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华严宗祖庭之一——至相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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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华严祖庭至相寺，位于古都长安（今西安市）以南，终南山天子峪（原名梗梓峪）北坡上，五台拱其东，沣峪环其西，圭峰屏其后，北临渭水，俯瞰长安，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林木葱郁，风水绝佳，祖庭居此，鳌头独占。诚如吴立民先生所题：“终南正脉，结在其中”。难怪唐王李世民赞曰：“此地乃三秦首府。”
至相寺历史悠久，大德祖师，佛教先驱，层出不穷。据《续高僧·普安传》载，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灭佛时，京城长安名僧释普安栖隐于终南山梗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洁操泉石，连纵鱼禽”继又“引影渊法师同止林野，披释幽奥，资承玄理”。法难将起时，京邑名僧静蔼曾赴京进奏，竭力抗谏终不听纳，理由是“天地既闭、像教斯蒙，国令严禁，不许逃难”，静蔼知法难终不可免，遂率三十难僧避逃终南，“投骸未委”，于是普安引众僧至西坡，安置于“幽密处所”草露风餐。普安自己则身居显露处，不惧严诛，每日乞索，供给逃僧衣食。众僧得以修业无废，协普安并肩“更开其所住”（或说在终南山“东西建寺二十七所”），此乃至相寺前身。
隋立，佛法重兴，逃难僧复应诏出家，后多迁往京寺，唯普安与影渊仍坚守山舍。未久，影渊东出潼关，投相州灵裕法师处问法。至开皇八年，普安亦奉命入京，留住京寺。期间，影渊复“屏迹终南”整操关壤，在普安旧址“置寺结徒，分时程业，三辅令达归者充焉”，至此至相寺才正式创立命名。
开皇十一年（591），年逾七十四岁的灵裕法师奉诏入长安，居兴善寺，隋文帝杨坚厚礼待之，欲立灵裕为国师，灵裕数辞方免。此间灵裕“凡有间隙，径投渊寺，欣畅意得”，继又“以帝之信施、为移山路”。因初创之至相寺“本居窄隘，兼近谷川，”无发展余地，灵裕于是亲“卜西南坡阜，是称福地”，纵或“非唯山众相续，亦使供拟无亏”，建议影渊将寺移建于此，影渊即听从迁往，遂使至相寺高踞于梗梓谷西南高阜上，坐西向东，长养在“终南正脉”的“福地”中，近一千五百余载。
至相寺自建立之日便以弘扬《华严经》为宗旨，并逐渐形成传统。普安出家，曾拜静蔼为师，“通明三藏，常乐《华严》”，把一生的功德都归功于《华严》。影渊本人亦是“自《华严》、《地持》、《涅槃》、《十地》皆一闻无遗，历耳便讲”。普安引影渊同止林野“披释幽奥，资承玄理”，“披释，资承”即指华严一学。就连影渊之师灵裕老法师也以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等经而闻名，同时还撰写，《华严指归》及《疏》合九卷。至隋大业中（公元605—617年），影渊已是至相寺中“解行相高，京城推仰”的一代高僧大德。有智正法师慕而往投，“道味江湖、不期而会”，同住二十八年之久。智正所研习，讲说的亦是《华严》学，并制有《华严疏》十卷。正在影渊，智正努力发扬《华严》学经教之时，杜顺和尚及其弟子智俨也来到至相寺，并加入修习、弘扬《华严》学的行列，期间智俨在寺内曾听过智正讲解《华严经》，而且得益匪浅。杜顺、智俨师徒会总修习心要，于是著书立论，把《华严》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并因此被后人推崇为华严宗的初祖，二祖。
