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三节 从沙家店战役到荔北战役

1947年8月，我随军参加了歼灭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一二三旅全部及一六五旅大部共6000余人，并俘虏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的沙家店战役。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前东原村，向参加野战军高干会议的全体同志祝贺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我亲眼目睹了毛主席在大雨中行军。在大雨中毛主席站在路旁给部队让路，让部队先通过。他那种革命乐观主义和指引部队走向胜利的伟大气概使我深受感动。我们看着伟大领袖的坚强乐观的形象，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每当遇到困难时，每每想起毛主席这种艰苦朴素关心群众和无所畏惧的形象，便增加了巨大的力量。

10月，参加了清涧战役，活捉了胡宗南整编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廖昂。在审讯中第一次知道并了解了侦察用电台的存在和性能，这对以后我军对付敌人的侦察起到了作用。

12月，部队在米脂大休整。进行了著名的新式整军运动，即进行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发，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做了坚决的斗争和自我批评，使自己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一步。

12月25日、26日，西野旅以上干部列席了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的著名的杨家沟会议（或称米脂会议），亲耳聆听了毛主席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我们进行了学习和讨论。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在讨论到毛主席说的：“从表面上看来，现在时期，比较抗日时期，我们的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似乎是缩小了。但是实际上，只是在现时期，只是在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之后，只是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之后，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的扩大了”这一段时，我在发言中认为毛主席这一论断是完全英明正确的。我还以大关中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拥护的事实，证明了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才是真正的扩大了。联系到我军进入蒋管区的政策时，我认为大关中地区敌伪保甲长多系轮流担任的，不可一概当做地富分子和土顽对待。在解放初期我新政权尚未建立之前，可以利用他们为我军进行筹粮和支前工作等。彭总、张宗逊等对我的这种看法认为是错误的，并在会上对我进行了批评。当时的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劝我承认错误了事，我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我的这种看法是符合毛主席报告精神的，因此一直坚持，并与人争论。之后，他们也只好允许我保留意见作罢。此后，说我“有朝气，敢说话，坚持意见不怕斗”的说法在西野军中传开。不久，部队在进入关中地区的实践中证明我的意见是对的，因此又受到彭总和张德生的称赞。彭总对张德生说：我喜欢范明这个人，不怕斗，敢说话，有思想水平。不久，周恩来副主席也找我谈话，这是我第一次和周副主席谈话，他除询问了我1942年见毛主席时的情况及赵寿山入党问题的有关情况外，对我学习毛主席的报告能够联系实际做了表扬。这在我思想深处又潜伏了“有思想、有政策水平”的自我感觉，虽然如此，由于领导上的批评教育，特别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使我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我亲眼看到许多亲爱的同志们，今天还欢笑言谈，明天便英勇牺牲变为烈士，亲眼看到敌人对人民的烧杀掳夺，在内心里更加燃起了对蒋介石匪帮的仇恨。因此时刻注意克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我当时在内心中充满希望、充满信心，势将革命进行到底，消灭蒋胡匪帮，建立一个新中国。在第二次打榆林时，我登上长城，吟诗一首：

高坐长城坎，南望大关中。

猎日灭胡寇，挥戈向陇东。

豹狼消灭尽，革命伟业成。

愿作孺子牛，笑庆东方红。

1948年3月1日，我参加了著名的瓦子街战役。是役歼灭胡宗南整编二十九军军部，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师部及其所辖之三十一、四十七、五十三、六十一旅，共计2.3万余人，击毙中将军长刘勘、中将师长严明、少将旅长周冉之、少将旅长李达等，俘虏李奇亭、曾文思、吴也鲁、李秀玲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此次战役，使我从实践中真正认识到新式整军运动（阶级教育）的威力之大。紧跟着进行了围攻洛川的战役，组织上叫我亲自到洛川前线的石家庄村，对敌人进行喊话瓦解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事后，我以西野联络部的名义（这时由于有延安时的批评会，我特别注意不要突出个人）写了一篇《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的文章，在西野小报上发表了，并很快被全国各战区的报纸和其他材料上转载了。彭总看到后，曾在一次会议上对我说：“你既然能写这样有用的文章，为什不多写一些呢？一个能写东西的人，若不把广大群众和革命英雄们所创造的光辉事迹和成功经验，用文字表达和总结出来，本质上就是没有群众观点，也当然是没有阶级观点。”彭总这次的教诲，对我以后试图搞文艺创作是有较大影响的。

4月下旬到5月上旬，参加了宝鸡战役，4月26日攻下宝鸡后，由于指挥上的失误，致使我军被胡宗南等40多万军队包围，受到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当时敌人的一个师部进入彭总所住的陈村，而彭总手头只有一个警卫班，情况万分危急。我带着政治部及部分直属部队从宝鸡赶回陈村，和参谋长张文舟一起，掩护彭总深夜悄悄撤出，经过了五个昼夜的轮番掩护和不间断行军，安全撤回边区。其间，在宝鸡外围，又找回了跑散了的彭总夫人浦安修。这本来是在大军掩护下完成行军转移任务的，却得到彭总等人大加称赞，说我勇敢、能干等，使我一时有些飘飘然。在此次战役总结时，我曾对彭总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误作过批评，但谁也不敢把这个批评转告彭总。直到1954年时，在北京我见到彭总，又一次当面向彭总提出批评，并得到时居党政军领导高位的彭总的真诚表扬。我之所以说这些并不是要表现我个人，而是要让后人知道，彭总虽然性格刚烈、脾气暴躁，但却胸怀广阔，闻错必改，对部下对同志从不居高卑下，而是真正的平等对待，爱护有加。后来，彭总在庐山会议的小组发言中虽承受着难以想像的压力，但仍为我被打成“右派”而鸣不平，再次表现了这位伟大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光辉形象，这使我时常感念、激动不已，常常梦中见到彭总。同时也使后人知道，当时党内风气之正，同志关系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