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间文化广记（下）

第122章 河神(1)

　　河神

　　在我国各类古籍中均称黄河为“河”，因此，“河神”也就指黄河之神。但在河神信仰伊始，河神是指人们所处的黄河某段的神灵，而不是整个黄河之神。整个黄河之神的形成是在居住在黄河流域的重要文化群体在思想、信仰统一以后才确立起来的。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中心，国家文化、国家制度、民族信仰等，都在这里产生和发展，因此，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黄河文化，自然也就是国家文化了。河神信仰虽然是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国民群体的信仰，但它却极大地影响着中央政权，历代王朝也接受了这一信仰，并把河神奉为国家级的大神，岁时，派官员们去祭祀河神。有的王朝还给河神封王封爵。如《史记·封禅书》中云：“及秦并天下，令祀官常奉王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水曰河，祠临晋。”此说，在临晋建河神庙，以祀河神。汉宣帝神爵元年时，朝廷规定，黄河在一年中须祭祀五次，而且都是皇帝派使者持节赶赴临晋的河神庙主持祭祀。（见《汉书·郊祀志下》）唐玄宗天宝六载，封河神为“灵源公”。（见《旧唐书·礼仪志》四）宋仁宗康定元年封河神为“显圣灵源王”。（见《宋史·礼志》）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又封河神为“灵源神佑宏济王”。

　　在河神信仰中，地方性黄河神信仰与整体性黄河神的信仰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最终被混合，因而，究竟是地方性黄河神还是整体的黄河神被历史发展所混淆，使人们难以区分出它们的属性来。例如，冯夷，他是仅次于河伯的黄河神。他又被称做冰夷、无夷、冯循、冯修、吕珍、冯迟、迟夷君等。他人面，乘两龙，是个半人半兽的精灵，被人们认做是“河伯”。

　　黄河流域有信仰河伯为河神的，也有信仰冯夷为河神的两个重要文化区域，其他地区所信仰的河神远不能与这两位河神相比，因此，河伯与冯夷就成了黄河流域的两个最有名的河神。当这两个河神的影响扩大到其他地区以后，很快就与当地的河神信仰融合在一起，又形成了新的河神信仰，所以，在河伯或河神的称谓上就有了种种说法，但无论怎么变化，总是在许多异名中加进冯夷二字，不管怎么叫，都有一个“冯”字或“夷”字在里面，可见，冯夷在河神信仰中有多么大的影响。

　　信仰河伯的区域集团与信仰冯夷的区域集团曾经联手向洛伯集团展开过斗争，但后来因为利益问题，两个集团之间又发生了冲突，冯夷集团重创了河伯集团。此说出自《楚辞·天问》，其中说：“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滨。”夷羿，就是冯夷集团的首领“羿”。在这一故事的基础上，又衍化出了“羿射河伯”的神话故事。王逸在注屈原《天问》里讲了这个故事，说，有一天，河伯化为白龙，在水边游玩，被羿看见了，就弯弓搭箭向白龙射去，将白龙的左眼射瞎了。河伯上天向天帝诉说了此事，并请天帝将羿杀死。天帝问他是怎么被羿射伤的。河伯说：“我当时正化为白龙出游。”天帝说：“如果你呆在深水处，羿怎么会射到你呢？你化为动物出游，人射动物是合情理的，羿有何罪？”

　　信仰河伯的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得到迅速发展以后，将其文化逐渐向外扩展，最终涵盖了黄河流域的重要地区。当地文化将其融合后又产生了新的文化，流传开来，河伯也就成了黄河流域共同信仰的黄河之神。在《庄子·秋水》中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天下之美尽在己为。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遂与北海若论道。”

