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密宗祖庭——青龙寺
杨作舟
青龙寺位于唐城新昌坊东南隅，今西安大雁塔什字向东西影路铁炉庙村之北，当日的乐游原上，即所谓“南望爽恺，北枕高原，为登眺之美”。唐人有诗：“寺好因岗势，登临值夕阳。……最怜东面静，为近楚城墙。”又有“南岗出大寺，地高倚长坡”之句，都说明该寺之形势与地位。密宗传法大师，三朝供奉大德；惠果和尚在此设立灌顶道场；日僧空海入唐，至青龙寺，曾就学于惠果。青龙寺是唐长安城内传播密宗的著名寺院，1956年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龙寺本是隋灵感寺，开皇二年（581）创立，隋文帝移都，徙掘城中陵墓，葬之郊野，因置此寺，故以灵感为名。唐高祖武德四年废，至高宗龙朔三年（662），城阳公主因病有苏州僧法朗诵“观音经”乞愿得愈，故奏请立为观音寺，睿宗景云二年（711）改为青龙寺；唐宪宗曾幸青龙寺礼佛。会昌法难，寺被毁废，会昌六年复立为护国寺。宣宗大中九年（855）又恢复青龙寺原名，宣宗并命复道开便门至青龙佛宫瞻礼佛陀，说明青龙寺与皇室有密切的关系。
有唐一代，每年九月九日重阳节，秋高气爽，长安城内仕女游人，盛装艳服，车水马龙，登上乐游原，观赏烟水明媚的风光。“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是描绘这里胜景的千古名句。太平公主为饱览京师景色，特意在乐游原上建修了一座锦绣奢华的亭子。文人学士对登眺之美的享受，兴致更为浓厚，留有不少诗篇。白居易有《青龙寺早夏》诗，“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市街尘不到，宫树影相连。”说寺与天子所居的兴庆宫相望，而又远离尘街幽静宜人的情景；王维《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诗序有“高原陆地，下映芙蓉之池，竹林果园，中秀菩提之树”，诗文意境使人了解到青龙寺的概貌。
青龙寺由于遭受到唐末朱温火烧长安及五代战乱之灾的影响，到北宋元□元年（1086）以后，寺已毁废，荡然无存，逐渐沦为农田，地面已无遗迹可寻。
惠果俗姓马，古长安万年县人。九岁出家，深得密宗一代宗师不空的青睐，亲受仪规。此后，他又随善无畏的弟子玄超学习，师承了不空、玄超所学的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密法，成为最有权威的传法大师——阿阉黎。唐代宗大历初（766），惠果主持青龙寺，于东塔院设立灌顶道场，广授僧徒，朝野赞颂，被称为“三朝大德”。不少不远万里来到长安求法的外国学问僧，慕名前往求教，德宗建中时（780），新罗僧人慧日来青龙寺留学，从惠果学得密教真传，回国后立宗传教。
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学问僧空海入唐，至青龙寺，就学于惠果，深受器重，惠果悉心传授，空海得到密宗嫡传。空海不但刻苦研习佛学，而且广泛地钻研中国的经史诗文，对汉学有相当造诣。他与长安的文人学士如朱千乘、郑壬、马总等有诗文之交，从空海吟咏的“看竹看花本国春，人声鸟弄汉家新”诗句，可见其对祖国的怀念和对唐文化的仰慕。空海对书法尤为擅长，曾被唐顺宗请至殿廷挥毫，形备五体，受到举朝赞誉，被称为“五笔和尚”。惠果于永贞元年（805）圆寂，临终前敦促空海速返本国，弘传密教。空海为其师撰有《大唐青龙寺惠果和尚碑》文，此碑中国未发现，碑文见日本真言宗著述，现有复制碑立于青龙寺。空海在惠果座下学法仅二年多，宪宗元和中（807）回国时带去大量佛教经论和中国文化典籍约二百余部。在日本皇室的支持下，于东大寺建立真言宗，被称为“东密”。他又在高野山创立专门道场，广泛传播他的教法，成为日本真言宗的开祖，被尊为“弘法大师”。他还撰有《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等，为日中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据悉，日本真言宗现在有48个支派，教徒1200万人。正由于青龙寺与日本佛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日本佛教徒仍忆念不忘。
早在1924—1925年，日僧和田辩瑞、加地哲定先后来长安朝拜青龙寺时，误认为西安城东南四里许的祭台村石佛寺是唐代的青龙寺，在寺内墙壁题词叹息。和田辩瑞题词：“当石佛寺者，唐之青龙寺也，贞元二十一年六月，日僧空海上人，即弘法大师，仰当年惠果大和尚受学密教，千二百年后，末资辩诣来寺，无极感悲湮灭，兹书。大正十五年八月十八日，真言宗，末资辩诣，和田辩瑞志。”加地哲定题词：“大正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余诣此处。该寺是青龙寺之故地，密教根本道场也。嗟法灯既灭，和尚逝久，感慨无量，所愿法灯再燃，佛日增辉，密乘沙门加地哲定识。”1930年日僧结成令闻来陕，礼青龙寺并拍照，回国后编成《长安佛教巡访记》一书问世，并赠陕西佛化社一本。
1931年，太虚法师进陕，也曾来寺瞻礼，并在《陕西杂咏》中有“青龙寺诗”八首。1932年朱子桥居士礼寺，望壁观词，大为感动，购地十亩，修建殿堂寮舍，并亲书“唐青龙寺”匾额悬于寺门，延请真元为住持，作为大兴善寺的下院。
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铁炉庙村北边的土原上挖掘出唐代砖瓦、石灯、经幢、石塔等，为确定青龙寺遗址提供了条件。1974年和1979年先后又进行发掘复查，才肯定了青龙寺遗址的所在。
