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卧龙寺
杨作舟
卧龙寺位于西安市柏树林街东侧，据《长安志》说：五代初缩筑长安城时，放弃了外郭城和宫城，仅以唐皇城为辖区。明代所筑新城，其南、北二城墙即在唐皇城旧址而建，因考今之卧龙寺即在唐皇城安上门内以东太庙所在之处，可以说，卧龙寺是在五代缩城后由他处迁移于此。又据清道光十年（1380）《重修卧龙寺记》碑载：“昔汉明帝梦佛入中国，悦之，因建祠南郊而致祭焉，灵帝（168—189）时敕赐创修为寺，于其中讲《楞严经》，上为国家保平安之福，下为生民致安乐之庥，遂题其寺额曰‘福应寺’，而神之槃祀至此隆，人之崇奉至此愈多矣。厥后绵延至贞观十一年（637）重修之。有吴道子绘画观世音神像一尊，镌之于石，供之于寺，遂名曰‘观音禅院’。又后宋太祖临其寺，寺僧与谈甚相得，后遂数至，因其僧春秋长眠，太祖改之名‘卧龙寺’。由兹以来，神之感应何代不彰？神之礼祀何代不盛哉？至明洪武二十年（1387）重修（见于佛足迹碑），正统十年（1445）又重建之，且置经藏，引金绳而开觉路，示宝筏而渡迷津，甘露慈云，岂独十方覆被乎。万历重修后（见于万历三十九年住持广梅重修碑）迄今且数百年矣，金身剥落栋宇飘摇，而乐善好施者乃不复一睹焉。果有善士贺万年、贺万选顾而忧之，慨然捐资，独成盛举，前后殿宇，左右回廊以及窗棂殿阁等靡不革固鼎新”云云。按此碑文，基本上总结了卧龙寺过去的历史渊源，但有几点需要说明：
1.建祠南郊者当指汉长安城而言；
2.灵帝时敕赐创修为寺，题寺额曰“福应寺”，其中有讲《楞严经》之语，经查《楞严经》于灵帝中平二年（185）由支谶始译出；
3.贞观十一年的重修及改名观音禅院者，当仍是汉长安城南郊的福应寺；
4.宋太祖临其寺，因寺僧春、秋长眠（有人记载说是惟果和尚），改名为卧龙寺者，当然就是五代时由汉长安城南郊迁移至此的福应寺。
再据清同治七年（1868）《卧龙寺重修碑记》载：“宋初有禅师，法名卧龙，太祖曾幸此寺与谈佛法，机缘相契，以为先兆，遂改为卧龙寺。”又据《金石萃编》一书记载，卧龙寺“耮”字碑上有太宗皇帝的赞偈，此碑系大宋熙宁（神宗）十年丁巳（1077）八月二十六日京兆府住持十方福应禅院讲经论传戒沙门惟果立石。按以上说法，太祖、太宗均曾莅寺与寺僧交往属实，但“耮”字碑之立却在宋熙宁十年住持惟果仍称福应禅院沙门之名，中间相隔百年左右，而卧龙之名以何因缘、何时改称，有待考证。
同治七年重修寺碑内复称，英宗圣旨敕赐藏经，命僧传诵，彼时佛日重辉，宗风大振（有碑）。迨后住持无僧（未记录明万历间和清道光十年之重修），丛林遂残，殿宇倾斜，荆棘遍寺。有慧光和尚被众善信延请入寺，主持法席，重修佛殿，增建廊庑，开堂传戒，继转法轮，历十五寒暑。旋因被大兴善寺延入方丈、两序大众共推明顺和尚为住持，遂重修大殿、方丈、禅堂、山门，续增两廊，费尽心力，经数载，工始告成（此碑为方丈真教所立）。
同治十三年（1874），《卧龙禅寺重建清规碑记》内载：该寺为敕建十方丛林，后因主僧不得其人，寺院荒芜，幸有慧明师起而整理筹划，墙垣巩固，殿宇增辉，使佛法赖以不坠。及至慧明退院，有真贤和尚续主其事，阐扬圣教，戒行精严，日以诵经礼佛为事，同治甲戌岁，实有无赖游僧昆池，不守戒规，希图占踞，捏名妄禀，僧俗共愤，公议清规八条，呈明府县立案，特立石于寺，俾后之僧众知所警戒云尔。此碑留存至今，尚能使丛林得以安定，道风得以纯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避难至西安，德清（虚云）和尚随驾，曾陪同至卧龙寺礼佛，便成为该寺的大施主，赐银千两，整修全部殿宇，使卧龙寺焕然一新。山门对面还建造青石牌坊一座（已毁），次年方丈空龄碑记其事。慈禧太后给山门殿书“敕建十方卧龙禅林”门额一方，给大雄殿书“慈云慧日”“三乘选要”牌匾两面；光绪皇帝给天王殿书“欢喜地”门额一方，这些盛举都为卧龙寺增色添辉不少。
光绪初年有东霞和尚，号空龄，山东人，初为官，深感官场腐朽，弃职出家为僧，开单接众于此寺，一时住僧200余人，法化大弘。并于光绪十六年传授三坛大戒，培育僧才，续佛慧命；于庚子八月接待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莅寺进香；他还发心整修过城南牛头寺。
民国年代，卧龙寺尚保持着东、中、西三院，占地面积16.7亩，殿字、廊庑、僧寮200余间，泥塑佛像菩萨像57尊，基本上保持清末原貌。民国十三年，康有为因公莅陕，历游诸寺，曾题书“卧龙寺”三字门匾一面。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朱子桥、井松生等先后捐资维修大殿、法堂及念佛堂。据了解。民国以来的历任住持有圆印、圆心、圆耀、宝生、范成等。民国二十二年礼请华县宁山寺慈云法师任方丈之职，嗣后因宁山寺事忙慈云法师退席；民国二十八年兴善寺传戒，朗照法师（号慧日）来长安，四众迎入卧龙寺，继任方丈，说法讲席九年。二位法师之住持卧龙寺，早有预示之兆，与慈禧太后书写的“慈云慧日”四字牌匾岂不是巧合吗？