显庆四年（659）后，贤首法藏投智俨修习《华严》。龙朔二年（662），海东义湘法师亦从新罗国渡海入唐来至相寺从智俨习《华严》。与义湘同为智俨的入室弟子法藏“即参俨之妙解，以为真吾师也”，智俨将法藏比之如“义龙”、“喜得传灯之人”。经过十年的就室修习，法藏终于“后发前至，高超二运”，才智出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亲窥室奥”，“独擅国工”，在智俨《搜玄记》的基础上，撰成《探玄记》等著作，将圆教的“十玄妙旨”、“十义圆科”阐释得精彻细微。到此，终于建立起了一代华严宗的思想体系，完成了华严宗的创立，为华严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法藏创宗虽是在离开至相寺之后，但他的研习成长与发展至成熟则是在至相寺内完成的。同时，义湘在智俨门下学习也颇有成绩。“受业若翻瓴水”，“传宗如走坡丸”，“有滞必通，无幽不测，《华严》妙旨，剖析入微”……。归国前撰有《华严一乘法界图》，归国后先后弘扬智俨、法藏学说，被推为海东华严初祖，法藏与义湘的同窗友谊，一直被传为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则佳话，至今韩国经常有人来至相寺朝祖拜圣。由此可知。至相寺不仅在佛教历史上受人敬仰，而且在中外交流史上也有着辉煌灿烂的业绩；不但在国内作为华严宗的祖庭受人朝拜，而且在国外也有着崇高的地位，盛名饮誉海内外。
至相寺不仅寺内盛弘《华严》，就连周围山川亦成了一片“福地”，京城不少高僧大德归葬在这里。仅据《续高僧传》记载，计有：清禅寺昙崇建塔于至相寺之后，延寿寺通幽葬于至相寺前峰；大禅定寺慧欢起塔于终南山梗梓峪，大禅寺灵干火葬于终南山阴；空观寺慧藏树塔于至相寺前峰，延兴寺吉藏于至相寺北岩凿窟入穴；胜光寺道宗葬于至相寺南岩；大庄严寺慧因建支提砖搭于至相寺旁，弘法寺静琳亦建五丈木塔于侧；静法寺慧海定塔于前岭；会昌寺德美收骸于梗梓谷；寺内毕峰塔乃唐国师毕峰之遗，宋藏密能智上人骨骸藏于寺之北岩；寺内现存唯一的石塔为清紫谷国师涅槃塔。值得一提的是，紫谷大和尚为“曹洞正宗第三十法嗣”，清康熙皇帝曾拜为国师，晚年辞朝，隐居至相寺，故因之改寺为“国清寺”。帝曾赐有玉石雕刻观音像，高约尺许，呈深红色，精细玲珑，价值连城。此外，至相寺的开山和尚影渊，智正其墓塔地都建于至相寺旁……一寺之旁有如许之多的高僧塔、龛，而这些高僧又出自不同寺院，这在释教史上实属罕见。现今至相寺院内北坡菜地之下，仍是墓连坟靠，莫能动土。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至相寺院内外所养葬的僧人中，不少人对华严宗有着很深的造诣：如灵干是“志奉《华严》”，慧藏以《华严》为本宗，吉藏讲《华严》数十遍，静琳主修《华严》，道宗受业《十地》等等，这在一个侧面反映出至相寺作为一个华严道场，其地位在僧众中是很高的，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于此安葬的愿望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向往性与归宿感。上述高僧大德多卒于贞观至天宝中年，集中在六七世纪之交，这正是华严宗从发展到完成的时期，也是华严宗走向圆满究竟的里程碑。
至相寺当时不但在本土誉响中天，且与海东佛教亦至为密切。龙朔二年至咸享二年（662—671），新罗僧义湘回国成为海东佛教十圣之一后，乾封三年（686）复有宝壤到至相寺参学；如意元年（692）后，又有胜诠、孝忠二僧也于至相寺修习，其中胜诠受三祖法藏之托，捎回贤首法师书信一封，撰述数种诣给义湘法师，孝忠则受义湘所托，携金赠贤首、法藏；长庆（821—824）年间，新罗无梁禅师亦入唐，投到至相寺听讲《华严》，在法藏启发下，也遂弃宗门而潜心研习《华严》。