1979年，日本香川等四县知事访问西安，提出集资兴建空海纪念碑；1981年4月12—15日中日双方签订协议，同年5月动工，1982年7月竣工，空海纪念碑巍然屹立，并建有陈列室等唐式古形房舍20余间。同年10月，日本高野山真言宗代表团又访问西安，和中方举行会谈，商定集资修建惠果、空海纪念堂；1983年3月动工，1984年2月竣工，高大雄伟的具有唐代风格的五间纪念堂建成，内供惠果、空海二师并坐像。同年9月8日中日双方佛教僧众，中方224人、日方112人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和二师像开光法会。古老的青龙寺，从此又在古都长安重现光辉。
青龙寺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被日本人誉为入唐八家中的六人都曾在青龙寺受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空海、圆仁、圆珍等，因此，青龙寺已成为日本人士最瞩目的地方。现由西安市文管部门保护和管理，并已实行对外开放，拟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逐步整修复原，以便于人们游乐览胜，并为中日友好合作事业而服务。
空海西来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空海是中日文化关系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史称“弘法大师”。日本文化之所以能形成发展为今日之规范，全受惠于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最大者则为佛教。一部中日文化关系史，几乎就是中国佛教向日本的传播史。
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大规模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是佛教之间的相互来往，其形成是传教和求法的运动，即如鉴真的东渡，空海的西来，主要内容是包括思想、制度、文物和风俗在内的佛教文化形态。
空海的一生，博览众艺，对日本文化教育贡献至大，他的业绩在日本历史上昭垂千古。康寄遥居士曾为青龙寺书写一偈：
唐代青龙古道场，弘传密教到扶桑。
会昌劫难今已冷，法灯续燃照十方。
1992年春，西安易俗社剧团，为加强中日友好合作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日本真言宗朋友的支持赞助下，编排了《空海在长安》的大型秦腔剧，演出后深受社会观众的好评。
青龙寺位于唐城新昌坊东南隅，今西安大雁塔什字向东西影路铁炉庙村之北，当日的乐游原上，即所谓“南望爽恺，北枕高原，为登眺之美”。唐人有诗：“寺好因岗势，登临值夕阳。……最怜东面静，为近楚城墙。”又有“南岗出大寺，地高倚长坡”之句，都说明该寺之形势与地位。密宗传法大师，三朝供奉大德；惠果和尚在此设立灌顶道场；日僧空海入唐，至青龙寺，曾就学于惠果。青龙寺是唐长安城内传播密宗的著名寺院，1956年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龙寺本是隋灵感寺，开皇二年（581）创立，隋文帝移都，徙掘城中陵墓，葬之郊野，因置此寺，故以灵感为名。唐高祖武德四年废，至高宗龙朔三年（662），城阳公主因病有苏州僧法朗诵“观音经”乞愿得愈，故奏请立为观音寺，睿宗景云二年（711）改为青龙寺；唐宪宗曾幸青龙寺礼佛。会昌法难，寺被毁废，会昌六年复立为护国寺。宣宗大中九年（855）又恢复青龙寺原名，宣宗并命复道开便门至青龙佛宫瞻礼佛陀，说明青龙寺与皇室有密切的关系。
有唐一代，每年九月九日重阳节，秋高气爽，长安城内仕女游人，盛装艳服，车水马龙，登上乐游原，观赏烟水明媚的风光。“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是描绘这里胜景的千古名句。太平公主为饱览京师景色，特意在乐游原上建修了一座锦绣奢华的亭子。文人学士对登眺之美的享受，兴致更为浓厚，留有不少诗篇。白居易有《青龙寺早夏》诗，“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市街尘不到，宫树影相连。”说寺与天子所居的兴庆宫相望，而又远离尘街幽静宜人的情景；王维《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诗序有“高原陆地，下映芙蓉之池，竹林果园，中秀菩提之树”，诗文意境使人了解到青龙寺的概貌。
青龙寺由于遭受到唐末朱温火烧长安及五代战乱之灾的影响，到北宋元□元年（1086）以后，寺已毁废，荡然无存，逐渐沦为农田，地面已无遗迹可寻。
惠果俗姓马，古长安万年县人。九岁出家，深得密宗一代宗师不空的青睐，亲受仪规。此后，他又随善无畏的弟子玄超学习，师承了不空、玄超所学的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密法，成为最有权威的传法大师——阿阉黎。唐代宗大历初（766），惠果主持青龙寺，于东塔院设立灌顶道场，广授僧徒，朝野赞颂，被称为“三朝大德”。不少不远万里来到长安求法的外国学问僧，慕名前往求教，德宗建中时（780），新罗僧人慧日来青龙寺留学，从惠果学得密教真传，回国后立宗传教。
