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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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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裕德堂始末
我现名范明，原名郝克勇，字若庸，小名郝永生，曾用笔名志均。1914年12月4日（阴历十月十八日）生于陕西省临潼县栎阳镇郝邢村。
克勇这个名字，记得大约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的八祖母（亲祖母）逝世后所出的讣文上，按家谱我这一辈为“克”字辈，就给我的大哥起名克俊、二哥起名克杰，给我起名克勇，我弟弟起名克顺。
我的家是个农村家庭。我的家乡栎阳，曾是古代秦国的都城。据史书记载：秦“献公即位（公元前382年）镇抚边境，徙治栎阳”并于“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栎阳”。秦献公卒，秦孝公即位，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就在栎阳。变法令未公布之前，为了取信于民，采取了“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南寺），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这个遗址就是现在栎阳的南寺。历史上第二个与栎阳有关的大事，就是项羽入关，封了王，其中“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兵（槐里）。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后，刘邦率兵占领了整个关中，接着率军东出潼关与项羽打仗，开始建都栎阳，留萧何，“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成了汉王刘邦的大后方。以后刘邦建未央宫将都会移长安，把他的父亲封到栎阳。其北二里许的卷子堡即当时萧何收取秦朝的档案卷宗保存在这卷子宫里。后落为梁氏家族居地，故名卷子堡。我的老伴梁枫即此村人。
栎阳的地理位置在渭河以北，与高陵、三原、泾阳连成一片，地面广阔平坦，土地肥沃。栎阳南望秦岭（南山），北为桥山（北山），西北为嵯峨山。通过郝、邢两堡之间有条官道大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陵寝就在栎阳以北的三原县徐木乡永和村，为修建这个皇帝陵，派军队从渭河一直摆到北塬，由人传送沙袋，使从渭河经栎阳至北塬沿途撒的沙子成了一条路，就叫唐沙路，又名阳官道。
从泾阳、三原、高陵到我们家乡栎阳这一马平川的土地上，是我国水利史上著名的郑国渠灌溉的地方。这就是秦始皇时，韩国派了一位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做间谍，郑国到了秦国，就说服秦始皇动员人去引泾河水修渠灌溉，以致抽不出兵力东征，结果把渠修成了。这时发觉郑国原来是个间谍，秦始皇要杀郑国，郑国说：“开始我是作为间谍来的，但为秦国修了渠灌溉田地也是为秦国做了好事。”秦始皇听后没有杀他，就让他负责把渠修成。以后渠修成了可灌四万余顷良田，于是给渠起名郑国渠。因为有了郑国渠，渭北的泾阳、三原、高陵和临潼的栎阳粮食产量大增，所以就把这些地称作“白菜心”。在我的家乡仍留有郑国渠的遗迹，渠已经不见了，但有些地却称南渠梁、中渠梁、北渠梁或者南斗门、北斗门等等渠的名称。这个渠没有了，我们那里成了旱地，靠天吃饭，天不下雨就颗粒不收，农民的说法就是年馑来了。
以后栎阳曾更名万年，设万年县，再后来地区划分，将栎阳划归临潼县，它成了县下的一个镇——栎阳镇，算是渭北的一个有名的镇。距离栎阳镇西八里之处，就是我的家乡郝邢村，郝姓与邢姓各建城堡，郝姓城堡内全是姓郝的。
从我3岁能记事起，我的家是一个号称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鼎盛时期，有50多口人，拥有400多亩土地，一座油坊，一座粉坊，有马、骡、牛、驴等大牲口几十头，两辆大车和一辆轿车，雇有八九个长工。在郝家城堡内，我的家最大最富。这个城堡的墙很高、很宽，墙的宽度以至于可以在上面行车走马。城墙上垒有枪眼，城墙外是去高陵、三原的官道大路。城堡内有大涝池，有两棵四个人搂那么粗的古槐树。朝着城堡的城门很高很大、房屋很多的两院住宅就是我的家。门前有一对大石磙，两旁装有两个石鼓，砌着五个石台阶，距地面约三四尺高。房很高很大，屋檐很宽。门楣上挂着三块黑漆金字北魏体的大匾，正中是“耕读传家”，两侧分别是“公正可风”和“德高望重”。宅院宽大甚深，最后是正厅，大厅上高悬“裕德堂”三字。正厅东西两边的粉壁上挂满字画，西边挂满了松竹梅、山水、二十四孝图等；东边挂有相传为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出师表》和陕西著名翰林白遇道所写的《朱子家训》、牛昭岚（牛才子）所写的《兰亭序》等。这就是当时向乡里所炫耀的东字西画。大厅中间的墙上挂着神轴（卷），即各代祖先神轴。每逢婚丧大典和春节，不仅都要全幅挂起来，并且还要由父兄辈中有功名或有学问的长者，向我们一群在私塾专馆上学的子弟讲解背诵朱子家训和洒扫应对敬酒、转角换手等繁文缛节一大套，并以此作为选才培养的标准，分别为上学、经商、留家务农三大类。庭院里还有一座藏书楼，收集了很多线装古书。我小时候就是临摹门上的匾，学写毛笔字并到藏书楼读古书的。当地一位很有名的老先生刘明斋指着大门上“公正可风”的匾常对人说：“这个‘公正可风’是有点来历的啊！”
相传我的祖先是山西荣火县人，大概在明朝时，从山西迁移到陕西的，以后又定居栎阳的。那以前的事甚为渺茫，我也说不清楚。
我听说我们这个大家是在清朝同治年间以后，由我祖先兄弟七人共同创建起来的。
大概在咸丰末年，我的这个家很穷，爷爷兄弟七人，住在郝邢村西村外的一个破地窑里。只有五六亩地。我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土层极厚，有的厚达数十丈，利用这种高原黄土的黏性和“壁立性”，农民常常依崖凿洞而穴居。没有山崖，就平地挖出一个大方坑，在坑的三侧凿洞，一边修坡下窑，叫做“地窑”。我的祖父们就住在这样一个地窑里。按照宗族的排行，我的祖父排老八，称八爷，其他有六爷、九爷、十爷、十二爷（除去十称二爷）等等，我的祖父八爷是个著名的木匠，九爷是铁匠，十爷种地以后卖蒿子，二爷在汉中经商，六爷是榨油的梁头（即打油的技师）。除十爷种地在家外，其余都给柳村财东绰号叫“西北风”的朱姓做长工，六爷是我家的主要创业人。这些祖父早年去世，我没有见过面，只有十爷大约在我5岁时也去世了，我只是模模糊糊记得，这是一位常常带着他的小孙子割草、拾粪的老人。
六爷个子很高，身子很结实，力气特别大，是个有名的油坊梁头，饭量也特别大，吃蒸馍能吃6个，吃捞面条不用大碗，用比耀州大老碗还大的黄瓷盆。一顿饭要吃2斤粮。这时，他给姓朱的大财东家开的油坊当梁头。农村手工式的油坊，是一种木结构，一根比房屋大梁还要粗，约三丈长的大梁，一头挂上一个石碌碡用滑轮把梁升高，不断给梁加木楔子，加大梁的力量。六爷就是掌握榨油技术和能把楔子打得深和多的榨油工，农村称“梁头”。因为他的技术高，力气大，由他掌管蒸榨油原料（棉子、菜子），做榨油打楔子等既要力气又要有技术的活时，他总比别的梁头要多出20斤油，因此很受姓朱的财东器重，将他的女儿嫁给我六爷，这位财东姑娘就是我的六祖母。
六爷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个聪明人，他心中有数。他明白财东看中了他，绝不是看上了他这个一无所有的人，而是看上了他的榨油技术。在封建宗法制度里，女婿不过是个外人，主人把女儿嫁给他并不是保证他不受穷，倒是更便于使用他这个劳动力。但他已经成了家，他心中有自己打算，要创业。他自己拼命地干，白天在油坊里干，晚上为自己拉犁种地，要攒钱，要创业。他买了一个大“扑满”（笸箩），与几位弟弟商量，自己做工、卖蒿子的钱不能自己任意花掉，要节衣缩食，大家都要把每月每日挣得的麻钱投进这个“扑满”中，任何人不能私自打开“扑满”，直到年底当众打开，计算这一年攒了多少钱。这时，无主的荒地遍野，几个弟兄辛勤劳动，日积月累，很快就攒了一笔钱，向官府买了几百亩荒地，大家不再外出做工了，可以开垦荒地种庄稼了。