卧龙寺于民国二十年由宝生和尚主持传戒一次；民国二十四年慈云法师传戒一次；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三年、三十五年朗照法师先后传戒三次，培育僧才不少，使佛教后继有人；民国二十一年至三十八年，陕西省佛教会会址设于卧龙寺。
唐末宋初禅宗盛行，律寺、讲寺多为禅林，卧龙寺也不例外；遂传临济一宗历来道风纯正，闻名遐迩，但对讲寺遗风仍有保留。如：民国后期常住僧尚有百人之多，不时请大德演讲佛经；民国二十年由朱子桥、康寄遥等发起辛未讲经会，迎请太虚法师讲《金刚经》；民国二十一年请妙阔法师讲《唯识三十颂》《楞严经》，同年又请慈云法师讲《圆觉经》；民国三十年方丈朗照法师连讲《楞严经》《法华经》等为一时之盛。该寺每逢朔望日在念佛堂集众念佛，并定期打禅七等，是一座以禅宗丛林制度管理兼弘各宗的佛教道场。对外佛事频繁，在西院念佛堂专设有吊唁礼堂，差不多每天都有斋主来寺布置灵堂，举行追悼仪式和请僧超度亲人。此项佛事收入可观，常住僧的供养得以丰足。僧人的日常生活很紧凑，每日法师都有开讲，除星期天可休息或出外购物，平常坐禅、诵经、持咒、拜佛、看经都有，如同一所静修的学府，其律仪之严、学修之精在西安地区可称是独一无二的。
卧龙寺文物荟萃，碑石林立，1957年被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计有：
1.宋咸平六年铸造的铜质幽冥钟，重3000斤，造型精美，音质洪亮，亦称无眼钟，现复制悬于钟楼。
2.宋碛砂版大藏经，计1532部，6362卷，刻印极其精美。民国二十四年，由朱子桥、叶恭绰等居士倡议，在上海影印多部。为慎重保护起见，转归陕西省图书馆收藏。影印之大藏经，长安兴教寺、户县草堂寺均有保存。
3.明洪武二十年丁卯佛足迹碑，原碑已残，现又复制竖立院中。
4.唐吴道子画观音像石碑，原碑在碑林，现已复制竖立院中。
5.唐乾封三年、咸通十二年陀罗尼经石幢两柱，现立于后院。
6.梵文耮字碑，宋神宗时立，碑虽不存，而《金石萃编》有记载。已抄全文附后作参考。
7.开花碑，明英宗正统十年圣旨敕赐藏经文，由于石料满布花纹因名开花碑。
8.明万历三十九年寺僧广梅重修碑。
9.清道光十年重修卧龙寺碑，此碑是贺万年、贺万选二善士发心重修之记。
10.同治七年重修卧龙寺碑。
11.同治十三年建立卧龙寺清规碑。
12.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赐银千两重修卧龙寺碑，慈禧太后赐银御旨碑。
13.民国三十三年卧龙寺传戒碑。
14.太极石，宽三尺，高二尺，自然形成的太极图模型，甚为稀奇。
15.古钱石，二尺见方的青石，有自然形成的许多古钱的图样。
16.有新请的中华大藏经，日本大正藏，香港印大藏经各一部。
17.原有的明藏经、贝叶经，藏贡大香炉、藤胎佛像、铜铸韦驮像均毁不存。
附《金石萃编》所载：耮字碑，石高2.67尺，广1.44尺。上梵书耮字，下赞七行，每行十字，正书，在咸宁县卧龙寺，镇威军僧显俊书。
义净三藏于西天取得此梵书耮字，所在之处一切鬼神见闻者无不惊怖。
太宗皇帝赞
鹤立蛇行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
儒门弟子无人识，穿耳胡僧笑点头。
京兆府住持十方福应禅院讲经论传戒沙门惟果立石。
大宋熙宁（神宗）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安民氏刻。
解放后，卧龙寺东院前半部被开通巷小学利用作操场，西院被殡葬管理处全部占用，仅留中院，僧人只剩十余人，尚可进行宗教活动。人民政府从保护文物着手，对中院殿宇拨款彩绘一新；从统战方面选朗照法师为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1953年10月朗照法师随赴朝慰问团去慰问志愿军，1956年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缅甸迎请佛牙回京。农业合作化时，该寺与慈恩寺、兴善寺、木塔寺联合组成佛教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劳动自养。惨痛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方丈朗照法师，知客圆彻法师被迫害殒命，僧人离寺，佛像法物被毁一空，工厂单位进住于内，寺院面目全非。惟寂意和尚死不离寺，充当工人参加劳动，为后来的收回寺院主权也起了作用。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重申和贯彻。1984年工厂搬迁，僧人入寺，由于殿宇损毁严重，一时无法修复。1987年有如诚和尚被众推为监院，他即发大愿心，计划全面整修，向海内外佛教界发出呼吁，广筹资金，鸠工庀材，并请慧雨法师兼任方丈，共主其事。后来慧雨法师圆寂，他只得独力支撑，顶风冒雨，得到各方捐助资金者计有：西安市财政局拨款25万元；香港居士20万元；台湾大德和居士共20万元；十方善信捐助约十万元；本寺自筹40万元。特别惊人的是，香港佛教大德圣一法师先后捐资220万元，法师已80高龄，不辞辛苦，曾五次亲临该寺指导建设事宜，充分表现出一位爱国爱教的高僧精神。
