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开元寺
蒋纪新
开元寺在西安具有特殊的知名度。虽然此寺50多年前已毁圮不存，却至今常被人们提及，因为它位于东大街钟楼东南角繁华闹市，当年既是著名寺院，也是这一带的地名，西安人以此地早在唐代便有这座寺庙而引以为豪。这一点，从前些年开元商城落成开业时兴高采烈的宣传中还能看得出来，这个西北最大的综合商业中心因建在开元寺故址而得名。最近看到贾平凹先生的《老西安》一书中有开元寺的照片，其下照例也有“开元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文字说明。
为什么说是“照例”呢？在我的印象里，人们每当提及开元寺，总要说它自唐代便建在此处，因此，开元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人们一向以为唐代长安城的开元寺建在此处，反映出许多人以为唐长安城这一区域也如同今日车水马龙的景象。
我想从考证昔日开元寺址的角度切入，也许有助于纠正人们对唐长安城这一区域的错误印象。
（一）
开元寺并非西安独有，唐代时天下诸州各有一座，其中有的至今尚存，如福建泉州的开元寺。开元，是唐玄宗时的年号。开元寺以玄宗这一年号为名，与唐玄宗及开元年间具有某种关系自然显而易见。
问题在于：开元寺与唐玄宗及开元年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呢？
据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毕沅编纂的《关中胜迹图志》一书记载：“开元寺在咸宁县治西，唐开元中建，故名。后殿有玄宗真容。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于延庆殿与兴胜先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座。”在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编纂的《咸宁县志》中，也有措辞基本相同的记载。
虽然《关中胜迹图志》与《咸宁县志》两书均未说明上述说法的来源，好在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大开元寺兴致碑》提供了答案。在这块碑石上，刻有“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于延庆殿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以表其归佛之意”等文字，与上述两书说法恰相吻合。据碑文说：金贞佑四年（1216年）僧澄润将此文书于寺壁，为防岁久泯灭，乃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移刻于碑，以告后人开元寺之由来。这就是碑文之说的最早源头了。
这则记载可谓要言不繁，虽只有短短几十个字，却已包括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结果等各种记述要素，不仅把西安开元寺的来历交代得毫不含糊，附带也解释了全国各地之所以有一批开元寺的原因，听起来合情合理、天衣无缝，使许多人深信不疑并流传至今。
但是，能够自圆其说并不等于确有其事，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也并不等于史实，只有拿各种唐代史料与之认真比较、分析与鉴别，才能判断其真伪是非。
碑文之说不见于任何史籍记载，那么，它会不会是被史籍遗漏了的史实呢？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起码前提，应当是其涉及的历史背景与已知史实相符。然而，稍加比较便可发现，碑文之说与历史事实格格不入。
首先，碑文中“玄宗于延庆殿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以表其归佛之意”之说，与唐玄宗一贯的政治态度背景史实不符。在中国古代，一个政权所持的宗教态度实际上是其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便确立“崇道抑佛”的基本国策，奉道教教主老子（李耳）为皇族祖宗，历太宗、高宗而不改。后来，武则天出于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反其道而行之，大肆“崇佛抑道”，佛教势力一度恶性蔓延，并为这位女皇帝改朝换代的图谋摇旗呐喊。唐玄宗登台后决心拨乱反正，大力“崇道抑佛”，态度针锋相对而且鲜明激烈。据多种史籍记载，他曾多次“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自开元二年（741年）起，颁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如果碑文所载确系事实，便意味玄宗后来的政治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各种史籍绝不会疏漏不载，然而在为数众多的唐代史籍中，却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记载。
其次，“玄宗于延庆殿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以表其归佛之意”的说法，也与唐玄宗终生虔诚信奉道教的背景史实不符。唐玄宗的信仰是否如碑文所说，从开元二十八年（739年）之后有所改变呢？没有。从历史记载看，唐玄宗信奉道教不仅始终如一、坚定不移，而且日益虔诚乃至进入痴迷狂热的境界。
