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二节 反特除奸，应付受训

1941年7月，派去省委汇报工作的张西鼎同志回到部队。他经陕西省委去延安向中央汇报了三十八军的情况，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叶剑英同志和汪锋同志也参加并听取了汇报。毛主席肯定了三十八军工委的工作，并指示：“要继续大量培养干部，扩大充实部队，整顿、健全党的组织，清理内部，要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要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防止蒋介石要消灭三十八军的阴谋和日伪的军事突然袭击。同顽固派斗争应尽量利用国民党内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和关系，在必要时要征得赵寿山的同意和合作的情况下，才能起义”等。并且，中央交给张西鼎同志一种特别机密的译电本带回了部队。工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扩大了教导队，加强了干部训练工作，严密了党内纪律，停止了一些动摇分子的党籍，清除了部队中的内奸，挤走了蒋介石、胡宗南等派来的特务、反动军官、学生和指导员，撤换了部队中个别堕落腐化和反对新作风的顽固派旧军官，初步做好了各种应急准备。

张西鼎同时传达了省军委负责人汪锋同志的指示，说汪要他参加三十八军工委，管理组织工作，要我只负责统战工作，让我将原分管的组织工作交他来管理。这一指示，当时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波动，认为统战工作没有组织工作重要，并怀疑张西鼎同志在省委和汪锋同志处说了我的坏话，才使汪锋对我有了什么看法和意见。因此，我一时产生了委屈情绪，想离开部队回边区学习。工委蒙定军书记认为汪锋同志的这个决定是与部队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够适合的，张西鼎的汇报可能是与实际有出入的。因此，他当即找省委联络员杨信（小刘）一起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并报告省委：按照省委指示加强工委工作，增加张西鼎同志为工委委员，但仍由我负责组织工作，只把一部分组织工作交张西鼎同志管理，并且张西鼎同志的工作由我直接领导。此事，使张西鼎同志对工委，尤其是对蒙定军同志和我不满，以后他又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影响了省委和工委以及蒙和我与上级的团结，这是后话。

9月，三十八军党组织为了对付特务的破坏活动，听从崔仲远的建议，成立了党的保卫队，罗曼中（罗殿芳）同志任队长。同时，专门设立了工委的秘密电台，与陕西省委、西北局、八路军前总等建立了经常联系，并收抄新华电讯，作为教育党员的学习材料。电台负责人是薛高涛（薛宗厚），译电员是邓元温（温伟）。

这段时间，我们对部队党员和教导队的教材，除了上述一些文件外，集中以毛泽东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中心，学习和树立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说：“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主席的这些教导，对教导队学生中、特别是大批的党员中所存在的那种单纯为学理论而学理论的不良风气，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肃清，对“荫蔽精干”方针的贯彻，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1年11月，处决了一个特务聂伯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聂伯林是潜伏在三十八军军部机要室里的一个军统大特务，受洛阳长官公署第二厅军统室的直接领导并与当时的三十八军国民党政治部也有关系。在军部党的负责人王安仁（王静先）等人的长期侦察下，发现聂向洛阳和重庆特务机关的告密材料以及洛阳特务机关给聂的指示信件等。工委得悉情况研究后，决定由崔仲远同志去告知赵寿山，由赵下令，以违犯军法的罪名，将聂逮捕，关押在特务连（连长是尤继贤同志），准备公开处决。但由于管押不严，在政治部特务的接应下，聂伯林逃出特务连，藏到了政治部内。此后，赵寿山和崔仲远给我打电话，要我在巩县一带捉捕（此时军部驻广武县的苏岩村，距我处约百十里）。我当即布置执行，在嵩山通往洛阳的小道上将其捕获。赵寿山、崔仲远、蒙定军等几人通知我，教我将其就地秘密处决。一天晚上，我与张西鼎对聂审讯后，由教导队的一个区队长杨培才（杨镇魁）同志带人将聂活埋了。

蒋介石自向三十八军发电要所谓“共党分子”之后，对孙蔚如向他写的保证和赵寿山、耿志介出具的甘结并不满意，仍贼心不死，变化手法，一再重提旧案。他命令卫立煌给赵寿山直接下达命令，继续查办这一案件，但在名义上不再公开指名说这些人是共产党嫌疑犯，不再提送洛阳劳动营审讯，而只是开具了一个30多人的名单，其中有李森、齐振鸾、张西鼎、魏洪涛、李登弟等党员同志。与上次来电名单比，去掉了蒙和我等。说这些人“思想不纯正”，着送洛阳干训团“政训班”受训。赵寿山接到命令后和我们以及党外民主人士，做了认真的研究和商讨。认为这次“调训”的名义和方法与前虽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还是换汤不换药，把猫叫个咪。但由于他们这次打的是思想不纯，调去学习的幌子，所以对待这个不但不能再由赵出面顶、保、抗或让他公开出面做什么周旋，应按上级指示应付受训。因此决定只能以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来进行斗争，经中央和省委批准，结果演出了一场“送而不进，进而不训”的“金蝉脱壳”戏。其具体步骤和方法如下。