　　冯夷信仰的地区被河伯信仰地区的文化涵盖以后，当地的冯夷信仰习俗与河伯信仰习俗结合起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即，将冯夷改称为河伯，以适应河伯文化在当地重要影响的现实。尽管如此，当地民众间仍然有人将河神称为冯夷的，因此也就产生了河伯就是冯夷的说法。冯夷被称为河伯以后，他也更像河伯一样，成为整体意义上的黄河之神。《庄子·大宗师》中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得之，即得道。是说冯夷就被当做河伯的意思。大川，即大河，也就是黄河。后人因对冯夷与河伯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不甚了解，也就出现了许多说法。如《庄子·大宗师》的释文里引用司马彪的《清冷传》云：“冯夷，华阴潼乡堤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一云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干宝在《搜神记》里又说：“弘农冯夷，华阴潼乡堤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又云：“河伯以庚日死，不可治船运行，溺没不返。”《复修纬书集成》卷六《龙鱼·河图》里云：“河伯姓公名子，夫人姓冯名夷君。”又云：“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

　　河伯和冯夷都是黄河流域共同信仰的河神。但他们都不是被国家政权所认可和祭祀的，能够代表黄河的河神。被列入国家祀典的黄河神称为“河渎神”，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化了的黄河神灵，不具体指哪一位神灵，带有自然神的属性。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位被国家政权认可了的黄河之神在民间是没有影响的，也没有什么作用。与此相反，民间在河伯与冯夷这两位河神上却汇集了许多传说，他们在民间有着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内涵，所以，在黄河流域普遍信仰的河神就是他们二位，而非国家祀典中的河神。

　　相传，河伯能化为鱼、龙。战国时，齐国有一个人对齐王说：“河伯是一位大神，我能使大王见到他。”于是，他在黄河水上搭了一坛，一会儿，只见一条大鱼在游动，他说：“那条大鱼就是河伯。”（见《韩非子·内储说》上）又有说，河伯是半人半鱼的精灵。在《重修纬书集成》卷二《尚书中候考河命》中云：禹在黄河边看见一个长人，“白面鱼身”，从水中出来后说他是河精，并给了大禹一张《河图》，图中说的是治水之事，然后退回水中。于是，禹向黄帝说：“臣见河伯，面长人首鱼身，曰‘吾河精’，授臣河图。”

　　河伯好财好色。《史记·西门豹传》中有“河伯娶妇”的故事，这种野蛮、残忍的做法不应是正神所为，被民间所唾弃。又《史记·六国表》秦灵公八年中载曰：“初以君主妻河。”司马贞《史记索隐》中云：“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故魏俗犹为河伯娶妇，盖其遗风。”可见，嫁给河伯的女子，有时还得有公主的身份，以示人们对河伯的尊崇。《楚辞·九歌》中有《河伯》一篇，写的就是以美女嫁河伯的标祀风俗。不过，这位美女已经用木刻的美人代替了。这篇辞也就是为了这种仪式所写的。其辞曰：

　　“与女游于九河，冲风起兮水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灵何为兮水中。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

　　后世又有河伯娶女乃娶女子之魂的故事，《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十七《师友谈记》中云：“东坡云：郭子仪镇河中日，河甚为患，子仪祷河伯曰：‘水患止，当以女奉妻。’已而河复故道。其女一日无疾而卒。子仪以其骨塑于庙，至今祀之。”

　　河伯很贪财，但很怕强硬的人。晋人张华在《博物志》卷七中云：一个叫澹台子羽的人渡黄河时带有一块“千金之璧”，河伯便打起了主意，掀起波浪，并派两蛟挟住子羽的船。子羽一手持璧，一手操剑，将两蛟杀死了。过了河，子羽方悟出是河伯想要他的璧，有点害怕，便把璧扔到水中给了河伯。不想，河伯见子羽如此神勇，不敢要了，跃出水面将璧还给子羽。子羽又将璧投入水中，河伯又扔还予他，如此三次。子羽怕这块璧给自己带来灾难，将它毁掉了。澹台子羽，名灭明，子羽是他的字。他是孔夫子的学生，是一位品行高洁的隐士。

　　又说河伯喜欢人尊重他。从前有一个人每天到河边挑水时都要拜河水。如此十余年后，河伯出来与他相见，并给了他白璧十双，教给他行水不溺之法。

　　又说河伯还有儿女。梁朝吴均在《续齐谐记》中云：“武昌大吏吴龛，渡水得五色石。夜化为女子，称是龛妇。至家见妇翁，被白罗袍，隐漆几，铜唾壶，状如天府，自称河伯女。”

