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二节 转战陕北

西野成立后，彭总设伏首战青化砭，歼灭胡宗南部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加强团，俘虏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以下官兵3000余人。除了俘虏士兵由各旅自行吸收补充部队外，所有军官和政工人员一律送到西野司令部，由联络部审查处理。政治部动员了保卫部、工作队和随军民众剧团全部人员到联络部帮助收容、审查、管理、教育、改造俘虏和搜集情报工作。除为部队补充了数十名无线电、炮兵等军工科技官佐外，还发现了该部上校副参谋长、原冯玉祥五原干校的学生，和我于1945年所派出的胡宗南部军事据点五原干校的边重光同志有关系。经多方验证查实后，我当即大胆地向徐立清、张德生和彭总建议，吸收此人参加我军工作。彭总经过研究，任命他为参谋处副处长。这是我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和第一个任用敌军高级俘虏军官来担任我军较高职务的军官。实践证明，这个同志从1947年参加我军到1987年的整整40年中，不仅忠诚出色地为完成我军参谋工作规范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在兰州解放后，他在第一野战军后勤司令部的房建期间，在我所领导的共和公司下属建筑公司工程师陈应龙的协助下，建成了全军第一个现代化的陆军医院，至今还巍然屹立在黄河之滨。

民众剧团除了演出宣传工作之外，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实际上也是做联络工作和俘虏工作的主力军之一。加上西北局随军工作团、统战部、城工部200多名干部所组成的工作队伍，表面看是新组建的联络部门的专职干部，实际上都是地方上的老联络、老统战干部。这就是表面看西野及之后的第一野战军联络部，规模小、人数少，实际上则活动范围广、成绩大的特点的由来。

1947年3月上旬，为了牵制敌人于关中，彭总命四纵司令员王世泰率部打入关中。王世泰因我对关中地理、人事、地下据点情况较熟悉，提议要我随行，协助开展联络统战工作。联络部长一职暂由李启明同志代理。我随王部由黄龙东关突入关中，出其不意解放了黄河之滨之重镇——韩城县城，歼灭守军1000余人，补充我军600余人。在地下党和武装据点人员的帮助下，为部队补充了大批军用物资和急需的粮食。之后，挥师关中赤水一带边区休整。乘机又全歼了胡宗南一个美军装备的王牌加强营，给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式武器——卡宾步枪和特种掷弹筒及通讯设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个营的营长被俘后，我们查获了他的随军日记。经我仔细查询后，发现这个人不仅文化水平和军事素养相当高，而且对胡军之失与我军之长的分析和评论都十分客观精辟。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在日记中处处流露出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火花，也没有骂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一句话，也没有特别忠于胡宗南和国民党军队的言论。他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军人，可谓服从命令忠于职守来打仗。他以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和《孙子兵法》“攻心为上”的原理来推断胡军在战略战术上的双重错误，断定“国军”犹如刘基《卖柑者言》中所写那种“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的空壳子，势难维持下去，忧心忡忡。他对我军的评论，很少有轻蔑谩骂之词，而是警告国民党对我军不应以大顺皇帝李自成、太平天国洪秀全等来估量，而应把我军看成是吸取了这些失败教训扎根于人民之中的金刚体。他在结论中写道：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殷鉴不远，可不慎乎。我把这份日记摘要梳理，给彭总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把此材料和受伤的俘虏营长送回总部，作为一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活教材，研究敌人，教育自己。总部电示我即日护送该营长和材料回政治部。十分可憾的是，当我准备出发前夕，该营长因伤重而死亡。我回总部将材料呈送彭总，彭总指示印发各军、师首长和联络部阅读，以资借鉴。

5月初，回到政治部。这时正值陇东战役前夕，彭总命我起草一份部队进入回族地区后应如何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守则。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地区，陕、甘、宁、青、疆五省区，面积32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居住着汉、回、蒙、藏、维吾尔、哈萨克等18个民族。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压迫和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民族仇杀，民族矛盾复杂而尖锐。西北解放战争就是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这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且更是一场政策性很强的政治斗争。运筹上若稍有失误，就会招致少数民族冲突，带来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民族问题特别重视，及时制定了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作战必须掌握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彭总在西北解放战争中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善于处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对于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我虽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过一些，但都是一些理论知识，而在实践知识方面，可谓一片空白。但这是命令，必须服从，是任务，必须执行，只得发挥主观能动性，千方百计地去完成。在当时戎马倥偬之际，一时又无参考材料，只能深入群众进行调查了解。但是，由于我把回民在生活习惯上的忌讳传闻，也作为我军应当注意避免触及的注意事项写进了《守则》的草稿中，并呈彭总审阅。彭总阅后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是无知的汉民对回族的污蔑之词，你不加分辨地引用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更正。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身为西北野战军的联络部长，不懂得民族工作行吗？要学会做民族工作。吃一堑，长一智，从此，在彭总亲自教导下，我开始认真学习和研究民族问题，特别是回族问题。请教回族干部和群众，了解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阅读《古兰经》。经几次修改后，总算勉强完成了《西北野战军进入回族地区工作守则》（简称《回民工作守则》）的规定任务，并按这个守则开始做起民族工作。守则发至全军执行。这也是我开始做民族工作的起点。

