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春,鉴于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的六个军对三十八军形成了包围圈,威胁到部队的安全;另一方面由于蒋鼎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对部队连施高压政策。工委经与赵寿山多次研究,除了准备应变和起义方案外,并第二次派张西鼎同志到中共陕西省委驻地(旬邑马栏)汇报工作。但由于他汇报的情况失实(主要是说工委不执行省委要他参加工委工作指示等),省委将其留在边区,并不再与工委联系。入秋,部队处境日益恶化,赵寿山对张西鼎同志长期不回部队,又得不到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十分焦急,情绪非常波动和苦闷,意见很大(此前,赵寿山曾通过杨明轩等设法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央情报系统派驻三十八军的人员也向中央反映过情况。致使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主任李华、伍云甫等分别致电中央询问。之后,中央查询,张西鼎和汪锋才去延安向毛主席当面汇报)。赵通过崔仲远向工委提出意见,要求由他再派代表直接向中央汇报情况,提出建议。这时的工委也长期得不到上级的指示,也需要派人去省委请示。于是,经工委研究讨论后,向省委发报请示。省委将此电转报中央。中央指示,要选一个既能代表赵寿山又能代表工委的负责同志来延安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于是,经工委研究并取得赵寿山的同意,决定派我前去。恰好,1942年11月7日,毛泽东主席致电赵寿山:“勤兄:(一)可否派贵处郝克永来和我一谈,请裁复。(二)今后通报改用公明勤三字。弟公叩虞辰”(公明勤为此后通讯代号。公,代表毛泽东;明,代表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勤,代表赵寿山。电文中郝克永的“永”字应为“勇”字,主席此时只知音而尚不知是哪个字,故有此误。)至于主席因何有此一电,详情不知。后来分析,可能是部队中中央情报人员将工委和赵研究派我去的意向报告了中央所致,但也不一定。因为,既已知道何必又来电询问赵,并要赵裁复?是为赵考虑还是再次请赵确认,似乎理由并不充分。后来到马栏见到张西鼎时我曾问过他,他说,可能是他和汪锋向主席汇报三十八军情况时,因说到工委同志中我与赵关系较近引起主席的重视所致。此种说法可能比较接近实情。因此,主席电报中将“勇”误为“永”也就合情合理了。否则,只能认为是向中央电报者之笔误所致了。
11月,我与蒙定军、胡振家、崔仲远等同志研究,鉴于前派张西鼎回省委汇报工作夹杂个人许多看法,致使严重失实,造成误会,给工作带来长期被动的教训(此时张西鼎在边区未归,赵已怒令撤销其在部队中军职),此次汇报应特别慎重。
为了比较全面地准确地向中央汇报三十八军的情况、处境,对敌斗争,统战工作,党的工作以及赵寿山的思想动态和意见,工委除了多次听取赵寿山的意见外,并由蒙定军、胡振家和我经过多次正式工委会议,对部队各方面的情况,经过了分析研究和归纳,作出了向中央汇报的总提纲。其基本内容包括三十八军的基本情况和敌我情况;上层统战工作特别是赵寿山本人;准备起义后编为西北抗日民主联军;对敌斗争的策略以及应变的各种方案。同时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此提纲除由我反复核对,背诵清楚外,并拟成简要提纲用电报发给中央备案,作为汇报时参考资料。这一工作用了七八天时间,足见工委之重视。
工委接到要我去延汇报的主席来电,本来就是由我向赵寿山面报的。此次临行前,赵召我密谈了多次。他十分高兴地说:这就好了,咱们这里的情况,由你去当面给毛主席说清楚,这样我放心。去年张西鼎走后杳无音信,我曾托杨老(指杨明轩)向伍云甫等询问多次也没有回音,使人纳闷。你这次作为我的代表晋谒毛主席,一定要如实地把咱这里的情况报告给他。赵还详谈了他在这些年来如何与蒋介石进行斗争,为保存和壮大部队而努力工作;他还谈了他的出身和历史,以及他多年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思想变化情况。最后,他很严肃很庄重地提出要我代表他向毛主席提出申请入党。他说道:1937年初,我曾请彭总报告毛主席,我不仅是通“匪”有据,而且是要求“入伙”。多年来我与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实际上保持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从未得到批准“入伙”的答复。我曾就此事问过杨明轩,他对我说,共产党不是青红帮,随便说说就可以“入伙”,必须郑重申请,履行党章规定的手续才能入党。我这才明白过来,所以这次,我郑重委托你代表我向毛主席当面正式提出申请。他当时的神情和话语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娃呀,你这次去身担大任,一是千方百计请求毛主席把杨先生(指杨虎城)创下的这个摊摊(指十七路军)保存下来,一是要把叔这个屁红子(陕西土话,指淡红色的拥护靠近共产党的人)变成正红(指正式党员)。赵寿山还特别嘱咐,这次去延安一定要双保险,一要内接(指中共陕西省委派人接应),二要外护,带领人员武装护送。为了安全,工委经赵寿山派罗曼中同志带领一个手枪排以回陕西接新兵的名义,于11月下旬将我护送到临潼老家。第二天,中共陕西省委即派地下交通负责人、陕东地方巡视员卫平同志到我家里接应,并由他负责将我送进省委所在地马栏。罗曼中及所率手枪排住我家等候。从此以后,我家便成为中共陕西省委和临潼地下党组织来往交通的一个掩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