留人,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唐贞观3年(公元629年)秋8月,玄奘西行天竺(印度)取经,历时17年,跋涉五万里,历尽千辛万苦,贞观19年(公元645年)春正月24日回到长安,在长安弘福寺从事翻译佛经工作。他圆寂于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2月12日,享年53岁。
关于玄奘法师圆寂盛葬,任本命先生于2000年10月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编译而成的《玄奘传》作如下记载:
玄奘自从把《大般若经》译完之后,自感身心衰竭,不久人世。他对门徒们说:我来玉华寺,原为的是翻译《大般若经》,现在译事已毕,我的寿命也快完了,如果我死了,我的后事你们一定要从俭办理。你们可把我的遗体用竹席包裹,选择深山老林安置即可,不要靠近宫殿或寺院,因为我的身体不干净,所以应当隔离得越远越好。
2月12日,玄奘法师圆寂,唐高宗十分悲痛,对唐玄奘的安葬多次降旨。像玄奘这样亡故之后皇帝一连数次降旨安排后事,是自古以来没有的。这完全是由于玄奘道茂德高,为朝廷所重。
于是,玄奘的门徒遵照圣上旨意和玄奘遗命,用苇席作为灵棚,奉柩长安,先安置在大慈恩寺经译堂内。寺内弟子数百人,围绕玄奘灵柩痛哭不已,哀号之声,惊天动地,长安的僧俗也奔赴慈恩寺哭泣吊唁,每天都是成百上千人。4月14日,高宗决定将玄奘葬于河之东的白鹿原上。这天,全城僧尼、文武百官、黎民百姓都来送葬。除京城长安而外,附近五百里内各州县也都举行送葬悼念活动,人数达百万余人,殡仪之盛,前所未有。送葬队伍中,金棺银椁、宝马香车;素盖幢幡,连云接汉;悲笳凄惋,响彻穹宇。虽然丧事华丽整肃,但玄奘遗体仍安置在苇席之内,所穿的衣服也极为简朴,过去皇上赐的袈裟等僧衣都未穿在身上,而是放在灵柩之前让万众观看而已,所以长安僧人,无不伤心落泪。一路素车白马,将玄奘灵柩送至墓所;当晚在墓所陪宿的有三万多人。15日早晨,才将玄奘遗体掩埋,并于墓所举行无遮大会。是时天地变色,鸟兽含悲。大家都说:“爱河渺茫,慈舟先沉;长夜昏黑,慧灯先灭。我们对玄奘法师依恋难舍之情,有如失去自己的眼睛一样,岂止是像大山崩颓,大树倒了呀”!
由于玄奘的葬所离京城长安太近,高宗和宫中圣眷以及满朝文武很容易望到,不免时生悲痛。文武百官恐怕有伤圣上身体,于是有迁葬之议。总章二年(公元669年)4月8日,高宗命改葬玄奘法师于樊川北原,并在葬地营建塔宇。迁葬之日,门徒哀感,市民悲恸,一如初葬之时。据传玄奘法师二兄长捷法师曾说法长安,圆寂后曾葬于此地。
2004年4月30日,灞桥区红旗街道史家坡村东砖瓦厂取土时,发现五尊精美彩绘青石佛像,各有关新闻媒体先后作了报道。笔者根据此次考古发现,并查阅有关史料,认为上述五尊彩绘石佛、云经寺、唐玄奘初葬地三者关系密切,有助于“唐玄奘初葬云经寺”问题的研究。
此次发现的五尊佛像,雕刻精美,高度都在2米左右,其中最高的一尊达2.3米。从佛像表面残留的浅淡痕迹判断,当初都是彩绘贴金。佛像的立姿手印完全一致,均立于莲花座上,身着通肩袈裟,右手屈臂上伸,施无畏印,左手牵握袈裟,靠于腹部。整体造型粗壮敦实,衣纹雕刻简练,形体饱满,面相丰圆,表情肃穆凝重,头上肉髻低平,具有显著的北周石刻佛像艺术特点。
佛座雕刻精美,基座上部四角刻有狮、象,造型各异,神态生动,栩栩如生。基座侧面采用浮雕或线刻的方式,刻有伎乐人物、飞天、供养人、僧人、神兽等形象,其中一件佛座有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刻铭。这些石雕佛教艺术品经专家鉴定确认为1400多年前北周时期文物,现已入藏碑林博物馆。
在距五尊佛像出土地北约1000米处,即现佛教“云经寺”所在地。据该寺残留碑文记载和历史考证:“云经寺”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在隋唐时代,该寺规模宏大,是佛教“临济宗”道场。唐太宗李世民依“烘可为云,骑可为经,策可为寺”遂定名为“云经寺”,并大力投资修建。该寺院曾有高僧姚秦鸠摩罗什弟子云冰法师住寺,讲经说法五十余年,盛况至极。史载“云经寺”原有很多文物,后历代都有兴毁,1935年也曾遭战火毁坏,1958年大炼钢铁和“文革”期间破“四旧”时,大部分很有价值的石碑被砸毁,现仅存明德年(公元963年)断碑三块、清雍正元年吉日所铸铁鼎一尊;原隋文帝所赐铁钟于1935年毁于战火。
