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一节 巧斗蒋顽，扩大教导队

由于起义准备工作的暴露以及叛徒的告密（尤其是被开除党籍的崔新义的密报），当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全部南渡集结于广、荥、巩地区后，1940年11月中旬，蒋介石给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发来一封绝密电报说：据报三十八军有孟鼎君（蒙定军）、贺克用（郝克勇）、张西鼎等46人系中共分子，着送洛阳劳动营（即管押共产党和进步青年的集中营）审讯。这40多人的名单中，实际上包括了三十八军中的大部分主要负责党员。所幸这个绝密电报送到孙蔚如办公厅主任姚警尘和情报处长成子慎同志手里，他们压了下来在给孙阅前，即刻抄给我、蒙定军同志和赵寿山。经研究后认为名单中只有我在总部干训班学生大队，安全没有可靠保证。于是当即决定，要我以急病去洛阳治疗的名义，教我和梁枫坐了架子车，由学生大队刘侠僧派了几位党员班长，连夜把我送回三十八军教育连（即教导队第三期）隐蔽起来，继续负责党的工作和赵寿山的联系工作。之后，工委经过研究决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措施，必须进行非法与合法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党内与党外相结合的坚决斗争。而斗争策略的首要任务是首先把处理这一案件的主动权，从孙蔚如手中夺到赵寿山手中。于是，一方面动员有影响的党员宋绮云、姚警尘等和党外高级人士杜斌丞、钟兴哉等向孙蔚如做说服工作；一方面请赵寿山亲自出马，携带了大批的大烟土和两个连的空名额送礼，以保存西北杨虎城部队实力的共同利益为理由，说明国民党所要的这些干部都是部队中老人手，并不是什么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利用杀共产党人之名，行瓦解吞并部队之实。要求孙不要直接管这件事，而是用“等因奉此”“仰该军长遵照执行”的惯例手续批转给赵寿山查办执行。孙答应了，并且很快地下达了这个批文。从此把对付国民党的斗争权牢牢地掌握在赵寿山实际上也就是工委手里。于是展开了一场“赖顶”、“假送”、“硬保”、“换送”等斗智、斗勇、斗武、斗文的激烈斗争。

赖顶：赖，就是由赵出面复电，把电报中所指名的“孟鼎君”（蒙定军）“贺克用”（郝克勇）赖成“查无此人”，一笔勾销。顶，就是说明名单中所指名的其他40余人，均系追随赵多年的老袍泽（老干部），不但不是共产党，而且过去是剿“匪”有功，现在是抗战有功的中坚军官，请求免予送审。再加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赵关系颇密）从中斡旋，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暂缓。这是第一个回合。

硬保：由于蒋介石贼心不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41年3月给卫立煌发电旧案重提，中心意思是前案所要的人员，确系中共党员，如该军长确信各该员非隐藏在该部的共产党，而是忠诚官佐，即应责询该军长是否敢以身家性命为担保，出具甘结（甘心情愿的具结）。在这一严重压力下，赵寿山起初情绪有些波动，深夜打电话叫我到他的住地商量。他流着泪对我说：娃呀！你看蒋介石这个大流氓给我来了这一手，你看咋办？我也按私人关系称呼他叔，并说：别着急，难题总会得到答案的，不知你的意见如何？赵说：这个事情难呀！不光是左右为难，而且是上下为难。如果不写，无法保全党员和部队；写了，明知这是一个杀头、抄家的保证书，万一再出一个叛徒，就会真的家破人亡，家里对我的压力也很大。我说：敌人这一套是在探咱们的虚实，他们所以不敢采取断然硬手段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咱们有一个铁的三十八军武装在手，既瓦解不了，吞并不了，也不敢打，更不敢杀，所以只好采取这套阴谋手段，探咱们的虚实，试咱们的软硬，抓咱们的把柄。我们对付国民党的这一套，最好方案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实对虚”，“以硬对软”，“以正对邪”，大大方方地拍着胸脯，堂堂正正地给他写一个硬的甘结顶回去，看他怎么办。我们则用这一手，争取时间，提高警惕，巩固部队，增强团结，增强战斗力，准备应付一切突然事变，这样才可能真正地站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守不住了就走——“此处不养爷，去找毛泽东”的主动位置。赵听了后，站起来说：娃啊！你把三韬大略，三十六计学活了，不说了，明天把天合（赵的独生子，官名元介）叫来，就签字吧。等到天明，把参议崔仲远，军法处长常汉山叫来，以及我和他的独生子赵元介一起，在他的卧室里唱了一折“挥泪签甘结”的好戏——当他抖着颤动的手，把印向甘结上覆盖时，忽然老泪横流地对他儿子说：“天合，我把咱们的身家性命全交给了共产党、毛主席，如果今后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引着你妈到延安去！”说罢把印一摔，举举手说：好了！把天合交给你们，拜托了。同时十七师师长耿志介（景惠）也出具了书面甘结。赵又亲到洛阳和西安，向卫立煌和胡宗南的周围进行了大量的贿赂，才把这一案顶住了。甘结上报后，又经卫立煌从中斡旋和大量行贿打点，形势缓和了一段。