　　人们为什么要信仰河神？河神本是管理黄河的自然神灵，但后来他的职能被人们扩大了，社会化了。许多与黄河无关，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的事他也管起来了，人们也请他来管。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因国内争权之事，在舅舅子犯等人的帮助下，流亡国外避难。十九年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重耳要回国即国君之位了。子犯这时担心起来，恐怕外甥可以与自己共患难，不能同享乐。在流亡期间，自己也难免有对外甥不周的地方，他当了国君以后，要对自己在这十九年中的“不是之处”实施报复，是非常可怕的事。因此，在渡黄河返国时，子犯将一块璧送给重耳，并对他说：“在这十九年中我得罪你的地方不少，请你原谅也请你允许我离开你。”重耳是个聪明人，很理解舅舅的意思，立即向河神发誓说：“如果我与舅舅不是一条心的话，就让河神来惩罚我。”说完，把舅舅给的璧投入河中，以示取信于河神，请河神监察自己的行为。自此留下了人们对着河水赌咒的习俗。以黄河或河水为证来发誓，在先秦古籍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河神还可以凭自己的好恶任意决定战争双方的胜负，主将的生死，还可利用权力索贿。春秋时期，晋楚之间在一次大战前，楚军主将子玉梦见河神对他说：你把你的马冠给我，我保你打胜仗。子玉把这个梦告诉了部下，部下说：只要对国家有利，何惜区区一马冠。但子玉不从，后来，两军交战时楚军大败，子玉自杀身亡。（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在行大事之前，人们要祭河神，祈求他保佑成功。事成之后还要祭祀他，以表酬谢。《左传·襄公十八年》中云：“晋侯伐齐，将济河。晋国重臣韩献子以朱丝系二珏而祷曰：‘齐环（齐国主帅）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凌虐神主，晋臣虎（晋平公，名虎），将率诸侯以讨焉，其官臣偃（献子名偃）实先后之。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唯你有神裁之。’沉玉而济。”沉玉是把玉献给了河神。苟捷有功云乃是许愿，若获胜后不忘祭祀。

　　河神有如此重权，又神通广大，人们对他的信仰自然就是盛行不衰了。

　　从以上所言来看，冯夷是以人鬼为河神的，但历史上未必真有其人。可是，历史上也确实有将人鬼奉为河神的，这些人在生前又大都与治河有关。

　　一、王尊。王尊字子赣，西汉时人。是涿郡高阳人，官至东郡太守。一年，黄河泛滥，百姓恐堤决而奔。王尊亲率吏官以白马投河以祭河伯，无效。王尊便准备用将自己淹死后向河伯进献圭璧的办法来控制水势。于是，他在危堤上搭了一个棚子住下。吏民数千人向他叩头，请他不要这样做，王尊不听劝说。河水漫过堤岸，吏民们急急逃走，王尊仍不肯撤下来。大概是王尊的无畏气概感动了河伯，河水退了下去。几年后，王尊卒于任上，吏民便立祠祀他。（事见《汉书·王尊传》）另据《滑县志》所载：（河南）滑县南一里有河侯祠。此河侯即王尊。

　　二、陈平。陈平是西汉开国功臣。他被奉为河神是元代的事。《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云：“河渎，汉陈平也。唐始封‘灵源’二字，宋加‘显圣灵源’四字公，圣朝（元）加封四字王，号‘灵源宏济王’。”明代冯应京在《月令广义·岁令一》中云：“河神，即汉相国陈平。”这是国家祭祀的河神，此说流传不广，因他生前没有治过黄河，也没有与黄河有过直接关系。