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载：开元二十九年（740年），“上梦玄元皇帝（即老子）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使求之周至楼观山间。夏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由此可见，玄宗并未如碑文所说自前一年起改而“归佛”。
天宝三年（744年），“正月庚午，上谓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于宫中为坛，为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飞天上，闻空中语云：圣寿延长。又于嵩山炼药成，亦置案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闻空中语云：药未须收，此自守护。达曙乃收之。’太子、诸王、宰相皆上表贺。”（《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这时玄宗对道教的痴迷日益疯狂，说的话已与梦呓相差无几了。
到了天宝九年（750年），“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见玄元皇帝，言宝仙洞有妙宝真符。命刑部尚书张均等往求，得之。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你看，玄宗的道教信仰自始至终坚定不移，何曾有过半点“归佛之意”呢！
《大开元寺兴致碑》刻立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距唐玄宗开元年间已近600年，即使按碑文所说，它的说法来自金贞佑四年（1216年）澄润和尚书写在开元寺墙壁上的文字，也与唐玄宗开元年间相隔了500年。僧人们编造一个五六百年前的故事虽然动了一番脑子，乍一听似乎滴水不漏，却毕竟缺少历史知识，经不住与史籍比照，一比，就露了馅。
（二）
有人或许会提出一个疑问：既然你说唐玄宗“崇道抑佛”，颁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为什么在这位坚决“抑佛”的皇帝手里，却凭空冒出了一批开元寺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他没有“返佛”之意，此事又如何解释？
这里需要首先解释一下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代自建国便以“崇道抑佛”为基本国策，即在允许道、佛两教同时存在的前提下，规定尊崇序次以道教第一，佛教第二；武则天执政时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崇佛抑道”，把尊崇序次改成了佛教第一，道教第二；到唐玄宗时又改为“崇道抑佛”，政策重新转向道教倾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抑佛”并非“灭佛”，唐玄宗所做的，只是对佛教恶性膨胀的势头加以抑制而已。所谓“沙汰天下僧尼”，无非是把武则天时期插足政治的僧尼作一番清查处理；而颁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意思也很明白：武则天时期建的佛寺太多了，从今以后不许再新建佛寺，当然，这并不意味拆除已建成的佛寺。
开元寺的出现，便是唐玄宗按照其宗教政策，处理武则天时期历史遗留问题的结果。《新唐书》、《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多种史籍的一致记载为我们解析了这一疑团，同时提供了开元寺来历的正确答案。
事情须从武则天的天授元年（690年）说起。这年四月，东魏国寺僧人薛怀义等人忽发奇想，为了迎合武则天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胡侃乱编出一部《大云经》，吹嘘说这是新近来自西土的佛门真经。按照这部经书的说法，武则天乃西天乐土的弥勒佛转世，理应取代唐朝统治天下普渡众生。《大云经》呈上内廷后，果然大得武氏欢心，薛怀义因此平步青云，被拜为辅国大将军，封鄂国公。武则天为此在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九日颁旨：“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
可以想见，到唐玄宗掌政后，这部《大云经》就沦为不折不扣的反动书籍了。为了肃清其流毒影响，全国各地的“大云寺”自然也得统统改名。于是，据《唐会要》记载：“天授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开元寺。”所以，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清楚，开元寺是唐玄宗肃清武则天政治影响的结果，全国各地的开元寺没有一座出于新建，皆由原先的大云寺改名而来。