卧龙寺的整修工程，是1992年开始全面铺开的。与此同时，如诚和尚又多方奔走，几经周折，在人民政府的协助下，收回了殡葬管理处所占用的全部房屋80余间。截至1995年的三年多来，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终于使卧龙寺的整个工程次第完成。由于卧龙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道风纯正，素为修行僧侣所向往。自修复以来，常住僧已达60余人，如诚和尚除每日坚守建设岗位外，又要安排僧众熏修事宜。该寺尚未对外开放，仍保持禅宗丛林制度和传统戒规，坚持坐香修禅，常年实行14支香、打禅77天等正常的熏修佛事活动，成为当前西安地区首屈一指的禅宗道场，令人欢喜赞叹。
解放后的40年来，西安各寺没有传过戒，遂致师资脱节，有寺无僧；近十年来，虽有几个寺院已传过戒，但远远不能适应和满足当前佛教发展的需求。卧龙寺住持如诚法师鉴于本寺僧团组织已臻健全、禅林古风犹存、管理制度完备、法务活动正常、现已具备相当规模，遂决定报请省宗教局和省佛教协会批准，于1996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二十二日，举行传授三坛大戒法会，特请香港圣一法师任说戒律师，为期28天。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报名受戒者数以千计，经审查合格僧尼共730人，律仪严肃，秩序井然，盛况空前，甚为稀有。
整修后的卧龙寺
山门外铁栅门一道，门内东西门头寮各两间，住有守护人员，东边立文物保护碑一座；改建山门殿五间，慈禧太后题书“敕建十方卧龙禅林”门额尚存。殿前青石狮子一对，雄猛威严；殿内塑哼、哈二将像相对立；东西配殿各三间，东供地藏像，西供观音像，两殿北侧各建碑廊四间。改建天王殿三间，内前供伽蓝菩萨，后供韦驮菩萨，两边四大天王像，此殿两侧建钟、鼓二楼，下为过道。往后大院东西客堂各五间，西堂供有木刻三圣像；正中即旧大雄宝殿五间，中供华严三圣像，前附供缅甸王佛像，后有倒坐地藏菩萨像，两侧供二十四诸天像，悬有赵朴初书“大雄宝殿”牌匾一面；后院东为延寿堂三间，内供药师佛像，西为祖师堂，内供达摩祖师像；再往后即大悲殿三间，内供香樟木雕刻千手观音像，背后又供韦驮像一尊。后一个大院东西各有配殿五间，均暂作招待室。最后即新建说法堂五间，中供3.5米高的缅甸释迦佛玉质像，殿内设东西方丈室，内现藏有《中华大藏经》一部、日本大正藏一部、香港印大藏经一部。东院除前三分之一部分由开通巷小学占用外，有三合式跨院，斋堂五间，厨房三间，宾客饭厅三间，库房两间。后部分有宿舍房42间（包括楼房一排）。西院前部分有房屋十余间，出租给殡葬处。新建禅堂五间，梁栋宏丽，檐楹高敞，十分壮观。进深22米，内设禅位62座，有前门一间，内供韦驮菩萨像一尊，有僧人宿舍28间；后面有念佛堂五间，内供西方三圣像，前后共计殿宇78间，其他房舍87间，佛、菩萨像54尊。
此次整修基本上保持明清风格，布局严谨、排列齐整，雕梁画栋、施朱涂彩、佛像装金、妙相庄严，昔日风貌再现于世，人们入寺瞻礼，大有僧寺无尘自清之感。
50年代，康寄遥居士曾有一偈：
西安首刹推卧龙，佛教各宗方便弘。
文物丰富成宝所，应储龙象振宗风。
丛林规制
崇信佛教的众多僧徒，和合共处于寺院之中，如树木之丛集为林，故而寺院在我国便有了丛林之称。自有丛林，也就有了丛林规制。
佛祖释迦牟尼在世时，已建立了寺院管理制度，据记载，古印度的僧侣过着“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简朴生活，恪守着原始的清规戒律。当时的寺院称毗诃罗，其组织极为简单，只有一个法腊（即僧侣受戒出家后的年数）较高的长者，负责管理僧众的起居饮食，主持宗教仪式等。随着佛教的传播，历史的变迁，以及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各国的教规戒制也进一步发展、规整、完备而各具特色。
佛教传入我国后，东晋高僧道安创制了中国最早的清规。他提倡僧人都要在寺庙修行，以释氏为姓；唐代时，马祖道一及其弟子百丈怀海创立了丛林清规，在丛林中设有高低不同的僧职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其后，各种规制日渐繁多，一个大的寺院，寺僧职别竟有80种之多。到近代，随佛教的衰微，这种僧职名目始有所简化，大寺院一般设有：方丈，掌管全寺活务；“监院”，负责处理寺院内部事务；“知客”，负责对外联系，“纠察”，负责执行佛门之清规戒律；“维那”，负责组织寺内宗教活动；方丈一般采取传法制更替，通例三年一任，其他僧职则由方丈选派。