　　三、金龙四大王谢绪。谢绪，会稽人，是谢太后之侄，居钱塘。当时，国事危机，谢绪感到失望，便隐于金龙山。宋朝灭亡后，谢绪叹曰：“生不能图服朝廷，死当奋勇以灭贼。”做诗自悼后投江而死。元末，朱元璋起义，谢绪托梦乡人说，新主已出，你们要归顺新主，并表示他要保佑新主，第二年在吕梁洪之战中当全力以助明军。果然，第二年明军将领傅有德与元朝将领李二战于吕梁洪时，明军士卒见空中一神披甲前来助战，元兵大溃。此后，谢绪在黄河显灵。明成祖时，谢绪显灵，开通了黄河壅塞处，拯救遇险船只。以后也屡显异灵。嘉靖年，朝廷下令在鱼台县立庙祭祀。隆庆年，又遣兵部侍郎万恭致祭，封“金龙四大王”。（见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九，《杭州府志》）

　　清顺治二年十二月，朝廷封黄河神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之神，封运河神为“延休显应分水龙王”之神。（见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此后，金龙四大王不再兼运河神了。

　　为什么称谢绪为“金龙四大王”呢？金龙是指金龙山，是谢绪生前隐居之处。“四”是他的排行，兄弟四人，他是老四。大王是尊称。

　　谢绪是宋末死于浙江的，为什么在明代成为黄河神？这是朱元璋为了激发人们反元的情绪，就将临死前曾经表示“死当奋勇以灭贼”的谢绪请出来，封为神。因为谢绪是宋室外戚，重臣之后，要比一般人的反元影响更大。又以徐州吕梁洪之战中有谢绪“出助”为证，让人们相信谢绪显灵所说的话是天意，让人们归顺明主。徐州在黄河之滨，黄河又常有“灵异”出现，谢绪的那次显灵就是黄河的一种“灵异”。谢绪自那以后在黄河流域的名气越来越大，所以人们就将他奉为黄河之神。

　　四、黄大王守才。黄大王，名守才字英杰，号对泉，河南偃师南乡夹河王家庄人。明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生。传说他是河神托生。小时候曾入井而不沉。长大后，天有大旱，他为百姓找到一泉以灌溉农田。这一泉就是当地十老院的“不老泉”。黄大王生时曾设法通黄河之壅，平黄河之水，塞黄河之缺口，所以怀庆人就为他立生祠，神主于城北回龙庙中供奉。天又有大旱，守才为杞县求得大雨，杞人为他立生庙。清康熙二年十二月，守才卒，葬县南万安山下。雍正十二年，陈留曲兴集资建大王庙祀之，后赐名溥仁观。乾隆年间，敕封“灵佑襄济王”，于开封建大王庙。后屡有加封，光绪五年加封为“灵佑襄济显惠赞顺护国普利昭应孚泽绥靖普化宣仁保民诚感黄大王”。他的影响从河南扩大到外地后，别的地方也为他建庙立祠。

　　金龙四大王和黄大王是受国家祭祀和历代王朝加封的国家级黄河神，总司黄河。但他们都不是以前历代王朝和清王朝所祭祀的河渎之神，即代表黄河的河神，而是一位河神。

　　五、朱之锡。字梦九，号梅麓，浙江义乌人。顺治时进士。官至河道总督，治河尽心尽力，在实践与理论方面都有建树。后因治河积劳成疾而死。死后，人们传说他成了河神。传说，人们时常见他穿着官服，红灯侍从，往来于河上。河南黄河两岸有供奉他的庙观，称“朱大王”。乾隆巡视河工时，封他为“助顺永宁侯”，春秋致祭。后来又加封曰“佑安”。（事见《清史列传·朱之锡传》和清人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三）

　　六、和珅。和珅是清人，满洲正红旗人，乾隆皇帝的宠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此人专横跋扈，招权纳贿，贪得无厌。乾隆皇帝死后，嘉庆帝将和珅逮捕入狱，赐以自尽。其家产全部抄没。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

　　和珅死后，在他的衣服里发现了他临死之前写的一首诗，诗云：“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瀾日，记取香烟是后身”。“睢口”是河南睢县的黄河口。“和珅”与“河神”音近，故，他以睢口河神的化身自居。这首诗在当时很流传，所以有人以为和珅就是河神的化身。他死了以后又去当河神去了。