华严宗从北周武帝法难之后开始在终南山至相寺逐渐形成，至唐武宗“会昌法难”（841—846）之前，达到鼎盛。据有关记载，寺院的规模与气势在唐时非常宏大，在佛教中如日中天，单从寺周围塔龛墓穴之多便能揣其端倪。正因如此，“会昌法难”时至相寺的厄运自然是首当其冲，最为惨烈了。殿宇田产皆收官，“钟馨铜像俱委盐铁吏铸钱，铁像委本州捣铸农具”，僧尼尽逼从俗，至相寺几被湮灭，因此“会昌法难”后，关于至相寺的历史很难详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民国时，从天子峪口到至相寺的山谷中，“仍寺院林立，百姓住的耕的皆为寺院的房屋和土地”。至1950年土改前，尚有常住僧三十余人，土地数百亩。土改后，仅有十三位僧人，分得土地十九亩五分，殿宇房舍三十余间，寺内什物俱全，寺周围士槐巨柏尚有数十棵。寺院规模虽不能望古项背，但也不至于如“文革”那样凄惨。
经历“文革”十年浩动之后，除寺后半山腰唐丞相裴度“尝与静海禅师谈玄于此”的石洞（裴休之子，翰林学士裴度，即后来出家为金山寺方丈的法海和尚，曾在此洞闭过关）尚存外，寺庙建筑多被拆除，寺前一棵千年唐槐与院内稀有古树尽遭砍伐，文物碑志悉被砸毁。影渊、普安、智俨，毕峰等宗祖塔墓尽数拆挖，佛像全毁，特别是珍贵的国宝——毕峰塔内四寸见方的金盒（盒内何物凡目见者俱不识其为何宝，唯有金盒被陕西省财政部门收走）；波斯（伊朗）金币，金银花，以及紫谷塔内的紫谷金钵，帝赐玉石圣像全被盗尽。寺内财产亦被瓜分，仅存空空如也的殿堂也被小学占用。
说起来，至相寺从隋唐的鼎盛到“文革”中的被毁，历经千年风雨，饱尝人间洗劫，其历史价值与地位仍与日月同辉。期间，屡蒙各界人士的关怀，特别是沙门中人，为至相寺的中兴，绍隆法化，前赴后继，不曾间断。光绪二十年，卧龙寺方丈东霞禅师“兼理寺事，竭力营构，一时托钵者极众”；民国初年，寺僧头陀恒康大师以身赞佛，寂灭火化时舌头不坏，色泽红润，叩之有击磬之声；六四年在斗争与打倒的风潮中，寺僧本参禅师，眼看一群人欲推倒佛像，即挺身誓言：“佛在我在，佛倒我倒”！遂用剃刀抹脖自刎，血流如注，百姓惊骇，急施抢救，方免于难。
1985年，寺僧本智主持期间，寺院尚存大殿、天王殿、方丈室各三间，僧房六间，厨房二间，虽殿堂东倒西歪，却小有气象，后经住僧营缮，大殿全面翻新，佛像新塑，寺院方焕燃一新。之后，小学迁出，唯土地仍为群众耕种。
1995年10月18日寺内打普佛时，独自守寺十多年的当家师本智老和尚头顶显现光环（有照片），终前自知时至，火化后骨灰中竟有两颗舍利；又有寺僧隆亮法师，出家前是哑巴，在至相寺经过两年的苦修，于同年腊八打佛七时突然痛哭不止，后竟然能够讲话，于2003年自在往生。
至相寺的兴衰，即使是世俗名人，关念者亦不在少数。90年代，韩国延世大学教授闵永圭先生、汉阳大学博士赵兴胤先生、中央日报社记者郑淳台、权泰钧先生等，经过几年多次查访，终于在1995年找到了已更名为“国清寺”的原至相寺。同年8月，台湾大学张志忠教授与怀泽法师率众20余人在寺内讲学《华严》。1996年12月20日，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学艺研究室室长姜友邦先生率众九人，从山下至山上步行三公里礼拜至相寺。1997年1月15日，韩国福泉寺住持日光法师来寺朝拜；同年4月20日，又有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华严学研究所所长小岛岱山先生来寺参拜，且表示愿为恢复至相寺尽力相助。所以，至相寺中兴与否，不仅佛门中人翘首以待，即是世人也日盼复兴。这一机缘，在本智法师的多方奔走，长安县政府于1985年落实宗教政策时，遂将庙产归还寺院。此后，妙醒法师主持期间，亦竭力呼吁，且十方求助，于1996、1997两年得到至相寺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县级批复和二十九亩五分土地的归还落实。此间，海内外人士与本土的游人香客也与日俱增，亦从开发的角度加快了祖庭道场的恢复速度。1999年长安县政府与王庄乡政府出面，当地村民共襄义举，大力协助，聘请西安卧龙寺方丈上如下诚大师主持重建至相寺。至此，这座中外佛教界享有盛誉的中国佛教八大祖庭之一的华严宗祖庭至相寺，终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恢复的新纪元。