藏地佛教经传播和发展多形成政教合一制度，因而其寺院组织也就是宗教、政治、经济、教育的综合单位，黄教所属的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都有宗寺；大寺或宗寺设有若干学经单位，称“扎仓”，每个“扎仓”又设有若干“康村”，作为地区性学经单位，“康村”以下还设有“密村”，构成严密的组织系统；宗寺和“扎仓”都分别设置管理宗教事物、维持僧纪、行政与财务管理等等专职人员。此外，藏地佛教中还有学位的设置。学位称格西，即善知识，在三大寺系统中格西分为四等，喇嘛从受戒入寺始，考取格西学位，一般需要20～25年时间。
东南亚地区流行佛教国家的寺院组织和僧伽制度较为复杂。如泰国，在中央，由各派共同组成的长老会议推选出僧王，领导僧伽议会和僧伽法庭等工作；在地方，按行政区划，各级均设有僧伽委员会，有僧长、僧官等职务。此外，僧侣中还划分有各种品位等级。
佛教传入欧美后，为适应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寺院也按基督教方式改称教会，并划分若干教区，每个教区辖有若干教会和附属团体；教区、教会均设有专职僧侣，如美国佛教协会拥有60个独立教会，分为8个区域，统辖大城市的教会和附属的佛教青年会，妇女会等。佛教徒一般将宗教仪式安排在星期日上午在佛教教会举行，在钢琴、风琴伴奏下，诵读祈祷文，听讲佛教教义，打坐念经。
佛教的寺院组织有一套完备的清规，同时，佛教的僧侣管理也有着严格的戒律；戒律是对僧侣、居士的生活、行事所作的种种限制，目的是为了加强信仰，统一行动。作为佛教信徒，无论出家的僧尼，还是不出家的居士，都要遵循佛教的戒规。佛教徒入教时必须受三皈戒，即皈依三宝：佛、法、僧，也就是以佛为师，按佛法行事，以僧为友；在家人信佛愿成为居士，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同时要从师受五戒：不杀生、不盗窃、不邪淫、不妄浯、不饮酒；出家的僧尼则要遵守十戒，即除上述五戒外，再加上不涂饰香曼髟、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在规定时辰外饮食、不蓄金银财宝等。更为详细的戒律，如在我国汉族地区和尚要遵守250条，女尼要遵守348条；西藏喇嘛则要遵守450条；东南亚戒本规定，和尚要遵守227戒，女尼要遵守311戒。如果有破重戒，有奸淫、偷盗、杀人、妄语（妄称自己已修行解脱）等行为，要被逐出教。
僧尼出家，形式上也有一整套规定。在我国，佛教信徒要求出家，需要先到寺院请一位僧人作为自己的“依止师”，由其向全寺僧众说明情由，征得同意，方可留为弟子，为其剃度受戒。受比丘戒满五年后，方可离开依止师，单独修行；在东南亚地区，传统上认为，人民都是僧侣，因而，男子一生中在未成年前都要出家一次，到寺庙修行，接受佛教教育，出家虽不强制，但却是取得社会承认的途径；日本明治维新后一些教派允许娶妻生子，过一定的世俗生活；藏传佛教中一些教派也没有严格的出家规定。
佛教徒们遵守着自己的清规戒律，也有着自己的宗教节日。佛教节日有几十种之多，重要的有佛诞节、成道节、涅槃节、盂兰盆会等。
佛诞节亦称“浴佛节”，为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根据“佛生时龙喷香雨俗佛身”的传说，届时各佛寺多以名香浸水罐洗佛像，并供养各种花卉。另外，还举办拜佛祭祖、施舍僧侣，以及龙舟竞赛和泼水祝福等庆祝活动。佛诞节的日期、名称在各地区有所不同，中国汉族地区一般为夏历四月初八日。
成道节亦称“成道会”，纪念释迦牟尼成道的节日。据说释迦成佛前，曾苦行多年，饿得骨瘦如柴，决定放弃苦行。此时遇一牧女，送他乳糜，食后体力恢复，后来打坐在菩提树下沉思，于十二月八日“成道”。为纪念此事，中国佛徒于夏历十二月八日，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称“腊八粥”，渐之，吃腊八粥演变成为中国民间风俗。
涅槃节纪念释迦牟尼逝世的节日。在这一节日里，佛教寺院举行有佛涅槃法会，张挂释迦涅槃图像，诵《遗教经》等。由于南传、北传佛教对佛陀释迦生卒年月说法不同，涅槃节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大乘佛教一般定于每年夏历二月十五日（日本近代改用公历）。
盂兰盆会每年夏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追念祖先而举行的祭祀法会。“盂兰盆”，梵语意为“救倒悬”，即救度亡灵的倒悬之苦。据《盂兰盆经》记载，释迦牟尼弟子目犍宫之母死后沦为饿鬼，目犍连求佛救度，释迦牟尼要他在僧众夏季安居终了之日（七月十五日）供养僧众，以求其母解脱，佛教徒据此神话，兴起了盂兰盆会。我国自梁武帝始设盂兰盆斋，节日期间，除施斋供僧外，寺院还举行诵经法会，以及举办水陆道场、放焰火、放灯等宗教活动。
