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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年少志高
这里需要说清楚，我亲兄弟有四人，大哥是郝克俊。二哥郝伯雄（字克杰），读书不多，在十几岁的时候，便被伯父送到一个商店里去当学徒。1927年西安解围后直到1938年，他都在困苦中度过，时而给父亲搞木厂，时而开磨房，时而因受姨母（父亲之小婆）的逼害逃走当兵。1938年经党的介绍才送到延安抗大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后任西安市七区区委书记，西安市工业局长等职。他是我争取上学和婚姻自由的坚决支持者，为此与伯父、父亲争吵得最激烈而几次被赶出门。1959年因同情我向中央申诉，受到了留党察看和撤职的处分。弟弟郝克顺，一直在家务农，是这个家庭中受尽折磨的孩子，也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伯父去世后，因父亲从未管过家务，我们已参加革命在外，就由他接替伯父当家。在此期间，他对陕西省委和临潼地下县委人员进行了掩护工作，并对党在这个家里所藏的枪支予以保护，做了不少工作。
1927年放暑假后，下半年开学不久，由于闹分家，没有人给教员管饭了，甚至连教员的点灯油也无人供给了。教员实在无法教下去，只得中途散了学，我失学了，伯父就叫我在家里干农活。在我们那里的农村，小孩五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收麦时拾麦穗，打场时帮着拉推耙，平时去割草等。伯父就叫我学农活，我一心扑在读书上，学农活只是个形式而已。我们那里是产棉区，棉花与白豆（即大豆）间种，一趟棉花，一趟白豆。为了防止棉花猛长，要掐掉棉花的顶，我们那里称打棉花尖，还得把乱长的棉花条子折去，叫捋裤腿。这些活就分给我们孩子们干，甚至要雇小孩帮着干。我到地里口袋装着书，这时我已能读小说了，就装上《桃花扇》、《东周列国》之类，到了地里干了一会儿，我就藏在豆架下边看书，看着看着，我在豆架下边睡着了。临吃上午饭时，他们喊我才爬起来。这时我读的还有一部书《齐民要术》，这是我伯父常看的有关农业知识的书。我从这部书中学到了许多农业知识。我在地里不好好劳动的情况，有人向我的伯父告了状。一天，伯父就到地里来检查，果然发现我在白豆架底下读书，伯父发现我不是偷懒，而是好学，没有责备。
我们家经过一年多的争吵，终于在1928年解体分居了。分居后，我们家搬到村外的油坊里住下。我伯父的争胜心极强，他除了忍痛把地产作抵押，在高陵县“世顺魁”字号以三分高利借了几百元，买了牲口，雇了长工，又把油坊开了起来。在家境极其困难的时刻，他发现我好学，认为我将来必能成才，就继续供我上学。从借的钱中抽出5元，炒了几样菜，准备两壶酒，把钱用红纸封了，领着我到距离我家三里的大留村，去拜刘明斋老先生，要求送我到大留村小学上学，刘明斋满口答应了。于是，我就上了大留村高级学校。
这所学校是刘明斋创办的，他是学校的董事长，兼着给学生讲课改作业。刘明斋留着胡须，长袍马褂，拄文明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位著名绅士，在当地很有名气。他是清朝时代的老秀才，民国时担任过三原县第一任县长，以后曾在国民二军里当过参议、参事，也曾在杨虎城部队任职，还到过汉中，全国解放后任陕西省检察委员会副主任。
教我们的老师叫张子常，当时不到30岁，甘肃兰州人，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浓眉，高个子，一件蓝布长衫不离身，同学们私下呼他为“衫子客”。张子常懂武术，早年参加革命，是共产党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镇压革命后，他逃到栎阳藏起来，从此脱离革命。他到栎阳，在栎阳镇当文书，刘明斋发现他很有学问，就把他请到大留村学校任教。他在栎阳教书数年后，就回到甘肃兰州市，在兰州小学当校长，一直到1949年兰州解放。我来到兰州时，曾去拜望这位老师，解放后他被选为人民代表。1951年我奉命率西北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1953年到北京开会又来兰州拜见这位老师，馈赠200元。他一再夸我说：“那时我就看出你是个有作为的人，我为能教你这样的学生感到自豪。”
大留村学校，每天早上要出早操，上的课除了历史、地理、自然之外还是“四书”、《古文谐凤》、《幼学琼林》、《春秋》、《左传》、《诗经》等，以及尺牍、状子，还要做大块文章。要学古文，和过去一样，背书是主要硬功夫。背书不但要背现在学的，而且要把过去学的都得背，先生说这是“温故而知新”。
刘明斋是老秀才，他很懂八股，善于讲文章章法，又通白话文。于是他专门给我们讲八股文和现代文的关系，讲文法。讲文章的章法：起、承、转、合、切、行，如何转，如何接，以及文章的逻辑，前因后果。我跟刘明斋老先生学会了写文章的章法。刘明斋还教我们写状子。他自己著有一本写状子的书，包括写状子的实际事例，写状子的格式、文体等。他教我们学他著的书，并要求我们能背过它。刘明斋是个勇于为民请命的人，当遇到官府勒索甚重，就代表当地民众请求减免粮税，惩罚贪官污吏，群众称“告黑豆虫”。如果县太爷置之不理，他便向上峰写状子告县长，而且据说真的被他告倒了一两个县长，使得继任的县长对这位老书生畏怯三分。当时，我不是死读书，力求学懂，学懂后就好背了。我就学会按他的格式，用自己的语言、哲理写状子，受到称赞。
在这个学校里，先生教讨论性的作文。那个时候，我锋芒毕露，仿效侠义，在我的文章中明显反映出来。张老师是个受打击逃难的人，对政治敏感，采取避讳的态度。张先生很爱我的文章，他曾说：“一个那么小的孩子，能说出那么大的事，而且逻辑性强，条理分明，真是了不起。”解放以后在兰州见到张先生，他还一再夸我的文章，并向我讲他还保存有我的文章。刘明斋老先生对我能写好文章，少有大志，特别器重。有一次他当着我伯父的面夸奖我的文章，他指着我的一篇文章说：“根据我的经验，永生这娃的才学，若在清朝时，至少应是一个进士，可以当翰林，现在是民国时代，将来也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说得我伯父更对我偏爱了。
我从10岁开始写作文，在我家办的学校和在大留村学校的几年中，我写了好多本作文，可惜大部散失。1954年我出席首届全国人代会后，1955年返回西藏路经西安，我的侄儿革政来看我，他说在家中的老房的老鼠洞里，无意中找到一本我当时的作文本，我高兴地接过来一看，纸色发黄，边有鼠齿痕迹，但翻里面的10篇作文和老师评语尚完好无损。我还真要感谢老鼠齿下留情，竟替我保存下来这份最早的文稿。兹录几篇作文及老师的评语于后：
中秋赏月记
熏风自拂，月自东方悬于空，圆如球，明如玻璃，盖已至中秋时节矣。余与诸同学作赏之乐。设桌敬月，献美食数种。少时，献之已毕。烹菜数盘，旋酬饮酒，讲道相劝。未几，煮美茶一壶，取食数种，相饮食，甚乐。饮食已毕，余忽然有所感于中秋赏月之乐。夫人生于世，年纪有几，弹指之间者已壮，壮者已老，一年之中，佳节难逢。由此之，中秋赏月之乐，不可不乐乎！
（评语：起处甚好，感想最好。）
试述各人之志
是日午，功课毕，余与张生学友同坐一室，相谈笑。张生问余曰：尔志若何也？余对曰：余之小志也，好为学，孜孜不倦，学至大成之日，愿尽才而教育之。又欲为伟大之人，不为庸碌之徒，不怕死，不苟生，将来与国家立功劳者，是也。虽然为乱世所遇，恐不能尽其言。张生曰：尔之志尽善哉。
说互助之益
夫人生于世，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故一人之识，何能及乎。互助之事于是生焉。苟能互助，若一日所讲之功课，彼有不明，则我助之，我有不明，则彼助之。如有不善，则相劝导之，切磋琢磨，增长知识，无有所穷。此所谓善相劝学皆建互助之益，岂不大哉。若夫不顾互助，则尔为尔，我为我，学问全无所进，有不善之事不相劝，此所谓过不规，道有两亏，此之害伟矣哉。
（评语：通顺）
说棉
季春之雨，初晴之后，余与诸同学，乘课业之暇，作郊外之游。但见数农人，持犁执鞭策牛翻地不已。友问余曰：翻地何为。余应之曰：今将种棉也。棉，有草本木本之别。始产印度，唐太宗之时，其种方入中国。今日播种，夏秋之交，叶腋之花，结实如桃，熟则绽裂三歧，其棉自见，采而轧去其子，或弹、或纺、或织布等，以供人之衣服；又能售之，所赚之利，以供费用，其利大矣哉。
（评语：词达理明）
学贵有恒说
温课已毕，余与诸同学，坐凳伏几，谈论学问。有一友曰：人生于世，不可不读书，若不读书，则终身为蒙昧之人，是犹面墙而立也，义礼不明，悔尤交集，此皆不读书之过也。余答之曰：虽然如此，贵乎有恒。若读书之时，三日在外，一日在校，游戏无度，荒疏功课，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呜呼老矣，是谁之愆。故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此言无恒心之害也。苟能恒心，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以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若梁颢八十二成大名。由此观之，学贵有恒之言诚不诬也。
（评语：叙情尤切）
学校与国家之关系说
友问余曰：学校之与国家有关系否。余应之曰：学校之与国家如唇齿之相依。故海外诸国何其强也，皆因多设学校，以教众生，人才并出，然后建大功于国家，造幸福于社会，又能使国中之人无不知其礼义之宜，而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苟能如此后，治国可运于掌矣。我国之人，何不积极之设学校哉。
（评语：既知人才与国家大有关系，诸生何不勉之，致国家于富强也。）
陕西最严重的大年馑人们习惯称民国十八年（1929年）年馑，实际上年馑是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开始的。我记得1928年大旱，夏粮歉收，接着秋田又遭到了非常严重的蝗害。回想那一年的蝗虫多得吓人。蝗虫来时，结成比飞机还要大的一片又一片，飞过来有响声，多得一下子遮倒了太阳，如同日食，一下子天都变黑了。遇到渭河，蝗虫能够结到一起成为一条大船，漂水而过。蝗虫真是具有“海陆空”的本领。当蝗虫看见庄稼地，就分散在整个庄稼地里，或几十亩，百十亩包谷苗，只听得咔嚓、咔嚓，像人用镰割一样，不到一两个小时，全都吃光，好好的庄稼地成了空地。农民们见蝗虫来了，就敲锣打鼓，用桃树条子打，说桃条能避邪。实际不起任何作用。可达天文数字的蝗虫，把一块块庄稼吃光了，又转移到另一地方。蝗灾的危害是比什么灾害都要严重的。
这一年，我们家麦面馍这类饭食不见了，代替它的是秫黍面做的黑窝窝头。关中的秫黍当然没有东北秫黍那么好吃。因为是连壳一起磨的，加上缺乏蔬菜，所以吃下去，常常便秘，得用钥匙从肛门抠。我正是这一年到距家三里路的大留村小学上学的。如果住校，需缴三石麦的食宿费，家中缴不起，我只好走读。为了不迟到，天未明就起床，沏一碗盐开水，泡个窝窝头，胡乱填下肚。拿着馍，带着用一块旧布包着的课本就往学校跑。郝邢村到大留村，走大路要弯很多路，我便逢田跨田，遇墙翻墙，斜插走过去，竟然把地踏出一条路。就这样紧赶慢赶，才算准时到了学校。中午放学，我就留在学校啃冷馍。
