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一节 回族工作

我本来是一个长期从事敌军秘密工作、统战工作和我军政治工作的干部，自1947年3月起，在彭总的直接命令和指导下，开始做起了民族工作。陇东战役前夕，因部队要进入回族地区作战，彭总命我起草了《西北野战军进入回族地区工作守则》（简称《回民工作守则》），经多次修改后发至西野全军执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之后，随着部队进入藏区，彭总又命我做起了藏族工作以及维族工作等。彭总是我党我军杰出的军事家，这是众所周知和具有共识的评价，但他也是我党我军一位杰出的统战工作、联络工作和民族工作的领导者却鲜为人知。现就我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史实概述如下。

在1947年5月的陇东战役中，由于各部队模范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认真遵守上述《回民工作守则》的各项规定，不仅用行动揭穿了马匪捏造的我军“杀回灭教”、“先甜后苦”、“男人当担架”，“女人作慰劳”等反动欺骗宣传，消除了回民群众的疑惧心理，而且使回民群众主动地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给予我军以热情支持。

陇东战役中，俘虏了一大批回族官兵，发现有的回族官兵拒绝和汉人俘虏一起吃饭。我及时向彭总做了汇报，彭总说：“这件事从表面看是件生活小事，但实质上却是一个关系到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俘虏的重大问题。战争这玩意，要取得胜利，从战术上讲，必须善于武斗——消灭敌人；从战略上讲，还必须善于文斗——征服人心。而文斗的最高原则，即是‘攻心为上’；而‘攻心为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如何优待俘虏。我党我军现行的优待俘虏政策——不杀、不打、不骂、不搜腰包，愿留者欢迎加入人民解放军，愿去者发给路费和通行证欢送是完全正确的，行之有效的。但由于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所面临的敌军，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回族所组成的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等回族军队，其中青海的马步芳和他的儿子马继援的国民党八十二军，曾残酷杀害过我西路军指战员，惧怕我军报复的心理状态很严重，又受诬称我军‘杀回灭教’的反动欺骗宣传较重，故特别顽固。根据这个现实情况来看，在现行优待俘虏政策的基础上，另外还需制定一个对回族俘虏官兵特别优待的规定，通知全军认真执行，是完全必要的。这个任务就由你来完成。”彭总下达完命令之后，还回忆讲述了当年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在甘肃庆阳与马鸿逵部作战时，俘虏了其中一个旅长冶成章（绰号叫野骡子），这是马鸿逵最亲信的一员猛将。当时，有些同志出于狭隘的复仇心理，主张将其杀掉。彭总却力排众议，对冶以礼相待，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宣传我党我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优待俘虏政策，交还了他的马匹和手枪，并送100块大洋作路费，将其释放回家，并托他向马鸿逵致意，希望两军友好，团结一致抗日。这使冶成章受到很大感触。临行前，他热泪盈眶地说：“我是一个野骡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一个粗人，不懂得多少道理。但我相信真主，真主教我有恩必报，对朋友要真诚。我以真主的名义向你发誓：我回去后，永远不与贵军为敌。”果然，由于冶成章回去后现身说法的宣传，抗日战争期间，马鸿逵部与我军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关系，从未发生过大的摩擦。1945年，马鸿逵还曾派了高参马如龙和政客刘绍庭到过延安，重申保证不与我军为敌的诺言。

遵照彭总指示，我率联络部一些干部，参照《回民工作守则》和《优待俘虏守则》，起草了《优待回民俘虏官兵的特别守则》，成立了回民俘虏大队，并专门设立了回民俘虏官兵的清真灶，制定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等规定。在释放他们时，分别发给了印有优待回民俘虏的通行证和每人3-5元大洋的路费。