卧龙寺位于西安市柏树林街东侧，据《长安志》说：五代初缩筑长安城时，放弃了外郭城和宫城，仅以唐皇城为辖区。明代所筑新城，其南、北二城墙即在唐皇城旧址而建，因考今之卧龙寺即在唐皇城安上门内以东太庙所在之处，可以说，卧龙寺是在五代缩城后由他处迁移于此。又据清道光十年（1380）《重修卧龙寺记》碑载：“昔汉明帝梦佛入中国，悦之，因建祠南郊而致祭焉，灵帝（168—189）时敕赐创修为寺，于其中讲《楞严经》，上为国家保平安之福，下为生民致安乐之庥，遂题其寺额曰‘福应寺’，而神之槃祀至此隆，人之崇奉至此愈多矣。厥后绵延至贞观十一年（637）重修之。有吴道子绘画观世音神像一尊，镌之于石，供之于寺，遂名曰‘观音禅院’。又后宋太祖临其寺，寺僧与谈甚相得，后遂数至，因其僧春秋长眠，太祖改之名‘卧龙寺’。由兹以来，神之感应何代不彰？神之礼祀何代不盛哉？至明洪武二十年（1387）重修（见于佛足迹碑），正统十年（1445）又重建之，且置经藏，引金绳而开觉路，示宝筏而渡迷津，甘露慈云，岂独十方覆被乎。万历重修后（见于万历三十九年住持广梅重修碑）迄今且数百年矣，金身剥落栋宇飘摇，而乐善好施者乃不复一睹焉。果有善士贺万年、贺万选顾而忧之，慨然捐资，独成盛举，前后殿宇，左右回廊以及窗棂殿阁等靡不革固鼎新”云云。按此碑文，基本上总结了卧龙寺过去的历史渊源，但有几点需要说明：
1.建祠南郊者当指汉长安城而言；
2.灵帝时敕赐创修为寺，题寺额曰“福应寺”，其中有讲《楞严经》之语，经查《楞严经》于灵帝中平二年（185）由支谶始译出；
3.贞观十一年的重修及改名观音禅院者，当仍是汉长安城南郊的福应寺；
4.宋太祖临其寺，因寺僧春、秋长眠（有人记载说是惟果和尚），改名为卧龙寺者，当然就是五代时由汉长安城南郊迁移至此的福应寺。
再据清同治七年（1868）《卧龙寺重修碑记》载：“宋初有禅师，法名卧龙，太祖曾幸此寺与谈佛法，机缘相契，以为先兆，遂改为卧龙寺。”又据《金石萃编》一书记载，卧龙寺“耮”字碑上有太宗皇帝的赞偈，此碑系大宋熙宁（神宗）十年丁巳（1077）八月二十六日京兆府住持十方福应禅院讲经论传戒沙门惟果立石。按以上说法，太祖、太宗均曾莅寺与寺僧交往属实，但“耮”字碑之立却在宋熙宁十年住持惟果仍称福应禅院沙门之名，中间相隔百年左右，而卧龙之名以何因缘、何时改称，有待考证。
同治七年重修寺碑内复称，英宗圣旨敕赐藏经，命僧传诵，彼时佛日重辉，宗风大振（有碑）。迨后住持无僧（未记录明万历间和清道光十年之重修），丛林遂残，殿宇倾斜，荆棘遍寺。有慧光和尚被众善信延请入寺，主持法席，重修佛殿，增建廊庑，开堂传戒，继转法轮，历十五寒暑。旋因被大兴善寺延入方丈、两序大众共推明顺和尚为住持，遂重修大殿、方丈、禅堂、山门，续增两廊，费尽心力，经数载，工始告成（此碑为方丈真教所立）。
同治十三年（1874），《卧龙禅寺重建清规碑记》内载：该寺为敕建十方丛林，后因主僧不得其人，寺院荒芜，幸有慧明师起而整理筹划，墙垣巩固，殿宇增辉，使佛法赖以不坠。及至慧明退院，有真贤和尚续主其事，阐扬圣教，戒行精严，日以诵经礼佛为事，同治甲戌岁，实有无赖游僧昆池，不守戒规，希图占踞，捏名妄禀，僧俗共愤，公议清规八条，呈明府县立案，特立石于寺，俾后之僧众知所警戒云尔。此碑留存至今，尚能使丛林得以安定，道风得以纯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避难至西安，德清（虚云）和尚随驾，曾陪同至卧龙寺礼佛，便成为该寺的大施主，赐银千两，整修全部殿宇，使卧龙寺焕然一新。山门对面还建造青石牌坊一座（已毁），次年方丈空龄碑记其事。慈禧太后给山门殿书“敕建十方卧龙禅林”门额一方，给大雄殿书“慈云慧日”“三乘选要”牌匾两面；光绪皇帝给天王殿书“欢喜地”门额一方，这些盛举都为卧龙寺增色添辉不少。
光绪初年有东霞和尚，号空龄，山东人，初为官，深感官场腐朽，弃职出家为僧，开单接众于此寺，一时住僧200余人，法化大弘。并于光绪十六年传授三坛大戒，培育僧才，续佛慧命；于庚子八月接待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莅寺进香；他还发心整修过城南牛头寺。
民国年代，卧龙寺尚保持着东、中、西三院，占地面积16.7亩，殿字、廊庑、僧寮200余间，泥塑佛像菩萨像57尊，基本上保持清末原貌。民国十三年，康有为因公莅陕，历游诸寺，曾题书“卧龙寺”三字门匾一面。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朱子桥、井松生等先后捐资维修大殿、法堂及念佛堂。据了解。民国以来的历任住持有圆印、圆心、圆耀、宝生、范成等。民国二十二年礼请华县宁山寺慈云法师任方丈之职，嗣后因宁山寺事忙慈云法师退席；民国二十八年兴善寺传戒，朗照法师（号慧日）来长安，四众迎入卧龙寺，继任方丈，说法讲席九年。二位法师之住持卧龙寺，早有预示之兆，与慈禧太后书写的“慈云慧日”四字牌匾岂不是巧合吗？