　　七、栗毓美。字友梅，山西浑源人。嘉庆年间，以拔贡官河南知县。道光年间，官至河东总督。治河有方，在任五年，黄河不为患。死后，人们奉他为河神。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卷十一中云：“国家怀柔百神，河神载在祀典，每遇防河济运显灵。经历任河漕两督奏于常例外，颁赐藏香，复请锡封锡匾有差……至朱大王即河督朱之锡，栗大王即河督栗毓美。河神助顺，必先有水族现形。河漕各督，即迎之致祭。其朱色者，众以为之锡，栗色者，众以为毓美也。”

　　八、段时光。是临清地方黄河一个渡口的水神，也是一个妒神。因此，这个渡口也叫“妒妇津”。

　　相传，妇人要在此渡口处渡黄河时，必须穿上破旧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奇丑无比后才敢渡河。否则这位“妒妇津”的河神就要忌妒妇女的漂亮了。他妒妇的方法是兴风作浪。若是丑女渡河，即便打扮得再漂亮，也是风平浪静的。这是因为妒妇认为丑女之丑不屑一妒。因此，妇人们在此渡口渡河时，为了求得无风无浪，便把自己打扮成丑女。一些丑女明知自己貌丑，不足以引起妒妇的忌妒，但生怕引起人们的嗤笑，便将自己打扮得更丑。这样一来，即便在渡河时起了风浪，也可以说是由于打扮的缘故而不是长得丑的缘故。

　　这位妒妇河神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在晋朝太始年间，刘伯玉的妻子段氏，字时光，性奇妒。有一日，伯玉在段氏面前诵《洛神赋》，有感于洛神之美，便与妻子戏说：“有这样美丽的妻子，我就没有遗憾了。”段氏听后大怒说：“你怎么能以水神之美而看不起我呢？我死以后，何愁不能成为水神。”当夜，段氏便投河而死了。死后七日，她托梦于伯玉说：“你本愿有水神之妻，我今已成了水神。”伯玉被惊醒了。从那以后，伯玉再也不敢渡黄河了，怕被死后成了水神的妻子拉去相会。

　　社神与稷神

　　社是土地，稷是五谷，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人们珍爱生命，就必须对土地和五谷倍感珍惜，所以，人们将土地和五谷神化，实行祭祀，旨在祈求丰年，并对社神和稷神报告收成和表示敬意。这是人们热爱生命的表现。

　　在上古时期，人们便对社稷神产生了信仰。最初，社稷神的神灵是依附在社上的，所以，被称做“社坛”。社坛就是一个方形土坛。这与我国古代对天地的认识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天圆地方”观念。据《周礼·大司乐》云：“夏日至，礼地祇于泽中之方丘。”无论天子社，诸侯社，大夫社，府、州、县之社，都是这样的形状，但是规格有所不同。

　　天子社到了明清时期已经不全是用土筑成的了，但仍要有土，因为土在社坛中是很重要的物质。民间社仍然是一个土坛。我国历史上的“封土为社”就是源出于此。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社坛，有社坛就有人类活动，并且，人们在一定的时间里还要会聚到社坛来，对社稷神进行祭祀。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就有了“社会”这个词。随之而来的与社稷相关的其他文化现象也相继出现了，诸如，在祭祀社稷时要举行一定的祭祀仪式，其中，火在祭祀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于是，就有了“社火”这个词和这种文化现象。

　　《诗经》中把社坛称之为“冢土”，这大概是因为社坛跟坟冢差不多的缘故。周代天子立有三社，为全体老百姓所立之祀，叫“大社”，为自己所立的叫“王社”，为已亡之国立的叫“亳社”。诸侯也立三社，分别叫做“国社”、“侯社”、“亳社”。大夫以下则与所居之地的老百姓们共同立社，也叫“置社”。天子所立大社（或称太社）必须是暴露的，为的是“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见《通典》四十五卷）亡国之社则是用屋覆盖着的。社坛与稷坛原为两坛，社坛在东，稷坛在西，隋唐以后合为一坛，名“社稷坛”。坛的四面筑墙，四方开门。周代天子社坛用五色土，诸侯社则只用所在方的颜色土。立木或石作为神主，有的地方信仰则是把社神依附在高大而年久的树木上，称之为“社树”。这大概是因为树木也是植物的缘故，因为稷在狭义上是指五谷，但在广义上应指植物。有高大的树木作为社神的依附之所，这个社会也必定是繁荣昌盛的，因此，陕北民间也将这种“社树”称做“风水树”。