是时，要在原址上重修一座祖庭古刹困难很多。试想，老殿要更新，学校要搬走，农产要迁移，近十里的山路要拓通，种种建筑用料乃至超大超长（即12米）巨木必须经坡陡弯急的村级路面搬上高山，各种物资在四野难遮的工地需竭力保护，山路的泥水冲刷与滚石乃至山体坍塌得全力排畅，方方面面的关系要疏通，意想不到的情况和巨额的资金要卧龙寺设法源源不断地从十方筹集。如诚大师一方面兼理寺事，一方面竭力营构，走西北、下南洋，日理万机，筹措八方，从1999年10月至2004年8月，挺熬五载，耗资八百余万元，终成现在至相寺的规模，计建殿堂楼舍列下：
法堂五间地藏殿五间
配殿十间观音殿五间
大雄宝殿五间禅堂五间
钟鼓楼二栋禅寮十八间
山门五间大寮三间
斋堂三间居士楼二层十二间
文殊殿三间关房三院
伽蓝殿三间牌门一座
药师殿三间水塔两府
库房三间蓄水池三处
僧寮二层二十八间
现修的至相寺，在建筑布局的总体格调上，以明清建筑为主体格调，体现了四大特色：
一、规模宏大、面局分明
寺院座落在前低后高的四层平台上，建筑群体殿连楼靠，密集紧凑，但格局依然分明。如果从寺院山门天王殿一路拜进，就踏入下院了。下院左右两厢各有五间配殿，供奉着观音地藏二圣菩萨。步过四方院庭，踏着中间台阶拾级而上，即是中台了，庄严古朴的大雄宝殿就挺立在眼前。大殿左钟右鼓二楼临台高耸，楼檐四翘八面威风。再依大殿后门，顺着青石台阶扶栏登上，便是宽畅的上院了。这也是四层平台中最大的一台，五间法堂高踞其上，两厢客厅南北相对。三进院自下而上，把山门、大殿、法堂一线贯通，构成了寺院的主体建筑。再从大殿的左侧向前，绕过钟楼来到中台的北端，就是文殊祖殿了。祖殿座西朝东，与南北药师、伽蓝两殿成三足鼎立。虽说这里院庭不大，但被东边中台边沿的青石栅栏一围绕，使这一处殿堂显得格外紧凑别致、清净优雅，给人一种院内有院、寺中有寺的新奇感觉。
寺院最高的平台，座落着至相寺最大的古式建筑——禅堂。禅堂的前三面被徊廊转柱的十八间禅寮环围着，又构成了一处清幽的净地。在这个与世无染、清雅无喧的禅院里，将必定是成就未来诸佛菩萨的福地。
二、气势雄伟、色调合协一致
寺院西靠在古木参天的高峰脚下，兀峰山腰内凹，峰体南北外伸、宛如高背扶手沙发。中间数十亩缓冲地域，便是当年灵裕大师所卜之“福地”。重修的寺院养育其中，瑞象不凡、特别是秋看寺院层檐叠脊、蓝瓦青砖，在层林尽染、漫山红叶的怀抱中，倍显古朴雄浑。若远眺红山青寺，浓妆素裹，交相映衬，气势宏伟，美不胜收。此时倘若闲拉一蒲团坐看，一往烦恼荡然无存，身心顿时清凉在菩提性海的法喜之中。
三、风格质朴、细腻厚重
新落成的殿宇为明清风格，没有南国的流彩璃瓦，但显质淳自然；没有北域的悬拱四翘，却也不失庄严稳重，配上淡雅的彩绘着上古韵的色调，手法细腻平实朴素，给人一种肃穆无厌、清凉无哗的感觉。
四、群塑艺术、品位一流
四大特色中，最上品的当推群塑艺术了，其中又推大雄宝殿之为群塑之最。虽说费金53万元，但工艺造型的品位，用巧夺天工一词评价还是不够。从整体塑像的坐姿站态，飞天的悬空飘逸，情与无情的动静融合，到群雕的洒脱自然，壁画的工素相辅，无不传神有韵，质感细腻，意境淋漓。比如泥塑的肌肤，左看有肉，右看有灵气；衣带飘逸落摆垂然，泥质皮革简直乱真，铠甲勾环无不像铁，金刚坐椅酷似红木，敢言西北大地堪称一绝。故大凡入寺的释门佛子、礼拜者如身置佛土，新睹圣容，陡然信敬倍加，菩提立长；流俗众善恭仰者一时善根显发，诚信更深，以至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现今的至相寺，天自然的蓝、地自然的“福”、山自然的青、寺自然的净。修复三年来，在卧龙寺方丈如诚大和尚的慈悲关护下，三十余常住僧沐浴在无量法喜与人缘和合的佛光中。他们感恩佛陀的怜悯与慈度，他们感受教法的洗涤与摄受，他们亦感念老和尚付出的艰辛与愿力。在这清净无染与世无争的道场中，有与关房相依的；有刺鲜血写经的，有修学八《华严》的；有禅定、拜忏，磕大头的，还有发心为大众无公害蔬菜的。目下，虽然初建道场因交通不便而缺少护持，但众位僧人勇猛精进的诚心、清贫自律的道气，到僧团斋戒清净、六合互恭、威仪齐整的风骨来看，至相寺必定是育化未来诸佛的福地。