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学问僧空海入唐，至青龙寺，就学于惠果，深受器重，惠果悉心传授，空海得到密宗嫡传。空海不但刻苦研习佛学，而且广泛地钻研中国的经史诗文，对汉学有相当造诣。他与长安的文人学士如朱千乘、郑壬、马总等有诗文之交，从空海吟咏的“看竹看花本国春，人声鸟弄汉家新”诗句，可见其对祖国的怀念和对唐文化的仰慕。空海对书法尤为擅长，曾被唐顺宗请至殿廷挥毫，形备五体，受到举朝赞誉，被称为“五笔和尚”。惠果于永贞元年（805）圆寂，临终前敦促空海速返本国，弘传密教。空海为其师撰有《大唐青龙寺惠果和尚碑》文，此碑中国未发现，碑文见日本真言宗著述，现有复制碑立于青龙寺。空海在惠果座下学法仅二年多，宪宗元和中（807）回国时带去大量佛教经论和中国文化典籍约二百余部。在日本皇室的支持下，于东大寺建立真言宗，被称为“东密”。他又在高野山创立专门道场，广泛传播他的教法，成为日本真言宗的开祖，被尊为“弘法大师”。他还撰有《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等，为日中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据悉，日本真言宗现在有48个支派，教徒1200万人。正由于青龙寺与日本佛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日本佛教徒仍忆念不忘。
早在1924—1925年，日僧和田辩瑞、加地哲定先后来长安朝拜青龙寺时，误认为西安城东南四里许的祭台村石佛寺是唐代的青龙寺，在寺内墙壁题词叹息。和田辩瑞题词：“当石佛寺者，唐之青龙寺也，贞元二十一年六月，日僧空海上人，即弘法大师，仰当年惠果大和尚受学密教，千二百年后，末资辩诣来寺，无极感悲湮灭，兹书。大正十五年八月十八日，真言宗，末资辩诣，和田辩瑞志。”加地哲定题词：“大正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余诣此处。该寺是青龙寺之故地，密教根本道场也。嗟法灯既灭，和尚逝久，感慨无量，所愿法灯再燃，佛日增辉，密乘沙门加地哲定识。”1930年日僧结成令闻来陕，礼青龙寺并拍照，回国后编成《长安佛教巡访记》一书问世，并赠陕西佛化社一本。
1931年，太虚法师进陕，也曾来寺瞻礼，并在《陕西杂咏》中有“青龙寺诗”八首。1932年朱子桥居士礼寺，望壁观词，大为感动，购地十亩，修建殿堂寮舍，并亲书“唐青龙寺”匾额悬于寺门，延请真元为住持，作为大兴善寺的下院。
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铁炉庙村北边的土原上挖掘出唐代砖瓦、石灯、经幢、石塔等，为确定青龙寺遗址提供了条件。1974年和1979年先后又进行发掘复查，才肯定了青龙寺遗址的所在。
1979年，日本香川等四县知事访问西安，提出集资兴建空海纪念碑；1981年4月12—15日中日双方签订协议，同年5月动工，1982年7月竣工，空海纪念碑巍然屹立，并建有陈列室等唐式古形房舍20余间。同年10月，日本高野山真言宗代表团又访问西安，和中方举行会谈，商定集资修建惠果、空海纪念堂；1983年3月动工，1984年2月竣工，高大雄伟的具有唐代风格的五间纪念堂建成，内供惠果、空海二师并坐像。同年9月8日中日双方佛教僧众，中方224人、日方112人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和二师像开光法会。古老的青龙寺，从此又在古都长安重现光辉。
青龙寺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被日本人誉为入唐八家中的六人都曾在青龙寺受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空海、圆仁、圆珍等，因此，青龙寺已成为日本人士最瞩目的地方。现由西安市文管部门保护和管理，并已实行对外开放，拟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逐步整修复原，以便于人们游乐览胜，并为中日友好合作事业而服务。
空海西来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空海是中日文化关系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史称“弘法大师”。日本文化之所以能形成发展为今日之规范，全受惠于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最大者则为佛教。一部中日文化关系史，几乎就是中国佛教向日本的传播史。
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大规模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是佛教之间的相互来往，其形成是传教和求法的运动，即如鉴真的东渡，空海的西来，主要内容是包括思想、制度、文物和风俗在内的佛教文化形态。
空海的一生，博览众艺，对日本文化教育贡献至大，他的业绩在日本历史上昭垂千古。康寄遥居士曾为青龙寺书写一偈：
唐代青龙古道场，弘传密教到扶桑。
会昌劫难今已冷，法灯续燃照十方。
1992年春，西安易俗社剧团，为加强中日友好合作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日本真言宗朋友的支持赞助下，编排了《空海在长安》的大型秦腔剧，演出后深受社会观众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