那么，唐代长安的开元寺（即先前的大云寺）是否就是位于今钟楼附近的这一座呢？据北宋时宋敏求编撰的《长安志·卷十》怀远坊条目载：“东南隅大云经寺。（武太后初，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大云经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长安志》原注）”。经考古实测证实，唐代长安的怀远坊，位于今西安市西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糜家桥一带。
唐长安城里不可能有两座开元寺，既然《长安志》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唐长安城的开元寺位于糜家桥，便可证明今钟楼附近的寺址在唐代是不可能存在的。由此更可证明《大开元寺兴致碑》出于后来僧人的委托了。
（三）
开元寺是一个显著的历史坐标点，把它的位置定错了，一系列的错误就会接踵而来。
寺院是公众活动场所，只能分布在城市中市民居住的区域。若以为唐代开元寺位于今钟楼附近，自然会以为当年唐长安城这一带的大街小巷与今日西安约略相仿，例如，《老西安》中就出现了这种逻辑推演——
“……再琢磨这些名称如尚德路、教场门、四府街、骡马市、端履门、大有巷、竹笆市、炭市街、后宰门、马场子、双仁府、北院门、含光路、朱雀门、马道巷，非常有都城性，又有北方风味，可以推断，这些名称起源于汉唐……”
其实，今钟楼附近虽是唐代长安城的城市中心，却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区域，既不可能出现寺院，也不可能出现什么竹笆市、炭市街之类街巷。
既是城市中心，怎会无人居住呢？此话须从唐长安城“城中套城”的基本结构说起。唐都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共三个城组成。外郭城呈东西略宽、南北稍短的横长方形，范围约略在今东至动物园、西至大土门、南至陕西师范大学、北至自强路之间，是供居民居住的活动的区域，并拱托、护卫着在其中心的宫城和皇城；宫城，位于外郭城内北部中央，平面呈横长方形，范围约略南至今莲湖公园、北至北关自强西路北、东至革命公园西、西至玉祥门之间，是专供皇帝、太子居住的区域；皇城，位于宫城以南的外郭城中央，平面呈横长方形，范围约略在南至今南城墙、北至莲湖公园、西至西城墙、东至炭市街之间，是专供中央政府官员办公的区域。外郭城、皇城与宫城均有城墙环绕，形成各自的封闭系统。这一城市基本结构，不仅在《三辅黄图》《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古籍上有详细记述并附绘地图，而且经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测证实。
皇城，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如今所说的“政府大院”。与今政府大院的不同之处，是那时的西安气派更大。这个“政府大院”之大达5.2平方公里，占今城墙内面积的60%（现存的西安城墙，是明代时在唐代皇城城墙基础上向东、北两个方向扩展形成的），所以，称之为“城”毫无夸张。唐末昭宗迁都洛阳，原长安城的宫城、外郭城化为废墟，留守节度使韩建便干脆以这座皇城作为长安城了。历经五代、宋、金、元，在长达500年的岁月里，长安城就是这座“政府大院”。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出现“昔日王榭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的情景，已是唐王朝覆灭之后的事了。在此之前的皇城，是唐王朝戒备森严的统治中枢，平民百姓根本不可能出入其间。按唐代制度，“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止。”皇城内只有百官衙署及皇家宗庙、社稷等礼制建筑，绝不允许居民住宅混杂其间；皇城内甚至不允许设置官员住宅区，所有官员一律须在外郭城的各坊居住，即使皇亲国戚也不例外。所以，官员们下班之后，除了城头的巡逻士兵外，皇城内是空无人迹的。
知道了唐都长安的基本结构，即使不作前述考证，我们也可以断定，唐代长安的皇城范围内根本不可能存在开元寺或任何其他寺院。道理明摆在那儿：警卫森严的中央政府机关大院里怎能允许建一座寺院？把寺院建在无人居住的政府大院有什么用处？能接待哪一路香客？开元寺迁建于今钟楼附近，至早也是五代十国之后的事了。
不过，开元商城的老总倒也不必懊丧。唐代时这里虽不存在开元寺，实际上比起开元寺来却风光显赫多了。今开元商城所在位置，是唐代皇城内统管全国工商事务的最高机关少府监署所在地。少府监下辖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掌百工技巧之事”，不仅统管工商事务，而且负责货币制造与对外贸易，还统管“天子器御、后妃服饰、郊庙圭玉与百官仪服”，正经是个中央机关大衙门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僖宗时，祭祀皇帝祖宗的太庙因遭火灾焚毁，少府监大厅一度还曾充作太庙使用。今日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现代化商场大厅，千年之前却是庄严肃穆香烟缭绕的皇帝宗庙殿堂，这种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恐怕是人们殊难料及的吧！
开元寺在明、清两代也都有过整修，西安碑林藏有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吴泰撰文的《开元寺八景图记》说：
梵阁朝晖，城晚照。
酒楼横笛，僧院鸣钟。
春雨莺声，古垣鹊噪。
槐荫煮茗，雪馆挑灯。
可见在清代开元寺的规模仍很大，也很繁华。辛亥革命陕西同盟会会址曾设在这里。