朱家财东不让六爷离开他家，继续当梁头为他榨油。六爷是个有心人，就偷偷置了榨油的工具，自己也开了个油坊，给朱家榨油也给自己榨油。以后离开朱家，雇了长工，教了徒弟，再不需自己下苦用榔头去打榨油梁的楔子了，逐渐变成按过去主人对待自己那样去对待雇工了。我的几位祖父在六爷带领下，终于创建了一个封建大家庭。六爷怎样掌管这个封建大家庭我不知道，我记得伯父为这个家的掌柜时，大厅已挂上了“裕德堂”的匾。每至岁末，把全家老幼齐集在裕德堂大厅里，长辈们在上端坐，子孙们在下肃立。开始由伯父带领全家祭祖叩头后，他即席训示，总结一年的生产和家务，褒贬得失，奖勤罚惰，条理分明，极富威严。在晚辈们的眼中，伯父是一位甚可敬畏的长者。在他的面前，在这裕德堂里，我自幼年就感到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甚至产生过一个大家子弟的自豪感。
然而及至年龄稍长，我也知道就在这个庄严的大厅里，在同样肃穆的气氛中，封建礼法怎样埋葬过一个年轻妇女的青春，那便是我婆，也就是十二祖母。我的亲祖父排行为八，我的十二爷也叫二爷早亡无子，就将我父亲过继给二婆，我叫婆，反把我的亲祖母改叫八婆。我亲祖母一直隐瞒，不让我们孙子辈知道此事。直到我已经上了学的一天，她生病了，走路很困难，被我碰上，立刻上前搀扶。过路的人看见说还是骨头里亲，我听了不解其意忙问八婆，她才告诉我，她是我的亲祖母。我从小在婆也就是十二祖母身边，她向我诉说过她的遭遇。
我十二祖父是在汉中做生意，做的是盐米生意，他是个二掌柜，民间称“切家”。他善于做生意，把四川做盐米生意的人挤走了，在汉中站住了脚。十二祖父原配早夭，我婆是继室。没有几年十二祖父吐血亡故，我婆年方二十，无子。十二祖父死后，把灵柩搬回，出殡之前，我的家族邀请她的父、舅等娘家人至家，征询她是否守节。在那种以三纲五常为“德”的社会，这种征询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形式，尤其对所谓大家的妇女。这位十二祖母的父亲是位儒生，从小就向她讲授过《女儿经》和《礼记》，因此她回答当然是“愿意守节”。于是她被尊为节妇，并在十二祖父出殡之前，要为十二祖母举行守节仪式，这个仪式隆重得很，把我十二祖母扶到裕德堂大厅的最高座位上坐下，由家族最高领导也就是族长五爷率领几辈人，儿子、孙子辈等分别列为几排，一齐向这位守节妇婆磕头、挂红、喝三杯酒。按当时的习俗，如果不愿意守节，就在办完丈夫丧事后领回娘家，再由娘家改嫁，不能由婆家改嫁。因为守节，这位十二祖母便这样被埋藏了一生，整整寡居守节40年，受尽难以忍受的痛苦，活到60多岁便去世了。
我家鼎盛时期有50多口人，由我伯父郝登基继承六祖父当家长。除堂伯父郝登礼（隆光）、父亲郝登弟（鹏程）和堂兄郝兢生（郝隆光之二子）在外搞军队外，这个家庭由八叔父、十叔父（系九祖父之子），九叔父（十祖父之子）和堂兄郝如泉（郝隆光长子）等经营。那时共有土地400多亩，房屋两大院，油坊一个，粉坊一个，牛、马、骡、驴几十头，大车两辆，轿车一辆，雇长工八九人，农忙时节还要雇短工数十人。
我们从住破窑上升到拥有数百亩地、高房大马的大家族了。但因为它还只是一个土财主，还常常受官府和权贵的气。所以掌管这个家庭的掌柜——我的六爷，就决定他的晚辈，也就是我的父辈们要读书，以学优登仕。这除了光耀门庭外，更为现实的倒是希望通过读书的阶梯，能谋取一官半职，以对付官府和地方权贵的欺压。我们家第一位读书人是我的堂伯父（六爷之子）郝隆光，他的原名郝登礼，字开始为龙光，以后改为隆光。这位堂伯父，我只见过他一面，那是我在童年时候的一个夏天，我们一群小孩，光着P股在大门厅里铺的一张席上玩，他从外面身着戎装走进门，拍拍我的P股说：“这是咱们家一只虎，好好念书吧！”当时我受到称赞，心里很高兴。那是清朝光绪年间，他参加过科举考试，本来他已经考取了秀才，在考场门口，被衙役、师爷拦住，要他行贿，被他严词拒绝，结果已考取的秀才被黜免了。从这一天起，他立志不再应试，并且从那世道中自己总结出一条处世之道，以此教诲后代：“房盖低，地种少，多读书，少应考。”显然，他看透了科举制度的黑暗，也深深感到在一个腐败的政权的统治下财产并无保障。但他却认识到知识是有用的，因此他仍鼓励子弟们要多读书。秀才未中，他就以数百银子买了一个斜口监生（和秀才资格一样），在临潼县里当起士绅来了。
我这位伯父体高魁梧，以后弃文投武，跟随富平胡笠僧（胡景翼）组织的民军，参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胡景翼搞了10个连，我伯父是一个少校连长。我伯父回到家里，卖了50亩地，向临潼的一个银匠，买了来复枪，也叫快枪，就是现在的步枪，还为胡景翼拉部队。我们家有个特点，在部队都搞“独立”。伯父搞的是独立连，我父亲在杨虎城部也是独立连。1951年我奉命率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军西藏，这支部队对外也叫独立支队。
1914年袁世凯的爪牙直系军阀陆建章来陕任督军。1915年袁世凯称帝，陕西和全国一样，义军四起。陆建章之子陆承武以中坚团驻渭北，胡景翼部首先发难，生擒承武。陆建章派部队来夺，我伯父的独立连在渭河以北的绳武村死守，被陆建章包围。伯父作战英勇，因被敌人包围，全连大部伤亡，本来他可以突围逃走，但他坚守阵地，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壮烈牺牲。陕西义军群起反陆，终于将陆建章驱逐出陕境。胡景翼为纪念反对直系军阀陆建章而牺牲的烈士，在富平县美原镇立了纪念碑。
伯父郝登基是我父亲的亲哥哥，于解放前已经辞世了。他年轻的时候，只读了几天书，因为我祖父死得早，是寡妇祖母的过继儿子，曾被歧视而赶出门给别人当过长工。但由于他是个有心之人，并能刻苦钻研，不但学会和熟练掌握了铁匠、木匠、榨油等技术，而且几乎熟读了所有古代农业、畜牧学书籍，对农田、水利、土壤、棉花种植、选种等都有很好的研究。这位伯父又是个按关中方言称作“痰气”的典型人物（“痰气”本义是指神经不正常，如果以诙谐的语气出之，其含义往往是褒贬各半，相当普通话的“神经兮兮”）。
关中的农村有农民娱乐的组织叫“自乐班”，我家是自乐班的班主，这是我六祖父创立并由我伯父继承下来的。我家的祖传宝物，一个是铜锣，一个是我父亲的马五剑，一直保存到现在。自乐班宣传为官为宦，联络农民之间的感情，当时民间称自乐班的活动为“喧哗”。开始我一直不知是哪两个字，后来，我从陕西地方语汇中才查到，得知是“喧哗”两字。自乐班唱的是秦腔，是清唱，但民间不叫唱戏，而叫“喧哗”，或叫“乱弹”。自乐班的乐器（鼓、锣、钹）民间称“响货”。我的家乡参加自乐班的人很多，自乐班也很多，彼此竞争。我家这个自乐班不仅唱得好，“响货”也好，特别是铜锣，有一声锣退二十的说法，就是铜锣敲三声，有二十个自乐班一听，甘拜下风，不参加比赛，都退场走了。
我的六祖父给朱家油坊当长工，当梁头打楔子，已经累得够呛，但他还要大着嗓门唱乱弹，有了钱创了业，他就组织起来自乐班。他就是个“痰气”式的人物。卖了50亩的土地，买了一个铜锣。六祖父把自乐班组织起来了，拉出去与别人家的自乐班比赛老是输。这个自乐班唱得好，弦索也好，就是响货比不过人家。这个时候，我六祖父听说苏州有个锣很有名气，价也极高，他就通过盐商的关系买通县长，卖了50亩地，把这个锣买到手。这个锣的特点：一般锣敲一下，其音波能波到12环就已相当好了，而这个锣敲一下，音波则是24环，一个声音与一个声音不相同，这个锣响24环要调换8次音。我家自从有了这个锣以后的自乐班，谁也比不过了。
这个锣传到伯父郝登基手里，他爱锣如命。军阀混战，社会很乱，土匪来了，粮子（群众对军阀的军队的称呼）来了，老百姓就躲避起来。这时，我的伯父对我家的金银财宝，大骡大马全不顾，只将大烟盒和这个铜锣向褡裢里一装，背着就跑。由此可见，他是多么爱铜锣啊！
因为我家有自乐班，家里人都懂戏，也爱唱戏。我父亲就会唱戏，伯父更有名气，特别唱岳飞、唱诸葛亮的戏很出名。伯父作为响主，戏唱得好，唱压台戏，加上“响货”好，就使这个自乐班出了名。