　　后世民间最为普遍的是立庙祭祀社稷神。这种庙被称为“土地庙”或“土地祠”，规范的称谓应是“社庙”。庙的规模大小也不一，最小的仅有二三尺高，多以砖石砌成。大的如同一般的神庙，庙里所供神像或以木石雕刻而成，或以泥塑而成。社神是一位官员形象，除主神社神外，还有他的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或附祀着其他神像。

　　相形之下，稷神的地位远远不如社神，因为在古时，无论天子、诸侯、大夫，还是各州县，都是立社坛，稷神附之。但也有于社坛之外另立一稷坛者。也有只奉社神，不奉稷神的。这都是因为五谷是生长于土的，养育五谷是土的自然属性，稷神之职已经包括在社神之中了。若社神依附之所是社坛，稷神也就依附在社坛；若社神依附之所是社庙，稷神也就依附于社庙。这样的“祀庙”又被称为“土谷祠”，土即土神、社神，谷即五谷神，亦即稷神。

　　古时候把祭祀社神的日子叫做“社日”，人们一般在二月初二祭祀社神。率同社人众祭祀社神的人叫“社正”。《唐会要》卷十上《后土诸里祭社稷仪》中云：“前一日，社正及诸社人应祭者，各清斋一日，于家正寝。”但后世中不一定是主持社祭的人也叫社正。如《明会要》卷五十六《社仓》中云：“令各府按设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正。”又元代制度凡十家立一社，择一人作社长，位低于里正。（见《元史·刑法民》四《捕亡》）由此可见，元明时期的社正、社长之称谓是起源于社神祭祀的。

　　凡住宅、官衙以及寺庙，有供奉土地神者，这些地方的土地神就是“宅神土地”或云“住宅土地”，他的职责是主这一房宅，是土地神社会化以后派生出来的“土地神”，对这里的土地神也要祭祀。宅神土地在陕北民间的祭祀大都在春节期间，在春节贴对联时要在住宅墙壁上所留神龛中贴上“天地之神位”、“土神之位”的神主依附标祭帖，与祭祀其他神灵的同时一起祭祀。有的住宅没有这种神龛时，就用泥巴泥一个“香插插”代之。有的地方除了社日祭祀土神外，还有初一，月半烧香之俗。平日里，人们若有求于土地神，或是做了惊动土地的事情时，则要进行临时祭祀，不拘日期。祭祀土地的祭品则视事情的大小和家庭的贫富来决定。社日，据《孝经纬》曰：“社者，土地之神。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祭祀“社神”之日期，称为“社日”，一般分为“春社”和“秋社”。秦汉以后，总司天下土地之社神逐渐演变为与天帝相对应的“后土皇地祇”，由国家专祀，而各个地方、乡村之社神则逐渐演变为土地神。

　　后世民间对社稷神的俗称是“土地神”和“五谷神”，是自然神，代表着土地和农作物，体现了土地和农作物的自然属性，不具有任何社会职能。当他们被社会化以后，他的职能也越来越多了，行使着全面管理和保护当地的一切事务的权力。无论大小事情，阴间阳间，还是阴阳相涉的事情，都由土地来管，也是他的“分内”之事。另外，还有一些兵匪盗贼，时疫疾疠，旱涝灾害，以及老百姓与鬼魂之间的善恶事情，土地神也要插手。人们给土地神赋予了这么多的职能，所以也就有了当人死后，魂灵要到土地那里去报到的说法。在民间也就产生了“报庙”的习俗，即到土地庙里去为亡人的魂灵报到。