开元寺在西安具有特殊的知名度。虽然此寺50多年前已毁圮不存，却至今常被人们提及，因为它位于东大街钟楼东南角繁华闹市，当年既是著名寺院，也是这一带的地名，西安人以此地早在唐代便有这座寺庙而引以为豪。这一点，从前些年开元商城落成开业时兴高采烈的宣传中还能看得出来，这个西北最大的综合商业中心因建在开元寺故址而得名。最近看到贾平凹先生的《老西安》一书中有开元寺的照片，其下照例也有“开元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文字说明。
为什么说是“照例”呢？在我的印象里，人们每当提及开元寺，总要说它自唐代便建在此处，因此，开元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人们一向以为唐代长安城的开元寺建在此处，反映出许多人以为唐长安城这一区域也如同今日车水马龙的景象。
我想从考证昔日开元寺址的角度切入，也许有助于纠正人们对唐长安城这一区域的错误印象。
（一）
开元寺并非西安独有，唐代时天下诸州各有一座，其中有的至今尚存，如福建泉州的开元寺。开元，是唐玄宗时的年号。开元寺以玄宗这一年号为名，与唐玄宗及开元年间具有某种关系自然显而易见。
问题在于：开元寺与唐玄宗及开元年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呢？
据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毕沅编纂的《关中胜迹图志》一书记载：“开元寺在咸宁县治西，唐开元中建，故名。后殿有玄宗真容。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于延庆殿与兴胜先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座。”在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编纂的《咸宁县志》中，也有措辞基本相同的记载。
虽然《关中胜迹图志》与《咸宁县志》两书均未说明上述说法的来源，好在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大开元寺兴致碑》提供了答案。在这块碑石上，刻有“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于延庆殿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以表其归佛之意”等文字，与上述两书说法恰相吻合。据碑文说：金贞佑四年（1216年）僧澄润将此文书于寺壁，为防岁久泯灭，乃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移刻于碑，以告后人开元寺之由来。这就是碑文之说的最早源头了。
这则记载可谓要言不繁，虽只有短短几十个字，却已包括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结果等各种记述要素，不仅把西安开元寺的来历交代得毫不含糊，附带也解释了全国各地之所以有一批开元寺的原因，听起来合情合理、天衣无缝，使许多人深信不疑并流传至今。
但是，能够自圆其说并不等于确有其事，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也并不等于史实，只有拿各种唐代史料与之认真比较、分析与鉴别，才能判断其真伪是非。
碑文之说不见于任何史籍记载，那么，它会不会是被史籍遗漏了的史实呢？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起码前提，应当是其涉及的历史背景与已知史实相符。然而，稍加比较便可发现，碑文之说与历史事实格格不入。
首先，碑文中“玄宗于延庆殿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以表其归佛之意”之说，与唐玄宗一贯的政治态度背景史实不符。在中国古代，一个政权所持的宗教态度实际上是其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便确立“崇道抑佛”的基本国策，奉道教教主老子（李耳）为皇族祖宗，历太宗、高宗而不改。后来，武则天出于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反其道而行之，大肆“崇佛抑道”，佛教势力一度恶性蔓延，并为这位女皇帝改朝换代的图谋摇旗呐喊。唐玄宗登台后决心拨乱反正，大力“崇道抑佛”，态度针锋相对而且鲜明激烈。据多种史籍记载，他曾多次“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自开元二年（741年）起，颁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如果碑文所载确系事实，便意味玄宗后来的政治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各种史籍绝不会疏漏不载，然而在为数众多的唐代史籍中，却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记载。
其次，“玄宗于延庆殿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以表其归佛之意”的说法，也与唐玄宗终生虔诚信奉道教的背景史实不符。唐玄宗的信仰是否如碑文所说，从开元二十八年（739年）之后有所改变呢？没有。从历史记载看，唐玄宗信奉道教不仅始终如一、坚定不移，而且日益虔诚乃至进入痴迷狂热的境界。