中国佛教华严祖庭至相寺，位于古都长安（今西安市）以南，终南山天子峪（原名梗梓峪）北坡上，五台拱其东，沣峪环其西，圭峰屏其后，北临渭水，俯瞰长安，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林木葱郁，风水绝佳，祖庭居此，鳌头独占。诚如吴立民先生所题：“终南正脉，结在其中”。难怪唐王李世民赞曰：“此地乃三秦首府。”
至相寺历史悠久，大德祖师，佛教先驱，层出不穷。据《续高僧·普安传》载，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灭佛时，京城长安名僧释普安栖隐于终南山梗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洁操泉石，连纵鱼禽”继又“引影渊法师同止林野，披释幽奥，资承玄理”。法难将起时，京邑名僧静蔼曾赴京进奏，竭力抗谏终不听纳，理由是“天地既闭、像教斯蒙，国令严禁，不许逃难”，静蔼知法难终不可免，遂率三十难僧避逃终南，“投骸未委”，于是普安引众僧至西坡，安置于“幽密处所”草露风餐。普安自己则身居显露处，不惧严诛，每日乞索，供给逃僧衣食。众僧得以修业无废，协普安并肩“更开其所住”（或说在终南山“东西建寺二十七所”），此乃至相寺前身。
隋立，佛法重兴，逃难僧复应诏出家，后多迁往京寺，唯普安与影渊仍坚守山舍。未久，影渊东出潼关，投相州灵裕法师处问法。至开皇八年，普安亦奉命入京，留住京寺。期间，影渊复“屏迹终南”整操关壤，在普安旧址“置寺结徒，分时程业，三辅令达归者充焉”，至此至相寺才正式创立命名。
开皇十一年（591），年逾七十四岁的灵裕法师奉诏入长安，居兴善寺，隋文帝杨坚厚礼待之，欲立灵裕为国师，灵裕数辞方免。此间灵裕“凡有间隙，径投渊寺，欣畅意得”，继又“以帝之信施、为移山路”。因初创之至相寺“本居窄隘，兼近谷川，”无发展余地，灵裕于是亲“卜西南坡阜，是称福地”，纵或“非唯山众相续，亦使供拟无亏”，建议影渊将寺移建于此，影渊即听从迁往，遂使至相寺高踞于梗梓谷西南高阜上，坐西向东，长养在“终南正脉”的“福地”中，近一千五百余载。
至相寺自建立之日便以弘扬《华严经》为宗旨，并逐渐形成传统。普安出家，曾拜静蔼为师，“通明三藏，常乐《华严》”，把一生的功德都归功于《华严》。影渊本人亦是“自《华严》、《地持》、《涅槃》、《十地》皆一闻无遗，历耳便讲”。普安引影渊同止林野“披释幽奥，资承玄理”，“披释，资承”即指华严一学。就连影渊之师灵裕老法师也以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等经而闻名，同时还撰写，《华严指归》及《疏》合九卷。至隋大业中（公元605—617年），影渊已是至相寺中“解行相高，京城推仰”的一代高僧大德。有智正法师慕而往投，“道味江湖、不期而会”，同住二十八年之久。智正所研习，讲说的亦是《华严》学，并制有《华严疏》十卷。正在影渊，智正努力发扬《华严》学经教之时，杜顺和尚及其弟子智俨也来到至相寺，并加入修习、弘扬《华严》学的行列，期间智俨在寺内曾听过智正讲解《华严经》，而且得益匪浅。杜顺、智俨师徒会总修习心要，于是著书立论，把《华严》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并因此被后人推崇为华严宗的初祖，二祖。