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部队环境日趋紧张，特务活动也日趋猖狂。蒋屡次电令要三十八军上校以上军官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中校以下者去洛阳劳动营受训。赵寿山此时的心情也很紧张，怕蒋介石对他和部队突然下手。他经常夜间叫他的卫队接我到他的住处（距我住处2华里多路），同当时给他当参议的崔仲远同志一起，看新华通讯社的秘密电讯稿，研究时局和如何加强部队力量，提高警惕，准备随时抵抗袭击等问题。我们探讨准备了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方法和军事预案。此时，省委派来的杨信（小刘）也常住在我处，白天和我研究赵寿山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作出腹案，到了晚上我又去与赵寿山交谈。这在当时对稳定赵寿山的情绪，坚定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心，起到了很大作用。此时，党组织为了应付这一局势，在杨信和蒙定军同志的领导下，由我具体负责进行部队党的教育工作。

三十八军党组织在部队中所进行的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分为公开教育和秘密教育两种形式。公开教育，即利用部队提倡的新作风，三大禁令、四大口号的形式，结合《新华日报》、《群众》、《大公报》以及三十八军自己出的《新军人》、《大众哲学》、《中日问题》等进步报刊，通过个人阅读和小组讨论等形式进行。秘密教育，除了用电台抄收新华社发出的消息、社论、文件汇集传阅外，由工委针对当时部队党员中所发生的腐化堕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以《〈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以及有关整风文件等，写出《党的建设和三大法宝》（党训班教材）、《新中国走向何处去》（封面为“慈航普度”）、《莲出于污泥而不染》（封面为“步兵操典”）、《共产党员须知》（封面是“内务守则”）以及保卫工作教材等，对党员进行了持久的不间断的教育和培训。

此时，我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以及新华社电讯的精神，结合部队当时的具体情况，起草了一份文件，封面仍以“慈航普度”为题，号召部队党员“荫蔽精干，健全组织，加强团结，掌握武装，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防止突然事变”。另外，还写了有“交朋友，同流不合污”，“向上爬，抓兵权”等内容的文件。这时还成立了保卫训练班，由我进行训练和授课，这就是之后成立的保卫队的前身。

同时，工委和杨信经与赵寿山商议后派出张西鼎赴省委汇报情况，赵提出想起义，请中央定夺。

1941年5月，形势稍有缓和，我由隐蔽转为公开。一则，为了掩护和便于工作，一则因张西鼎同志久离未归，赵寿山即任命我为三十八军教育连（即教导队第三期）连长，此时教育连驻柏庙村。我同朱曼青、张孝堂等同志团结全体学员，胜利完成了教导队的培训计划。6月，本期学员毕业。本期毕业学生共90余人，发展新党员40余人。本期毕业学生的分配，除留足下期的骨干和班长外，大部分分配到军部人事、参谋、训练等部门，大大充实了军部八大处各重要部门党的力量。