《特别守则》除呈送彭总批准颁发全军遵照执行外，又在1949年7月一野政治部的《关于向西北大进军政治工作的补充指示》中重申：关于俘虏政策，我们对马匪当其尚在战场上持枪抵抗时，除不放松战场上各种瓦解工作外，应采取一切战斗手段，不惜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在开始作战时，并不要打算抓获多少俘虏来补充部队。但一经解除武装，就必须采取特别宽大的政策。除特别照顾其风俗习惯外，并给以生活上较宽的待遇（可另起伙食）与精神上的安慰，各级首长应亲自与之恳谈。绝不能加以侮辱或虐待。在集训7天到10天后，准备在开始时期，不分官兵（马继援除外），大胆释放一批，并发给白洋（3-5元）作路费，争取其从事实上认识与拥护我们的政策（长征结束后，曾给宁马俘官以特别优待，收效甚大）。全军必须深切体会这一政策，把握得稳，不仅能有效地、迅速地瓦解马匪，而且在将来和平建设中均将起到巨大的作用。关于回族政策，除按照西北局印发之《回民工作手册》坚决执行外，各部在回族区应加强对回民中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准备逐渐建立回族自己的武装与政权。各级政治机关可专设一回民工作机构，大胆吸收回民中的进步分子（包括阿訇）参加工作。全军应深刻认识取得少数民族工作的经验，是我军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之一。

1949年8月上旬，我军向兰州、西宁和宁夏进军前夕，彭总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命我起草的《向兰州、西宁、宁夏进军解放大西北政治动员令》中，再次重申：“我军即将到广大的回民区与马匪军作战，全军应坚决执行回民政策与回民俘虏政策，对惨遭马步芳、马鸿逵蹂躏，灾难深重的回民群众应予深刻的阶级同情，帮助其彻底解放。”并在全军掀起了一次认真学习这一动员令的高潮。