最难熬的是冬天了。一到冬天，那窝窝头冻得像石头似的，硬得很，当时一些财东的同学见了讥笑我所带的窝窝头，又黑又粗硬难以下咽，就给我的窝窝头起了个名叫“打死狗”，意思是这种馍硬得可以打死一条狗。我们学校没有水井，用水要学生轮流到村里去担来，宝贵得很，所以学校不供应开水。每到上午放学，大留村的同学都回家吃饭去了，我离得远，只得在学校里啃这“打死狗”，喝凉水了。啃着凉馍，喝着冷水，连一点菜也没有，吃到肚子里冻得浑身打颤，实在难以忍受，吃着吃着就不免潸然泪下，吃着哭着。
这一年大旱，冬天特别寒冷，进了农历十一月，天更冷了。同学们上课冻得受不了，就从家拿麦秸，搬几块砖头，摞成方块块，在里面生火烤。放了学灰尚未灭，我就将带来的窝窝头埋在灰里，等馍的冰消了，上面却沾了一层黑灰。本来就是很黑的馍，这下变成了个黑蛋。我拿起就吃，把我的嘴也染黑了，成了个黑圈圈。我吃了馍，拿碗去张子常先生家，向师娘要水喝。因为水很缺，平时学生向她要水喝，连凉水都舍不得给。这天，我眼里含着泪，嘴圈是黑的，一手拿着碗，一手拿着半块极黑的馍，真像是个叫花子那样的狼狈相，感动了这位慈祥的妇女，连忙把怀抱的女孩递给我，接过我的碗进屋倒了一碗开水给我，我喝到肚里，一股暖流，立刻感到浑身暖和。从此以后，师娘破例供我开水喝了。
这些苦难，我当做对我的意志和毅力的锻炼，为我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打基础。这个时候，我想起了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默念着孟子那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特别想起范仲淹，因为我母亲姓范，对范仲淹很崇拜。范仲淹求学时也很贫寒，一碗粥都不敢一下吃完，要把粥放凉，成了凉粉，将粥划个十字分成四块，每次只吃一块，这就是“划粥而食”。范仲淹还把咸菜切成节，限制每次只吃一节。我就以这些前人的范例勉励自己。我在想范仲淹那么贫寒都能忍受，我怎么不能？要成大器、立大业，这点困难就不能克服吗？于是我立志要以苦为乐，磨练自己的意志和毅力。这年因为大旱，三料无收，刘明斋家经济也困难，无力办学，过了冬至，宣布散学，我就又失学了。
在大留村学校的同学刘养沛（以后改名刘旭初），是刘明斋的儿子，此人忠厚，敏捷稍嫌不足。当天上的课能背过，之前的课文却忘记了。写文章不能根据已学过的变化格式，而是生搬硬套学他父亲写状子，没有自己的语言、哲理，而是照抄他父亲那一套。他当时是死读书，在学校常挨打，晚上回家，父亲进行辅导和补课，他仍学不会。他父亲批评他的文章是誊文公。他父亲当着同学的面斥责他，有时点我的名，将我的文章作为他学习的榜样。我和刘旭初就常常在一起切磋功课，从此建立了友谊。我曾与他结为盟兄弟，以后上海求学，一起磋商起字，我叫若庸，刘旭初叫若鲁。1932年在西安中山中学一起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前卫社），1937年到安吴青训班参加革命，1951年参加了解放西藏工作，几十年在一起，始终友情甚笃。
我还有两位小学的同学，是我们郝邢村的弟兄二人，一个叫邢元兴，一个叫邢元福。本来一个村两个姓，一个姓邢，一个是我的家族姓郝，历史上两个家族有仇。那还是清朝时代，我大伯郝隆光和邢家的大伯一同去三原考秀才，我大伯本来考得成绩好，因为耿直，不给考场师爷、衙役们勒索的钱而被除名。姓邢的大伯考得成绩不好，却行了贿赂而得中秀才。过阴历年时，竟以盛气凌人的态度给我大伯父送来一副欺负人的对联。我们家历来习武，我大伯父一看生了气，把对联撕了，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到他家，把秀才拉出来打了一顿。他们家也组织人与我们家械斗，结果又把他们打败。民国以后，我大伯到了胡笠僧部队，当了官，有了武器，他们害怕，没有继续闹，我们这边也收敛了，没有找麻烦。但是两家的仇结得很深，到了我们这一辈，大人都不许与他家来往。但邢元兴、邢元福和我在一个学校，我们在一起复习功课，我对《书经》理解较差，而邢元兴却对《书经》背得熟，理解得深，我曾向他求教，例如就曾问过“启迪、迪化”这两个词，他给我做了讲解，我渐渐与邢元兴偷偷要好起来，他又把邢元福引来与我做了朋友。
1929年陕西最大的年馑来了，久旱不雨，加上蒋冯混战，而统治陕西的正是冯玉祥部下宋哲元，其对陕西人民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据历史资料，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和土豪劣绅、投机商人从中渔利，使小麦价由原来的0.3元暴涨到5元；许多地方用一斗麦，甚至不到一斗麦就可换地一亩。全省人口为940多万，灾民共535万多人，其中关中灾民就有314万多人。这一年全省因灾死亡250多万人。真是“赤地千里，寸苗不生”。我的家庭除了天灾造成的颗粒不收外，由于我父亲在杨虎城部下同冯玉祥作战，所以宋哲元部就特别对我家加以迫害，经常派部队到家搜粮草，使我家本来可以糊口度日的生活濒于破产，全家老小在死亡线上挣扎。
这时，我们郝邢村外的大道上，每天都可以看见道旁有饿死的人。有的人手拄木棍，蹒跚地走着，走着走着跌倒在地就断了气。这时的人和人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恻隐之心和怜悯之心了。这一件一件触目惊心的悲惨情景，耳闻目睹，不可胜数。栎阳镇上开了一个舍饭场，向灾民放舍饭，规定每日一家只能轮流放三次舍饭。祖母躺在炕上，把我叫到炕边，颤抖的手递给我一个饭碗，叫我到栎阳镇去讨舍饭。母亲拉着我用几乎不大听得见的声告诉我说：“得了舍饭，吃一半，留给弟弟一半……”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拿着碗挣扎着跑到栎阳舍饭场，那里灾民已排了长队，还看见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走着的人们。我站了半天队，腿都站软了，好不容易轮上，讨了一碗麦麸粥，挤出人群，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当要喝第二口的时候，猛地被旁边的饥民给碗里撒了一把牛粪，我看着撒有一层牛粪的粥，当我犹豫地在想要还是不要的时候，另一个饥民已经从我手中把碗夺去了。投牛粪的那个人跟上去，两个饥民在争夺那一碗牛粪麦麸粥。争来争去，结果碗掉在地上打碎了，牛粪麦麸粥倒到塘土（天旱不雨，道路和场上变成了约一尺深的粉面般的土，关中人称之曰塘土）里，牛粪麦麸粥顿时变成了泥糊糊。旁边站的人这时也上来，一群人趴到地上，谁也不说一句话，伸手抓这牛粪塘土粥，抢到手的人，丝毫不假思索地送进嘴里。顿时一群干瘪的嘴成了湿润的泥巴嘴。我从一旁看着，想着，没有哭，也没有骂。片刻，我又挣扎着一步一步蹒跚地走回家里。祖母、母亲看见我空着手，没有讨回舍饭也没有拿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谁都没有问个究竟，可是我见了亲人，忍不住大哭起来了。我哭，不是因为施舍给我的麦麸粥被人抢去，不是我的碗被打碎，也不是因为饥民抢夺使我受惊，而是因为我的心灵受到突然撞击而产生深痛。多少年之后，我仍不会忘记那可怕的年馑，不会忘记抢我舍饭的那些饥民的脸，我从未见过那样难看的脸，那些脸呆呆的没有任何表情，干瘪的嘴上留着一圈牛粪塘土粥的痕迹。
年馑人们都饿着肚子，日子难熬，太阳挂在天上走得那么慢。为了度饥荒，母亲已经让把她的银盒（银首饰）卖了换了吃的。一天，母亲偷偷给我两角钱的铜元，让我到栎阳镇买馍吃。我刚买了一角锅盔，来了两个小孩，一把把锅盔夺过去就跑。我去撵，眼看抓住了，只见拿馍的小孩，把馍塞到稀牛屎里。与舍饭场所遇情景相同，一群小孩你争我夺把带着牛屎的锅盔分吃了。母亲私房积蓄也花光了还是挨饿，饿得实在无法就得出去讨饭。像我们这样在当地有名气的大家子弟，怎么好意思去讨饭呢？一天，实在饿得难以忍受，我就出去讨饭了。我跑到村南边数里一个山东客住的叫独庄的讨过一次饭，给我的刺激特别大。有一家人，他家的老人，我称刘二伯和二大娘。这两位老人为人很善良，见我出来讨饭，就让到家里，二大娘去厨房端出一碗刚蒸的青稞面菜疙瘩递给我，这青稞是他家从南山里讨下的。我好久未吃过干粮了，闻着喷香，忙接过菜疙瘩，刚吃了几口，他们的儿子刘三出来了。刘三曾给我家当长工，看见我说：“你这个财东娃，怎么还跑到我们穷汉家来要饭，不害羞！”我一听这带讥讽的话，脸一下子红了，把这有大半碗菜疙瘩的碗一摔，不顾坑坑坎坎，一口气跑回家。我恨狠心的伯父，家里有粮不让动，眼看着全家老少饿成这个样子，他手中有钱，不去买粮却置地。于是我发誓：就是饿死也绝不再出去讨饭！
我家门前有块几亩大的枣园，种着不同品种的枣。往年，枣熟之时，要在枣园里搭一草庵，并派专人日夜看守，以防有人偷枣。民间谚语云：“枣子塞鼻子，种谷种糜子。”就是说枣子长到可塞鼻孔的时候，正是种谷和糜子之日。年馑这一年，枣子刚长到能塞鼻子的时候，距离成熟尚早，村子里挨饿的大人、小孩就来打枣子。一下子枣园里挤满了人，打的打，拾的拾，阻拦不住。伯父索性不管，也算是饥馑的年月做的一点好事吧。就这样枣子未成熟就被打光或生吃或蒸着吃了。剩下一棵最高的老枣树，在顶端还有几颗枣子，因为竿子够不着，石头打不着，成为仅存的硕果，仍在树上挂着，到秋季这几个枣子已经红了。因为摘这几个枣子竟闹出了人命。