与此同时，第四集团军干训班的学生大队，实为三十八军教导队第三期之第二队与第三队，亦于1941年1月毕业，共20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共50余人，党员培养对象60余人，亦按工委计划，大部分配到第四集团军总部教导团，九十六军的一七七师和四十七旅任见习军官或司务长等，从而把党的力量扩大到第四集团军各师、旅之中。分配到四十七旅的著名共产党员张炳山同志，因不幸暴露被该旅反动旅长李振西杀害。当他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英勇牺牲，为我地下共产党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941年夏，三十八军教育连即教导队第三期与第四期集团军总部干训班学生大队共300余人，毕业分配后，使整个第四集团军得到了一批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新干部的补充与扩大，这对巩固和增强这支抗日部队的实力，以及抵制国民党派遣军校学生溶化吞并这支部队的阴谋等方面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当时正处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白色恐怖严重时期。陕西地方和学校的地下党大批“红”（暴露）了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级党的负责同志，也都处在一种随时遭到破坏和被捕的危急情况下，中共陕西省委本拟将这一大批地下党员、负责同志调回边区保护起来，进行培养训练，但又考虑到这样办的结果，不但会使这批党员丧失了广泛联系群众活动的有利作用，同时又会遇到重新派遣他们回到白区找职业和占领阵地的困难。因此，中共陕西省委两相比较权衡轻重，认为把这批党员与其这样调回边区，倒不如送到三十八军教导队学习，保护起来，既能学习军事、政治，提高干部水平，又能充实扩大三十八军党的力量，一举两得。于是省委指示要三十八军工委扩大成立教导队第四期。将陕西主要地区如潼关、华阴、华县、渭南、韩城、临潼、咸阳、周至、户县、长安、商县、蓝田、高陵、泾阳、三原、淳化、汉中、洋县、安康以及咸林中学、竟存中学、三中、同州师范等学校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和一部分地区党的负责同志共100余人送到教导队保护起来，进行培养学习。另加接收部队和社会上的进步知识青年共200余人。工委研究后，决定用补充团一个营的名义成立教导大队第四期。于是，以三十八军补充团二营四连和五连的对外名义，于1941年7月间在巩县周家埝、新沟、油坊沟，成立了教导大队第四期。由周杰邦任大队长，我和徐又彬分别任第四连（教导队四期一队）、五连（教导队四期二队）连长，朱曼青、韩增友、杨镇魁、杨荫东、刘宏、罗曼中等同志分别任区队长、司务长，由三期教导队毕业的共产党员任班长，并成立了军官支部和学生支部，大力开展了党的训练和发展工作，仍按照以往抗大分校的教材和方式、方法，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培养，胜利地完成了教学计划和任务。

在本期教导队中，在党组织工作方面，曾发生了一个短暂的混乱矛盾情况。原因是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凡是由省委送到教导队学习的地方和学校的90余名党员，只将其名单告知蒙和我掌握外，一律不转交党的关系，仍由中共陕西省委和原组织保持关系，部队党组织一律不和他们发生组织关系，但对他们的学习培养教育又要一律按照党员对待。在此情况下，教导队的原有党员（主要是班长、副班长）和组织，因不明情况，理所当然地要向这批地方来的党员学生进行党的活动和发展党员工作，但这些党员又因受原来组织之命，不能和部队党的组织发生关系，抵制部队党员对他们所进行的考核和发展。于是彼此之间便发生了互相猜疑，互相防备，互相监视的混乱局面，而教导队党的组织又无法对双方进行解释和说服。因此，工委将这一情况向省委汇报请示。同年9月间，省委派联络员杨信同志，传达了省委决定：将上述同志的组织关系全部转到部队党组织，但和地方党组织仍保持双重领导的关系。这样才解决了这个矛盾，使教导队党组织步入了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正常局面。这对保证这期教育计划的完成和学生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此时，四连驻巩县新沟，五连驻新沟对面的油坊沟，大队部（营部）在周家碾。

与此并行的第四期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学生大队第二期也在刘侠僧、雷寒柏、刘夫宏同志领导下，继续按教导队的模式进行训练，并发展了20余名党员，培养了200余名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故按实际意义来说，这期的学生队应作为三十八军教导队第四期的第三队、四队看待。

这期教导队包括学生队于1942年夏毕业，共400余人，其中党员120余人，在工委统一计划下，分配到全军任下级军官和五期教导队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