卧龙寺于民国二十年由宝生和尚主持传戒一次；民国二十四年慈云法师传戒一次；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三年、三十五年朗照法师先后传戒三次，培育僧才不少，使佛教后继有人；民国二十一年至三十八年，陕西省佛教会会址设于卧龙寺。
唐末宋初禅宗盛行，律寺、讲寺多为禅林，卧龙寺也不例外；遂传临济一宗历来道风纯正，闻名遐迩，但对讲寺遗风仍有保留。如：民国后期常住僧尚有百人之多，不时请大德演讲佛经；民国二十年由朱子桥、康寄遥等发起辛未讲经会，迎请太虚法师讲《金刚经》；民国二十一年请妙阔法师讲《唯识三十颂》《楞严经》，同年又请慈云法师讲《圆觉经》；民国三十年方丈朗照法师连讲《楞严经》《法华经》等为一时之盛。该寺每逢朔望日在念佛堂集众念佛，并定期打禅七等，是一座以禅宗丛林制度管理兼弘各宗的佛教道场。对外佛事频繁，在西院念佛堂专设有吊唁礼堂，差不多每天都有斋主来寺布置灵堂，举行追悼仪式和请僧超度亲人。此项佛事收入可观，常住僧的供养得以丰足。僧人的日常生活很紧凑，每日法师都有开讲，除星期天可休息或出外购物，平常坐禅、诵经、持咒、拜佛、看经都有，如同一所静修的学府，其律仪之严、学修之精在西安地区可称是独一无二的。
卧龙寺文物荟萃，碑石林立，1957年被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计有：
1.宋咸平六年铸造的铜质幽冥钟，重3000斤，造型精美，音质洪亮，亦称无眼钟，现复制悬于钟楼。
2.宋碛砂版大藏经，计1532部，6362卷，刻印极其精美。民国二十四年，由朱子桥、叶恭绰等居士倡议，在上海影印多部。为慎重保护起见，转归陕西省图书馆收藏。影印之大藏经，长安兴教寺、户县草堂寺均有保存。
3.明洪武二十年丁卯佛足迹碑，原碑已残，现又复制竖立院中。
4.唐吴道子画观音像石碑，原碑在碑林，现已复制竖立院中。
5.唐乾封三年、咸通十二年陀罗尼经石幢两柱，现立于后院。
6.梵文耮字碑，宋神宗时立，碑虽不存，而《金石萃编》有记载。已抄全文附后作参考。
7.开花碑，明英宗正统十年圣旨敕赐藏经文，由于石料满布花纹因名开花碑。
8.明万历三十九年寺僧广梅重修碑。
9.清道光十年重修卧龙寺碑，此碑是贺万年、贺万选二善士发心重修之记。
10.同治七年重修卧龙寺碑。
11.同治十三年建立卧龙寺清规碑。
12.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赐银千两重修卧龙寺碑，慈禧太后赐银御旨碑。
13.民国三十三年卧龙寺传戒碑。
14.太极石，宽三尺，高二尺，自然形成的太极图模型，甚为稀奇。
15.古钱石，二尺见方的青石，有自然形成的许多古钱的图样。
16.有新请的中华大藏经，日本大正藏，香港印大藏经各一部。
17.原有的明藏经、贝叶经，藏贡大香炉、藤胎佛像、铜铸韦驮像均毁不存。
附《金石萃编》所载：耮字碑，石高2.67尺，广1.44尺。上梵书耮字，下赞七行，每行十字，正书，在咸宁县卧龙寺，镇威军僧显俊书。
义净三藏于西天取得此梵书耮字，所在之处一切鬼神见闻者无不惊怖。
太宗皇帝赞
鹤立蛇行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
儒门弟子无人识，穿耳胡僧笑点头。
京兆府住持十方福应禅院讲经论传戒沙门惟果立石。
大宋熙宁（神宗）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安民氏刻。
解放后，卧龙寺东院前半部被开通巷小学利用作操场，西院被殡葬管理处全部占用，仅留中院，僧人只剩十余人，尚可进行宗教活动。人民政府从保护文物着手，对中院殿宇拨款彩绘一新；从统战方面选朗照法师为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1953年10月朗照法师随赴朝慰问团去慰问志愿军，1956年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缅甸迎请佛牙回京。农业合作化时，该寺与慈恩寺、兴善寺、木塔寺联合组成佛教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劳动自养。惨痛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方丈朗照法师，知客圆彻法师被迫害殒命，僧人离寺，佛像法物被毁一空，工厂单位进住于内，寺院面目全非。惟寂意和尚死不离寺，充当工人参加劳动，为后来的收回寺院主权也起了作用。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重申和贯彻。1984年工厂搬迁，僧人入寺，由于殿宇损毁严重，一时无法修复。1987年有如诚和尚被众推为监院，他即发大愿心，计划全面整修，向海内外佛教界发出呼吁，广筹资金，鸠工庀材，并请慧雨法师兼任方丈，共主其事。后来慧雨法师圆寂，他只得独力支撑，顶风冒雨，得到各方捐助资金者计有：西安市财政局拨款25万元；香港居士20万元；台湾大德和居士共20万元；十方善信捐助约十万元；本寺自筹40万元。特别惊人的是，香港佛教大德圣一法师先后捐资220万元，法师已80高龄，不辞辛苦，曾五次亲临该寺指导建设事宜，充分表现出一位爱国爱教的高僧精神。