在我们郝邢村的西南方约五六里，有个村子叫沟白村，有姓白的兄弟俩来我们村看他们的舅父郝如茂，大的叫白鹿，小的叫白狗。听人说，他们的祖父白玉道，是清朝时陕西有名的大翰林，当过布政司，是位很廉洁的官，受人尊敬，他死时神道碑就排了好几里。因为年馑，他的后代挨饿，就将墓揭了，把墓中的珠宝和神道碑卖了。白鹿与我同庚，是那次20多个学校讲演比赛的伙伴，又因他舅父与我同村，他来我村时常找我，结为好友。他兄弟俩挨饿，就来投奔舅家，被舅父赶出门外。兄弟俩哭着走着，正好在枣园碰上我，向我讨吃的，忽然看见那棵最高枣树上挂着枣子。白狗灵巧，善爬树，白鹿助他爬上了这棵枣树，爬到树顶，高兴得把住一树枝，像猴一样倒挂在树上。他摘了两个枣，放在嘴里吃了，然后给他哥扔了两个，又给我扔了两个，我俩都拾起吃了，下边摘完，又去摘最高最红最大的几个枣，摘后揣在衣兜里。白鹿看见了，仰头大声呵责他，说他不应该揣起来，要他把枣扔下来，他就又扔了几个。白鹿不满足，说兜里还有，白狗说确实没有了。白鹿叫他下来搜衣兜。这时确实只剩一个枣了，白狗下到最低的树杈，白鹿抓住白狗向下拉，逼得白狗将那个枣含在嘴里。下来后，白鹿掐住白狗的脖子，还叫白狗把枣吐出来。起初白狗还“啊，啊……”地挣扎，最后不出声了，人被掐死了，枣还在喉里。做哥哥的这才从饥饿的疯狂中清醒过来，哇的一声趴在弟弟的尸体上大哭起来了。我看到此景也吓哭了。赶快到白鹿的舅父郝如茂家报告。郝如茂反咬一口：“白狗死在你的枣园，是你害死了我外甥。”他不肯收尸，以给我栽赃。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由于年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异常，哥哥掐死弟弟，舅父不认外甥，并借机嫁祸于人。饥饿怎么把人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我们家族中有个我叫八叔的，他的女儿名叫惠姐。没有分家时是一家人，这位贤惠的姐姐与我已故的亲姐同庚。在我年幼时，她最疼爱我。她已出嫁，因婆家贫寒，生活难以维持，就回到娘家。适逢年馑，我八叔人口多，已把田地卖光，仍不能养活全家，就卖儿女，把惠姐卖到南山，南山就是商洛地区。陕西的气候，关中与商洛常常是相反的，关中遭到旱灾无收，商洛倒会是好收成，所以民谚说：“旱了秦川，富了南山。”八叔为了全家活命，忍痛把女儿惠姐卖到远离家乡的南山。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早，要上地干活，看见八叔、八妈、惠姐一行走来。惠姐看见我，一把拉住我的手，抽泣着说：“永娃子，快去给伯说一声，不要把我卖到南山去呀！”她知道伯父手中有粮有钱，是让我向伯父讲，伸手救救她，说后放声大哭。我说：“等等，等等，我回去给咱伯说，你不能去南山！”我跑回家见了伯父，向伯父说了。真是个心狠的伯父，听后把我大骂了一顿后，冷冰冰地说：“这个时候谁还能顾谁吗？”并叫我把门关了，不要去管。我又去央求母亲，母亲听到惠姐被卖，凄然泣下，但她不当家，仅有的首饰已变卖了。母亲说：“惠姐也真是太可怜了。”说着从头上卸下银簪子交给我，让我快给惠姐送去。我出门一看，伯父站在城门口，八叔、惠姐已走了，我跑步赶了一阵子才赶上他们，把银簪子交给了惠姐，二人相抱痛哭一场。我恨这心狠的伯父，本是一家人，一分家连亲人都不认了。惠姐一路涕泣向南山走去，我站在那里望着，一直到看不见了，才懒洋洋地回家了。
饥饿一天更甚一天地逼迫着我，栎阳华洋义账会开的舍饭关了门。祖母、母亲饿得枯瘦如柴，二哥跑去找父亲。而作为家长的伯父，仍实行他那套不顾家人饥饿，把积攒的钱以廉价买了100多亩地。亲戚朋友比我们更苦，谁也顾不上谁，谁也不帮谁。一幕幕悲惨情景在我眼前出现，我的脑海泛出许多问题。人性究竟是什么？孟子和荀子，两位老夫子谁是对的？我真想效法屈原，也要写一篇新的《天问》，向苍天叩问许多新问题。荒年里我遇到的一切，使我这已撕破的心，又增加了许多新的裂痕。饥饿驱使人争着吞噬牛粪，饥饿使亲弟兄为争一颗枣而掐死人，饥饿使人卖儿鬻女，也可使人视亲人为路人……恻隐之心何在，仁义孝悌何存？我失去了平静，也失去了精神平衡，这许多问题在我的脑海不断地盘旋着。
官逼民反。1911年推翻了清朝政府反正以来的陕西人民，受尽军阀的残酷统治，苛捐杂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被迫驱走一个个军阀，可是驱走一个旧军阀，又来一个新军阀，驱走刘镇华，来了冯玉祥。1927年，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冯玉祥跟随蒋介石叛变革命，他的部下宋哲元成为新军阀统治陕西，变本加厉地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镇压人民，加上1928年陕西遭受大旱无收，逼得人民走投无路。于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渭华起义之后，先后爆发了旬邑、礼泉、三原、澄城等县农民起义，提出“抗捐抗粮”、“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以及“打倒冯玉祥，三年不纳粮”等口号。各地抗捐抗粮的斗争此起彼伏。在栎阳，我的堂兄郝兢生组织一批人，起来造反，当了“土匪”，当时把他们这伙人称“刀客”。
郝兢生是我大伯父郝隆光的二儿子，在我们这一辈排行为二，我叫他二哥。他随父亲从武，早年在国民军里当了团长。到了年馑时他从部队回家闲住，就组织了一批人劫富济贫，与官府和军阀作对。开始他们只有几支短枪，大部分人手持大刀、长矛。一天，冯玉祥部队路过栎阳，正在新寺打尖（即行进中途休息吃点东西），郝兢生组织他们这帮人冲了上去，把打尖部队的枪、子弹夺了，成了一股临潼官府闻之丧胆的“土匪”。记得就在饿死人的年馑，临潼县长不顾百姓的死活，派了差官下乡催粮。这些差官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他们挨家挨户只要搜出粮食就装走，把我家的五斗麦子抢走了，还要打骂，老百姓恨之入骨。我二哥郝兢生一伙就决定除掉这些胡作非为的差官。过了几天他们又来要捐税了，我二哥一伙就把差官杀了，把尸首挂在大槐树上，老百姓看见高兴，说差官“上了断头台”。临潼县闻讯派部队剿了几回，剿不下去。从此以后，县上差官再不敢到渭北栎阳地区来。堂兄他们常常变换衣服在栎阳一带出没。有一天，我和八弟去地里采野菜，看见我二哥头戴大草帽，身穿一件白色对襟褂子，腰上别着枪，匆匆忙忙走来。他到我跟前，啥话没说，掏出一个锅盔，掰成两半，一半给我，一半给八弟。给我锅盔时，悄悄说后边有人追他，说罢就走了。那锅盔是白面的，我已好长时间未吃过了。我把这事告诉了祖母，祖母听了，悄悄告诉我说堂兄当了“土匪”。这时，我的脑子里也产生过上山为王当“土匪”的念头。
我上初小和高小，就已经陆续看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类小说，也听到人们说“土匪”，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土匪”并不是什么坏人。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卖国贼，也反对叛变革命的新军阀，可以把如狼似虎的差官送上“断头台”，这不正是《水浒传》中所说的绿林好汉吗？何况这里面竟还有我二哥！从此，我不但不怕土匪，反而羡慕起土匪了。就在这年的冬天下雪之后，在《三国演义》的桃园三结义和绿林英雄豪杰都是在贫困中起来的思想诱导下，我背着伯父和家人，与大留村刘旭初和邢村的邢元兴、邢元福，约定在邢元兴家歃血结盟。这天晚上有月亮，但地上铺着厚厚的雪，我穿着棉鞋踏着雪来到邢元兴家。我、刘旭初、邢元兴、邢元福一起商量，大家推我写结盟的誓言。我说今天夜里有月光，我们结盟，就命为“月夜踏雪，访友结盟”，大家都说好。接着我又说，三国有个桃园三结义，美名流传至今，我们打破三国的三结义，搞个“四结义”。大家都赞成，报了生辰，我为大哥，刘旭初为二哥，邢元兴为老三，邢元福为老四。接着由我起草结盟誓言。到了这天晚上星星出全时，我们四人在邢家结盟了。邢氏兄弟的母亲是位深明大义之人，对我们结拜十分赞成，立刻为我们宰了一只雄鸡。我们将鸡血滴在酒里，一齐喝下去，开始举行结盟仪式。虽然我们是十几岁的少年，但对结盟却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各上了一炷香，磕了头，模仿着桃园三结义，在香烟缭绕中，一齐跪在那里，各自报了姓名、生辰，一起念誓言：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誓以此生，共同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拯华夏于国难，救万民于水火！……举行过仪式，四人密谋，要上北山去。关中人把陕北叫北山，那时虽不知道刘志丹就是共产党，但已知道北山闹江山，打土豪劣绅。我们上北山，自己占山为王，也去闯江山。于是我们约好跑的时间，但几次被家人发现未能走成。最后一次，我拿父亲用的一把匕首，刘旭初拿了个矛头，邢氏两兄弟各拿砍刀，这就是武器。我穿了关中人叫“遏冷袋”（即没有大襟的棉衣，有大襟的叫棉袍，没有大襟的叫遏冷袋），没有棉裤，穿了双破棉鞋，他们三人也只是穿着随身衣服，就这样四个十多岁的孩子就要到陕北去“拉杆子”闯江山。我们偷跑了，走了十几里，到了我姑妈的村子。姑妈看见我们四个孩子行动蹊跷，疑窦顿生。小孩家怎能经得住三盘两问，露出了馅儿来，结果被“押解”回家。伯父严厉训诫一番，并把我交给祖母日夜监护，从此不得擅自离开家门了。
我的出走，把家里人骇坏了。见我回来，祖母死命地拉着我不丢，妈妈在旁痛苦抽泣，伯父在旁拼命抽着水烟。从此，我们家的麸皮野菜汤中的麸皮增加了一些，濒于死亡线上的生命保住了。
年馑时，我家的长工已辞退了，只留下两位表兄，一个叫惠永禄，一个叫苏凯，我失学在家，伯父将我按长工对待了。每天吃两顿麦糁野菜汤，我伯父在鸡叫二遍时，就把我们叫起来，到地里去打胡基。或者把地里的秫黍根挖出来，把根上的土打掉。到吃早饭时，我和表兄将秫黍根装在笼里抬回去作柴烧。本来我家烧煤，因年馑，煤已买不起了。干到吃饭时，我已饿得腰都直不起来，我和表兄抬着秫黍根，我让表兄走前边我在后，把书放在担子上，边走边看。伯父看见了，很生气，嫌我懒，打我，骂我是懒龙。家里人也说我，你只知道念书，念书能当饭吃吗？我不管他们说，一有空，就到我家的藏书房去看书。这个时候，家里人厌恶我，我在家里的地位变了。
我伯父强迫我们在田里敲打那已经干透了的土块，不但我这个少年不理解，家里人不理解，就是当地有经验的农民，看见我们这些饿得皮包骨头的面黄肌瘦人，有气无力地打这毫无效果的土块，也都觉得十分奇怪可笑。我伯父不听大家劝告，仍然坚持叫继续干下去。他不给我们讲为什么要这样干，只是一再强调说：“工没有白费的，以后你就会知道的。”我家的口粮已不多了，却有三石麦种子，伯父下了死令，就是把人饿死，也不能动一粒种子。以后，我父亲兑来200块现元，也不让动，用钱买了100多亩地。到了秋天，天还未下雨，他狠心把三石（约1000斤）小麦种子，播种在完全干透的土里，8月直到10月前后，麦子还是原封未动地躺在土里。我们都埋怨他，他反而说，这是他将来要发家致富的起点。到了11月以后连下几场大雪，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大雪。在大雪覆盖的田地，经消雪的浸润渗入地里，开春了，麦种竟出了黄嫩芽。
1930年，这年春天雪消融了，也开始下雨了。但饥荒的程度则达到了最严重最困难的阶段。我们每天主要依赖槐花和蔓菁充饥，勉强度过了春荒。到了夏初，原来干种的25亩大麦，一下子丰收了，大约收了60多石。我们残忍的伯父，露出了笑脸，变得“善良仁慈”起来了，不但让我们放开肚子吃饱，而且还把这些作为青黄不接救命的大麦，广泛地借给乡里亲朋友邻，说不要什么报酬，只是要小麦收后，借一斗大麦还一斗小麦。这实际上是把几十石价低的大麦换成价高的小麦。那时我也认为这是一件仁慈的好事，是合情合理的。接着又丰收了100多石的小麦，伯父利用小麦的高价，还清了向高陵商号的借债，又买了牲口，雇了长工，开办了油坊、粉坊，我伯父梦寐以求的土财东又恢复起来了。