显庆四年（659）后，贤首法藏投智俨修习《华严》。龙朔二年（662），海东义湘法师亦从新罗国渡海入唐来至相寺从智俨习《华严》。与义湘同为智俨的入室弟子法藏“即参俨之妙解，以为真吾师也”，智俨将法藏比之如“义龙”、“喜得传灯之人”。经过十年的就室修习，法藏终于“后发前至，高超二运”，才智出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亲窥室奥”，“独擅国工”，在智俨《搜玄记》的基础上，撰成《探玄记》等著作，将圆教的“十玄妙旨”、“十义圆科”阐释得精彻细微。到此，终于建立起了一代华严宗的思想体系，完成了华严宗的创立，为华严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法藏创宗虽是在离开至相寺之后，但他的研习成长与发展至成熟则是在至相寺内完成的。同时，义湘在智俨门下学习也颇有成绩。“受业若翻瓴水”，“传宗如走坡丸”，“有滞必通，无幽不测，《华严》妙旨，剖析入微”……。归国前撰有《华严一乘法界图》，归国后先后弘扬智俨、法藏学说，被推为海东华严初祖，法藏与义湘的同窗友谊，一直被传为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则佳话，至今韩国经常有人来至相寺朝祖拜圣。由此可知。至相寺不仅在佛教历史上受人敬仰，而且在中外交流史上也有着辉煌灿烂的业绩；不但在国内作为华严宗的祖庭受人朝拜，而且在国外也有着崇高的地位，盛名饮誉海内外。
至相寺不仅寺内盛弘《华严》，就连周围山川亦成了一片“福地”，京城不少高僧大德归葬在这里。仅据《续高僧传》记载，计有：清禅寺昙崇建塔于至相寺之后，延寿寺通幽葬于至相寺前峰；大禅定寺慧欢起塔于终南山梗梓峪，大禅寺灵干火葬于终南山阴；空观寺慧藏树塔于至相寺前峰，延兴寺吉藏于至相寺北岩凿窟入穴；胜光寺道宗葬于至相寺南岩；大庄严寺慧因建支提砖搭于至相寺旁，弘法寺静琳亦建五丈木塔于侧；静法寺慧海定塔于前岭；会昌寺德美收骸于梗梓谷；寺内毕峰塔乃唐国师毕峰之遗，宋藏密能智上人骨骸藏于寺之北岩；寺内现存唯一的石塔为清紫谷国师涅槃塔。值得一提的是，紫谷大和尚为“曹洞正宗第三十法嗣”，清康熙皇帝曾拜为国师，晚年辞朝，隐居至相寺，故因之改寺为“国清寺”。帝曾赐有玉石雕刻观音像，高约尺许，呈深红色，精细玲珑，价值连城。此外，至相寺的开山和尚影渊，智正其墓塔地都建于至相寺旁……一寺之旁有如许之多的高僧塔、龛，而这些高僧又出自不同寺院，这在释教史上实属罕见。现今至相寺院内北坡菜地之下，仍是墓连坟靠，莫能动土。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至相寺院内外所养葬的僧人中，不少人对华严宗有着很深的造诣：如灵干是“志奉《华严》”，慧藏以《华严》为本宗，吉藏讲《华严》数十遍，静琳主修《华严》，道宗受业《十地》等等，这在一个侧面反映出至相寺作为一个华严道场，其地位在僧众中是很高的，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于此安葬的愿望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向往性与归宿感。上述高僧大德多卒于贞观至天宝中年，集中在六七世纪之交，这正是华严宗从发展到完成的时期，也是华严宗走向圆满究竟的里程碑。
至相寺当时不但在本土誉响中天，且与海东佛教亦至为密切。龙朔二年至咸享二年（662—671），新罗僧义湘回国成为海东佛教十圣之一后，乾封三年（686）复有宝壤到至相寺参学；如意元年（692）后，又有胜诠、孝忠二僧也于至相寺修习，其中胜诠受三祖法藏之托，捎回贤首法师书信一封，撰述数种诣给义湘法师，孝忠则受义湘所托，携金赠贤首、法藏；长庆（821—824）年间，新罗无梁禅师亦入唐，投到至相寺听讲《华严》，在法藏启发下，也遂弃宗门而潜心研习《华严》。
华严宗从北周武帝法难之后开始在终南山至相寺逐渐形成，至唐武宗“会昌法难”（841—846）之前，达到鼎盛。据有关记载，寺院的规模与气势在唐时非常宏大，在佛教中如日中天，单从寺周围塔龛墓穴之多便能揣其端倪。正因如此，“会昌法难”时至相寺的厄运自然是首当其冲，最为惨烈了。殿宇田产皆收官，“钟馨铜像俱委盐铁吏铸钱，铁像委本州捣铸农具”，僧尼尽逼从俗，至相寺几被湮灭，因此“会昌法难”后，关于至相寺的历史很难详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民国时，从天子峪口到至相寺的山谷中，“仍寺院林立，百姓住的耕的皆为寺院的房屋和土地”。至1950年土改前，尚有常住僧三十余人，土地数百亩。土改后，仅有十三位僧人，分得土地十九亩五分，殿宇房舍三十余间，寺内什物俱全，寺周围士槐巨柏尚有数十棵。寺院规模虽不能望古项背，但也不至于如“文革”那样凄惨。