1947年5月4日晚发起蟠龙战役，消灭胡宗南一六七旅约6000人，俘旅长李昆岗，缴获军服4万套，面粉1万余袋，子弹上百万发，药品无数。这基本上解决了我军当时短缺的粮食、被服、医药等问题，士气大振。休整四天，胡宗南率部匆匆赶来蟠龙，我军转移集结在安塞地区真武洞一带休整。联络部对李昆岗等俘虏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任弼时，率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等前来慰问和祝贺。

5月14日，总部决定在真武洞开一个万人庆祝大会。彭总命我与曹力如负责筹备大会会场事宜，并特别叮嘱要搞得宏伟肃穆，不怕暴露。我迟疑地看了一下彭总，还没发问，彭总便把手一挥说：“你还不理解这是干什么？快去干呀！”我和曹力如这才心领神会，转身就走。

我和曹力如仔细勘察地形后，将大会会场选择在真武洞前面的一块四山环抱平坦开阔的盆地上，在司令部和政治部两个警卫连和地方工作队、民众剧团、苏一平的西北文工团和当地群众协同参与下，动员群众送来了一千多块门板和木板，几百捆柏树枝，竖立起一个约两千亩地大的八卦形寨栅，按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方位，设有六个旁门，坐北向南为主席台（乾位），主席台对面设有大门（坤位），大门两旁设有耳门，形如牌坊，所有六小门、南大门和主席台，均用柏树枝装饰成绿色花盖，大门两旁耳门两边写了对联，大门上额写有“庆祝蟠龙大捷”的横幅，气势雄伟肃穆。会场分别划有各旅和总部直属部队区域标示图，以便部队按图入内就位。但由于目标特别显著，敌机发现后，频频飞来侦察扫射。部队隐蔽在附近树丛中，不能按时进入会场开会。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有些生气，批评我不该将会场搞得那样宏伟暴露。我说彭总其所以叫我这样大搞，有他深刻意义的。张德生问：“有什么意义？”我说：“一则可以大张旗鼓地长我军志气，灭敌人威风；二则可动员群众，安抚人心；三则可以叫周副主席看后回去报告中央和毛主席放心；四则可以吸引敌人。”刚说到这里，张德生同志笑着说：“乱弹琴，这不是给胡宗南打义务报告，说咱们部队主力在这里。”我也笑着说：“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虚虚实实，阳示阴用，声东击西’嘛。彭总其所以作此特别安排，必有深谋远虑之计。”张德生不再说什么，转身回去向彭总报告。

正当我和曹力如等继续查看会场布置情况时，彭总和张宗逊副司令员、张德生副主任等也来查看会场布置情况。我也就随着彭总汇报会场布置情况，并呈送了八卦会场设置图。彭总看后高兴地说：“好呀！范部长巧设‘八卦迷魂阵’，只待胡宗南来破阵。”说罢，用手握着我的手说：“你给张副主任说的意见正合我意，就这样干吧！大会由你主持，部队调动由张副参谋长负责。”

5月14日下午4时，在民众剧团和西北文工团敲锣打鼓、民间铳炮隆隆声中，边区军民5万多人，有条不紊地按图进入会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真武洞祝捷大会开始了。周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英勇善战有卓著功勋的西北野战军指战员致以热情洋溢的祝贺！并宣布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边区军民和全国人民与敌人战斗，直到取得胜利。与会的军民欣喜若狂，欢呼着，跳跃着，把帽子抛上了半空；文工团敲起了锣鼓，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声响彻云霄！果不出所料，从大会的第二天起，敌人的飞机如获至宝，连续不断地对真武洞会场的八卦阵门板，如临大敌地狂轰乱射，我们躲在真武洞石窑洞里看，有位同志喊道：胡宗南，真孝道，送了武器、白面和军装，还来祝贺放鞭炮。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彭总深夜召我和曹力如谈话，说明部队即将转移，要求曹秘书长发动安塞地区周围群众和民兵，村村要浓烟高冒，四周山坳上要疑烟四起，引诱敌人到安塞来扑空。果不出彭总所料，当我军向北转移到陇东和瓦窑堡一带后，胡宗南七个旅才从绥德一带匆匆忙忙南下前来进攻安塞，扑了个大空。按毛主席的计划，我军开始了第一次攻打榆林战役，虽然未能得手，但却把敌人搅慌了手脚，忙把南下解蟠龙之围扑了空准备向安塞进攻的钟松、刘戡等部北调解救榆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胡宗南军循回往返，疲惫不堪，减员过半。人们当时把这种军事局面叫作“毛主席牵着胡宗南的鼻子走”，有的人说“胡宗南听毛主席的指挥”。

这期间，大约是5月20日，部队准备北移打榆林前夕，总部突然下令，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调六纵任政治委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李真任直属政治部主任，组织部部长张国声调一纵任政治部副主任，陈竟波任组织部部长，民运部部长李宗贵调骑六师任政治部委员，惠庆祺任民运部部长，任命我为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部长。同时，将政治部的警卫部队和工作队、民众剧团、文工团和本部各部合编为一个支队，由我负责指挥。从此，联络部实际上变成一野政治部的“不管部”。除本职工作外，还成了行军、宿营、警戒、秘书和总务等无人管理事项的“都管部”。实践证明，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不但没有削弱联络工作，而且大大地加强和扩大了联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