我伯父这个人有自己一套理论，房屋是浮财，土地是根本。房拆了可盖新的，而把地卖了就是挖了根。他说：“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财，有财始有用，有用适用足。”所以当我家生活很困难的时候，他决定把后楼拆掉，把木料劈成木柴，拉到60里外的三原去卖。年馑木料无人要，一根椽子才卖到5角钱。而一根椽劈成木柴则能卖到1.5元。伯父让我表兄苏凯拴一套牛车装上柴，祖母和母亲让我跟车去三原卖柴。吩咐到三原不要住店，晚上赶回来。我和表兄赶车到三原后，把木柴卸下。因为在家只喝麦糁野菜汤，到三原60里路，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响，就先向店里借钱买吃的。我们放开肚子，像锅盖那样的大锅盔，我就吃了一个，表兄吃了两个，我们不敢吃面条，只向饭馆要碗面汤喝。我们把柴卖了，共得15元现洋，赶快向回赶，走到距离我家约20里的地方，遇上了“土匪”，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1928年和1929年，是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三料无收，寸草不生，由栎阳到高陵15里路上原有好多村庄，现在一家人也没有了，只见村子的房屋变成断垣缺壁，破烂不堪。由栎阳至三原60里，除了山东客住的村子还有几家人外，大部村庄也无人了。这时“土匪”遍野，拦路抢劫。我和表兄卖完柴从三原赶着牛车返回，走不多远天就黑了，我和表兄坐在车上，牛拉着车摸着黑地走着，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牛车走到距离我家约20里的地方，已经夜深了，突然窜出两人，一个手拿折腰枪，另一个拿个布包的家伙，虽然个子很高，但也饿得皮包骨头。他们拦住我们的车要“买路钱”。我表哥苏凯住在我家多年，有些武功。他就下车对来人说：“我们到三原卖柴，这是一家十几口人的活命钱，怎能给你。”我在车上趴着未动，因为这时我已结盟想当“土匪”，也有点胆量，遇上“土匪”不觉害怕。我说：“咱们是一步邻近的，你们有困难，可以拿一点，给我们留点，不能把我们赶到绝路斩尽杀绝吧？”我这样说后，他们把我看了一下，问我是哪儿人？我回答是郝邢村姓郝，我一说郝邢村的郝家，是因为二哥郝兢生名气还是什么，他们不要了，说声好，好，你们走吧！我说给他两块大洋，他收下，放我们走了。回到家已经半夜了，祖母、伯父、母亲等在家等我们。他们夸奖我机智，只失两元、保住了13元。1930年秋，在我去上海之前的一天，表兄早上起来开城门，倒进了一个麦装子，把表兄吓了一跳。我们都赶来看，打开装子里面有一字条：“某年某月某日借洋2元，今还麦五斗，收……”我们想起卖柴被劫之事，劫路的哪里是土匪，而是特大的年馑被逼无奈的饥民。拆房卖柴得了些钱，家里吃的麦糁子粥比以前稍微稠些了。
前面叙述了没有当成土匪，却在年馑的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我当了道士的徒弟。给道士当徒弟，倒不是去当小道士，而是拜一位名医为师学中医。这一机缘虽是个偶然，但我学中医却不是偶然的。
从学童时期起，我就非常敬佩宋朝的范仲淹，因我母亲姓范，这又使我对这姓范的历史名人更增加了一层亲切之感。对范仲淹，我敬佩有三：其一，他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二，他刻苦勤学，划粥而食，一次只吃四分之一粥，只吃一节咸菜。其三，他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我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也要学中医。1926年，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围困西安，我们全家避居耀县。耀县南郊有个药王山，山上有药王庙，供奉的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中药学家孙思邈。我母亲挂念在西安守城的父亲，要我们到药王庙给药王磕头、求签，保佑父亲平安。药王山上有许多石碑，记载了孙思邈的著作和民间验方。这时我已读过古文，能读懂碑文，我趁失学，挖菜、拾柴和随大人来药王山之机，就看碑文，记药方，凭着记忆力，记了很多药方。以后我们回栎阳，家里人或亲友有个小病，我就开个药王山石碑上的方子，他们吃药后果然有效。他们这时忘了过去说我奸说我懒了，还啧啧称赞：“永娃的鬼门道真多，真是胡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过去说我懒也罢，现在称赞我也罢，我倒不大在乎。重要的是，学了些验方还灵验，能把病治好，这使我信心倍增，学医有了兴趣。30多年以后，在那曲折的年代和艰险的环境，我进一步钻研起中医理论，并且也实现“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志愿，正式门诊给人看病了。应该说，我的学医是在12岁时上药王山读碑文开始的。
大灾之后，必有瘟疫。1928年1929年，天遭罕见大旱，死人甚多，环境卫生很糟，活着的人也饿得干瘦如柴，抗病能力大大下降，传染病霍乱流行。当时按霍乱外文译音叫“虎列拉”。老百姓说，这种病传染得快，上吐下泻，得病死得快，常有一家人死绝，一个村子死得无人抬尸，就如老虎下山拉人一样，所以才有这个吓人的名字“虎列拉”。霍乱流行时，人人自危，父母妻子不能相顾，无人收尸，被豺狼成群所吃，凄惨得很，也吓人得很。这么严重的瘟疫，唯独我们住的这个城堡内没有传染上。我们家那时不知是从书上还是从哪里传来一种办法：在城门上用石灰写上“耕读传家”几个大字，并在每家大门上用石灰写上“姜太公在此，万无禁忌”，画上神符，然后把石灰从门道上直撒到拱道、院内，到裕德堂。当时说这可起“避邪”作用。“避邪”也对，这“邪”就是“霍乱弧菌”，石灰起了消毒的作用。后来我一查药王山的碑文，孙思邈的《千金方》上面就有此方。
正当霍乱大肆流行的时候，有一天，一位游方道人来到我们村，他身躯修伟，银须飘然，面目慈善，目光炯炯，身着道袍，手持道铲，背一个褡裢。褡裢内装着化缘的食品和两部医书，一部是《甲乙经》，也就是《黄帝内经》的第四部分，专讲针灸穴位的；另一部是清朝乾隆皇帝御批由太医院修纂的《医宗金鉴》，主要内容是对《伤寒论》的实践总结，在中医学中也是很有价值的名著。这位道人打扮的人实际上是位名中医，来自山东，医术精湛，特别擅长针灸。正当瘟疫流行之际，他沿途行医来到栎阳。他来我村找地方借宿，我伯父让他住在原先我上私塾的书房里。他住在我们家，不吃我们家的饭，只吃他所带的干粮。我猜想，这可能是他不愿叨扰主人，或者是他在病区防止传染讲究卫生之道吧。书房有一面炕，他就睡在那里。伯父吩咐让我伺候他。这时正是我上山为“匪”之志未能如愿，寂寞无聊时，家里来的这位颇有点神秘意味的道人是一位名医，使我极为兴奋。在年馑失学之时，送上门的老师，我要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梦寐以求的中医学。向这位名医学医是从给他背褡裢开始。每日早晨早早起来，洗漱毕，吃点干粮，然后出门行医，我给背着褡裢同行，我亲眼目睹了他治霍乱的奇特办法：
首先要给病人放血。只见他用一根三棱针扎腿放血，放的血都是黑色的，然后改用很细的银针扎病人十个指头。就地挖一个一尺多深人可以躺下去的坑，挖好的坑里撒一层食盐，用水桶从井里打水，不让桶底触地面，人用手接住桶底，把这种名叫清挎凉水倒进坑里。连倒三四桶清挎凉水，用棍子搅拌水，直到搅得起了白泡沫时，把病人放到水里泡。因为霍乱上吐下泻，很快使人脱水，用盐水一泡，病人就不吐，不渴了。让病人在盐水里躺半个小时，人就可以起来了。然后他就叮嘱病人，如果口干想喝水，就喝盐开水。常常病人来时，是用门板抬来的，经过扎针盐水泡，半个小时后，病人自己就可站起来向先生道谢，走着回去。他治了许多霍乱病人，都痊愈了。这样严重的传染病，没有什么特殊药，没有什么西医的现代方法，能有如此特效。20世纪40年代我在延安时，写一篇短文，介绍这种治霍乱的方法，被当时的《解放日报》刊登了。那时边区缺医少药，据说有的群众试用，确实有效。
我亲眼看到这位名医治病有如此奇效，从内心对他敬佩，也产生了如饥似渴地向他求医的念头。他外出不论走多远治病，我都背褡裢跟着不辞劳苦。晚上回来，我从油瓮里挖些油羹子，加上一根棉线放在灯碗里，端到书房里给这位医生点灯。灯点后，他就正襟危坐，读他带的医书。这位道士打扮的医生，白天外出治病，晚上回来还要看《医宗金鉴》，孜孜不倦。我不好打搅他，直接向他提出：“教我医学吧！”我坐在他旁边，《医宗金鉴》线装本有四册，他打开看第四册，别的放在一旁。我就抽出第一册，从头开始读，这时我的四书五经以及其他古文都已背熟，这样的古文根底，对《医宗金鉴》不仅字能认得，可以读下去，而且基本上可以理解书的内容，读着读着，我的思想很集中，读出了声。
这位先生停止看书，抬起头看着我读《医宗金鉴》，就问：“你几岁了？”
“14岁了。”我回答说。
“这部书你也能看懂？”先生以怀疑的目光望着我。
“能看懂。”我点点头说。
他很诧异。从我手中要过去这第一册，翻到前面的乾隆皇帝“御批”指着说：“你从头念一遍。”
我接过书念一段停下。我念时他闭着眼仔细地听，我停下，他睁开眼说：“往下念。”
我又念了一段，他说：“再往下念。”
我把御批全部念完了。
他很和蔼地问道：“意思能懂吗？”
我点头说懂得。
他说：“你讲讲看。”
我讲了这篇御批，我还向他说我在药王山读了孙思邈的碑文和记了许多验方，我又给他背了一段碑文。
他站起来，看了我好一会，用手抚着我的头顶，称赞说：“你小小年纪，却这么聪明啊！以前有些秀才还读不懂这本书哩！”
接着，他背了双手，在书房内缓缓踱着步子，良久，停留在窗前，一手捋着胡须，凝视着窗外凄寂的夜空，又回过头来，问道：“你愿意学中医？”道人打扮的医生那慈祥而庄严的神情感染着我，我忘了答话，只是静静地频频点头。
老人微笑，说：“好，我教你！”
从这一天起，我学医终于有了老师了。从此以后，每天外出行医晚上回来，道人医生除了自己看医书从不间断外，就开始给我讲《医宗金鉴》。给我讲脉理和诊脉方法，还教我一些汤头，他把汤头编成歌诀让我背诵。当然对中医古籍上的东西，有不少是我当时不能学懂的，他就耐心地给我讲解，深入浅出，直到我学懂。现在回忆我跟这位道人医生学医，别的内容经过自己揣摩和他反复讲解，是比较好懂的，只有阴阳五行之类，按我的年龄、农村的环境和那时所能达到的科学知识水平，还是不大懂的。
乡下就寝较早，偌大的一个院落入夜之后，常常只剩下书房一隅还有灯光。遭灾之年，农村凋敝，人烟寥落。夜静时，横空寂寥，一灯如豆，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呜咽似的犬吠。此情此景，若在多愁善感的人看来颇为悲凉。不过，书房内一老一少，各自浸透于医书，虽不致超然物外，倒也能专心致志，忘却一切。这位道人医生仍不吃我家的饭，也不喝我家的茶。他自己带有茶叶，用小炉子自己烹茶。读倦了，他饮一杯，有时给我斟一杯，师徒二人就着张已经破旧的小桌，对饮小憩。他说书，深入浅出，明了易解，而又联系实际，秉诸家之所长，加上他行医之经验，兼及各类病例，使我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听起来兴致盎然，如同随他遍历远在千里外病家的疾苦，又遨游于古代世界，亲聆上下几千年间名医的教诲。听他讲医，我越听越不疲倦，而且浮想联翩。他本来魁伟，万籁俱寂之中，身躯照映在窗框上，越发显得高大，被飘忽的灯焰带动着，那影子栩栩如生。我凝视着他，不禁想着：古时候药王孙思邈就是这个样子吧！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历代杰出医学家俱往矣，而这位道人活着，医学活着，一代一代相传，生存于民间，又造福于民间。此时此刻，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范仲淹的名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我立志像范仲淹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如果不能如愿我必须当一名医生，济世救人。