那时所唱之戏，主要是忠臣、奸贼之类，什么二进宫、诸葛亮、岳飞、金兀术之类。因为我家是响主，对三国演义、东周列国都是很熟的。那时民间流传有十大本，都是比较长的戏，一直唱到深夜。还有灯影戏、木偶戏，连我母亲都懂戏，能听出谁唱得好谁唱得坏。我还在祖母怀里就听到香山还愿一类戏。在这样的环境下，从小这些东西就给我灌输了什么是忠臣，什么是奸贼，以及英雄豪杰之类东西，在我还没有上学之前，就已经灌输了很多。还有民间所传的故事，主要讲因果报应，好人坏人、忠孝节义等；还有民间农时节气，农谚之类。我从民间的这些传说中得到的结论是：过去的有些知识分子，对医药卫生、健康、生活，穷人受苦，富人为富不仁等等，以及妇女、儿童、穷人争自由权利，都有意识给戴上迷信、宗教的色彩，把它神化了，鬼化了，因果报应化了。例如到了农历腊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必须给所雇的长工放假，过了正月初五之后才能上工。说要是对长工过了腊月二十六日还不放假，就要家破人亡！这是以迷信的办法来换得给穷苦人的一点好处。民间有个日子叫“不当”，就是这一天应该休息，不要干活，如大年初一，不能扫地，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五这几天，不能打骂孩子，不能吵架，不做针线活，说做了针线要瞎掌柜的眼睛等等。我查史书，礼记上就有“不当”这个词。现在国务院规定实行五日工作制，我国早在汉朝就是五日轮休，金木水火土五日完了就得休息，不休息就要遭殃的。还有向穷人讨债，最迟只能在腊月三十上午之前，当家中贴了门神，把祖先祭起来，讨债人再不能进门了，因为这时土地等神已到，外人再来讨债是会得灾的。
伯父郝登基这个人，平时节约得很，看起来有些刻薄，但对供孩子读书，他从不吝啬，舍得花钱。他曾卖了50亩地去买一部宋版陈寿著《三国志》。陕西的一位文化名人牛昭岚，人称牛才子，本是清朝一位翰林，不去做官，来到三原嵯峨山，开了个道学学院，在那里讲学。我伯父读书不多，但结识了这位牛才子，向牛才子专学易经，学八卦，他对易经学得很精，用易经阴阳推算，算卦出了名。1929年是关中的大年馑，三原一位有名望的人，因为年馑来了，家破产了，生活发生了困难，拿了这部宋版陈寿著《三国志》到桥头（鲁桥镇）去卖，书价100两银子，人们对宋版书不识货，没人买。牛才子得到这一消息后就向我伯父推荐说：“你对后人不要把土地多置，要是家有这部书就了不得了。”牛才子识货，知道这部书的价值。我伯父一听同意了，就决定卖地买这部书。正值年馑，人们的命都难保，有谁还要地呢？那时一亩地才值一两银子。伯父一狠心卖了50亩地，才得50两银子，又筹了50两，凑齐100两，约定在三原桥上交货。牛才子说：这部书是三原县的一宝，千万不能让县政府知晓，如果三原县政府知晓就要阻拦，不让书出三原地界。我家有马有轿车，伯父带了买书之款坐着轿车，来到三原的桥上，付了款接了书，立刻乘车扬鞭，一溜风跑回栎阳。
从1928年下半年起直到1929年冬一直无雨，大旱之后紧接蝗灾、瘟疫，蝗群过境，遮天蔽日，数百亩、上千亩庄稼须臾食尽。关中一带，赤地千里，据记载：全省受灾地区达80余县，灾民5355264人，其中关中314015人，全省因灾死亡250余万人，到外省逃荒40余万人。因为灾害全省人口从940余万减至650余万。这就是人们一提仍有后怕的“民国18年年馑”。这时我们家虽然还有些粮食，但按照伯父的计划，也实行了计口授粮。
我伯父在农业方面是有天才又善于经营。因为年馑我失学了，我与长工同样待遇，并生活在一起。这年冬天特别冷。鸡叫二遍，我伯父把一家人都叫起来。那年月因为大旱，土地都结在一起，一犁就是一大堆土块，关中方言把这土块叫“胡基”。人们饿着肚子，但伯父让我们早早起来，捶打“胡基”，或者挖秫黍（高粱）根，打掉根上的土，用秫黍根作柴烧（过去我家烧煤，这时买不起煤，就烧秫黍根）。我们一早打胡基，不大一会就饿得腰都直不起来。到地里干活我腰里别一本书，当我与表兄抬秫黍根回家的路上，我让他走在前边，我跟在后边，就把书搁在担子上，边走边看。一次被伯父看见，生气地吊下脸，动手就打我，还骂我：“懒虫！你念书能当饭吃？”这时，他已忘记或者顾不得过去对读书的重视和对我的期望，所以“小老虎”就一变而为“懒虫”了。
一直挨饿，人渐渐支持不住了，祖母年迈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见此情景，伯父只得向远在山东的弟弟也就是我父亲求援。他先把刘明斋先生请来，让他给我父亲写信，向我父亲要钱；又请张子昌先生给我父亲写信，结果都不见回音；他又到高陵县，请世顺魁字号的二掌柜先生再给我父亲写信，还是不见回音。后来才知道，这些信到父亲手中时，都被他的小老婆从中阻拦，父亲未能给家寄钱，也未复信。
伯父懂易经，学会“文王神课”，穷极无奈，他于晚上决定要卜算一下，为什么这些信都没有起作用？卦象卜出，其解是“家有魁星”。魁星者，文曲星也。我家几辈人，秀才都没有捞着一个，哪有什么文曲星？伯父怔怔地思索了半夜，猛然想到：要讲文才，永娃这孩子读书倒是很颖悟的，莫非应在他身上？但小小年纪，算得了数吗？一想如今饥寒交迫之际，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叫永娃子（我的乳名）给他大（父亲）写封信试试。他把我叫到跟前说：“给你大写封信，就说这里年馑严重，一家人都快饿死了，看他管不管？”这时我已十几岁了，读过许多古书，还跟刘明斋学会写状子。于是，我握起笔，以伯父的名义，按照写状的格式，稍加思索，提笔就写。也是年馑挨饿死人之情，历历在目，涌上心头，埋头疾书，竟是一挥而就。那信的内容，后来大人们常常复述，感慨备至，所以多年之后还记得些。父亲说，他接过此信，当看到“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百里断炊，野殍在道。卖儿鬻女，老母卧床，骨瘦如柴，儿女满堂，嗷嗷待哺，难以为生”这几句时，不禁痛哭失声，顺手打了小老婆两下耳刮子，立刻给家寄回200块现洋。这封信写好念给伯父听，他也哭了。我父亲还对当时在他身边我的哥哥说：“家中有这样的孩子，能让他把学业荒废下去吗？”于是决定把我接出去读书，这是后话了。
那时的200块现洋，是个不小的数目。钱一到家，伯父觉得我的这一封信，竟然比账房先生和我的两位老师写的还起作用，看来卦上“魁星”之说，不为无稽，从此对我又另眼相看，不再骂“懒虫”了。不过平心而论，账房先生的文笔固然不见得高明，但当时我的写信水平，自忖是不会超过两位老师的，无非是情真意切，身临其境才可写出来的罢了。
伯父是位有心计的人，他的心也硬。收到父亲寄回的200块现洋，他没有用来度荒，而是买了三石麦种（约1000斤）。伯父说：“就是把人饿死完也不准动一粒种子。”以后他干脆把种子埋在他的卧室内，上面盖上石板。剩下的钱就买地。在我家一片40亩和一片50亩的中间，插了别家一块地，就像个楔子插在那里。过去找人说话愿出三倍之价，这家不干。现在年馑一个银元就可买一亩地，我家以每亩5元之价把这块楔子地买了过来，总共买了100亩地。至于吃饭，还是照旧，仍喝刺蓟麦糁汤，来客也只添水不添粮。年馑买地固然是乘人之危，明明放下几石麦却不让人吃饱饭，连家里人都无法理解。伯父这些苛刻措施，惹得里里外外的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正是因为他的心太狠，所以才不生儿子，光生女娃。但要论经济头脑，我伯父算得上是个天才。
那一年他除买了地，第二件事就是把旧房拆了，把木料劈成木柴卖。灾荒之年烧柴极贵。他决定把已经破旧的后楼拆了，木料卖不到几个钱，就让我表兄把木料锯成一截一截，劈成木柴，由我表兄用牛车拉到三原县去买。我曾跟着去卖过，一算竟比木料要多卖3倍的价钱。我伯父的理论是：“房是浮财，地是根本。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财，有财始有用。”他倒懂得政治经济学，分清了什么是生产资料，什么是生活资料。拆房卖柴得到一笔钱，使刺蓟麦糁汤中所掺的麦糁子稍微稠了一点。这一年为了度灾荒，将本来不能吃的古槐花都吃了。我家门前的古槐花落了一层，伯父就叫家人把槐花扫起来，捡净，用清水漂过，加点面粉蒸着吃，他还让把槐豆摘下来吃。
第三件就是塘土种麦。在1929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之前，除了祖母和伯母之外，他下令全家大小一起下地，打畛子准备种麦。胡基已经打碎，由于久旱，地里的土已成粉末，一脚踩下去可以埋住脚的塘土向下挖没有一点墒。一家人在那里整地，弄得尘土飞扬，个个成了土人。过路的人莫明其妙，经询问听说这家人在塘土里种麦就摇头，认为一定是疯了。我伯父对议论者不予理睬，或者说他算过卦，卦上说今年干地也能种麦。其实他是从《齐民要术》中学的，那里讲“大旱之后，必有大雪”，麦先种下去，地遇雪水不就有墒了。中秋节这一天，他令人到高陵世顺魁铺子里取来五封月饼，晚上召集全家人赏月，大家吃过月饼后，他宣布：“要穿穿个绸裤子，要脱脱个精尻子。明天咱们种麦，要么全家毁灭，要么全家兴旺！”鸡叫二遍，他把一家人赶到地里，连夜开犁，天明抢种，把3石种子全种了，共种了100多亩。家里人抱怨说：“你把咱们全家人往死里累吗？哪见过把麦种到塘土里？”他回答说：“话我已经说过了。你们没念过书也看过戏，戏上常说三年大旱，什么时候说过四年大旱？”硬是按他的主意，把麦都种下去了。下种前，他把麦种都用炕灰拌过，乍看看不出什么。这也是他的心计：一来炕灰是很好的肥料，二来拌过的麦粒地老鼠不吃，三来也防人偷去吃掉。话虽如此，家里人并不放心，有的根本不信，有的半信半疑。隔几天到地里刨开看看，种子毫无动静，再隔几天看看，还是毫无动静，人们都说他糊涂了。农历十月一日，农村习俗是给祖先“送棉衣”，买了火纸夹上点棉花到坟上烧掉就算是“棉衣”了。上罢坟，天变了，不一会儿飘雪花了，真是鹅毛大雪，这一年连下了六场大雪，积雪三尺多厚。这下伯父宽心了，脸变得不那么严峻了。他吩咐给野菜汤里多加麦糁子，让大家肚子吃得比较饱了。