卧龙寺的整修工程，是1992年开始全面铺开的。与此同时，如诚和尚又多方奔走，几经周折，在人民政府的协助下，收回了殡葬管理处所占用的全部房屋80余间。截至1995年的三年多来，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终于使卧龙寺的整个工程次第完成。由于卧龙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道风纯正，素为修行僧侣所向往。自修复以来，常住僧已达60余人，如诚和尚除每日坚守建设岗位外，又要安排僧众熏修事宜。该寺尚未对外开放，仍保持禅宗丛林制度和传统戒规，坚持坐香修禅，常年实行14支香、打禅77天等正常的熏修佛事活动，成为当前西安地区首屈一指的禅宗道场，令人欢喜赞叹。
解放后的40年来，西安各寺没有传过戒，遂致师资脱节，有寺无僧；近十年来，虽有几个寺院已传过戒，但远远不能适应和满足当前佛教发展的需求。卧龙寺住持如诚法师鉴于本寺僧团组织已臻健全、禅林古风犹存、管理制度完备、法务活动正常、现已具备相当规模，遂决定报请省宗教局和省佛教协会批准，于1996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二十二日，举行传授三坛大戒法会，特请香港圣一法师任说戒律师，为期28天。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报名受戒者数以千计，经审查合格僧尼共730人，律仪严肃，秩序井然，盛况空前，甚为稀有。
整修后的卧龙寺
山门外铁栅门一道，门内东西门头寮各两间，住有守护人员，东边立文物保护碑一座；改建山门殿五间，慈禧太后题书“敕建十方卧龙禅林”门额尚存。殿前青石狮子一对，雄猛威严；殿内塑哼、哈二将像相对立；东西配殿各三间，东供地藏像，西供观音像，两殿北侧各建碑廊四间。改建天王殿三间，内前供伽蓝菩萨，后供韦驮菩萨，两边四大天王像，此殿两侧建钟、鼓二楼，下为过道。往后大院东西客堂各五间，西堂供有木刻三圣像；正中即旧大雄宝殿五间，中供华严三圣像，前附供缅甸王佛像，后有倒坐地藏菩萨像，两侧供二十四诸天像，悬有赵朴初书“大雄宝殿”牌匾一面；后院东为延寿堂三间，内供药师佛像，西为祖师堂，内供达摩祖师像；再往后即大悲殿三间，内供香樟木雕刻千手观音像，背后又供韦驮像一尊。后一个大院东西各有配殿五间，均暂作招待室。最后即新建说法堂五间，中供3.5米高的缅甸释迦佛玉质像，殿内设东西方丈室，内现藏有《中华大藏经》一部、日本大正藏一部、香港印大藏经一部。东院除前三分之一部分由开通巷小学占用外，有三合式跨院，斋堂五间，厨房三间，宾客饭厅三间，库房两间。后部分有宿舍房42间（包括楼房一排）。西院前部分有房屋十余间，出租给殡葬处。新建禅堂五间，梁栋宏丽，檐楹高敞，十分壮观。进深22米，内设禅位62座，有前门一间，内供韦驮菩萨像一尊，有僧人宿舍28间；后面有念佛堂五间，内供西方三圣像，前后共计殿宇78间，其他房舍87间，佛、菩萨像54尊。
此次整修基本上保持明清风格，布局严谨、排列齐整，雕梁画栋、施朱涂彩、佛像装金、妙相庄严，昔日风貌再现于世，人们入寺瞻礼，大有僧寺无尘自清之感。
50年代，康寄遥居士曾有一偈：
西安首刹推卧龙，佛教各宗方便弘。
文物丰富成宝所，应储龙象振宗风。
丛林规制
崇信佛教的众多僧徒，和合共处于寺院之中，如树木之丛集为林，故而寺院在我国便有了丛林之称。自有丛林，也就有了丛林规制。
佛祖释迦牟尼在世时，已建立了寺院管理制度，据记载，古印度的僧侣过着“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简朴生活，恪守着原始的清规戒律。当时的寺院称毗诃罗，其组织极为简单，只有一个法腊（即僧侣受戒出家后的年数）较高的长者，负责管理僧众的起居饮食，主持宗教仪式等。随着佛教的传播，历史的变迁，以及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各国的教规戒制也进一步发展、规整、完备而各具特色。
佛教传入我国后，东晋高僧道安创制了中国最早的清规。他提倡僧人都要在寺庙修行，以释氏为姓；唐代时，马祖道一及其弟子百丈怀海创立了丛林清规，在丛林中设有高低不同的僧职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其后，各种规制日渐繁多，一个大的寺院，寺僧职别竟有80种之多。到近代，随佛教的衰微，这种僧职名目始有所简化，大寺院一般设有：方丈，掌管全寺活务；“监院”，负责处理寺院内部事务；“知客”，负责对外联系，“纠察”，负责执行佛门之清规戒律；“维那”，负责组织寺内宗教活动；方丈一般采取传法制更替，通例三年一任，其他僧职则由方丈选派。