1927年放暑假后，下半年开学不久，由于闹分家，没有人给教员管饭了，甚至连教员的点灯油也无人供给了。教员实在无法教下去，只得中途散了学，我失学了，伯父就叫我在家里干农活。在我们那里的农村，小孩五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收麦时拾麦穗，打场时帮着拉推耙，平时去割草等。伯父就叫我学农活，我一心扑在读书上，学农活只是个形式而已。我们那里是产棉区，棉花与白豆（即大豆）间种，一趟棉花，一趟白豆。为了防止棉花猛长，要掐掉棉花的顶，我们那里称打棉花尖，还得把乱长的棉花条子折去，叫捋裤腿。这些活就分给我们孩子们干，甚至要雇小孩帮着干。我到地里口袋装着书，这时我已能读小说了，就装上《桃花扇》、《东周列国》之类，到了地里干了一会儿，我就藏在豆架下边看书，看着看着，我在豆架下边睡着了。临吃上午饭时，他们喊我才爬起来。这时我读的还有一部书《齐民要术》，这是我伯父常看的有关农业知识的书。我从这部书中学到了许多农业知识。我在地里不好好劳动的情况，有人向我的伯父告了状。一天，伯父就到地里来检查，果然发现我在白豆架底下读书，伯父发现我不是偷懒，而是好学，没有责备。
我们家经过一年多的争吵，终于在1928年解体分居了。分居后，我们家搬到村外的油坊里住下。我伯父的争胜心极强，他除了忍痛把地产作抵押，在高陵县“世顺魁”字号以三分高利借了几百元，买了牲口，雇了长工，又把油坊开了起来。在家境极其困难的时刻，他发现我好学，认为我将来必能成才，就继续供我上学。从借的钱中抽出5元，炒了几样菜，准备两壶酒，把钱用红纸封了，领着我到距离我家三里的大留村，去拜刘明斋老先生，要求送我到大留村小学上学，刘明斋满口答应了。于是，我就上了大留村高级学校。
这所学校是刘明斋创办的，他是学校的董事长，兼着给学生讲课改作业。刘明斋留着胡须，长袍马褂，拄文明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位著名绅士，在当地很有名气。他是清朝时代的老秀才，民国时担任过三原县第一任县长，以后曾在国民二军里当过参议、参事，也曾在杨虎城部队任职，还到过汉中，全国解放后任陕西省检察委员会副主任。
教我们的老师叫张子常，当时不到30岁，甘肃兰州人，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浓眉，高个子，一件蓝布长衫不离身，同学们私下呼他为“衫子客”。张子常懂武术，早年参加革命，是共产党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镇压革命后，他逃到栎阳藏起来，从此脱离革命。他到栎阳，在栎阳镇当文书，刘明斋发现他很有学问，就把他请到大留村学校任教。他在栎阳教书数年后，就回到甘肃兰州市，在兰州小学当校长，一直到1949年兰州解放。我来到兰州时，曾去拜望这位老师，解放后他被选为人民代表。1951年我奉命率西北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1953年到北京开会又来兰州拜见这位老师，馈赠200元。他一再夸我说：“那时我就看出你是个有作为的人，我为能教你这样的学生感到自豪。”
大留村学校，每天早上要出早操，上的课除了历史、地理、自然之外还是“四书”、《古文谐凤》、《幼学琼林》、《春秋》、《左传》、《诗经》等，以及尺牍、状子，还要做大块文章。要学古文，和过去一样，背书是主要硬功夫。背书不但要背现在学的，而且要把过去学的都得背，先生说这是“温故而知新”。
刘明斋是老秀才，他很懂八股，善于讲文章章法，又通白话文。于是他专门给我们讲八股文和现代文的关系，讲文法。讲文章的章法：起、承、转、合、切、行，如何转，如何接，以及文章的逻辑，前因后果。我跟刘明斋老先生学会了写文章的章法。刘明斋还教我们写状子。他自己著有一本写状子的书，包括写状子的实际事例，写状子的格式、文体等。他教我们学他著的书，并要求我们能背过它。刘明斋是个勇于为民请命的人，当遇到官府勒索甚重，就代表当地民众请求减免粮税，惩罚贪官污吏，群众称“告黑豆虫”。如果县太爷置之不理，他便向上峰写状子告县长，而且据说真的被他告倒了一两个县长，使得继任的县长对这位老书生畏怯三分。当时，我不是死读书，力求学懂，学懂后就好背了。我就学会按他的格式，用自己的语言、哲理写状子，受到称赞。
在这个学校里，先生教讨论性的作文。那个时候，我锋芒毕露，仿效侠义，在我的文章中明显反映出来。张老师是个受打击逃难的人，对政治敏感，采取避讳的态度。张先生很爱我的文章，他曾说：“一个那么小的孩子，能说出那么大的事，而且逻辑性强，条理分明，真是了不起。”解放以后在兰州见到张先生，他还一再夸我的文章，并向我讲他还保存有我的文章。刘明斋老先生对我能写好文章，少有大志，特别器重。有一次他当着我伯父的面夸奖我的文章，他指着我的一篇文章说：“根据我的经验，永生这娃的才学，若在清朝时，至少应是一个进士，可以当翰林，现在是民国时代，将来也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说得我伯父更对我偏爱了。
我从10岁开始写作文，在我家办的学校和在大留村学校的几年中，我写了好多本作文，可惜大部散失。1954年我出席首届全国人代会后，1955年返回西藏路经西安，我的侄儿革政来看我，他说在家中的老房的老鼠洞里，无意中找到一本我当时的作文本，我高兴地接过来一看，纸色发黄，边有鼠齿痕迹，但翻里面的10篇作文和老师评语尚完好无损。我还真要感谢老鼠齿下留情，竟替我保存下来这份最早的文稿。兹录几篇作文及老师的评语于后：
中秋赏月记
熏风自拂，月自东方悬于空，圆如球，明如玻璃，盖已至中秋时节矣。余与诸同学作赏之乐。设桌敬月，献美食数种。少时，献之已毕。烹菜数盘，旋酬饮酒，讲道相劝。未几，煮美茶一壶，取食数种，相饮食，甚乐。饮食已毕，余忽然有所感于中秋赏月之乐。夫人生于世，年纪有几，弹指之间者已壮，壮者已老，一年之中，佳节难逢。由此之，中秋赏月之乐，不可不乐乎！
（评语：起处甚好，感想最好。）
试述各人之志
是日午，功课毕，余与张生学友同坐一室，相谈笑。张生问余曰：尔志若何也？余对曰：余之小志也，好为学，孜孜不倦，学至大成之日，愿尽才而教育之。又欲为伟大之人，不为庸碌之徒，不怕死，不苟生，将来与国家立功劳者，是也。虽然为乱世所遇，恐不能尽其言。张生曰：尔之志尽善哉。
说互助之益
夫人生于世，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故一人之识，何能及乎。互助之事于是生焉。苟能互助，若一日所讲之功课，彼有不明，则我助之，我有不明，则彼助之。如有不善，则相劝导之，切磋琢磨，增长知识，无有所穷。此所谓善相劝学皆建互助之益，岂不大哉。若夫不顾互助，则尔为尔，我为我，学问全无所进，有不善之事不相劝，此所谓过不规，道有两亏，此之害伟矣哉。
（评语：通顺）
说棉
季春之雨，初晴之后，余与诸同学，乘课业之暇，作郊外之游。但见数农人，持犁执鞭策牛翻地不已。友问余曰：翻地何为。余应之曰：今将种棉也。棉，有草本木本之别。始产印度，唐太宗之时，其种方入中国。今日播种，夏秋之交，叶腋之花，结实如桃，熟则绽裂三歧，其棉自见，采而轧去其子，或弹、或纺、或织布等，以供人之衣服；又能售之，所赚之利，以供费用，其利大矣哉。
（评语：词达理明）
学贵有恒说
温课已毕，余与诸同学，坐凳伏几，谈论学问。有一友曰：人生于世，不可不读书，若不读书，则终身为蒙昧之人，是犹面墙而立也，义礼不明，悔尤交集，此皆不读书之过也。余答之曰：虽然如此，贵乎有恒。若读书之时，三日在外，一日在校，游戏无度，荒疏功课，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呜呼老矣，是谁之愆。故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此言无恒心之害也。苟能恒心，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以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若梁颢八十二成大名。由此观之，学贵有恒之言诚不诬也。
（评语：叙情尤切）
学校与国家之关系说
友问余曰：学校之与国家有关系否。余应之曰：学校之与国家如唇齿之相依。故海外诸国何其强也，皆因多设学校，以教众生，人才并出，然后建大功于国家，造幸福于社会，又能使国中之人无不知其礼义之宜，而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苟能如此后，治国可运于掌矣。我国之人，何不积极之设学校哉。
（评语：既知人才与国家大有关系，诸生何不勉之，致国家于富强也。）
陕西最严重的大年馑人们习惯称民国十八年（1929年）年馑，实际上年馑是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开始的。我记得1928年大旱，夏粮歉收，接着秋田又遭到了非常严重的蝗害。回想那一年的蝗虫多得吓人。蝗虫来时，结成比飞机还要大的一片又一片，飞过来有响声，多得一下子遮倒了太阳，如同日食，一下子天都变黑了。遇到渭河，蝗虫能够结到一起成为一条大船，漂水而过。蝗虫真是具有“海陆空”的本领。当蝗虫看见庄稼地，就分散在整个庄稼地里，或几十亩，百十亩包谷苗，只听得咔嚓、咔嚓，像人用镰割一样，不到一两个小时，全都吃光，好好的庄稼地成了空地。农民们见蝗虫来了，就敲锣打鼓，用桃树条子打，说桃条能避邪。实际不起任何作用。可达天文数字的蝗虫，把一块块庄稼吃光了，又转移到另一地方。蝗灾的危害是比什么灾害都要严重的。
这一年，我们家麦面馍这类饭食不见了，代替它的是秫黍面做的黑窝窝头。关中的秫黍当然没有东北秫黍那么好吃。因为是连壳一起磨的，加上缺乏蔬菜，所以吃下去，常常便秘，得用钥匙从肛门抠。我正是这一年到距家三里路的大留村小学上学的。如果住校，需缴三石麦的食宿费，家中缴不起，我只好走读。为了不迟到，天未明就起床，沏一碗盐开水，泡个窝窝头，胡乱填下肚。拿着馍，带着用一块旧布包着的课本就往学校跑。郝邢村到大留村，走大路要弯很多路，我便逢田跨田，遇墙翻墙，斜插走过去，竟然把地踏出一条路。就这样紧赶慢赶，才算准时到了学校。中午放学，我就留在学校啃冷馍。
最难熬的是冬天了。一到冬天，那窝窝头冻得像石头似的，硬得很，当时一些财东的同学见了讥笑我所带的窝窝头，又黑又粗硬难以下咽，就给我的窝窝头起了个名叫“打死狗”，意思是这种馍硬得可以打死一条狗。我们学校没有水井，用水要学生轮流到村里去担来，宝贵得很，所以学校不供应开水。每到上午放学，大留村的同学都回家吃饭去了，我离得远，只得在学校里啃这“打死狗”，喝凉水了。啃着凉馍，喝着冷水，连一点菜也没有，吃到肚子里冻得浑身打颤，实在难以忍受，吃着吃着就不免潸然泪下，吃着哭着。