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载：开元二十九年（740年），“上梦玄元皇帝（即老子）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使求之周至楼观山间。夏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由此可见，玄宗并未如碑文所说自前一年起改而“归佛”。
天宝三年（744年），“正月庚午，上谓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于宫中为坛，为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飞天上，闻空中语云：圣寿延长。又于嵩山炼药成，亦置案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闻空中语云：药未须收，此自守护。达曙乃收之。’太子、诸王、宰相皆上表贺。”（《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这时玄宗对道教的痴迷日益疯狂，说的话已与梦呓相差无几了。
到了天宝九年（750年），“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见玄元皇帝，言宝仙洞有妙宝真符。命刑部尚书张均等往求，得之。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你看，玄宗的道教信仰自始至终坚定不移，何曾有过半点“归佛之意”呢！
《大开元寺兴致碑》刻立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距唐玄宗开元年间已近600年，即使按碑文所说，它的说法来自金贞佑四年（1216年）澄润和尚书写在开元寺墙壁上的文字，也与唐玄宗开元年间相隔了500年。僧人们编造一个五六百年前的故事虽然动了一番脑子，乍一听似乎滴水不漏，却毕竟缺少历史知识，经不住与史籍比照，一比，就露了馅。
（二）
有人或许会提出一个疑问：既然你说唐玄宗“崇道抑佛”，颁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为什么在这位坚决“抑佛”的皇帝手里，却凭空冒出了一批开元寺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他没有“返佛”之意，此事又如何解释？
这里需要首先解释一下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代自建国便以“崇道抑佛”为基本国策，即在允许道、佛两教同时存在的前提下，规定尊崇序次以道教第一，佛教第二；武则天执政时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崇佛抑道”，把尊崇序次改成了佛教第一，道教第二；到唐玄宗时又改为“崇道抑佛”，政策重新转向道教倾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抑佛”并非“灭佛”，唐玄宗所做的，只是对佛教恶性膨胀的势头加以抑制而已。所谓“沙汰天下僧尼”，无非是把武则天时期插足政治的僧尼作一番清查处理；而颁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意思也很明白：武则天时期建的佛寺太多了，从今以后不许再新建佛寺，当然，这并不意味拆除已建成的佛寺。
开元寺的出现，便是唐玄宗按照其宗教政策，处理武则天时期历史遗留问题的结果。《新唐书》、《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多种史籍的一致记载为我们解析了这一疑团，同时提供了开元寺来历的正确答案。
事情须从武则天的天授元年（690年）说起。这年四月，东魏国寺僧人薛怀义等人忽发奇想，为了迎合武则天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胡侃乱编出一部《大云经》，吹嘘说这是新近来自西土的佛门真经。按照这部经书的说法，武则天乃西天乐土的弥勒佛转世，理应取代唐朝统治天下普渡众生。《大云经》呈上内廷后，果然大得武氏欢心，薛怀义因此平步青云，被拜为辅国大将军，封鄂国公。武则天为此在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九日颁旨：“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
可以想见，到唐玄宗掌政后，这部《大云经》就沦为不折不扣的反动书籍了。为了肃清其流毒影响，全国各地的“大云寺”自然也得统统改名。于是，据《唐会要》记载：“天授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开元寺。”所以，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清楚，开元寺是唐玄宗肃清武则天政治影响的结果，全国各地的开元寺没有一座出于新建，皆由原先的大云寺改名而来。
那么，唐代长安的开元寺（即先前的大云寺）是否就是位于今钟楼附近的这一座呢？据北宋时宋敏求编撰的《长安志·卷十》怀远坊条目载：“东南隅大云经寺。（武太后初，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大云经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长安志》原注）”。经考古实测证实，唐代长安的怀远坊，位于今西安市西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糜家桥一带。