政策是党的生命，政治工作是人民解放军的灵魂，只有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解放军，才能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包括民族政策。一旦党的正确政策通过人民解放军认真地忠诚地遵守执行，即可变成巨大的力量。事实证明，西北人民解放军由于认真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和回民俘虏政策，在团结回民群众，争取回民上层，瓦解消灭回民反动武装方面，以至解放大西北战争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正如彭总1949年9月呈毛主席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临夏系马匪封建集团的巢穴，为甘、青两省回、汉斗争的焦点，少数汉人压迫回人，回人久思报复，回汉隔阂甚深；马匪历年抓兵苛征，引起回汉人民共同仇恨；马匪反共的欺骗宣传，历时甚久，造成人民对我军恐惧心理。特别是在我军占领西安后，捏造我军‘杀回灭教’、‘先甜后苦’，‘男人当担架’，‘女人作慰劳’。并提出：‘拼命保命，破产保产’的口号来反抗我军。我军为揭穿马匪欺骗宣传，7月14日扶眉战役结束后，释放王治岐军俘虏数百人，每人给路费1至2元白洋。7月25日固关战斗后，又释放马匪骑十四旅的一批俘虏，每人给路费1至3元白洋。这些俘虏放回后，对我军影响很好，到处宣传我军不杀俘虏，并说拿起武器打共产党的人都不杀，哪里还会杀老百姓哩！过去听说共产党‘杀回灭教’全是假的。因此我军进入天水、平凉、通渭、临洮后，逃跑的回民均纷纷返家与汉人同声欢迎我军。过洮河向临夏前进，仍有回民持枪沿途袭扰我军，我即对这些回民武装及马匪军俘虏采取即捉即放的办法，仍给1-3元白洋的路费。加以我军纪律严明，当先头部队通过后，翌日之后，居民夹道欢迎。我军进入临夏，对马家当权派及在野之贵族家中财产一律保护。对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之财产采取封存保管。尤以马步青家的装潢华丽、胜过北平皇宫，其蝴蝶楼（亦名二宫，即皇帝西宫之意）所藏之山珍、海味、白玉、轻裘及窖藏白银、黄金为数甚多，已发现者即有黄金14斤，均丝毫未动。因此，影响马家集团自动组织劝降团，分赴西宁及宁夏，呼吁放下武器。在我军攻克兰州、歼灭马继援主力后，马步芳多数师、旅、团长均自动投降，全军瓦解。这说明我军进入临夏，坚持各民族平等，互不报复，开各民族人民的和平会，促进各民族间的人民团结的政策及采取分化马家集团的策略，事实证明是对的。”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马继援逃回青海与其父马步芳会面。兰州街上回民伤兵和官兵尸体遍地，散兵游勇到处流窜，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回民群众惶惶不安。对于我军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优待俘虏的政策，虽从我释放回来的俘虏口中有所耳闻，但是否真的如此，仍半信半疑，从旁观望。一夜之隔，原来街上到处可以看见的戴着白色“号帽”的回民忽然不见了。我们把这种异常情况向彭总做了汇报。彭总指示：要很快采取紧急措施，扭转这种局面。我们联络部的回民训练班党员和全体官兵动员起来，四处张贴了人民解放军保护宗教寺庙、拱北（回族清真寺）及散兵游勇到联络部报到登记的安民告示，以原回民解放官兵为骨干成立了回民官兵解放大队，并为回民专门设立了清真灶，请阿訇按宗教仪式给所宰杀的牛羊念经等。同时设立了回民医疗所，收容布满阵地和街上的回民负伤官兵，进行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与优待。对满布街巷和黄河铁桥桥头上的回民官兵尸体，也按回民宗教仪式进行了清理。另外，又通过兰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杨实及其所领导的人员，对回民的上层头目和宗教领袖，进行了联络和安抚工作。又是一夜之隔，兰州的大街小巷又到处晃动着戴着白色“号帽”的人头。回民的饮食行业和商店、摊贩也都熙熙攘攘地开始营业，对我军人员也按照宗教礼仪亲切地招呼致意。一夜之隔，原来冷冷落落的联络部办公驻地（原马继援的公馆）门前，也热闹非凡，拥挤着大批潜藏的回民官兵，争先恐后地缴枪、报到、登记，并自愿要求到回民解放大队受训。很快，使一个暗藏在各个角落里到处放冷枪，使人惊扰不宁的兰州，变成了一个夜阑人静、安居祥和的城市。有一位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深有感触地把当年曾在陕北流行的一首“信天游”小调：“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红军哥哥回来了……”改编成“鸡不叫来狗不咬，红军哥哥回来了，一觉睡到大清早，戴上白帽帽，赶快提着篮篮上市场，公买公卖实在好”。当我把以上情况在前委扩大会上汇报时，从来不爱开玩笑的彭总高兴地说：“范明，你这个墨水罐子（当时一野中对知识分子昵称‘墨水罐子’，此语出自王震同志南征胜利回到延安在作大报告时对政治部主任张宗翰同志的夸奖），还真了不起！我看这个小调就是你瞎编的。”引起哄堂大笑。彭总接着说：“我不是夸奖你，而是说党的英明、伟大、正确的民族政策这把利剑，一旦掌握在人民解放军手里，便成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武器。还是那句老话，军队政治工作和联络工作，必须牢牢掌握‘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战略和精神。现在十九兵团即将进军宁夏。马鸿逵和马鸿宾的军事实力虽然还很强，但和咱们还有些联系。估计现在大势已去，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争取和平解放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你们联络部要主动联系一下，配合十九兵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之后，经与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潘自力政治部主任、一野政治部甘泗淇主任、张德生副主任（此时已兼任甘肃省委书记）、地下党负责同志吴鸿宾、杨实等共同开会商讨，决定由兰州有名望的回族领袖郭南浦为主，原马鸿逵部下现任保安旅旅长吴新吾为副，组成了兰州各界赴宁夏劝和代表团，随十九兵团到宁夏进行劝和工作。在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潘自力政治部主任亲自主持和联络部甄华部长指导下，经过艰苦复杂的政治劝和与军事斗争，终于争取到马鸿宾率八十一军起义，和平解放了宁夏全境。十九兵团为此还给郭南浦赠送了一面写着“和平老人”的锦旗。