这一年大旱，冬天特别寒冷，进了农历十一月，天更冷了。同学们上课冻得受不了，就从家拿麦秸，搬几块砖头，摞成方块块，在里面生火烤。放了学灰尚未灭，我就将带来的窝窝头埋在灰里，等馍的冰消了，上面却沾了一层黑灰。本来就是很黑的馍，这下变成了个黑蛋。我拿起就吃，把我的嘴也染黑了，成了个黑圈圈。我吃了馍，拿碗去张子常先生家，向师娘要水喝。因为水很缺，平时学生向她要水喝，连凉水都舍不得给。这天，我眼里含着泪，嘴圈是黑的，一手拿着碗，一手拿着半块极黑的馍，真像是个叫花子那样的狼狈相，感动了这位慈祥的妇女，连忙把怀抱的女孩递给我，接过我的碗进屋倒了一碗开水给我，我喝到肚里，一股暖流，立刻感到浑身暖和。从此以后，师娘破例供我开水喝了。
这些苦难，我当做对我的意志和毅力的锻炼，为我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打基础。这个时候，我想起了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默念着孟子那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特别想起范仲淹，因为我母亲姓范，对范仲淹很崇拜。范仲淹求学时也很贫寒，一碗粥都不敢一下吃完，要把粥放凉，成了凉粉，将粥划个十字分成四块，每次只吃一块，这就是“划粥而食”。范仲淹还把咸菜切成节，限制每次只吃一节。我就以这些前人的范例勉励自己。我在想范仲淹那么贫寒都能忍受，我怎么不能？要成大器、立大业，这点困难就不能克服吗？于是我立志要以苦为乐，磨练自己的意志和毅力。这年因为大旱，三料无收，刘明斋家经济也困难，无力办学，过了冬至，宣布散学，我就又失学了。
在大留村学校的同学刘养沛（以后改名刘旭初），是刘明斋的儿子，此人忠厚，敏捷稍嫌不足。当天上的课能背过，之前的课文却忘记了。写文章不能根据已学过的变化格式，而是生搬硬套学他父亲写状子，没有自己的语言、哲理，而是照抄他父亲那一套。他当时是死读书，在学校常挨打，晚上回家，父亲进行辅导和补课，他仍学不会。他父亲批评他的文章是誊文公。他父亲当着同学的面斥责他，有时点我的名，将我的文章作为他学习的榜样。我和刘旭初就常常在一起切磋功课，从此建立了友谊。我曾与他结为盟兄弟，以后上海求学，一起磋商起字，我叫若庸，刘旭初叫若鲁。1932年在西安中山中学一起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前卫社），1937年到安吴青训班参加革命，1951年参加了解放西藏工作，几十年在一起，始终友情甚笃。
我还有两位小学的同学，是我们郝邢村的弟兄二人，一个叫邢元兴，一个叫邢元福。本来一个村两个姓，一个姓邢，一个是我的家族姓郝，历史上两个家族有仇。那还是清朝时代，我大伯郝隆光和邢家的大伯一同去三原考秀才，我大伯本来考得成绩好，因为耿直，不给考场师爷、衙役们勒索的钱而被除名。姓邢的大伯考得成绩不好，却行了贿赂而得中秀才。过阴历年时，竟以盛气凌人的态度给我大伯父送来一副欺负人的对联。我们家历来习武，我大伯父一看生了气，把对联撕了，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到他家，把秀才拉出来打了一顿。他们家也组织人与我们家械斗，结果又把他们打败。民国以后，我大伯到了胡笠僧部队，当了官，有了武器，他们害怕，没有继续闹，我们这边也收敛了，没有找麻烦。但是两家的仇结得很深，到了我们这一辈，大人都不许与他家来往。但邢元兴、邢元福和我在一个学校，我们在一起复习功课，我对《书经》理解较差，而邢元兴却对《书经》背得熟，理解得深，我曾向他求教，例如就曾问过“启迪、迪化”这两个词，他给我做了讲解，我渐渐与邢元兴偷偷要好起来，他又把邢元福引来与我做了朋友。
1929年陕西最大的年馑来了，久旱不雨，加上蒋冯混战，而统治陕西的正是冯玉祥部下宋哲元，其对陕西人民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据历史资料，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和土豪劣绅、投机商人从中渔利，使小麦价由原来的0.3元暴涨到5元；许多地方用一斗麦，甚至不到一斗麦就可换地一亩。全省人口为940多万，灾民共535万多人，其中关中灾民就有314万多人。这一年全省因灾死亡250多万人。真是“赤地千里，寸苗不生”。我的家庭除了天灾造成的颗粒不收外，由于我父亲在杨虎城部下同冯玉祥作战，所以宋哲元部就特别对我家加以迫害，经常派部队到家搜粮草，使我家本来可以糊口度日的生活濒于破产，全家老小在死亡线上挣扎。
这时，我们郝邢村外的大道上，每天都可以看见道旁有饿死的人。有的人手拄木棍，蹒跚地走着，走着走着跌倒在地就断了气。这时的人和人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恻隐之心和怜悯之心了。这一件一件触目惊心的悲惨情景，耳闻目睹，不可胜数。栎阳镇上开了一个舍饭场，向灾民放舍饭，规定每日一家只能轮流放三次舍饭。祖母躺在炕上，把我叫到炕边，颤抖的手递给我一个饭碗，叫我到栎阳镇去讨舍饭。母亲拉着我用几乎不大听得见的声告诉我说：“得了舍饭，吃一半，留给弟弟一半……”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拿着碗挣扎着跑到栎阳舍饭场，那里灾民已排了长队，还看见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走着的人们。我站了半天队，腿都站软了，好不容易轮上，讨了一碗麦麸粥，挤出人群，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当要喝第二口的时候，猛地被旁边的饥民给碗里撒了一把牛粪，我看着撒有一层牛粪的粥，当我犹豫地在想要还是不要的时候，另一个饥民已经从我手中把碗夺去了。投牛粪的那个人跟上去，两个饥民在争夺那一碗牛粪麦麸粥。争来争去，结果碗掉在地上打碎了，牛粪麦麸粥倒到塘土（天旱不雨，道路和场上变成了约一尺深的粉面般的土，关中人称之曰塘土）里，牛粪麦麸粥顿时变成了泥糊糊。旁边站的人这时也上来，一群人趴到地上，谁也不说一句话，伸手抓这牛粪塘土粥，抢到手的人，丝毫不假思索地送进嘴里。顿时一群干瘪的嘴成了湿润的泥巴嘴。我从一旁看着，想着，没有哭，也没有骂。片刻，我又挣扎着一步一步蹒跚地走回家里。祖母、母亲看见我空着手，没有讨回舍饭也没有拿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谁都没有问个究竟，可是我见了亲人，忍不住大哭起来了。我哭，不是因为施舍给我的麦麸粥被人抢去，不是我的碗被打碎，也不是因为饥民抢夺使我受惊，而是因为我的心灵受到突然撞击而产生深痛。多少年之后，我仍不会忘记那可怕的年馑，不会忘记抢我舍饭的那些饥民的脸，我从未见过那样难看的脸，那些脸呆呆的没有任何表情，干瘪的嘴上留着一圈牛粪塘土粥的痕迹。
年馑人们都饿着肚子，日子难熬，太阳挂在天上走得那么慢。为了度饥荒，母亲已经让把她的银盒（银首饰）卖了换了吃的。一天，母亲偷偷给我两角钱的铜元，让我到栎阳镇买馍吃。我刚买了一角锅盔，来了两个小孩，一把把锅盔夺过去就跑。我去撵，眼看抓住了，只见拿馍的小孩，把馍塞到稀牛屎里。与舍饭场所遇情景相同，一群小孩你争我夺把带着牛屎的锅盔分吃了。母亲私房积蓄也花光了还是挨饿，饿得实在无法就得出去讨饭。像我们这样在当地有名气的大家子弟，怎么好意思去讨饭呢？一天，实在饿得难以忍受，我就出去讨饭了。我跑到村南边数里一个山东客住的叫独庄的讨过一次饭，给我的刺激特别大。有一家人，他家的老人，我称刘二伯和二大娘。这两位老人为人很善良，见我出来讨饭，就让到家里，二大娘去厨房端出一碗刚蒸的青稞面菜疙瘩递给我，这青稞是他家从南山里讨下的。我好久未吃过干粮了，闻着喷香，忙接过菜疙瘩，刚吃了几口，他们的儿子刘三出来了。刘三曾给我家当长工，看见我说：“你这个财东娃，怎么还跑到我们穷汉家来要饭，不害羞！”我一听这带讥讽的话，脸一下子红了，把这有大半碗菜疙瘩的碗一摔，不顾坑坑坎坎，一口气跑回家。我恨狠心的伯父，家里有粮不让动，眼看着全家老少饿成这个样子，他手中有钱，不去买粮却置地。于是我发誓：就是饿死也绝不再出去讨饭！
我家门前有块几亩大的枣园，种着不同品种的枣。往年，枣熟之时，要在枣园里搭一草庵，并派专人日夜看守，以防有人偷枣。民间谚语云：“枣子塞鼻子，种谷种糜子。”就是说枣子长到可塞鼻孔的时候，正是种谷和糜子之日。年馑这一年，枣子刚长到能塞鼻子的时候，距离成熟尚早，村子里挨饿的大人、小孩就来打枣子。一下子枣园里挤满了人，打的打，拾的拾，阻拦不住。伯父索性不管，也算是饥馑的年月做的一点好事吧。就这样枣子未成熟就被打光或生吃或蒸着吃了。剩下一棵最高的老枣树，在顶端还有几颗枣子，因为竿子够不着，石头打不着，成为仅存的硕果，仍在树上挂着，到秋季这几个枣子已经红了。因为摘这几个枣子竟闹出了人命。
在我们郝邢村的西南方约五六里，有个村子叫沟白村，有姓白的兄弟俩来我们村看他们的舅父郝如茂，大的叫白鹿，小的叫白狗。听人说，他们的祖父白玉道，是清朝时陕西有名的大翰林，当过布政司，是位很廉洁的官，受人尊敬，他死时神道碑就排了好几里。因为年馑，他的后代挨饿，就将墓揭了，把墓中的珠宝和神道碑卖了。白鹿与我同庚，是那次20多个学校讲演比赛的伙伴，又因他舅父与我同村，他来我村时常找我，结为好友。他兄弟俩挨饿，就来投奔舅家，被舅父赶出门外。兄弟俩哭着走着，正好在枣园碰上我，向我讨吃的，忽然看见那棵最高枣树上挂着枣子。白狗灵巧，善爬树，白鹿助他爬上了这棵枣树，爬到树顶，高兴得把住一树枝，像猴一样倒挂在树上。他摘了两个枣，放在嘴里吃了，然后给他哥扔了两个，又给我扔了两个，我俩都拾起吃了，下边摘完，又去摘最高最红最大的几个枣，摘后揣在衣兜里。白鹿看见了，仰头大声呵责他，说他不应该揣起来，要他把枣扔下来，他就又扔了几个。白鹿不满足，说兜里还有，白狗说确实没有了。白鹿叫他下来搜衣兜。这时确实只剩一个枣了，白狗下到最低的树杈，白鹿抓住白狗向下拉，逼得白狗将那个枣含在嘴里。下来后，白鹿掐住白狗的脖子，还叫白狗把枣吐出来。起初白狗还“啊，啊……”地挣扎，最后不出声了，人被掐死了，枣还在喉里。做哥哥的这才从饥饿的疯狂中清醒过来，哇的一声趴在弟弟的尸体上大哭起来了。我看到此景也吓哭了。赶快到白鹿的舅父郝如茂家报告。郝如茂反咬一口：“白狗死在你的枣园，是你害死了我外甥。”他不肯收尸，以给我栽赃。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由于年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异常，哥哥掐死弟弟，舅父不认外甥，并借机嫁祸于人。饥饿怎么把人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我们家族中有个我叫八叔的，他的女儿名叫惠姐。没有分家时是一家人，这位贤惠的姐姐与我已故的亲姐同庚。在我年幼时，她最疼爱我。她已出嫁，因婆家贫寒，生活难以维持，就回到娘家。适逢年馑，我八叔人口多，已把田地卖光，仍不能养活全家，就卖儿女，把惠姐卖到南山，南山就是商洛地区。陕西的气候，关中与商洛常常是相反的，关中遭到旱灾无收，商洛倒会是好收成，所以民谚说：“旱了秦川，富了南山。”八叔为了全家活命，忍痛把女儿惠姐卖到远离家乡的南山。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早，要上地干活，看见八叔、八妈、惠姐一行走来。惠姐看见我，一把拉住我的手，抽泣着说：“永娃子，快去给伯说一声，不要把我卖到南山去呀！”她知道伯父手中有粮有钱，是让我向伯父讲，伸手救救她，说后放声大哭。我说：“等等，等等，我回去给咱伯说，你不能去南山！”我跑回家见了伯父，向伯父说了。真是个心狠的伯父，听后把我大骂了一顿后，冷冰冰地说：“这个时候谁还能顾谁吗？”并叫我把门关了，不要去管。我又去央求母亲，母亲听到惠姐被卖，凄然泣下，但她不当家，仅有的首饰已变卖了。母亲说：“惠姐也真是太可怜了。”说着从头上卸下银簪子交给我，让我快给惠姐送去。我出门一看，伯父站在城门口，八叔、惠姐已走了，我跑步赶了一阵子才赶上他们，把银簪子交给了惠姐，二人相抱痛哭一场。我恨这心狠的伯父，本是一家人，一分家连亲人都不认了。惠姐一路涕泣向南山走去，我站在那里望着，一直到看不见了，才懒洋洋地回家了。