唐长安城里不可能有两座开元寺，既然《长安志》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唐长安城的开元寺位于糜家桥，便可证明今钟楼附近的寺址在唐代是不可能存在的。由此更可证明《大开元寺兴致碑》出于后来僧人的委托了。
（三）
开元寺是一个显著的历史坐标点，把它的位置定错了，一系列的错误就会接踵而来。
寺院是公众活动场所，只能分布在城市中市民居住的区域。若以为唐代开元寺位于今钟楼附近，自然会以为当年唐长安城这一带的大街小巷与今日西安约略相仿，例如，《老西安》中就出现了这种逻辑推演——
“……再琢磨这些名称如尚德路、教场门、四府街、骡马市、端履门、大有巷、竹笆市、炭市街、后宰门、马场子、双仁府、北院门、含光路、朱雀门、马道巷，非常有都城性，又有北方风味，可以推断，这些名称起源于汉唐……”
其实，今钟楼附近虽是唐代长安城的城市中心，却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区域，既不可能出现寺院，也不可能出现什么竹笆市、炭市街之类街巷。
既是城市中心，怎会无人居住呢？此话须从唐长安城“城中套城”的基本结构说起。唐都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共三个城组成。外郭城呈东西略宽、南北稍短的横长方形，范围约略在今东至动物园、西至大土门、南至陕西师范大学、北至自强路之间，是供居民居住的活动的区域，并拱托、护卫着在其中心的宫城和皇城；宫城，位于外郭城内北部中央，平面呈横长方形，范围约略南至今莲湖公园、北至北关自强西路北、东至革命公园西、西至玉祥门之间，是专供皇帝、太子居住的区域；皇城，位于宫城以南的外郭城中央，平面呈横长方形，范围约略在南至今南城墙、北至莲湖公园、西至西城墙、东至炭市街之间，是专供中央政府官员办公的区域。外郭城、皇城与宫城均有城墙环绕，形成各自的封闭系统。这一城市基本结构，不仅在《三辅黄图》《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古籍上有详细记述并附绘地图，而且经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测证实。
皇城，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如今所说的“政府大院”。与今政府大院的不同之处，是那时的西安气派更大。这个“政府大院”之大达5.2平方公里，占今城墙内面积的60%（现存的西安城墙，是明代时在唐代皇城城墙基础上向东、北两个方向扩展形成的），所以，称之为“城”毫无夸张。唐末昭宗迁都洛阳，原长安城的宫城、外郭城化为废墟，留守节度使韩建便干脆以这座皇城作为长安城了。历经五代、宋、金、元，在长达500年的岁月里，长安城就是这座“政府大院”。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出现“昔日王榭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的情景，已是唐王朝覆灭之后的事了。在此之前的皇城，是唐王朝戒备森严的统治中枢，平民百姓根本不可能出入其间。按唐代制度，“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止。”皇城内只有百官衙署及皇家宗庙、社稷等礼制建筑，绝不允许居民住宅混杂其间；皇城内甚至不允许设置官员住宅区，所有官员一律须在外郭城的各坊居住，即使皇亲国戚也不例外。所以，官员们下班之后，除了城头的巡逻士兵外，皇城内是空无人迹的。
知道了唐都长安的基本结构，即使不作前述考证，我们也可以断定，唐代长安的皇城范围内根本不可能存在开元寺或任何其他寺院。道理明摆在那儿：警卫森严的中央政府机关大院里怎能允许建一座寺院？把寺院建在无人居住的政府大院有什么用处？能接待哪一路香客？开元寺迁建于今钟楼附近，至早也是五代十国之后的事了。
不过，开元商城的老总倒也不必懊丧。唐代时这里虽不存在开元寺，实际上比起开元寺来却风光显赫多了。今开元商城所在位置，是唐代皇城内统管全国工商事务的最高机关少府监署所在地。少府监下辖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掌百工技巧之事”，不仅统管工商事务，而且负责货币制造与对外贸易，还统管“天子器御、后妃服饰、郊庙圭玉与百官仪服”，正经是个中央机关大衙门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僖宗时，祭祀皇帝祖宗的太庙因遭火灾焚毁，少府监大厅一度还曾充作太庙使用。今日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现代化商场大厅，千年之前却是庄严肃穆香烟缭绕的皇帝宗庙殿堂，这种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恐怕是人们殊难料及的吧！
开元寺在明、清两代也都有过整修，西安碑林藏有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吴泰撰文的《开元寺八景图记》说：
梵阁朝晖，城晚照。
酒楼横笛，僧院鸣钟。
春雨莺声，古垣鹊噪。
槐荫煮茗，雪馆挑灯。
可见在清代开元寺的规模仍很大，也很繁华。辛亥革命陕西同盟会会址曾设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