雪霁，他悠然到栎阳镇去买牛。年馑时的牛，人还没有吃的，哪里还喂得起，瘦得露出骨头，因牛瘦价钱便宜，几块钱能买一头，他一下子买了好几头。这种瘦牛口齿轻，不过跟人一样是肚子饿的，喂好了很快就膘肥体壮。冬天已过雪化了，伯父到地里看种的麦，刨开一看，果然见那麦子生出了黄芽！开春地暖，很快麦子长出地面。见此光景，伯父就到北山量糜子，糜子虽是粗粮，却是正经粮食，这以后吃糜子粥，就可以吃饱了。一连几年颗粒不收，等于休闲，地力特别壮，加上上肥和炕土的肥力，麦苗出土后就发疯似的长，墨绿墨绿的，几天变了样。麦子成熟每亩就打一石多（300多斤），100亩小麦就打了100多石，20多亩大麦竟打了60多石。先收了大麦，他让家里人用大麦面压饸饹，这回让大家放开肚子吃。这一年，我们家是当地获得丰收的一家。方圆百把里的人家都来赊我家的粮。荒年粮价极贵，伯父不要钱，他说：“年馑坑人是损阴德的，”只要求赊一斗大麦还一斗小麦就行了。同村中那些对我伯父佩服的人，见我伯父塘土种麦也跟着试种，结果都获得好收成。
年馑尚未过去的1930年11月，杨虎城出任陕西省主席，他深感陕西人民身遭大旱之苦，立即请来举国闻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并委任他为陕西省建设厅长，领导兴修水利。李仪祉决定首先修泾惠渠。李仪祉深入实地进行勘测，并走访群众进行调查。我伯父就向他讲郑国渠，并领李仪祉去看郑国渠的遗址，向李仪祉介绍南渠梁、中渠梁、南斗门、北斗门等。李仪祉就选泾河所经泾阳县的崔咀，筑横跨泾河之拦河大坝，渠首引水闸，引水涵洞，排洪桥，退水闸及引水斗门等工程。基本按郑国渠走向，分总干渠、南干渠、北干渠及8大支渠，全长270公里，灌溉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5县田地65万余亩。过去的旱地变成水地，旱涝保收，我的家又兴旺起来了。
我伯父郝登基没有儿子，因为他见我小时聪明，书念得好，就特别爱我。他别的钱舍不得花，但对我读书愿意花钱。他是希望家中能有个在外做官的人给他撑门庭，这是很自然的事。另外，他对我教育还有一套独特的哲学。他经常向我讲：“一个人念了书以后，若没有胆量，就应该守在家里，拉狗取铁锨，抱娃收鸡蛋，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在家过一辈子。若要外出做事，就必须有胆量，要能有第一不怕死，要有那种把头割了只当是头上的草帽子飞走了的精神；第二不顾家，不要怕抄家，把咱家的家当看成不过是一只公鸡都能驮起来的家当，没有什么了不起，抄了再挣；第三不要吃现成的饭，去锦上添花，要雪里送炭，不要给一棵大树上添绿叶，那绿叶大树不稀罕，要给一株小树上添一朵花。”伯父的意思是说不要在人家已打成的江山里做事，要在开创江山那边做事。因此，他对我们弟兄们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也就是他说的当“八路”并不反对，对于陕西省委的巡视员、交通员以及来往的我党人员由我父亲和弟弟郝克顺招待和掩护也不反对。他认为自己侄子们方面的朋友是自己人。他把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看成是“创事”。因此，当他于1947年逝世时，仍认为“八家”（指共产党）是要成功的，认为我们弟兄们所走的路没有错。当然他老人家的所谓没有错，完全是出于他所谓“八家”能成功，自己的侄子们要做大官，做大事，是荣宗耀祖，而不是他对共产党和参加革命有什么认识。他的这些哲学和思想，对我少年时代曾起了很大的影响。
1926年，直系军阀刘镇华围西安。杨虎城部和李虎臣部守西安，我父亲当时是守城指挥，多次打退刘镇华镇嵩军的进攻。刘镇华悬赏索我父亲的头未得，恼羞成怒，就派了一个团洗劫渭北各县，兵到之处十室九空，我的家乡成为洗劫的主要对象。我家得知土匪般的“粮子”到来，全家迁至距家不远的三义村躲避。刘镇华的军队一到，直奔我家的宅院，将骡马和所有能找到的浮财抢掠一空。我们在距家很近的三义村朝不保夕，只得再迁至我父亲部队曾驻扎过的耀县。兵荒马乱之中，我们这个逃难的大家庭，人口众多，我当然上不成学了，每日还不得不和家中别的孩子们一起，清晨跑到县城南门外的山上挖野菜，到石川河去捞河里冲下来的柴火。白面是很稀罕的了，就是蔬菜油盐也十分匮缺。这年10月，冯玉祥部队入陕，西安解围，刘镇华镇嵩军被驱逐出陕西。父亲自西安凯旋归来，坐着双套骡子的轿车，带了一大群马弁，好不威武。我们全家老小也从耀县回到了栎阳老家。这时，白面又有了，菜也有了，更不用下河去捞柴火了。但是，遭“粮子”抢掠过的家园已无复旧日之风光，而是满目疮痍，一片凄凉。财产既遭洗劫，日子过得拮据起来了，“诗”与“礼”那一层薄薄面纱，便再也遮盖不住物质的冲突了。堂伯郝隆光的儿子郝如泉、郝兢生与我伯父（家长）之间开始为家务争吵不休了。
中国的封建家庭是由嫡系（俗称正门）长子，长孙当家，就是家长，俗称掌柜的，就像巴金著名小说《家》、《春》、《秋》里写的那样。我家六祖父是家长，他的儿子郝隆光从戎在外，六祖父去世时，正门长孙郝如泉尚年幼，不能当家，就把掌柜的权交给了我们这股不是正门的老大，由我的伯父郝登基当了掌柜的。伯父为家长的前期家庭尚和睦相处，到了一定时候，遇上“粮子”抢掠，遭难破产的情况下，家中起了内讧，吵着要分家了。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要分是很不容易的，要请说话人，也就是现在说的调解人。请了当地绅士名流刘明斋老先生。刘明斋在清朝时是个秀才，参加了辛亥革命，是民国后三原县第一任县长。由他主持，并请了郝姓族长、姑姑、舅舅、姨姨等等。由他们主持与我们家各门协商。每次说话都得备席，经过多次说话决定：郝如泉弟兄合为一家，伯父和我父亲合为一家，八叔父、九叔父、十叔父各自为一家。
分家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裂痕是最深的啊！一向受人称誉的“四世同堂”的钟鸣鼎盛之家，就这么解体了；过去兄弟们、妯娌们、翁叟们、奶奶们之间和睦相处，亲如一家，霎时间变成两样，在争家当的日子里，那贪婪和狰狞，竟一扫以往的“仁义”，一下子便暴露得淋漓尽致。为了争一根椽子，什么弟兄，什么长幼，立刻反目为仇，你争我夺，乃至破口大骂。十祖母本与我亲祖母是亲姐妹，平时十祖母对我们很好，对伯父也很好，我伯父也很尊敬她，分家时她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伯父是掌柜的，对她已多方照顾。但在人唆使下，她仍然不满。正式分家产这天，只见她披头散发，拄着拐杖，来到大厅，就是那个裕德堂里，大哭大闹，说是分给我九叔父那房的份子少了，指着某一家具说，如果不给她，她就要坠命，还说我伯父分家不公，她要去栎阳镇政府告我伯父等等。顷刻间，裕德堂里里外外，哭叫者有之，争吵者有之，谩骂者有之，那“耕读传家”多年的体统，通通荡然无存。经说话人好不容易好说歹劝，才搀扶着她老人家进后堂，才算平静下来。
更令我窘迫的，是我们这些纯洁无瑕的孩子，也不能幸免分家这种尴尬。各房的大人，此时就纷纷怂恿着各自的孩子为自己抢拿东西，见什么拿什么。这时我已十多岁了，大小算是个读圣贤书的人了，平日所学的是“温良恭俭让”，现在叫我去做这种事，羞惭得简直是无地自容。我伯父过去勉励我立志时，是曾教训过我说：“好儿不图家当，好女不图陪房”的。到了这时候，竟也与其他人并无两样，他叫我去为自己拿东西，我想起了书中讲的，我觉得无论如何这样拿东西，脸发红，羞得受不了。我转了一大圈，空着手回来了。他打着要我去，我哭着还是不去，他就骂我是个没有用的“囊子”。这时，原先对我成龙成虎的期望，完全抛到九霄云外。裕德堂分裂时这些触目惊心的事情使我感到悲痛，并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厌恶这个家庭，痛恨这个家庭的创伤。是的，那巍巍城堡、那金碧辉煌的匾额，从此不再是神圣的了。虽然此时我还不足以洞悉它蕴含的意义，但已开始使我思索，厌倦，并在朦胧中萌动着新的渴求。我希望了解这个世界，我隐约地感觉到生活里绝不仅仅是欢乐和肃穆，它还存在着使人惊愕和创痛的东西……
