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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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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民族经济工作
彭总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工作中，不仅能从宏观战略、策略方面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处理问题，而且又能从微观方面身体力行，想得细、做得实。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使人受益匪浅，感慨殊深。
1950年3月间，彭总从北京开会回来，在兰州三爱堂召开党政军1000多人的大会，传达了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的都要从军事工作方面转入大力发展生产，大搞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指示后，专门把军区后勤部部长黎化南和我叫到司令部谈话，对部队如何发展经济建设工作问题，做了详细的研究和部署。彭总要黎部长以后勤部为基础，建立一个新华公司，负责发展军队方面的经济建设工作；要我以联络部为基础，成立一个地方性的经济建设公司，负责发展兰州市的经济建设工作。当时，我有点犯难，便说：“黎部长的后勤部有权有钱有物有人，搞发展经济建设公司条件充分，联络部一穷二白，无权无物无人，怎么个搞法？”彭总笑着说：“你这个学《资本论》的秀才，怎么问起我来了？我看你不但有权有钱有物有人，而且还有‘才’，比老黎还多一份。”我莫名其妙地说：“彭总，联络部的经费是从后勤部领的，实报实销，也没有什么小家当，只存有尚未上交的32两黄金。”还没等我说完，彭总说：“我说的是人才，不是什么财产。人才是决定一切的。你的联络部既有民族学校革大三部回藏学员，又有交际处（在西北大厦）招贤纳士了那么多的食客（人才），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知名人士都汇集你那里，又有几千人的解放大队，其中也是人才济济，这才是真正的宝贵财产。再加上你还有一个特权：你可以开展民族经济统战工作，把兰州的回族、维吾尔族和藏族上层人士和资本家动员起来搞投资、搞合作，发展经济事业，这不仅在发展经济方面来说有其重大意义，而且在政治上对于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加强民族团结来说，更有重大意义。好了，再给你拨一个工兵团，32两金子不要上交了，就算是给你的投资，成不成？”我说：“这样就能成。”跟着，我又向彭总建议：后勤部的公司叫“新华”，联络部这个公司是否可以叫“新民公司”？彭总沉默了一会说：按性质说叫“新民”是可以的，但这不能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族团结的民族和睦大家庭这个特色，要名实相符，最好还是叫“共和公司”为好。
遵照彭总的指示，我们联络部发起了大力做好民族经济统战工作的总动员，放手在交际处的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解放大队的“解放军官”及旧政府的留用人员中，挑选各色各样的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全面开展了成立共和公司的筹备工作。正如彭总所预见的那样，由于正确执行了彭总制定的民族经济统战工作政策这个法宝，一方面迅速从黄正清等处筹到5万现洋，木料1千根，阿莽仓1万现洋，维吾尔族艾买提在兰州开设的高昌公司筹集10万现洋，马鸿宾用他在兰州一座闲房折价约3万元，还有回族上层人士马腾蔼等也都象征性地投了资。另一方面迅速地把部队开到岷山，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伐木厂，在兰州马步青的木材厂的基础上，成立了共和木材厂。又用20两黄金购买了兰州蒋云翔从苏联运回的一部破旧不堪的锯木机（这也是兰州当时唯一的机械）。接着，用托拉斯经营方式和方法，建成了在全国来说也是最大的机制砖瓦厂，它的烟囱也是西北最高的一个，直到现在还耸立在兰州旧城的旁边，继续发挥着生产热力。还利用马鸿宾所投资的房产建立了著名的共和烟草公司，所产“黄河铁桥”牌香烟，畅销上海等地，被誉为“共和三五烟”。还成立了西北最大的共和建筑公司，并聘请了抗战期间从上海、东北等地转移到兰州的高级工程师柴应龙等，创办了工程训练班，造就了一大批建筑人才，后来甘、青、宁、新四省区建筑系统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骨干等，大都是这个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又利用黄正清的借款和旧兰州城砖瓦及工程人员，扩建了西北大厦。
总之，从1950年3月到1951年7月，在这短短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先后建成了10个大型的共和公司，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共值现洋400余万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10大公司为兰州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大城市，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近年来，甘、宁、青许多大企业、大公司、大厂子派人到我这儿调查后，所写厂史资料，对10大共和公司和建筑工程训练班，在发展经济建设中所起到的奠基作用，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1951年7月，我奉命率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西藏工委进军西藏前，甘肃省委张德生书记，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甘泗淇同志，副司令员张宗逊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将这份财产分为二份——一份按股分红，还清黄正清、艾买提和回族上层人士投资的全部本息；另一份的60%交西北军区后勤部接管，40%交甘肃省委接管。这一公平合理的分配，在兰州引起共同赞成，特别是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很赞赏。也可以说，这是我做民族经济统战工作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时过40多年，黄正清等还对我们说话算数、对朋友真诚的作风与行为念念不忘。这些工作的价值固然在于民族合作发展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基础，但在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和扩大民族上层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面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大的。