据北周史载:北周(公元557—581年)由孝闵帝宇文觉伐废西魏恭帝元廓自立称天王,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北周统治者信奉佛教,据《历代三宝记》载:北周太祖宇文泰当政时便“兴隆重佛典,尊重大乘,虽摄万机,恒闻三宝,第内每常供百法师,寻讨经论,讲摩诃衍”。北周闵帝文觉在位不到一年,也“广开解脱之门,洞启菩提之路”。由于统治者的信奉和提倡,北周时代佛教甚为昌盛,境内有寺院万余所,僧侣近百万人,占人口十分之一。由于佛教势力发展,寺院滥度僧尼,广占田产,编户假慕沙门,实避调役,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下诏书禁佛,毁经、像,拆庙宇,命沙门(和尚)还俗,将寺院收归公有,“求兵于僧侣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
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宣帝天元皇后杨氏之父杨坚任北周大丞相,总揽国政,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大杀北周宗室,废静帝自立,灭北周,建隋朝,改元开皇即隋文帝时代。
北周史料记载:大象二年(公元580元),杨坚在任北周丞相时,就恢复了佛、道两教。为隋朝皇帝后,仍十分重视佛、道教,大兴土木,建造庙宇,翻译经书,雕刻石佛,寺院僧侣众多,香客络绎不绝,香火十分旺盛,直至唐宋。
据残存碑文记载:“云经寺”建于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同石佛雕刻时间(公元580年)相距仅有4年,且五尊石佛的发现地和云经寺相距很近(史家坡村南、村北),因而可以初步判定:五尊石佛同云经寺基本属同一时期所建;五尊石佛系云经寺内石佛。
唐玄奘三藏法师是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一位伟人,他是杰出的佛学者、翻译家,是中外文化的交流使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不畏艰险,历尽艰辛,西行天竺(印度)取经,历时十七年,跋涉五万余里,求法回归后先后翻译出佛经75部、1335卷,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了僧俗爱戴和崇敬,被唐太宗赞称为“法门领袖”。
据史料记载: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圆寂铜川玉华宫,根据唐高宗的旨意,葬□河以东白鹿原,五年后,于总章二年(公元669年)迁葬于现长安区“兴教寺”。唐玄奘初葬在“□河以东白鹿原”具体什么地方,现存资料未有确指。为此,我们曾走访大雁塔增勤方丈及省佛教协会有关专家,他们均认为唐玄奘法师初葬地就是现在“云经寺”。我们考察了长安区“兴教寺”,长安“兴教寺”和灞桥“云经寺”的地貌十分相似,都是背靠原(一是白鹿原,一是少陵原)面西,三面环坡、一面临水(一是□河、一是贑河),地势呈“簸箕状”;“云经寺”这块地方在北周时就是佛教圣地。根据我国佛教高僧一般葬于佛教圣地这一习俗,唐高僧玄奘三藏法师圆寂初葬地“□河以东白鹿原”,就是现在五尊佛像出现地——“云经寺”,五尊佛像的发现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据史料记载:由于唐玄奘的葬所距长安城太近,高宗和宫中圣眷以及满朝文武很容易望到,不免时生悲痛,文武百官恐怕有伤圣上龙体,于是有了迁葬之议。省佛教协会的一位专家还告诉我们:据传唐玄奘法师从天竺取经回长安,曾在云经寺将所取经书进行过分类,故“云经寺”亦叫“分经寺”。
关于五尊彩绘石佛发现地为何不在云经寺内而在史家坡村东南之疑,笔者认为造成原因有三种可能:一是隋唐时代“云经寺”规模大,现在“云经寺”系八十年代后期所建,面积很小,故发现地不在其中;二是唐代以后,屡次毁佛,“云经寺”僧侣们为了保护珍贵石佛,将其埋于现在的发现地;三是麟德元年玄奘法师圆寂时,将云经寺五尊石佛随玄奘法师陪葬于地下。
“云经寺”是一个不显眼的“神秘”地方,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五尊彩绘石佛的发现,揭开了“云经寺”神秘的第一页,为了进一步揭开唐玄奘法师初葬地之谜,研究中国佛教历史,发展陕西旅游资源,建议上级有关部门对“云经寺”进一步开掘、研究并开发利用,我们相信,将会有新的、更大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