克勇这个名字，记得大约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的八祖母（亲祖母）逝世后所出的讣文上，按家谱我这一辈为“克”字辈，就给我的大哥起名克俊、二哥起名克杰，给我起名克勇，我弟弟起名克顺。
我的家是个农村家庭。我的家乡栎阳，曾是古代秦国的都城。据史书记载：秦“献公即位（公元前382年）镇抚边境，徙治栎阳”并于“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栎阳”。秦献公卒，秦孝公即位，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就在栎阳。变法令未公布之前，为了取信于民，采取了“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南寺），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这个遗址就是现在栎阳的南寺。历史上第二个与栎阳有关的大事，就是项羽入关，封了王，其中“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兵（槐里）。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后，刘邦率兵占领了整个关中，接着率军东出潼关与项羽打仗，开始建都栎阳，留萧何，“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成了汉王刘邦的大后方。以后刘邦建未央宫将都会移长安，把他的父亲封到栎阳。其北二里许的卷子堡即当时萧何收取秦朝的档案卷宗保存在这卷子宫里。后落为梁氏家族居地，故名卷子堡。我的老伴梁枫即此村人。
栎阳的地理位置在渭河以北，与高陵、三原、泾阳连成一片，地面广阔平坦，土地肥沃。栎阳南望秦岭（南山），北为桥山（北山），西北为嵯峨山。通过郝、邢两堡之间有条官道大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陵寝就在栎阳以北的三原县徐木乡永和村，为修建这个皇帝陵，派军队从渭河一直摆到北塬，由人传送沙袋，使从渭河经栎阳至北塬沿途撒的沙子成了一条路，就叫唐沙路，又名阳官道。
从泾阳、三原、高陵到我们家乡栎阳这一马平川的土地上，是我国水利史上著名的郑国渠灌溉的地方。这就是秦始皇时，韩国派了一位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做间谍，郑国到了秦国，就说服秦始皇动员人去引泾河水修渠灌溉，以致抽不出兵力东征，结果把渠修成了。这时发觉郑国原来是个间谍，秦始皇要杀郑国，郑国说：“开始我是作为间谍来的，但为秦国修了渠灌溉田地也是为秦国做了好事。”秦始皇听后没有杀他，就让他负责把渠修成。以后渠修成了可灌四万余顷良田，于是给渠起名郑国渠。因为有了郑国渠，渭北的泾阳、三原、高陵和临潼的栎阳粮食产量大增，所以就把这些地称作“白菜心”。在我的家乡仍留有郑国渠的遗迹，渠已经不见了，但有些地却称南渠梁、中渠梁、北渠梁或者南斗门、北斗门等等渠的名称。这个渠没有了，我们那里成了旱地，靠天吃饭，天不下雨就颗粒不收，农民的说法就是年馑来了。
以后栎阳曾更名万年，设万年县，再后来地区划分，将栎阳划归临潼县，它成了县下的一个镇——栎阳镇，算是渭北的一个有名的镇。距离栎阳镇西八里之处，就是我的家乡郝邢村，郝姓与邢姓各建城堡，郝姓城堡内全是姓郝的。
从我3岁能记事起，我的家是一个号称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鼎盛时期，有50多口人，拥有400多亩土地，一座油坊，一座粉坊，有马、骡、牛、驴等大牲口几十头，两辆大车和一辆轿车，雇有八九个长工。在郝家城堡内，我的家最大最富。这个城堡的墙很高、很宽，墙的宽度以至于可以在上面行车走马。城墙上垒有枪眼，城墙外是去高陵、三原的官道大路。城堡内有大涝池，有两棵四个人搂那么粗的古槐树。朝着城堡的城门很高很大、房屋很多的两院住宅就是我的家。门前有一对大石磙，两旁装有两个石鼓，砌着五个石台阶，距地面约三四尺高。房很高很大，屋檐很宽。门楣上挂着三块黑漆金字北魏体的大匾，正中是“耕读传家”，两侧分别是“公正可风”和“德高望重”。宅院宽大甚深，最后是正厅，大厅上高悬“裕德堂”三字。正厅东西两边的粉壁上挂满字画，西边挂满了松竹梅、山水、二十四孝图等；东边挂有相传为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出师表》和陕西著名翰林白遇道所写的《朱子家训》、牛昭岚（牛才子）所写的《兰亭序》等。这就是当时向乡里所炫耀的东字西画。大厅中间的墙上挂着神轴（卷），即各代祖先神轴。每逢婚丧大典和春节，不仅都要全幅挂起来，并且还要由父兄辈中有功名或有学问的长者，向我们一群在私塾专馆上学的子弟讲解背诵朱子家训和洒扫应对敬酒、转角换手等繁文缛节一大套，并以此作为选才培养的标准，分别为上学、经商、留家务农三大类。庭院里还有一座藏书楼，收集了很多线装古书。我小时候就是临摹门上的匾，学写毛笔字并到藏书楼读古书的。当地一位很有名的老先生刘明斋指着大门上“公正可风”的匾常对人说：“这个‘公正可风’是有点来历的啊！”
相传我的祖先是山西荣火县人，大概在明朝时，从山西迁移到陕西的，以后又定居栎阳的。那以前的事甚为渺茫，我也说不清楚。
我听说我们这个大家是在清朝同治年间以后，由我祖先兄弟七人共同创建起来的。
大概在咸丰末年，我的这个家很穷，爷爷兄弟七人，住在郝邢村西村外的一个破地窑里。只有五六亩地。我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土层极厚，有的厚达数十丈，利用这种高原黄土的黏性和“壁立性”，农民常常依崖凿洞而穴居。没有山崖，就平地挖出一个大方坑，在坑的三侧凿洞，一边修坡下窑，叫做“地窑”。我的祖父们就住在这样一个地窑里。按照宗族的排行，我的祖父排老八，称八爷，其他有六爷、九爷、十爷、十二爷（除去十称二爷）等等，我的祖父八爷是个著名的木匠，九爷是铁匠，十爷种地以后卖蒿子，二爷在汉中经商，六爷是榨油的梁头（即打油的技师）。除十爷种地在家外，其余都给柳村财东绰号叫“西北风”的朱姓做长工，六爷是我家的主要创业人。这些祖父早年去世，我没有见过面，只有十爷大约在我5岁时也去世了，我只是模模糊糊记得，这是一位常常带着他的小孙子割草、拾粪的老人。
六爷个子很高，身子很结实，力气特别大，是个有名的油坊梁头，饭量也特别大，吃蒸馍能吃6个，吃捞面条不用大碗，用比耀州大老碗还大的黄瓷盆。一顿饭要吃2斤粮。这时，他给姓朱的大财东家开的油坊当梁头。农村手工式的油坊，是一种木结构，一根比房屋大梁还要粗，约三丈长的大梁，一头挂上一个石碌碡用滑轮把梁升高，不断给梁加木楔子，加大梁的力量。六爷就是掌握榨油技术和能把楔子打得深和多的榨油工，农村称“梁头”。因为他的技术高，力气大，由他掌管蒸榨油原料（棉子、菜子），做榨油打楔子等既要力气又要有技术的活时，他总比别的梁头要多出20斤油，因此很受姓朱的财东器重，将他的女儿嫁给我六爷，这位财东姑娘就是我的六祖母。
六爷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个聪明人，他心中有数。他明白财东看中了他，绝不是看上了他这个一无所有的人，而是看上了他的榨油技术。在封建宗法制度里，女婿不过是个外人，主人把女儿嫁给他并不是保证他不受穷，倒是更便于使用他这个劳动力。但他已经成了家，他心中有自己打算，要创业。他自己拼命地干，白天在油坊里干，晚上为自己拉犁种地，要攒钱，要创业。他买了一个大“扑满”（笸箩），与几位弟弟商量，自己做工、卖蒿子的钱不能自己任意花掉，要节衣缩食，大家都要把每月每日挣得的麻钱投进这个“扑满”中，任何人不能私自打开“扑满”，直到年底当众打开，计算这一年攒了多少钱。这时，无主的荒地遍野，几个弟兄辛勤劳动，日积月累，很快就攒了一笔钱，向官府买了几百亩荒地，大家不再外出做工了，可以开垦荒地种庄稼了。