首先在调训名单中选送三种人：一是党内久经考验，最坚定的党员李森、张西鼎、李登弟等6人；二是鱼目混珠的人——忠于部队的老行伍军官芦黑子、邵青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刘允臣的女婿陈居莘等6人；三是曾在八路军东路军（彭德怀部）受过“游击战术训练”的进步非党官佐数人。挑选好的十八人，由李森同志带队前去应卯。行前由赵军长亲自出面，和工委同志分别对以上党外官佐谈了话，做好思想工作，并给每人发了500元，又特别给在延安住过抗日军政大学的李森、张西鼎等人，发了准备逃回边区的护照。要他们到洛阳后，先住在三十八军驻洛阳办事处，不要去干训团政训处报到，每天以准备入学事务为理由，一清早便到街上去游游逛逛，拖到晚上再回办事处待命（事前已给洛阳办事处窦金如做了安排）。待以上人员安全到达洛阳办事处按计划行事后，工委即按预定计划，在黄河桥和鸿沟前线，向日军发起进攻，造成激烈战争气氛。然后由胡振家同志又动员十七师师长耿志介不断给赵寿山军长打电话，报告战况吃紧，要求将派往洛阳受训的连队主官速速调回作战，待作战完毕后再去受训。在完成了这一部署和计划后，由我和崔仲远同志出面请赵据此转打电话给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报告前线战况紧急，伤亡很大，连队主官伤亡过重，请求将送训人员迅速调回参战，待战事平息后再来受训。赵闻讯后，起初虽然有些犹豫，但当我们说明了其中奥妙后，他拿起电话，当着我们的面慷慨陈述，要求火速先将送受训官佐送回前线参战，卫起初还有些支吾，经赵再三恳求，终于达成协议。同时，又经洛阳办事处给卫的下属用金条行了贿赂，终于在旧历年后两日，将受训人员集合到司令长官府门前的石阶前，由政训处某处长，代表卫立煌训话。讲了一些不关痛痒的冠冕堂皇的话。要他们信仰三民主义，叫他们速回前线参战，而后再来报到等。这批人在旧历年前两天到洛阳，到阴历正月初五就安全地回到了部队。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风波，就这样巧妙地得到了化解。

1942年1月，省委指示要三十八军工委选送一批是共产党员的下级军官（大部分是教导队的学生）到国民党的中央军校、军需学校、步兵学校等去学习，以便取得资格，便于长期埋伏和抓兵权。当时把这种办法称为“镀金政策”。工委执行了这一指示，选送了一批学生。

1942年初，卫立煌被撤去一战区司令长官职务，蒋鼎文接任。蒋鼎文到洛阳后，形势变得恶劣起来。他一来就给三十八军来电，开列了一个有12个人的名单，说经“确查”这些人是共产党员，着送西安劳改营受训。对此，又经历了一场斗争。

4月12日蒋鼎文给三十八军直接来电，指名12个官佐是隐藏在三十八军中的共产党员，着送西安劳动营受训审查。命令十分严厉，期限十分紧急。蒋鼎文和胡宗南为了给赵施加压力，以其他借口，召赵回到西安参观酷刑拷打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人士的监狱及法西斯刑场，“杀鸡给猴看”。赵在现场受到巨大的震惊，经竭力抑制，态度自若，随声附和，未露任何马脚。为此，工委与赵商议决定，先以三十八军从日军占领的黄河铁桥强袭切断的钢条所得的基金中拨出巨款，通过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杨晓初和他的夫人李馥清同志（均系大革命时期党员），给蒋鼎文的小老婆（与李为结拜姐妹）送了价值千金的白狐皮大衣一件，给胡宗南的姘头送了20根金条，才换得赵安全返回河南前线防地。同时，在路过洛阳时，又给蒋鼎文的几个打手送了贿赂巨款，他们向蒋鼎文为赵说情，从而使情况有所缓和。

工委与赵寿山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论证。认为这次的反动命令实是一次最后通牒，也就是最后的一个难关，必须设法闯过去。怎么个闯法？文闯武闯，硬手软手都不行。唯一可行的就是“以羊代牛，蒙混过关”这条路。决定从所要的12人名单中，选出了曾在内战时已经自首有案，已被停止了党籍，但现在表现还好的书记官魏洪涛；曾与党有过密切联系，又是国民党老牌中央执行委员刘允臣的女婿陈居莘；还有行伍出身，目不识丁的大老粗，但又对部队十分忠诚的邵青山。让他们三个人，代替案中的其他人，送到西安劳动营顶案应付，蒙混过关。临行前，赵寿山和他们分别谈话，对他们做忠于部队的工作，并在生活待遇上做了优厚安排。他们于1942年10月，先到洛阳东站的西安劳动营特别大队办了手续，然后被关在闷子车拉到西安，到西安劳动营报到了。