饥饿一天更甚一天地逼迫着我，栎阳华洋义账会开的舍饭关了门。祖母、母亲饿得枯瘦如柴，二哥跑去找父亲。而作为家长的伯父，仍实行他那套不顾家人饥饿，把积攒的钱以廉价买了100多亩地。亲戚朋友比我们更苦，谁也顾不上谁，谁也不帮谁。一幕幕悲惨情景在我眼前出现，我的脑海泛出许多问题。人性究竟是什么？孟子和荀子，两位老夫子谁是对的？我真想效法屈原，也要写一篇新的《天问》，向苍天叩问许多新问题。荒年里我遇到的一切，使我这已撕破的心，又增加了许多新的裂痕。饥饿驱使人争着吞噬牛粪，饥饿使亲弟兄为争一颗枣而掐死人，饥饿使人卖儿鬻女，也可使人视亲人为路人……恻隐之心何在，仁义孝悌何存？我失去了平静，也失去了精神平衡，这许多问题在我的脑海不断地盘旋着。
官逼民反。1911年推翻了清朝政府反正以来的陕西人民，受尽军阀的残酷统治，苛捐杂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被迫驱走一个个军阀，可是驱走一个旧军阀，又来一个新军阀，驱走刘镇华，来了冯玉祥。1927年，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冯玉祥跟随蒋介石叛变革命，他的部下宋哲元成为新军阀统治陕西，变本加厉地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镇压人民，加上1928年陕西遭受大旱无收，逼得人民走投无路。于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渭华起义之后，先后爆发了旬邑、礼泉、三原、澄城等县农民起义，提出“抗捐抗粮”、“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以及“打倒冯玉祥，三年不纳粮”等口号。各地抗捐抗粮的斗争此起彼伏。在栎阳，我的堂兄郝兢生组织一批人，起来造反，当了“土匪”，当时把他们这伙人称“刀客”。
郝兢生是我大伯父郝隆光的二儿子，在我们这一辈排行为二，我叫他二哥。他随父亲从武，早年在国民军里当了团长。到了年馑时他从部队回家闲住，就组织了一批人劫富济贫，与官府和军阀作对。开始他们只有几支短枪，大部分人手持大刀、长矛。一天，冯玉祥部队路过栎阳，正在新寺打尖（即行进中途休息吃点东西），郝兢生组织他们这帮人冲了上去，把打尖部队的枪、子弹夺了，成了一股临潼官府闻之丧胆的“土匪”。记得就在饿死人的年馑，临潼县长不顾百姓的死活，派了差官下乡催粮。这些差官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他们挨家挨户只要搜出粮食就装走，把我家的五斗麦子抢走了，还要打骂，老百姓恨之入骨。我二哥郝兢生一伙就决定除掉这些胡作非为的差官。过了几天他们又来要捐税了，我二哥一伙就把差官杀了，把尸首挂在大槐树上，老百姓看见高兴，说差官“上了断头台”。临潼县闻讯派部队剿了几回，剿不下去。从此以后，县上差官再不敢到渭北栎阳地区来。堂兄他们常常变换衣服在栎阳一带出没。有一天，我和八弟去地里采野菜，看见我二哥头戴大草帽，身穿一件白色对襟褂子，腰上别着枪，匆匆忙忙走来。他到我跟前，啥话没说，掏出一个锅盔，掰成两半，一半给我，一半给八弟。给我锅盔时，悄悄说后边有人追他，说罢就走了。那锅盔是白面的，我已好长时间未吃过了。我把这事告诉了祖母，祖母听了，悄悄告诉我说堂兄当了“土匪”。这时，我的脑子里也产生过上山为王当“土匪”的念头。
我上初小和高小，就已经陆续看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类小说，也听到人们说“土匪”，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土匪”并不是什么坏人。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卖国贼，也反对叛变革命的新军阀，可以把如狼似虎的差官送上“断头台”，这不正是《水浒传》中所说的绿林好汉吗？何况这里面竟还有我二哥！从此，我不但不怕土匪，反而羡慕起土匪了。就在这年的冬天下雪之后，在《三国演义》的桃园三结义和绿林英雄豪杰都是在贫困中起来的思想诱导下，我背着伯父和家人，与大留村刘旭初和邢村的邢元兴、邢元福，约定在邢元兴家歃血结盟。这天晚上有月亮，但地上铺着厚厚的雪，我穿着棉鞋踏着雪来到邢元兴家。我、刘旭初、邢元兴、邢元福一起商量，大家推我写结盟的誓言。我说今天夜里有月光，我们结盟，就命为“月夜踏雪，访友结盟”，大家都说好。接着我又说，三国有个桃园三结义，美名流传至今，我们打破三国的三结义，搞个“四结义”。大家都赞成，报了生辰，我为大哥，刘旭初为二哥，邢元兴为老三，邢元福为老四。接着由我起草结盟誓言。到了这天晚上星星出全时，我们四人在邢家结盟了。邢氏兄弟的母亲是位深明大义之人，对我们结拜十分赞成，立刻为我们宰了一只雄鸡。我们将鸡血滴在酒里，一齐喝下去，开始举行结盟仪式。虽然我们是十几岁的少年，但对结盟却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各上了一炷香，磕了头，模仿着桃园三结义，在香烟缭绕中，一齐跪在那里，各自报了姓名、生辰，一起念誓言：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誓以此生，共同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拯华夏于国难，救万民于水火！……举行过仪式，四人密谋，要上北山去。关中人把陕北叫北山，那时虽不知道刘志丹就是共产党，但已知道北山闹江山，打土豪劣绅。我们上北山，自己占山为王，也去闯江山。于是我们约好跑的时间，但几次被家人发现未能走成。最后一次，我拿父亲用的一把匕首，刘旭初拿了个矛头，邢氏两兄弟各拿砍刀，这就是武器。我穿了关中人叫“遏冷袋”（即没有大襟的棉衣，有大襟的叫棉袍，没有大襟的叫遏冷袋），没有棉裤，穿了双破棉鞋，他们三人也只是穿着随身衣服，就这样四个十多岁的孩子就要到陕北去“拉杆子”闯江山。我们偷跑了，走了十几里，到了我姑妈的村子。姑妈看见我们四个孩子行动蹊跷，疑窦顿生。小孩家怎能经得住三盘两问，露出了馅儿来，结果被“押解”回家。伯父严厉训诫一番，并把我交给祖母日夜监护，从此不得擅自离开家门了。
我的出走，把家里人骇坏了。见我回来，祖母死命地拉着我不丢，妈妈在旁痛苦抽泣，伯父在旁拼命抽着水烟。从此，我们家的麸皮野菜汤中的麸皮增加了一些，濒于死亡线上的生命保住了。
年馑时，我家的长工已辞退了，只留下两位表兄，一个叫惠永禄，一个叫苏凯，我失学在家，伯父将我按长工对待了。每天吃两顿麦糁野菜汤，我伯父在鸡叫二遍时，就把我们叫起来，到地里去打胡基。或者把地里的秫黍根挖出来，把根上的土打掉。到吃早饭时，我和表兄将秫黍根装在笼里抬回去作柴烧。本来我家烧煤，因年馑，煤已买不起了。干到吃饭时，我已饿得腰都直不起来，我和表兄抬着秫黍根，我让表兄走前边我在后，把书放在担子上，边走边看。伯父看见了，很生气，嫌我懒，打我，骂我是懒龙。家里人也说我，你只知道念书，念书能当饭吃吗？我不管他们说，一有空，就到我家的藏书房去看书。这个时候，家里人厌恶我，我在家里的地位变了。
我伯父强迫我们在田里敲打那已经干透了的土块，不但我这个少年不理解，家里人不理解，就是当地有经验的农民，看见我们这些饿得皮包骨头的面黄肌瘦人，有气无力地打这毫无效果的土块，也都觉得十分奇怪可笑。我伯父不听大家劝告，仍然坚持叫继续干下去。他不给我们讲为什么要这样干，只是一再强调说：“工没有白费的，以后你就会知道的。”我家的口粮已不多了，却有三石麦种子，伯父下了死令，就是把人饿死，也不能动一粒种子。以后，我父亲兑来200块现元，也不让动，用钱买了100多亩地。到了秋天，天还未下雨，他狠心把三石（约1000斤）小麦种子，播种在完全干透的土里，8月直到10月前后，麦子还是原封未动地躺在土里。我们都埋怨他，他反而说，这是他将来要发家致富的起点。到了11月以后连下几场大雪，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大雪。在大雪覆盖的田地，经消雪的浸润渗入地里，开春了，麦种竟出了黄嫩芽。
1930年，这年春天雪消融了，也开始下雨了。但饥荒的程度则达到了最严重最困难的阶段。我们每天主要依赖槐花和蔓菁充饥，勉强度过了春荒。到了夏初，原来干种的25亩大麦，一下子丰收了，大约收了60多石。我们残忍的伯父，露出了笑脸，变得“善良仁慈”起来了，不但让我们放开肚子吃饱，而且还把这些作为青黄不接救命的大麦，广泛地借给乡里亲朋友邻，说不要什么报酬，只是要小麦收后，借一斗大麦还一斗小麦。这实际上是把几十石价低的大麦换成价高的小麦。那时我也认为这是一件仁慈的好事，是合情合理的。接着又丰收了100多石的小麦，伯父利用小麦的高价，还清了向高陵商号的借债，又买了牲口，雇了长工，开办了油坊、粉坊，我伯父梦寐以求的土财东又恢复起来了。