朱家财东不让六爷离开他家，继续当梁头为他榨油。六爷是个有心人，就偷偷置了榨油的工具，自己也开了个油坊，给朱家榨油也给自己榨油。以后离开朱家，雇了长工，教了徒弟，再不需自己下苦用榔头去打榨油梁的楔子了，逐渐变成按过去主人对待自己那样去对待雇工了。我的几位祖父在六爷带领下，终于创建了一个封建大家庭。六爷怎样掌管这个封建大家庭我不知道，我记得伯父为这个家的掌柜时，大厅已挂上了“裕德堂”的匾。每至岁末，把全家老幼齐集在裕德堂大厅里，长辈们在上端坐，子孙们在下肃立。开始由伯父带领全家祭祖叩头后，他即席训示，总结一年的生产和家务，褒贬得失，奖勤罚惰，条理分明，极富威严。在晚辈们的眼中，伯父是一位甚可敬畏的长者。在他的面前，在这裕德堂里，我自幼年就感到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甚至产生过一个大家子弟的自豪感。
然而及至年龄稍长，我也知道就在这个庄严的大厅里，在同样肃穆的气氛中，封建礼法怎样埋葬过一个年轻妇女的青春，那便是我婆，也就是十二祖母。我的亲祖父排行为八，我的十二爷也叫二爷早亡无子，就将我父亲过继给二婆，我叫婆，反把我的亲祖母改叫八婆。我亲祖母一直隐瞒，不让我们孙子辈知道此事。直到我已经上了学的一天，她生病了，走路很困难，被我碰上，立刻上前搀扶。过路的人看见说还是骨头里亲，我听了不解其意忙问八婆，她才告诉我，她是我的亲祖母。我从小在婆也就是十二祖母身边，她向我诉说过她的遭遇。
我十二祖父是在汉中做生意，做的是盐米生意，他是个二掌柜，民间称“切家”。他善于做生意，把四川做盐米生意的人挤走了，在汉中站住了脚。十二祖父原配早夭，我婆是继室。没有几年十二祖父吐血亡故，我婆年方二十，无子。十二祖父死后，把灵柩搬回，出殡之前，我的家族邀请她的父、舅等娘家人至家，征询她是否守节。在那种以三纲五常为“德”的社会，这种征询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形式，尤其对所谓大家的妇女。这位十二祖母的父亲是位儒生，从小就向她讲授过《女儿经》和《礼记》，因此她回答当然是“愿意守节”。于是她被尊为节妇，并在十二祖父出殡之前，要为十二祖母举行守节仪式，这个仪式隆重得很，把我十二祖母扶到裕德堂大厅的最高座位上坐下，由家族最高领导也就是族长五爷率领几辈人，儿子、孙子辈等分别列为几排，一齐向这位守节妇婆磕头、挂红、喝三杯酒。按当时的习俗，如果不愿意守节，就在办完丈夫丧事后领回娘家，再由娘家改嫁，不能由婆家改嫁。因为守节，这位十二祖母便这样被埋藏了一生，整整寡居守节40年，受尽难以忍受的痛苦，活到60多岁便去世了。
我家鼎盛时期有50多口人，由我伯父郝登基继承六祖父当家长。除堂伯父郝登礼（隆光）、父亲郝登弟（鹏程）和堂兄郝兢生（郝隆光之二子）在外搞军队外，这个家庭由八叔父、十叔父（系九祖父之子），九叔父（十祖父之子）和堂兄郝如泉（郝隆光长子）等经营。那时共有土地400多亩，房屋两大院，油坊一个，粉坊一个，牛、马、骡、驴几十头，大车两辆，轿车一辆，雇长工八九人，农忙时节还要雇短工数十人。
我们从住破窑上升到拥有数百亩地、高房大马的大家族了。但因为它还只是一个土财主，还常常受官府和权贵的气。所以掌管这个家庭的掌柜——我的六爷，就决定他的晚辈，也就是我的父辈们要读书，以学优登仕。这除了光耀门庭外，更为现实的倒是希望通过读书的阶梯，能谋取一官半职，以对付官府和地方权贵的欺压。我们家第一位读书人是我的堂伯父（六爷之子）郝隆光，他的原名郝登礼，字开始为龙光，以后改为隆光。这位堂伯父，我只见过他一面，那是我在童年时候的一个夏天，我们一群小孩，光着P股在大门厅里铺的一张席上玩，他从外面身着戎装走进门，拍拍我的P股说：“这是咱们家一只虎，好好念书吧！”当时我受到称赞，心里很高兴。那是清朝光绪年间，他参加过科举考试，本来他已经考取了秀才，在考场门口，被衙役、师爷拦住，要他行贿，被他严词拒绝，结果已考取的秀才被黜免了。从这一天起，他立志不再应试，并且从那世道中自己总结出一条处世之道，以此教诲后代：“房盖低，地种少，多读书，少应考。”显然，他看透了科举制度的黑暗，也深深感到在一个腐败的政权的统治下财产并无保障。但他却认识到知识是有用的，因此他仍鼓励子弟们要多读书。秀才未中，他就以数百银子买了一个斜口监生（和秀才资格一样），在临潼县里当起士绅来了。
我这位伯父体高魁梧，以后弃文投武，跟随富平胡笠僧（胡景翼）组织的民军，参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胡景翼搞了10个连，我伯父是一个少校连长。我伯父回到家里，卖了50亩地，向临潼的一个银匠，买了来复枪，也叫快枪，就是现在的步枪，还为胡景翼拉部队。我们家有个特点，在部队都搞“独立”。伯父搞的是独立连，我父亲在杨虎城部也是独立连。1951年我奉命率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军西藏，这支部队对外也叫独立支队。
1914年袁世凯的爪牙直系军阀陆建章来陕任督军。1915年袁世凯称帝，陕西和全国一样，义军四起。陆建章之子陆承武以中坚团驻渭北，胡景翼部首先发难，生擒承武。陆建章派部队来夺，我伯父的独立连在渭河以北的绳武村死守，被陆建章包围。伯父作战英勇，因被敌人包围，全连大部伤亡，本来他可以突围逃走，但他坚守阵地，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壮烈牺牲。陕西义军群起反陆，终于将陆建章驱逐出陕境。胡景翼为纪念反对直系军阀陆建章而牺牲的烈士，在富平县美原镇立了纪念碑。
伯父郝登基是我父亲的亲哥哥，于解放前已经辞世了。他年轻的时候，只读了几天书，因为我祖父死得早，是寡妇祖母的过继儿子，曾被歧视而赶出门给别人当过长工。但由于他是个有心之人，并能刻苦钻研，不但学会和熟练掌握了铁匠、木匠、榨油等技术，而且几乎熟读了所有古代农业、畜牧学书籍，对农田、水利、土壤、棉花种植、选种等都有很好的研究。这位伯父又是个按关中方言称作“痰气”的典型人物（“痰气”本义是指神经不正常，如果以诙谐的语气出之，其含义往往是褒贬各半，相当普通话的“神经兮兮”）。
关中的农村有农民娱乐的组织叫“自乐班”，我家是自乐班的班主，这是我六祖父创立并由我伯父继承下来的。我家的祖传宝物，一个是铜锣，一个是我父亲的马五剑，一直保存到现在。自乐班宣传为官为宦，联络农民之间的感情，当时民间称自乐班的活动为“喧哗”。开始我一直不知是哪两个字，后来，我从陕西地方语汇中才查到，得知是“喧哗”两字。自乐班唱的是秦腔，是清唱，但民间不叫唱戏，而叫“喧哗”，或叫“乱弹”。自乐班的乐器（鼓、锣、钹）民间称“响货”。我的家乡参加自乐班的人很多，自乐班也很多，彼此竞争。我家这个自乐班不仅唱得好，“响货”也好，特别是铜锣，有一声锣退二十的说法，就是铜锣敲三声，有二十个自乐班一听，甘拜下风，不参加比赛，都退场走了。
我的六祖父给朱家油坊当长工，当梁头打楔子，已经累得够呛，但他还要大着嗓门唱乱弹，有了钱创了业，他就组织起来自乐班。他就是个“痰气”式的人物。卖了50亩的土地，买了一个铜锣。六祖父把自乐班组织起来了，拉出去与别人家的自乐班比赛老是输。这个自乐班唱得好，弦索也好，就是响货比不过人家。这个时候，我六祖父听说苏州有个锣很有名气，价也极高，他就通过盐商的关系买通县长，卖了50亩地，把这个锣买到手。这个锣的特点：一般锣敲一下，其音波能波到12环就已相当好了，而这个锣敲一下，音波则是24环，一个声音与一个声音不相同，这个锣响24环要调换8次音。我家自从有了这个锣以后的自乐班，谁也比不过了。
这个锣传到伯父郝登基手里，他爱锣如命。军阀混战，社会很乱，土匪来了，粮子（群众对军阀的军队的称呼）来了，老百姓就躲避起来。这时，我的伯父对我家的金银财宝，大骡大马全不顾，只将大烟盒和这个铜锣向褡裢里一装，背着就跑。由此可见，他是多么爱铜锣啊！
因为我家有自乐班，家里人都懂戏，也爱唱戏。我父亲就会唱戏，伯父更有名气，特别唱岳飞、唱诸葛亮的戏很出名。伯父作为响主，戏唱得好，唱压台戏，加上“响货”好，就使这个自乐班出了名。
那时所唱之戏，主要是忠臣、奸贼之类，什么二进宫、诸葛亮、岳飞、金兀术之类。因为我家是响主，对三国演义、东周列国都是很熟的。那时民间流传有十大本，都是比较长的戏，一直唱到深夜。还有灯影戏、木偶戏，连我母亲都懂戏，能听出谁唱得好谁唱得坏。我还在祖母怀里就听到香山还愿一类戏。在这样的环境下，从小这些东西就给我灌输了什么是忠臣，什么是奸贼，以及英雄豪杰之类东西，在我还没有上学之前，就已经灌输了很多。还有民间所传的故事，主要讲因果报应，好人坏人、忠孝节义等；还有民间农时节气，农谚之类。我从民间的这些传说中得到的结论是：过去的有些知识分子，对医药卫生、健康、生活，穷人受苦，富人为富不仁等等，以及妇女、儿童、穷人争自由权利，都有意识给戴上迷信、宗教的色彩，把它神化了，鬼化了，因果报应化了。例如到了农历腊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必须给所雇的长工放假，过了正月初五之后才能上工。说要是对长工过了腊月二十六日还不放假，就要家破人亡！这是以迷信的办法来换得给穷苦人的一点好处。民间有个日子叫“不当”，就是这一天应该休息，不要干活，如大年初一，不能扫地，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五这几天，不能打骂孩子，不能吵架，不做针线活，说做了针线要瞎掌柜的眼睛等等。我查史书，礼记上就有“不当”这个词。现在国务院规定实行五日工作制，我国早在汉朝就是五日轮休，金木水火土五日完了就得休息，不休息就要遭殃的。还有向穷人讨债，最迟只能在腊月三十上午之前，当家中贴了门神，把祖先祭起来，讨债人再不能进门了，因为这时土地等神已到，外人再来讨债是会得灾的。