马鸿宾回到兰州，住在由联络部和他的管家整理一新的原公馆里。一天清晨，彭总忽然给我打电话，要我亲自通知马鸿宾，说他上午9时去拜访。我当即通知马鸿宾，他听后受宠若惊地说：“我还没有向彭总报到请罪，怎敢劳彭总大驾光临草舍。”我说：“彭总和你是‘神交’已久的好朋友，亲自来看望老朋友，欢迎你回来，请勿介意。”马始释然，一再表示感谢。我回来报告了彭总，彭总叫我届时陪他去，并特别叮咛说：“不要带警卫人员，不要搞什么警戒，只许你一个人去。”我回到联络部待命，直到8点半钟还未接到通知，非常着急，只好坐在电话机旁等待。心神尚未安定，忽然看见彭总站在面前说：“走吧！”我说：“联络部的小卧车准备好了，咱们上车就走。”彭总半开玩笑般批评说：“坐什么小卧车，摆什么架子，跟我坐吉普车走。”我跟他到门外一看，一辆缴获来的战利品破吉普车停在门前，既无警卫，又无秘书，仅司机一人坐在车上等着。我有点犹豫，彭总把手一挥说：“走吧，磨蹭什么！”路上，彭总一言不发。快到公馆门口时，只见马鸿宾的门外站着一群戴白帽的回族老人，分列路的两旁，准备欢迎贵宾的样子。但当他们只看见一辆破烂吉普车时，认为是联络部的普通人员，未加在意。我们径直到门口下车也未有一人过问。我陪着彭总一直走进门内，只见马鸿宾一人坐在桌旁吸水烟，若有所思。他猛不防看见我们已走到庭前，惊奇地丢掉了水烟袋，几乎是扑到彭总面前，拉住彭总的手说：“罪过！罪过！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彭总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老友见面，不必客套！”说着十分随便地一P股就坐在了马鸿宾刚才坐着的椅子旁边。接着，他俩一见如故似的欢谈起来。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彭总自始至终未涉及解放战争及和平解放宁夏等事宜，除了谈些家常事务和老年人的养生之道外，只向马表示了希望他能改军从政，主持甘政，加强民族团结，从头开始建设兰州等。马鸿宾除了感谢彭总对他的信任之情外，盛赞我党我军的胜利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服口服，并引用孟子“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典故加以说明。最为有趣的是，当马鸿宾说到，回族上层中对彭总原来都很敬畏，今日一见，方知彭总确是名实相符的“以德怀人的仁者”时，彭总诙谐地答道：“我是个粗人，向来欢迎爱国人士‘宾至如归’，马老今日归来，岂不是名实相符的‘鸿宾’归来，不胜欢迎。”说罢，两人开心地哈哈大笑。谈话后，马鸿宾把原来准备好的一般宴席撤掉，并请他的夫人和子女拜见了彭总，恳切地说：“今天请你吃个家常便饭，让我的内人给你做几样地道的清真菜，请你赏脸。”彭总愉快地答应了，并向他的夫人致谢。马鸿宾将彭总和我邀到他的内室里，三个人一起吃了一顿据说是回族最亲密、最高贵的感恩节才能享用的“圣餐”。

事后，彭总在车上教导我说：“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做民族统战工作，必须谦虚谨慎，尊重他们，和他们交知己朋友。切忌盛气凌人，以胜利者自居。要以座上宾的规格对待他们，改变他们阶下囚的恐惧心理。今天我不坐卧车、不要警卫，以示对他的信任与尊重，就是这个道理。”不久，马鸿宾当了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彭总派我兼任第一副主任。在之后的工作中，我和马鸿宾也成了互相信任的真朋友。他有次感慨万端地对我说：“国民党军队中流传过‘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的挖心话’的顺口溜，今天看来，并非虚言。”我问他什么叫共产党的挖心话，他笑着说：“就是统战化嘛。”毛主席说，敌之所恶，即我之所好。统战工作这个精神武器，威力之大，从反面也得到了实践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