经历“文革”十年浩动之后，除寺后半山腰唐丞相裴度“尝与静海禅师谈玄于此”的石洞（裴休之子，翰林学士裴度，即后来出家为金山寺方丈的法海和尚，曾在此洞闭过关）尚存外，寺庙建筑多被拆除，寺前一棵千年唐槐与院内稀有古树尽遭砍伐，文物碑志悉被砸毁。影渊、普安、智俨，毕峰等宗祖塔墓尽数拆挖，佛像全毁，特别是珍贵的国宝——毕峰塔内四寸见方的金盒（盒内何物凡目见者俱不识其为何宝，唯有金盒被陕西省财政部门收走）；波斯（伊朗）金币，金银花，以及紫谷塔内的紫谷金钵，帝赐玉石圣像全被盗尽。寺内财产亦被瓜分，仅存空空如也的殿堂也被小学占用。
说起来，至相寺从隋唐的鼎盛到“文革”中的被毁，历经千年风雨，饱尝人间洗劫，其历史价值与地位仍与日月同辉。期间，屡蒙各界人士的关怀，特别是沙门中人，为至相寺的中兴，绍隆法化，前赴后继，不曾间断。光绪二十年，卧龙寺方丈东霞禅师“兼理寺事，竭力营构，一时托钵者极众”；民国初年，寺僧头陀恒康大师以身赞佛，寂灭火化时舌头不坏，色泽红润，叩之有击磬之声；六四年在斗争与打倒的风潮中，寺僧本参禅师，眼看一群人欲推倒佛像，即挺身誓言：“佛在我在，佛倒我倒”！遂用剃刀抹脖自刎，血流如注，百姓惊骇，急施抢救，方免于难。
1985年，寺僧本智主持期间，寺院尚存大殿、天王殿、方丈室各三间，僧房六间，厨房二间，虽殿堂东倒西歪，却小有气象，后经住僧营缮，大殿全面翻新，佛像新塑，寺院方焕燃一新。之后，小学迁出，唯土地仍为群众耕种。
1995年10月18日寺内打普佛时，独自守寺十多年的当家师本智老和尚头顶显现光环（有照片），终前自知时至，火化后骨灰中竟有两颗舍利；又有寺僧隆亮法师，出家前是哑巴，在至相寺经过两年的苦修，于同年腊八打佛七时突然痛哭不止，后竟然能够讲话，于2003年自在往生。
至相寺的兴衰，即使是世俗名人，关念者亦不在少数。90年代，韩国延世大学教授闵永圭先生、汉阳大学博士赵兴胤先生、中央日报社记者郑淳台、权泰钧先生等，经过几年多次查访，终于在1995年找到了已更名为“国清寺”的原至相寺。同年8月，台湾大学张志忠教授与怀泽法师率众20余人在寺内讲学《华严》。1996年12月20日，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学艺研究室室长姜友邦先生率众九人，从山下至山上步行三公里礼拜至相寺。1997年1月15日，韩国福泉寺住持日光法师来寺朝拜；同年4月20日，又有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华严学研究所所长小岛岱山先生来寺参拜，且表示愿为恢复至相寺尽力相助。所以，至相寺中兴与否，不仅佛门中人翘首以待，即是世人也日盼复兴。这一机缘，在本智法师的多方奔走，长安县政府于1985年落实宗教政策时，遂将庙产归还寺院。此后，妙醒法师主持期间，亦竭力呼吁，且十方求助，于1996、1997两年得到至相寺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县级批复和二十九亩五分土地的归还落实。此间，海内外人士与本土的游人香客也与日俱增，亦从开发的角度加快了祖庭道场的恢复速度。1999年长安县政府与王庄乡政府出面，当地村民共襄义举，大力协助，聘请西安卧龙寺方丈上如下诚大师主持重建至相寺。至此，这座中外佛教界享有盛誉的中国佛教八大祖庭之一的华严宗祖庭至相寺，终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恢复的新纪元。