伯父郝登基这个人，平时节约得很，看起来有些刻薄，但对供孩子读书，他从不吝啬，舍得花钱。他曾卖了50亩地去买一部宋版陈寿著《三国志》。陕西的一位文化名人牛昭岚，人称牛才子，本是清朝一位翰林，不去做官，来到三原嵯峨山，开了个道学学院，在那里讲学。我伯父读书不多，但结识了这位牛才子，向牛才子专学易经，学八卦，他对易经学得很精，用易经阴阳推算，算卦出了名。1929年是关中的大年馑，三原一位有名望的人，因为年馑来了，家破产了，生活发生了困难，拿了这部宋版陈寿著《三国志》到桥头（鲁桥镇）去卖，书价100两银子，人们对宋版书不识货，没人买。牛才子得到这一消息后就向我伯父推荐说：“你对后人不要把土地多置，要是家有这部书就了不得了。”牛才子识货，知道这部书的价值。我伯父一听同意了，就决定卖地买这部书。正值年馑，人们的命都难保，有谁还要地呢？那时一亩地才值一两银子。伯父一狠心卖了50亩地，才得50两银子，又筹了50两，凑齐100两，约定在三原桥上交货。牛才子说：这部书是三原县的一宝，千万不能让县政府知晓，如果三原县政府知晓就要阻拦，不让书出三原地界。我家有马有轿车，伯父带了买书之款坐着轿车，来到三原的桥上，付了款接了书，立刻乘车扬鞭，一溜风跑回栎阳。
从1928年下半年起直到1929年冬一直无雨，大旱之后紧接蝗灾、瘟疫，蝗群过境，遮天蔽日，数百亩、上千亩庄稼须臾食尽。关中一带，赤地千里，据记载：全省受灾地区达80余县，灾民5355264人，其中关中314015人，全省因灾死亡250余万人，到外省逃荒40余万人。因为灾害全省人口从940余万减至650余万。这就是人们一提仍有后怕的“民国18年年馑”。这时我们家虽然还有些粮食，但按照伯父的计划，也实行了计口授粮。
我伯父在农业方面是有天才又善于经营。因为年馑我失学了，我与长工同样待遇，并生活在一起。这年冬天特别冷。鸡叫二遍，我伯父把一家人都叫起来。那年月因为大旱，土地都结在一起，一犁就是一大堆土块，关中方言把这土块叫“胡基”。人们饿着肚子，但伯父让我们早早起来，捶打“胡基”，或者挖秫黍（高粱）根，打掉根上的土，用秫黍根作柴烧（过去我家烧煤，这时买不起煤，就烧秫黍根）。我们一早打胡基，不大一会就饿得腰都直不起来。到地里干活我腰里别一本书，当我与表兄抬秫黍根回家的路上，我让他走在前边，我跟在后边，就把书搁在担子上，边走边看。一次被伯父看见，生气地吊下脸，动手就打我，还骂我：“懒虫！你念书能当饭吃？”这时，他已忘记或者顾不得过去对读书的重视和对我的期望，所以“小老虎”就一变而为“懒虫”了。
一直挨饿，人渐渐支持不住了，祖母年迈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见此情景，伯父只得向远在山东的弟弟也就是我父亲求援。他先把刘明斋先生请来，让他给我父亲写信，向我父亲要钱；又请张子昌先生给我父亲写信，结果都不见回音；他又到高陵县，请世顺魁字号的二掌柜先生再给我父亲写信，还是不见回音。后来才知道，这些信到父亲手中时，都被他的小老婆从中阻拦，父亲未能给家寄钱，也未复信。
伯父懂易经，学会“文王神课”，穷极无奈，他于晚上决定要卜算一下，为什么这些信都没有起作用？卦象卜出，其解是“家有魁星”。魁星者，文曲星也。我家几辈人，秀才都没有捞着一个，哪有什么文曲星？伯父怔怔地思索了半夜，猛然想到：要讲文才，永娃这孩子读书倒是很颖悟的，莫非应在他身上？但小小年纪，算得了数吗？一想如今饥寒交迫之际，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叫永娃子（我的乳名）给他大（父亲）写封信试试。他把我叫到跟前说：“给你大写封信，就说这里年馑严重，一家人都快饿死了，看他管不管？”这时我已十几岁了，读过许多古书，还跟刘明斋学会写状子。于是，我握起笔，以伯父的名义，按照写状的格式，稍加思索，提笔就写。也是年馑挨饿死人之情，历历在目，涌上心头，埋头疾书，竟是一挥而就。那信的内容，后来大人们常常复述，感慨备至，所以多年之后还记得些。父亲说，他接过此信，当看到“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百里断炊，野殍在道。卖儿鬻女，老母卧床，骨瘦如柴，儿女满堂，嗷嗷待哺，难以为生”这几句时，不禁痛哭失声，顺手打了小老婆两下耳刮子，立刻给家寄回200块现洋。这封信写好念给伯父听，他也哭了。我父亲还对当时在他身边我的哥哥说：“家中有这样的孩子，能让他把学业荒废下去吗？”于是决定把我接出去读书，这是后话了。
那时的200块现洋，是个不小的数目。钱一到家，伯父觉得我的这一封信，竟然比账房先生和我的两位老师写的还起作用，看来卦上“魁星”之说，不为无稽，从此对我又另眼相看，不再骂“懒虫”了。不过平心而论，账房先生的文笔固然不见得高明，但当时我的写信水平，自忖是不会超过两位老师的，无非是情真意切，身临其境才可写出来的罢了。
伯父是位有心计的人，他的心也硬。收到父亲寄回的200块现洋，他没有用来度荒，而是买了三石麦种（约1000斤）。伯父说：“就是把人饿死完也不准动一粒种子。”以后他干脆把种子埋在他的卧室内，上面盖上石板。剩下的钱就买地。在我家一片40亩和一片50亩的中间，插了别家一块地，就像个楔子插在那里。过去找人说话愿出三倍之价，这家不干。现在年馑一个银元就可买一亩地，我家以每亩5元之价把这块楔子地买了过来，总共买了100亩地。至于吃饭，还是照旧，仍喝刺蓟麦糁汤，来客也只添水不添粮。年馑买地固然是乘人之危，明明放下几石麦却不让人吃饱饭，连家里人都无法理解。伯父这些苛刻措施，惹得里里外外的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正是因为他的心太狠，所以才不生儿子，光生女娃。但要论经济头脑，我伯父算得上是个天才。
那一年他除买了地，第二件事就是把旧房拆了，把木料劈成木柴卖。灾荒之年烧柴极贵。他决定把已经破旧的后楼拆了，木料卖不到几个钱，就让我表兄把木料锯成一截一截，劈成木柴，由我表兄用牛车拉到三原县去买。我曾跟着去卖过，一算竟比木料要多卖3倍的价钱。我伯父的理论是：“房是浮财，地是根本。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财，有财始有用。”他倒懂得政治经济学，分清了什么是生产资料，什么是生活资料。拆房卖柴得到一笔钱，使刺蓟麦糁汤中所掺的麦糁子稍微稠了一点。这一年为了度灾荒，将本来不能吃的古槐花都吃了。我家门前的古槐花落了一层，伯父就叫家人把槐花扫起来，捡净，用清水漂过，加点面粉蒸着吃，他还让把槐豆摘下来吃。
第三件就是塘土种麦。在1929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之前，除了祖母和伯母之外，他下令全家大小一起下地，打畛子准备种麦。胡基已经打碎，由于久旱，地里的土已成粉末，一脚踩下去可以埋住脚的塘土向下挖没有一点墒。一家人在那里整地，弄得尘土飞扬，个个成了土人。过路的人莫明其妙，经询问听说这家人在塘土里种麦就摇头，认为一定是疯了。我伯父对议论者不予理睬，或者说他算过卦，卦上说今年干地也能种麦。其实他是从《齐民要术》中学的，那里讲“大旱之后，必有大雪”，麦先种下去，地遇雪水不就有墒了。中秋节这一天，他令人到高陵世顺魁铺子里取来五封月饼，晚上召集全家人赏月，大家吃过月饼后，他宣布：“要穿穿个绸裤子，要脱脱个精尻子。明天咱们种麦，要么全家毁灭，要么全家兴旺！”鸡叫二遍，他把一家人赶到地里，连夜开犁，天明抢种，把3石种子全种了，共种了100多亩。家里人抱怨说：“你把咱们全家人往死里累吗？哪见过把麦种到塘土里？”他回答说：“话我已经说过了。你们没念过书也看过戏，戏上常说三年大旱，什么时候说过四年大旱？”硬是按他的主意，把麦都种下去了。下种前，他把麦种都用炕灰拌过，乍看看不出什么。这也是他的心计：一来炕灰是很好的肥料，二来拌过的麦粒地老鼠不吃，三来也防人偷去吃掉。话虽如此，家里人并不放心，有的根本不信，有的半信半疑。隔几天到地里刨开看看，种子毫无动静，再隔几天看看，还是毫无动静，人们都说他糊涂了。农历十月一日，农村习俗是给祖先“送棉衣”，买了火纸夹上点棉花到坟上烧掉就算是“棉衣”了。上罢坟，天变了，不一会儿飘雪花了，真是鹅毛大雪，这一年连下了六场大雪，积雪三尺多厚。这下伯父宽心了，脸变得不那么严峻了。他吩咐给野菜汤里多加麦糁子，让大家肚子吃得比较饱了。