经过审讯和考查后，由于魏洪涛公开了他曾被捕自首的身份和策略表现，被认为思想纯正，于1943年8月释放回部队。邵青山装疯卖傻，胡说八道，故意把参加青洪帮说成参加共产党，把青洪帮的一切活动，都说成是共产党的活动，把审讯人都逗笑了，认为他不可能是共产党，要三十八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杨晓初取保把他释放了回来。陈居莘由于他岳父的关系，并经过了行贿和社会关系的活动，也释放回部队。

总之，他们都做到了没有暴露部队中有关我党的任何情况，也没有做过对部队不利的事情。这里有必要说一下魏洪涛同志。该同志原为三十八军军部党的负责人，被停止党籍后却一直仍配合党的工作，从未做过破坏党的工作的事，这是很可贵的。一场“以羊代牛蒙混过关”的闹剧才算谢幕了。这样使敌人企图通过劳动营审讯破坏三十八军地下党的阴谋遭到了破产。毛泽东主席对三十八军地下党善于利用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艺术，也曾给予高度评价。

1942年3月，又处决了两个特务。一个是十七师师部的司书周某。蒙定军同志决定，叫当时十七师师部通讯连连长刘振高（刘协，十七师电台台长）去执行。刘奉命后，把周某引诱到陕西兴平一带，途中开枪处决周某时，因刘无军事经验，第一枪未击中要害，周将刘抱住厮打，而刘的手枪这时又卡了壳，结果只得扔掉手枪而跑回边区去了。周某跑到西安，在大街上大喊大叫，说三十八军的共产党杀人了。虽然万幸被三十八军办事处处长杨晓初同志碰上，即时把周安置下来，未酿成大祸，但对部队党组织的暴露，起了不好的作用。事后，我们曾对蒙定军同志事前准备不周做了批评，定军也做了自我批评。另一个是十七师师部的参谋王叔德。王原是教导队一期学生，1940年十七师渡河到广武黄河口一带驻防时，参加了十七师国民党政治部内的特务组织。他除对地下党进行刺探告密等破坏活动外，还在敌占区走私贩毒，与日伪也发生了关系。蒙定军以此情况曾与崔仲远和我研究过，我们决定继续侦察。一天，崔仲远和胡振家打电话告诉我说，王叔德从十七师政治部出来后，携带重要秘密材料正向洛阳逃跑，要我拦截，就地处决。我接到通知后，发现王叔德已通过了我们的防地。我即与朱曼青一起向罗曼中做了布置，要他选拔得力人手，连夜向洛阳追杀。罗曼中和王福杰、李俊英等同志追到黑石关，夺取了伪警察的服装，进行查店，将王叔德从一个妓女的被窝里抓获，带到一个山沟里处决了。罗曼中等缴来的这批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有军部秘密空白代电纸和十七师政治部特务组织与洛阳特务机关通报的密电本。我即将此密码交工委并抄报中央。

由于地下党处于秘密条件下，在保卫工作中，也曾出现过因误会而错杀的事件。例如，错杀了甘肃省委陇南地区的一个共产党负责人黄芟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2年春，崔仲远、王安仁同志在军部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商人，秘密地到三十八军军部找反动军官、军法处长张雨田进行活动。于是对其进行了严密的盯梢和侦察。当时听到黄要张进行活动，把十七师张复振的五十团拉出去当皇协军。因此，工委决定将其予以处决。在征得赵寿山的同意后，于1942年春天，趁黄到十七师进行活动之机，命令十七师便衣队陈光舜将黄处决。这一事件，先后都向陕西省委和中央汇报过，都认为是应该的。但直到1949年兰州解放后，原甘肃地下省委的同志，向工委的同志打听说：他们曾派陇南党负责人黄芟刈到三十八军去做兵运工作，一直不知下落。至此才知道是一个大误会。这个误会虽然是由于甘肃省委因不了解情况，同时将黄派出后，又未与陕西省委或中央联系所造成的，但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在处理这个事件中，过于简单从事——本可以将其先行逮捕，进行秘密讯问后再杀不迟，这是有一定教训的。

6月，在三十八军党组织内和教导队内部，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为主的学习，并结合具体情况，对党员中发生的某些腐化堕落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我起草了《莲出于污泥而不染》、《外灰内红》等党内指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