我伯父这个人有自己一套理论，房屋是浮财，土地是根本。房拆了可盖新的，而把地卖了就是挖了根。他说：“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财，有财始有用，有用适用足。”所以当我家生活很困难的时候，他决定把后楼拆掉，把木料劈成木柴，拉到60里外的三原去卖。年馑木料无人要，一根椽子才卖到5角钱。而一根椽劈成木柴则能卖到1.5元。伯父让我表兄苏凯拴一套牛车装上柴，祖母和母亲让我跟车去三原卖柴。吩咐到三原不要住店，晚上赶回来。我和表兄赶车到三原后，把木柴卸下。因为在家只喝麦糁野菜汤，到三原60里路，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响，就先向店里借钱买吃的。我们放开肚子，像锅盖那样的大锅盔，我就吃了一个，表兄吃了两个，我们不敢吃面条，只向饭馆要碗面汤喝。我们把柴卖了，共得15元现洋，赶快向回赶，走到距离我家约20里的地方，遇上了“土匪”，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1928年和1929年，是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三料无收，寸草不生，由栎阳到高陵15里路上原有好多村庄，现在一家人也没有了，只见村子的房屋变成断垣缺壁，破烂不堪。由栎阳至三原60里，除了山东客住的村子还有几家人外，大部村庄也无人了。这时“土匪”遍野，拦路抢劫。我和表兄卖完柴从三原赶着牛车返回，走不多远天就黑了，我和表兄坐在车上，牛拉着车摸着黑地走着，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牛车走到距离我家约20里的地方，已经夜深了，突然窜出两人，一个手拿折腰枪，另一个拿个布包的家伙，虽然个子很高，但也饿得皮包骨头。他们拦住我们的车要“买路钱”。我表哥苏凯住在我家多年，有些武功。他就下车对来人说：“我们到三原卖柴，这是一家十几口人的活命钱，怎能给你。”我在车上趴着未动，因为这时我已结盟想当“土匪”，也有点胆量，遇上“土匪”不觉害怕。我说：“咱们是一步邻近的，你们有困难，可以拿一点，给我们留点，不能把我们赶到绝路斩尽杀绝吧？”我这样说后，他们把我看了一下，问我是哪儿人？我回答是郝邢村姓郝，我一说郝邢村的郝家，是因为二哥郝兢生名气还是什么，他们不要了，说声好，好，你们走吧！我说给他两块大洋，他收下，放我们走了。回到家已经半夜了，祖母、伯父、母亲等在家等我们。他们夸奖我机智，只失两元、保住了13元。1930年秋，在我去上海之前的一天，表兄早上起来开城门，倒进了一个麦装子，把表兄吓了一跳。我们都赶来看，打开装子里面有一字条：“某年某月某日借洋2元，今还麦五斗，收……”我们想起卖柴被劫之事，劫路的哪里是土匪，而是特大的年馑被逼无奈的饥民。拆房卖柴得了些钱，家里吃的麦糁子粥比以前稍微稠些了。
前面叙述了没有当成土匪，却在年馑的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我当了道士的徒弟。给道士当徒弟，倒不是去当小道士，而是拜一位名医为师学中医。这一机缘虽是个偶然，但我学中医却不是偶然的。
从学童时期起，我就非常敬佩宋朝的范仲淹，因我母亲姓范，这又使我对这姓范的历史名人更增加了一层亲切之感。对范仲淹，我敬佩有三：其一，他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二，他刻苦勤学，划粥而食，一次只吃四分之一粥，只吃一节咸菜。其三，他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我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也要学中医。1926年，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围困西安，我们全家避居耀县。耀县南郊有个药王山，山上有药王庙，供奉的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中药学家孙思邈。我母亲挂念在西安守城的父亲，要我们到药王庙给药王磕头、求签，保佑父亲平安。药王山上有许多石碑，记载了孙思邈的著作和民间验方。这时我已读过古文，能读懂碑文，我趁失学，挖菜、拾柴和随大人来药王山之机，就看碑文，记药方，凭着记忆力，记了很多药方。以后我们回栎阳，家里人或亲友有个小病，我就开个药王山石碑上的方子，他们吃药后果然有效。他们这时忘了过去说我奸说我懒了，还啧啧称赞：“永娃的鬼门道真多，真是胡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过去说我懒也罢，现在称赞我也罢，我倒不大在乎。重要的是，学了些验方还灵验，能把病治好，这使我信心倍增，学医有了兴趣。30多年以后，在那曲折的年代和艰险的环境，我进一步钻研起中医理论，并且也实现“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志愿，正式门诊给人看病了。应该说，我的学医是在12岁时上药王山读碑文开始的。
大灾之后，必有瘟疫。1928年1929年，天遭罕见大旱，死人甚多，环境卫生很糟，活着的人也饿得干瘦如柴，抗病能力大大下降，传染病霍乱流行。当时按霍乱外文译音叫“虎列拉”。老百姓说，这种病传染得快，上吐下泻，得病死得快，常有一家人死绝，一个村子死得无人抬尸，就如老虎下山拉人一样，所以才有这个吓人的名字“虎列拉”。霍乱流行时，人人自危，父母妻子不能相顾，无人收尸，被豺狼成群所吃，凄惨得很，也吓人得很。这么严重的瘟疫，唯独我们住的这个城堡内没有传染上。我们家那时不知是从书上还是从哪里传来一种办法：在城门上用石灰写上“耕读传家”几个大字，并在每家大门上用石灰写上“姜太公在此，万无禁忌”，画上神符，然后把石灰从门道上直撒到拱道、院内，到裕德堂。当时说这可起“避邪”作用。“避邪”也对，这“邪”就是“霍乱弧菌”，石灰起了消毒的作用。后来我一查药王山的碑文，孙思邈的《千金方》上面就有此方。
正当霍乱大肆流行的时候，有一天，一位游方道人来到我们村，他身躯修伟，银须飘然，面目慈善，目光炯炯，身着道袍，手持道铲，背一个褡裢。褡裢内装着化缘的食品和两部医书，一部是《甲乙经》，也就是《黄帝内经》的第四部分，专讲针灸穴位的；另一部是清朝乾隆皇帝御批由太医院修纂的《医宗金鉴》，主要内容是对《伤寒论》的实践总结，在中医学中也是很有价值的名著。这位道人打扮的人实际上是位名中医，来自山东，医术精湛，特别擅长针灸。正当瘟疫流行之际，他沿途行医来到栎阳。他来我村找地方借宿，我伯父让他住在原先我上私塾的书房里。他住在我们家，不吃我们家的饭，只吃他所带的干粮。我猜想，这可能是他不愿叨扰主人，或者是他在病区防止传染讲究卫生之道吧。书房有一面炕，他就睡在那里。伯父吩咐让我伺候他。这时正是我上山为“匪”之志未能如愿，寂寞无聊时，家里来的这位颇有点神秘意味的道人是一位名医，使我极为兴奋。在年馑失学之时，送上门的老师，我要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梦寐以求的中医学。向这位名医学医是从给他背褡裢开始。每日早晨早早起来，洗漱毕，吃点干粮，然后出门行医，我给背着褡裢同行，我亲眼目睹了他治霍乱的奇特办法：
首先要给病人放血。只见他用一根三棱针扎腿放血，放的血都是黑色的，然后改用很细的银针扎病人十个指头。就地挖一个一尺多深人可以躺下去的坑，挖好的坑里撒一层食盐，用水桶从井里打水，不让桶底触地面，人用手接住桶底，把这种名叫清挎凉水倒进坑里。连倒三四桶清挎凉水，用棍子搅拌水，直到搅得起了白泡沫时，把病人放到水里泡。因为霍乱上吐下泻，很快使人脱水，用盐水一泡，病人就不吐，不渴了。让病人在盐水里躺半个小时，人就可以起来了。然后他就叮嘱病人，如果口干想喝水，就喝盐开水。常常病人来时，是用门板抬来的，经过扎针盐水泡，半个小时后，病人自己就可站起来向先生道谢，走着回去。他治了许多霍乱病人，都痊愈了。这样严重的传染病，没有什么特殊药，没有什么西医的现代方法，能有如此特效。20世纪40年代我在延安时，写一篇短文，介绍这种治霍乱的方法，被当时的《解放日报》刊登了。那时边区缺医少药，据说有的群众试用，确实有效。
我亲眼看到这位名医治病有如此奇效，从内心对他敬佩，也产生了如饥似渴地向他求医的念头。他外出不论走多远治病，我都背褡裢跟着不辞劳苦。晚上回来，我从油瓮里挖些油羹子，加上一根棉线放在灯碗里，端到书房里给这位医生点灯。灯点后，他就正襟危坐，读他带的医书。这位道士打扮的医生，白天外出治病，晚上回来还要看《医宗金鉴》，孜孜不倦。我不好打搅他，直接向他提出：“教我医学吧！”我坐在他旁边，《医宗金鉴》线装本有四册，他打开看第四册，别的放在一旁。我就抽出第一册，从头开始读，这时我的四书五经以及其他古文都已背熟，这样的古文根底，对《医宗金鉴》不仅字能认得，可以读下去，而且基本上可以理解书的内容，读着读着，我的思想很集中，读出了声。
这位先生停止看书，抬起头看着我读《医宗金鉴》，就问：“你几岁了？”
“14岁了。”我回答说。
“这部书你也能看懂？”先生以怀疑的目光望着我。
“能看懂。”我点点头说。
他很诧异。从我手中要过去这第一册，翻到前面的乾隆皇帝“御批”指着说：“你从头念一遍。”
我接过书念一段停下。我念时他闭着眼仔细地听，我停下，他睁开眼说：“往下念。”
我又念了一段，他说：“再往下念。”
我把御批全部念完了。
他很和蔼地问道：“意思能懂吗？”
我点头说懂得。
他说：“你讲讲看。”
我讲了这篇御批，我还向他说我在药王山读了孙思邈的碑文和记了许多验方，我又给他背了一段碑文。
他站起来，看了我好一会，用手抚着我的头顶，称赞说：“你小小年纪，却这么聪明啊！以前有些秀才还读不懂这本书哩！”
接着，他背了双手，在书房内缓缓踱着步子，良久，停留在窗前，一手捋着胡须，凝视着窗外凄寂的夜空，又回过头来，问道：“你愿意学中医？”道人打扮的医生那慈祥而庄严的神情感染着我，我忘了答话，只是静静地频频点头。
老人微笑，说：“好，我教你！”
从这一天起，我学医终于有了老师了。从此以后，每天外出行医晚上回来，道人医生除了自己看医书从不间断外，就开始给我讲《医宗金鉴》。给我讲脉理和诊脉方法，还教我一些汤头，他把汤头编成歌诀让我背诵。当然对中医古籍上的东西，有不少是我当时不能学懂的，他就耐心地给我讲解，深入浅出，直到我学懂。现在回忆我跟这位道人医生学医，别的内容经过自己揣摩和他反复讲解，是比较好懂的，只有阴阳五行之类，按我的年龄、农村的环境和那时所能达到的科学知识水平，还是不大懂的。
乡下就寝较早，偌大的一个院落入夜之后，常常只剩下书房一隅还有灯光。遭灾之年，农村凋敝，人烟寥落。夜静时，横空寂寥，一灯如豆，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呜咽似的犬吠。此情此景，若在多愁善感的人看来颇为悲凉。不过，书房内一老一少，各自浸透于医书，虽不致超然物外，倒也能专心致志，忘却一切。这位道人医生仍不吃我家的饭，也不喝我家的茶。他自己带有茶叶，用小炉子自己烹茶。读倦了，他饮一杯，有时给我斟一杯，师徒二人就着张已经破旧的小桌，对饮小憩。他说书，深入浅出，明了易解，而又联系实际，秉诸家之所长，加上他行医之经验，兼及各类病例，使我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听起来兴致盎然，如同随他遍历远在千里外病家的疾苦，又遨游于古代世界，亲聆上下几千年间名医的教诲。听他讲医，我越听越不疲倦，而且浮想联翩。他本来魁伟，万籁俱寂之中，身躯照映在窗框上，越发显得高大，被飘忽的灯焰带动着，那影子栩栩如生。我凝视着他，不禁想着：古时候药王孙思邈就是这个样子吧！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历代杰出医学家俱往矣，而这位道人活着，医学活着，一代一代相传，生存于民间，又造福于民间。此时此刻，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范仲淹的名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我立志像范仲淹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如果不能如愿我必须当一名医生，济世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