雪霁，他悠然到栎阳镇去买牛。年馑时的牛，人还没有吃的，哪里还喂得起，瘦得露出骨头，因牛瘦价钱便宜，几块钱能买一头，他一下子买了好几头。这种瘦牛口齿轻，不过跟人一样是肚子饿的，喂好了很快就膘肥体壮。冬天已过雪化了，伯父到地里看种的麦，刨开一看，果然见那麦子生出了黄芽！开春地暖，很快麦子长出地面。见此光景，伯父就到北山量糜子，糜子虽是粗粮，却是正经粮食，这以后吃糜子粥，就可以吃饱了。一连几年颗粒不收，等于休闲，地力特别壮，加上上肥和炕土的肥力，麦苗出土后就发疯似的长，墨绿墨绿的，几天变了样。麦子成熟每亩就打一石多（300多斤），100亩小麦就打了100多石，20多亩大麦竟打了60多石。先收了大麦，他让家里人用大麦面压饸饹，这回让大家放开肚子吃。这一年，我们家是当地获得丰收的一家。方圆百把里的人家都来赊我家的粮。荒年粮价极贵，伯父不要钱，他说：“年馑坑人是损阴德的，”只要求赊一斗大麦还一斗小麦就行了。同村中那些对我伯父佩服的人，见我伯父塘土种麦也跟着试种，结果都获得好收成。
年馑尚未过去的1930年11月，杨虎城出任陕西省主席，他深感陕西人民身遭大旱之苦，立即请来举国闻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并委任他为陕西省建设厅长，领导兴修水利。李仪祉决定首先修泾惠渠。李仪祉深入实地进行勘测，并走访群众进行调查。我伯父就向他讲郑国渠，并领李仪祉去看郑国渠的遗址，向李仪祉介绍南渠梁、中渠梁、南斗门、北斗门等。李仪祉就选泾河所经泾阳县的崔咀，筑横跨泾河之拦河大坝，渠首引水闸，引水涵洞，排洪桥，退水闸及引水斗门等工程。基本按郑国渠走向，分总干渠、南干渠、北干渠及8大支渠，全长270公里，灌溉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5县田地65万余亩。过去的旱地变成水地，旱涝保收，我的家又兴旺起来了。
我伯父郝登基没有儿子，因为他见我小时聪明，书念得好，就特别爱我。他别的钱舍不得花，但对我读书愿意花钱。他是希望家中能有个在外做官的人给他撑门庭，这是很自然的事。另外，他对我教育还有一套独特的哲学。他经常向我讲：“一个人念了书以后，若没有胆量，就应该守在家里，拉狗取铁锨，抱娃收鸡蛋，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在家过一辈子。若要外出做事，就必须有胆量，要能有第一不怕死，要有那种把头割了只当是头上的草帽子飞走了的精神；第二不顾家，不要怕抄家，把咱家的家当看成不过是一只公鸡都能驮起来的家当，没有什么了不起，抄了再挣；第三不要吃现成的饭，去锦上添花，要雪里送炭，不要给一棵大树上添绿叶，那绿叶大树不稀罕，要给一株小树上添一朵花。”伯父的意思是说不要在人家已打成的江山里做事，要在开创江山那边做事。因此，他对我们弟兄们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也就是他说的当“八路”并不反对，对于陕西省委的巡视员、交通员以及来往的我党人员由我父亲和弟弟郝克顺招待和掩护也不反对。他认为自己侄子们方面的朋友是自己人。他把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看成是“创事”。因此，当他于1947年逝世时，仍认为“八家”（指共产党）是要成功的，认为我们弟兄们所走的路没有错。当然他老人家的所谓没有错，完全是出于他所谓“八家”能成功，自己的侄子们要做大官，做大事，是荣宗耀祖，而不是他对共产党和参加革命有什么认识。他的这些哲学和思想，对我少年时代曾起了很大的影响。
1926年，直系军阀刘镇华围西安。杨虎城部和李虎臣部守西安，我父亲当时是守城指挥，多次打退刘镇华镇嵩军的进攻。刘镇华悬赏索我父亲的头未得，恼羞成怒，就派了一个团洗劫渭北各县，兵到之处十室九空，我的家乡成为洗劫的主要对象。我家得知土匪般的“粮子”到来，全家迁至距家不远的三义村躲避。刘镇华的军队一到，直奔我家的宅院，将骡马和所有能找到的浮财抢掠一空。我们在距家很近的三义村朝不保夕，只得再迁至我父亲部队曾驻扎过的耀县。兵荒马乱之中，我们这个逃难的大家庭，人口众多，我当然上不成学了，每日还不得不和家中别的孩子们一起，清晨跑到县城南门外的山上挖野菜，到石川河去捞河里冲下来的柴火。白面是很稀罕的了，就是蔬菜油盐也十分匮缺。这年10月，冯玉祥部队入陕，西安解围，刘镇华镇嵩军被驱逐出陕西。父亲自西安凯旋归来，坐着双套骡子的轿车，带了一大群马弁，好不威武。我们全家老小也从耀县回到了栎阳老家。这时，白面又有了，菜也有了，更不用下河去捞柴火了。但是，遭“粮子”抢掠过的家园已无复旧日之风光，而是满目疮痍，一片凄凉。财产既遭洗劫，日子过得拮据起来了，“诗”与“礼”那一层薄薄面纱，便再也遮盖不住物质的冲突了。堂伯郝隆光的儿子郝如泉、郝兢生与我伯父（家长）之间开始为家务争吵不休了。
中国的封建家庭是由嫡系（俗称正门）长子，长孙当家，就是家长，俗称掌柜的，就像巴金著名小说《家》、《春》、《秋》里写的那样。我家六祖父是家长，他的儿子郝隆光从戎在外，六祖父去世时，正门长孙郝如泉尚年幼，不能当家，就把掌柜的权交给了我们这股不是正门的老大，由我的伯父郝登基当了掌柜的。伯父为家长的前期家庭尚和睦相处，到了一定时候，遇上“粮子”抢掠，遭难破产的情况下，家中起了内讧，吵着要分家了。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要分是很不容易的，要请说话人，也就是现在说的调解人。请了当地绅士名流刘明斋老先生。刘明斋在清朝时是个秀才，参加了辛亥革命，是民国后三原县第一任县长。由他主持，并请了郝姓族长、姑姑、舅舅、姨姨等等。由他们主持与我们家各门协商。每次说话都得备席，经过多次说话决定：郝如泉弟兄合为一家，伯父和我父亲合为一家，八叔父、九叔父、十叔父各自为一家。
分家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裂痕是最深的啊！一向受人称誉的“四世同堂”的钟鸣鼎盛之家，就这么解体了；过去兄弟们、妯娌们、翁叟们、奶奶们之间和睦相处，亲如一家，霎时间变成两样，在争家当的日子里，那贪婪和狰狞，竟一扫以往的“仁义”，一下子便暴露得淋漓尽致。为了争一根椽子，什么弟兄，什么长幼，立刻反目为仇，你争我夺，乃至破口大骂。十祖母本与我亲祖母是亲姐妹，平时十祖母对我们很好，对伯父也很好，我伯父也很尊敬她，分家时她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伯父是掌柜的，对她已多方照顾。但在人唆使下，她仍然不满。正式分家产这天，只见她披头散发，拄着拐杖，来到大厅，就是那个裕德堂里，大哭大闹，说是分给我九叔父那房的份子少了，指着某一家具说，如果不给她，她就要坠命，还说我伯父分家不公，她要去栎阳镇政府告我伯父等等。顷刻间，裕德堂里里外外，哭叫者有之，争吵者有之，谩骂者有之，那“耕读传家”多年的体统，通通荡然无存。经说话人好不容易好说歹劝，才搀扶着她老人家进后堂，才算平静下来。
更令我窘迫的，是我们这些纯洁无瑕的孩子，也不能幸免分家这种尴尬。各房的大人，此时就纷纷怂恿着各自的孩子为自己抢拿东西，见什么拿什么。这时我已十多岁了，大小算是个读圣贤书的人了，平日所学的是“温良恭俭让”，现在叫我去做这种事，羞惭得简直是无地自容。我伯父过去勉励我立志时，是曾教训过我说：“好儿不图家当，好女不图陪房”的。到了这时候，竟也与其他人并无两样，他叫我去为自己拿东西，我想起了书中讲的，我觉得无论如何这样拿东西，脸发红，羞得受不了。我转了一大圈，空着手回来了。他打着要我去，我哭着还是不去，他就骂我是个没有用的“囊子”。这时，原先对我成龙成虎的期望，完全抛到九霄云外。裕德堂分裂时这些触目惊心的事情使我感到悲痛，并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厌恶这个家庭，痛恨这个家庭的创伤。是的，那巍巍城堡、那金碧辉煌的匾额，从此不再是神圣的了。虽然此时我还不足以洞悉它蕴含的意义，但已开始使我思索，厌倦，并在朦胧中萌动着新的渴求。我希望了解这个世界，我隐约地感觉到生活里绝不仅仅是欢乐和肃穆，它还存在着使人惊愕和创痛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