　　土地神在民间信仰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土地的偶像应当由谁来充当？说法很多。民间习惯将土地神称做“社公”、“土地爷”、“土地公公”等。从字面上，土地神应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那么，这位男子又是谁呢？据典籍记载，通行的说法是，句龙是社神，柱、弃是稷神。据儒教文献典籍记载，社神和稷神原来是古代官吏。《左传·昭公十九年》中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礼记·祭法》中说：“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左传》中又说，句龙“佐颛顼，能平九土，为后土，故封为上公，祀以为社，非地祇。”后土在古代官职里是土正，是专门负责管理土地和开发利用土地的官员。《礼记·祭法》中说：“厉山氏（即列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能继之，故祀以为稷。”《国语·鲁语》又云：“列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谷，故祀以为稷。”

　　田正是负责种植农作物的官员，因而被称做“稷”。柱（农），弃任田正官职，他们是卓有成就的农事专家，死了以后被祀为稷神是理所当然的。在我国古代，田正是属土正管辖的。田正的设立又晚于土正，因此，田正的设立和对稷神的信仰是在农业普遍兴起以后的事情。根据这一管辖制度和设立的时间顺序来看，可以认定，稷神是附属于社神的。

　　在句龙被奉为社神，柱、弃被奉为稷神以后，历代又有一些名人也被奉为社稷神。汉代则以周代始祖后稷为稷神。儒者郑玄同意以后稷为稷神，王肃则认为应以周弃为稷神。但后世多尊崇郑玄说。从唐代开始，又有人主张只要承认社稷是土谷之神就行了，不需要追究他究竟是哪一位历史人物。认为：“稷者，土有生长之助，立其神，因以稷名之。”本无正神，人感其功，欲美报之。（见《通典》卷四十五）自此以后，则只以社稷为土谷之神，祭祀社稷的目的也是“为万人求福报功”，“有所祈求祷祠则祭之”。（见《通典》卷四十五）这时的祭祀仪式一般由皇帝主持。

　　据说，最早被奉为土地爷的名人是汉代的蒋子文。他是扬州人，平生嗜好酒色，荒唐风流。常以自己相貌不凡，死后定会成神为言。东汉末年，他在秣陵（今南京）任尉官时，将一名强盗追至钟山后展开格斗，不幸被强盗击伤了前额，他忍痛将强盗活捉，但因伤势过重，后来死亡。东吴时，蒋子文的部下看见他骑着白马，执着白羽扇，还带着几个随从。部下吓得掉头就跑。子文追上说：“我应当是这里的土地神，保佑这里的百姓，你告诉百姓们，为我立祠。否则，将有灾难发生。”此事传开后，人们也没当一回事，但这年的夏天瘟疫流行开来，人们这才相信是蒋子文求祠而不得才降灾于人，于是，便有人私下里祭祀起蒋子文来。蒋子文又附在巫婆神汉身上说：“我能保佑孙氏，应当为我立祠，否则，我叫小虫入人耳为灾。”此后，果然有小虫入人耳者。孙权的大臣们认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还是以安抚为上策，孙权便派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他的弟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官绶，并为立庙。又号钟山为“蒋山”。《资治通鉴》卷九十四胡三省注引《舆地志》云：“汉末，秣陵尉蒋子文讨贼战死于此（钟山），吴大帝为立庙。”

　　宋代淳熙年间，敕封西施为土谷神，曰“苧萝村土地西施娘娘”，西施是浙江萧山苧萝村人。她成为我国第一位被奉为神的女性名人。

　　韩愈被清朝翰林院和吏部奉为他们的土地神。因为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又以孔孟“道统”自居，所以是封建时代正统士大夫们最敬仰的人物之一。苏轼又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翰林院是国家最高的文化机构，翰林们祭祀韩愈既表达了敬仰之情，又有祈求保佑的意思。韩愈也曾任过吏部侍郎。他虽不以吏部侍郎而出名，但历代吏部侍郎中唯他最出名。所以，吏部将他奉为土地，也有“行业神”的意思在里面，其用意大概与衙门吏胥奉他们的祖师萧何、曹参为土地神相类似。