藏地佛教经传播和发展多形成政教合一制度，因而其寺院组织也就是宗教、政治、经济、教育的综合单位，黄教所属的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都有宗寺；大寺或宗寺设有若干学经单位，称“扎仓”，每个“扎仓”又设有若干“康村”，作为地区性学经单位，“康村”以下还设有“密村”，构成严密的组织系统；宗寺和“扎仓”都分别设置管理宗教事物、维持僧纪、行政与财务管理等等专职人员。此外，藏地佛教中还有学位的设置。学位称格西，即善知识，在三大寺系统中格西分为四等，喇嘛从受戒入寺始，考取格西学位，一般需要20～25年时间。
东南亚地区流行佛教国家的寺院组织和僧伽制度较为复杂。如泰国，在中央，由各派共同组成的长老会议推选出僧王，领导僧伽议会和僧伽法庭等工作；在地方，按行政区划，各级均设有僧伽委员会，有僧长、僧官等职务。此外，僧侣中还划分有各种品位等级。
佛教传入欧美后，为适应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寺院也按基督教方式改称教会，并划分若干教区，每个教区辖有若干教会和附属团体；教区、教会均设有专职僧侣，如美国佛教协会拥有60个独立教会，分为8个区域，统辖大城市的教会和附属的佛教青年会，妇女会等。佛教徒一般将宗教仪式安排在星期日上午在佛教教会举行，在钢琴、风琴伴奏下，诵读祈祷文，听讲佛教教义，打坐念经。
佛教的寺院组织有一套完备的清规，同时，佛教的僧侣管理也有着严格的戒律；戒律是对僧侣、居士的生活、行事所作的种种限制，目的是为了加强信仰，统一行动。作为佛教信徒，无论出家的僧尼，还是不出家的居士，都要遵循佛教的戒规。佛教徒入教时必须受三皈戒，即皈依三宝：佛、法、僧，也就是以佛为师，按佛法行事，以僧为友；在家人信佛愿成为居士，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同时要从师受五戒：不杀生、不盗窃、不邪淫、不妄浯、不饮酒；出家的僧尼则要遵守十戒，即除上述五戒外，再加上不涂饰香曼髟、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在规定时辰外饮食、不蓄金银财宝等。更为详细的戒律，如在我国汉族地区和尚要遵守250条，女尼要遵守348条；西藏喇嘛则要遵守450条；东南亚戒本规定，和尚要遵守227戒，女尼要遵守311戒。如果有破重戒，有奸淫、偷盗、杀人、妄语（妄称自己已修行解脱）等行为，要被逐出教。
僧尼出家，形式上也有一整套规定。在我国，佛教信徒要求出家，需要先到寺院请一位僧人作为自己的“依止师”，由其向全寺僧众说明情由，征得同意，方可留为弟子，为其剃度受戒。受比丘戒满五年后，方可离开依止师，单独修行；在东南亚地区，传统上认为，人民都是僧侣，因而，男子一生中在未成年前都要出家一次，到寺庙修行，接受佛教教育，出家虽不强制，但却是取得社会承认的途径；日本明治维新后一些教派允许娶妻生子，过一定的世俗生活；藏传佛教中一些教派也没有严格的出家规定。
佛教徒们遵守着自己的清规戒律，也有着自己的宗教节日。佛教节日有几十种之多，重要的有佛诞节、成道节、涅槃节、盂兰盆会等。
佛诞节亦称“浴佛节”，为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根据“佛生时龙喷香雨俗佛身”的传说，届时各佛寺多以名香浸水罐洗佛像，并供养各种花卉。另外，还举办拜佛祭祖、施舍僧侣，以及龙舟竞赛和泼水祝福等庆祝活动。佛诞节的日期、名称在各地区有所不同，中国汉族地区一般为夏历四月初八日。
成道节亦称“成道会”，纪念释迦牟尼成道的节日。据说释迦成佛前，曾苦行多年，饿得骨瘦如柴，决定放弃苦行。此时遇一牧女，送他乳糜，食后体力恢复，后来打坐在菩提树下沉思，于十二月八日“成道”。为纪念此事，中国佛徒于夏历十二月八日，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称“腊八粥”，渐之，吃腊八粥演变成为中国民间风俗。
涅槃节纪念释迦牟尼逝世的节日。在这一节日里，佛教寺院举行有佛涅槃法会，张挂释迦涅槃图像，诵《遗教经》等。由于南传、北传佛教对佛陀释迦生卒年月说法不同，涅槃节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大乘佛教一般定于每年夏历二月十五日（日本近代改用公历）。
盂兰盆会每年夏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追念祖先而举行的祭祀法会。“盂兰盆”，梵语意为“救倒悬”，即救度亡灵的倒悬之苦。据《盂兰盆经》记载，释迦牟尼弟子目犍宫之母死后沦为饿鬼，目犍连求佛救度，释迦牟尼要他在僧众夏季安居终了之日（七月十五日）供养僧众，以求其母解脱，佛教徒据此神话，兴起了盂兰盆会。我国自梁武帝始设盂兰盆斋，节日期间，除施斋供僧外，寺院还举行诵经法会，以及举办水陆道场、放焰火、放灯等宗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