1950年3月间，彭总从北京开会回来，在兰州三爱堂召开党政军1000多人的大会，传达了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的都要从军事工作方面转入大力发展生产，大搞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指示后，专门把军区后勤部部长黎化南和我叫到司令部谈话，对部队如何发展经济建设工作问题，做了详细的研究和部署。彭总要黎部长以后勤部为基础，建立一个新华公司，负责发展军队方面的经济建设工作；要我以联络部为基础，成立一个地方性的经济建设公司，负责发展兰州市的经济建设工作。当时，我有点犯难，便说：“黎部长的后勤部有权有钱有物有人，搞发展经济建设公司条件充分，联络部一穷二白，无权无物无人，怎么个搞法？”彭总笑着说：“你这个学《资本论》的秀才，怎么问起我来了？我看你不但有权有钱有物有人，而且还有‘才’，比老黎还多一份。”我莫名其妙地说：“彭总，联络部的经费是从后勤部领的，实报实销，也没有什么小家当，只存有尚未上交的32两黄金。”还没等我说完，彭总说：“我说的是人才，不是什么财产。人才是决定一切的。你的联络部既有民族学校革大三部回藏学员，又有交际处（在西北大厦）招贤纳士了那么多的食客（人才），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知名人士都汇集你那里，又有几千人的解放大队，其中也是人才济济，这才是真正的宝贵财产。再加上你还有一个特权：你可以开展民族经济统战工作，把兰州的回族、维吾尔族和藏族上层人士和资本家动员起来搞投资、搞合作，发展经济事业，这不仅在发展经济方面来说有其重大意义，而且在政治上对于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加强民族团结来说，更有重大意义。好了，再给你拨一个工兵团，32两金子不要上交了，就算是给你的投资，成不成？”我说：“这样就能成。”跟着，我又向彭总建议：后勤部的公司叫“新华”，联络部这个公司是否可以叫“新民公司”？彭总沉默了一会说：按性质说叫“新民”是可以的，但这不能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族团结的民族和睦大家庭这个特色，要名实相符，最好还是叫“共和公司”为好。
遵照彭总的指示，我们联络部发起了大力做好民族经济统战工作的总动员，放手在交际处的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解放大队的“解放军官”及旧政府的留用人员中，挑选各色各样的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全面开展了成立共和公司的筹备工作。正如彭总所预见的那样，由于正确执行了彭总制定的民族经济统战工作政策这个法宝，一方面迅速从黄正清等处筹到5万现洋，木料1千根，阿莽仓1万现洋，维吾尔族艾买提在兰州开设的高昌公司筹集10万现洋，马鸿宾用他在兰州一座闲房折价约3万元，还有回族上层人士马腾蔼等也都象征性地投了资。另一方面迅速地把部队开到岷山，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伐木厂，在兰州马步青的木材厂的基础上，成立了共和木材厂。又用20两黄金购买了兰州蒋云翔从苏联运回的一部破旧不堪的锯木机（这也是兰州当时唯一的机械）。接着，用托拉斯经营方式和方法，建成了在全国来说也是最大的机制砖瓦厂，它的烟囱也是西北最高的一个，直到现在还耸立在兰州旧城的旁边，继续发挥着生产热力。还利用马鸿宾所投资的房产建立了著名的共和烟草公司，所产“黄河铁桥”牌香烟，畅销上海等地，被誉为“共和三五烟”。还成立了西北最大的共和建筑公司，并聘请了抗战期间从上海、东北等地转移到兰州的高级工程师柴应龙等，创办了工程训练班，造就了一大批建筑人才，后来甘、青、宁、新四省区建筑系统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骨干等，大都是这个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又利用黄正清的借款和旧兰州城砖瓦及工程人员，扩建了西北大厦。
总之，从1950年3月到1951年7月，在这短短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先后建成了10个大型的共和公司，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共值现洋400余万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10大公司为兰州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大城市，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近年来，甘、宁、青许多大企业、大公司、大厂子派人到我这儿调查后，所写厂史资料，对10大共和公司和建筑工程训练班，在发展经济建设中所起到的奠基作用，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1951年7月，我奉命率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西藏工委进军西藏前，甘肃省委张德生书记，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甘泗淇同志，副司令员张宗逊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将这份财产分为二份——一份按股分红，还清黄正清、艾买提和回族上层人士投资的全部本息；另一份的60%交西北军区后勤部接管，40%交甘肃省委接管。这一公平合理的分配，在兰州引起共同赞成，特别是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很赞赏。也可以说，这是我做民族经济统战工作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时过40多年，黄正清等还对我们说话算数、对朋友真诚的作风与行为念念不忘。这些工作的价值固然在于民族合作发展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基础，但在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和扩大民族上层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面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