是时，要在原址上重修一座祖庭古刹困难很多。试想，老殿要更新，学校要搬走，农产要迁移，近十里的山路要拓通，种种建筑用料乃至超大超长（即12米）巨木必须经坡陡弯急的村级路面搬上高山，各种物资在四野难遮的工地需竭力保护，山路的泥水冲刷与滚石乃至山体坍塌得全力排畅，方方面面的关系要疏通，意想不到的情况和巨额的资金要卧龙寺设法源源不断地从十方筹集。如诚大师一方面兼理寺事，一方面竭力营构，走西北、下南洋，日理万机，筹措八方，从1999年10月至2004年8月，挺熬五载，耗资八百余万元，终成现在至相寺的规模，计建殿堂楼舍列下：
法堂五间地藏殿五间
配殿十间观音殿五间
大雄宝殿五间禅堂五间
钟鼓楼二栋禅寮十八间
山门五间大寮三间
斋堂三间居士楼二层十二间
文殊殿三间关房三院
伽蓝殿三间牌门一座
药师殿三间水塔两府
库房三间蓄水池三处
僧寮二层二十八间
现修的至相寺，在建筑布局的总体格调上，以明清建筑为主体格调，体现了四大特色：
一、规模宏大、面局分明
寺院座落在前低后高的四层平台上，建筑群体殿连楼靠，密集紧凑，但格局依然分明。如果从寺院山门天王殿一路拜进，就踏入下院了。下院左右两厢各有五间配殿，供奉着观音地藏二圣菩萨。步过四方院庭，踏着中间台阶拾级而上，即是中台了，庄严古朴的大雄宝殿就挺立在眼前。大殿左钟右鼓二楼临台高耸，楼檐四翘八面威风。再依大殿后门，顺着青石台阶扶栏登上，便是宽畅的上院了。这也是四层平台中最大的一台，五间法堂高踞其上，两厢客厅南北相对。三进院自下而上，把山门、大殿、法堂一线贯通，构成了寺院的主体建筑。再从大殿的左侧向前，绕过钟楼来到中台的北端，就是文殊祖殿了。祖殿座西朝东，与南北药师、伽蓝两殿成三足鼎立。虽说这里院庭不大，但被东边中台边沿的青石栅栏一围绕，使这一处殿堂显得格外紧凑别致、清净优雅，给人一种院内有院、寺中有寺的新奇感觉。
寺院最高的平台，座落着至相寺最大的古式建筑——禅堂。禅堂的前三面被徊廊转柱的十八间禅寮环围着，又构成了一处清幽的净地。在这个与世无染、清雅无喧的禅院里，将必定是成就未来诸佛菩萨的福地。
二、气势雄伟、色调合协一致
寺院西靠在古木参天的高峰脚下，兀峰山腰内凹，峰体南北外伸、宛如高背扶手沙发。中间数十亩缓冲地域，便是当年灵裕大师所卜之“福地”。重修的寺院养育其中，瑞象不凡、特别是秋看寺院层檐叠脊、蓝瓦青砖，在层林尽染、漫山红叶的怀抱中，倍显古朴雄浑。若远眺红山青寺，浓妆素裹，交相映衬，气势宏伟，美不胜收。此时倘若闲拉一蒲团坐看，一往烦恼荡然无存，身心顿时清凉在菩提性海的法喜之中。
三、风格质朴、细腻厚重
新落成的殿宇为明清风格，没有南国的流彩璃瓦，但显质淳自然；没有北域的悬拱四翘，却也不失庄严稳重，配上淡雅的彩绘着上古韵的色调，手法细腻平实朴素，给人一种肃穆无厌、清凉无哗的感觉。
四、群塑艺术、品位一流
四大特色中，最上品的当推群塑艺术了，其中又推大雄宝殿之为群塑之最。虽说费金53万元，但工艺造型的品位，用巧夺天工一词评价还是不够。从整体塑像的坐姿站态，飞天的悬空飘逸，情与无情的动静融合，到群雕的洒脱自然，壁画的工素相辅，无不传神有韵，质感细腻，意境淋漓。比如泥塑的肌肤，左看有肉，右看有灵气；衣带飘逸落摆垂然，泥质皮革简直乱真，铠甲勾环无不像铁，金刚坐椅酷似红木，敢言西北大地堪称一绝。故大凡入寺的释门佛子、礼拜者如身置佛土，新睹圣容，陡然信敬倍加，菩提立长；流俗众善恭仰者一时善根显发，诚信更深，以至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现今的至相寺，天自然的蓝、地自然的“福”、山自然的青、寺自然的净。修复三年来，在卧龙寺方丈如诚大和尚的慈悲关护下，三十余常住僧沐浴在无量法喜与人缘和合的佛光中。他们感恩佛陀的怜悯与慈度，他们感受教法的洗涤与摄受，他们亦感念老和尚付出的艰辛与愿力。在这清净无染与世无争的道场中，有与关房相依的；有刺鲜血写经的，有修学八《华严》的；有禅定、拜忏，磕大头的，还有发心为大众无公害蔬菜的。目下，虽然初建道场因交通不便而缺少护持，但众位僧人勇猛精进的诚心、清贫自律的道气，到僧团斋戒清净、六合互恭、威仪齐整的风骨来看，至相寺必定是育化未来诸佛的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