　　岳飞被南宋时期位于京城临安的太学奉为土地神。太学也是岳飞的故居，奉其为土地神有双重意义。（事见《宋史·徐应镳传》）

　　被奉为土地神的，有为官员者，如梁朝时期的大官沈约，被奉为湖州乌镇普静寺的土地神。有进士出身的文化人，如唐朝中叶的薛稷、鲜于侁，被奉为安徽黟县衙门的土地神。也有小民为神的，如宋代福建候官县市井小民杨文昌，以制扇卖扇为业，为人直朴，买卖公道，又是孝子。一日在街上跌倒，昏死过去。醒来后说，有一黄衣人送信给他，信上说：“杨文昌可做画眉山土地，替郑大良。”次日，杨文昌就死了。年底，有一远方商人来杨家买扇，闲谈中，杨文昌的儿子说起父亲临死前的奇事，商人听后说：“画眉山在四川西嘉州地方，当地人都说，今年二月许多人都见新土地神上任。现在的土地神比以前的灵验得多。当地祭奉甚谨。”杨文昌死于庆元元年春天，正合此说。

　　亦有做买卖的，德高望重者，在他们死后做了土地神的。传说很多，说法也很多。土地爷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般是，凡庙中的土地神常是一位穿袍戴帽的白发老翁。有些还在土地爷旁边塑一个老妇形象称为“土地奶奶”。道经中又将这类土地神称做“土翁神”和“土母神”。宋朝人又将土地奶奶称做“社婆”。有的土地庙中还有他们的儿女，这是一种世俗化，也是一种社会化。在我国小说中，舞台上、故事里以及民间传说中，土地神是一位白须白发，乌帽皂靴，茧袍革带，皱纹满面，老态龙钟，俨然一位资深的官员模样。在这里，民间社神被彻底社会化了。

　　土地神

　　土地神和城隍神真正走大运是从明朝开始的。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在盱眙县灵迹乡的土地庙里，因此，土地庙也就备受推崇，自明代以来，土地庙遍及全国，到处都供奉着土地爷。土地最早的神名是社神，他管的地方也很小，是诸神中品级最小的一位神明。这是为什么？据《土地宝卷》中说，白发苍苍的土地公公是一位敢与玉皇大帝抗争的英雄。这位土地爷曾经大闹过天宫，与诸仙、众神斗过法，并且屡败天兵天将。土地爷战胜诸仙，使玉帝胆战心惊。

　　故事说，土地爷去天宫访佛，来到南天门时，被把门天将拦住，不准进入天门，而且还被众将推推搡搡，斥骂嘲弄。致“土地”恼怒，使动龙拐，望众将打去。众将一躲，打在南天门上，将天门打开。这事被玉皇大帝知道后，派了五方五帝，五斗星君，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率八万四千天兵天将，将土地团团围定。土地一看，觉得寡不敌众，便想戏弄一下天兵天将，就往地里一钻，天兵天将这时齐声高叫说：“土地跑了。”九曜星君说：“他是土地，这地就是他的原形。”众天兵听后，便刨地三尺，想把土地挖出来，没想到却挖出许多金子来。天兵天将们大喜，都不挖土地了，只顾抢起金子来了。正在争抢之际，金子忽然化成了水，在南天门外涨涌漂泛，把天兵天将们一个个泡在水里。天兵天将们各显神通，在水上游行着。此时，土地又猛将水一抽，天兵天将们正使法行水间忽然水落，将他们一个个跌在水中，使他们又是恼，又是怒，觉得这个老头神通不小，很难对付。一会儿，水干了，天兵又陷在泥里。土地这才现身出来说：“你们可认得我吗？”土地爷在南天门前真是显尽了威风，戏耍了天兵天将。玉皇大帝在无奈之下，请来了佛祖如来。如来法力无边，将土地擒住后投入炉中，将土地烧死了。土地的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但他的灵魂却是无处不有的。佛祖也没办法将土地的灵魂消除，便遣使遍行天下，乃至穷乡僻壤，让人们建起土地庙祠以祭祀土地，这也是佛心为慈，对土地的一种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