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刘志丹将军牺牲之实证

　　center姚文萋

　　center（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1936年4月14日，红28军军长刘志丹将军在东征抗日，进攻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今柳林县）的战斗中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志丹将军牺牲的噩耗传来，陕北高原为之震动。红军战士、战马都穿白戴孝，中阳县苏区一时白布为之一空。4月24日，西北根据地首府瓦窑堡和中央机关数千人集会追悼刘志丹将军，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像失去亲人一样而无比悲恸。1936年6月，中共中央应广大群众的要求，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1943年举行移灵、公葬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等领导题写挽联，对其革命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从1936年刘志丹将军为国捐躯至今，在社会上一直有人对其死因置疑，说将军不是牺牲在晋军的枪下，而是背后中了自己人的暗算。究竟刘将军死于何人枪下，值此刘将军诞辰百年之际，有必要给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

　　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西北根据地和刘志丹将军生平研究的史料，可以肯定地说，刘志丹将军是牺牲在红军东征打通抗日的路上，是晋军机枪子弹从正面击中将军左胸而牺牲的，绝不是遭自己人暗算的。

　　@@置疑的原因分析

　　那么，为什么会有此传言呢？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点：

　　一是人们对党内“左”倾错误的深恶痛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在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西北苏区制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冤假错案，“肃右派”、“肃AB团”、“肃反革命”使一大批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被错杀。1935年9月中旬，红25军长征到达西北苏区，与先期到达的朱理治、聂洪钧与程子华成立了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9月17日，西北代表团在永坪召开中共西北工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三支军队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将红25军及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27军改编为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这次会议利用组织上的变动，将刘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之外，同时安插“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担任要职。接着即以“肃反”为名，到处捕人，将陕甘边苏区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无端指责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诬陷刘志丹“一贯右倾”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联系”，继则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将原红26军营以上的干部和原陕甘边苏区县委书记及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逮捕，严刑逼供，指名要其交代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并残酷地杀害了200多名干部。当时刘志丹正在前线，他们采取欺骗手段，以调往北线指挥作战为名，于10月初劳山战役之后将其骗离前线。刘志丹在途经安塞真武洞时，恰好碰到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便将一封给15军团的急件，顺手给了他。刘志丹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名单。他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但他具有极高的党性，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把信交还通讯员，并告知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说我已去瓦窑堡了。”随即策马扬鞭，毫不犹豫地直赴瓦窑堡，打算向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被捕，也不要逮捕前线和地方其他领导。但他一到瓦窑堡即被投入监狱。“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无视刘志丹这种赤胆忠心和大义凛然的行为，竟然说：“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进一步错误地断定刘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制造红军和根据地的反革命”。诬陷他率领红军打开县城消灭白军，纯系是反革命欺骗群众的“花招”。刘志丹蒙不白之冤，在狱中受尽折磨，但他面对随时可能被处死的残酷现实，始终泰然处之。

　　直到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得知发生错误“肃反”时，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刘志丹等同志才幸免于难。11月初，经过中央审查，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一批受诬陷被捕人员全部获释。但是，当时对“左”倾错误没有彻底纠正，这些受害同志仍留有右倾错误的尾巴。在东征上前线时，刘志丹曾经向夫人同桂荣和战友们讲过，他要用行动表明自己对党的衷心。在后面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奋不顾身，也有以死明志因素在内。因而人们怀疑，刘志丹的牺牲是“左”倾错误的继续，是遭“左”倾错误执行者暗算的。

　　二是对西北红军尤其是刘志丹等人的不公正待遇也是人们的疑点之一。错误“肃反”结束后，由于“左”倾错误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正确的。刘志丹出狱后，不仅没有官复原职，反而让离开亲自创建的西北红军（红26军、27军），到刚将几个县的地方游击队组建成的红28军任军长。红26军42师师长杨森调整到地方武装黄河游击师任参谋长，红27军84师师长杨琪降到三边独立营任营长，后又调到红28军任3团团长，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调到三边特委任军事部长，红78师政委张达志调红15军团政治部下属民运部任部长，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也降到三边特委接替刘景范任军事部长。另外，在红28军派了政治特派员，这在当时东征的红军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说明“左”倾错误并没肃清，对刘志丹等人并不十分信任。直到1942年清算了“左”倾路线在西北苏区的影响，受迫害的同志才算彻底平反。当时，政治上戴有右倾帽子，不信任，待遇不公就成必然。因而这也是人们的疑点之一。

　　三是因兵力部署而引起的不必要猜测。刘志丹率刚由地方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红28军东征，兵力不强，而且远离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孤军作战。有种观点认为，刘志丹的壮烈牺牲是兵力部署上的有意为之。

　　实际情况怎样呢？1936年3月31日，根据中央的指示，刘志丹、宋任穷率红28军1200人，从神木贺家川山坡渡口湾渡过黄河天险，摧毁山西兴县罗峪口敌军指挥部，在兴县、中阳一带与敌交战。红一方面军则在岚县、临汾一带，距红28军较远，不能随时支援。同时，红28军组建不久，缺乏打攻坚战的经验，并且没有重兵器，因而同武器装备精良、经过正规训练的晋军交战，受损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怎么能以战争中的不可预测性就得出不负责任的结论呢？遗憾的是，我们往往感情用事，这样一来，普通的事情，也会因为感情上的喜好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在史学研究中是不可取的方法。

　　四是毛泽东为刘志丹的题词引起了人们不必要的猜测。在1942年刘志丹牺牲六周年之际，毛泽东为其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毛泽东对刘志丹将军的高度评价，却因“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这句话引起人们的猜想。有人将出于意外、预料之外、想不到能牺牲的含义，却歧义为意外的、不正常的伤亡。

　　@@刘志丹牺牲的实证

　　刘志丹将军究竟如何牺牲，历史资料和亲眼目睹者的回忆是最好的根据。

　　实证一：《红色中华》的报道及刘志丹警卫员谢文祥的回忆资料：1936年4月26日，《红色中华》报根据当时红28军的电报和护送刘志丹将军遗体回陕北的警卫员谢文祥的报告报道：刘志丹“于此次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的牺牲了。”1943年4月23日，在为刘志丹举行的移灵、公祭大会上，高岗在介绍刘志丹史略时说：刘志丹在攻“三交镇坚固工事之役，负伤阵亡。”这些见诸报端和会议的报道，并未引起将军战友及干部的疑虑。

　　1981年，谢文祥还在《革命英烈》上发表《给老刘当警卫员的日子》一文，记述了刘志丹的牺牲经过。其中写到：4月14日晨，围攻三交镇战斗打响后，我军进展不利。志丹亲临1团指挥所与黄光明团长、王再兴政委共同研究突破敌人土围子的方案。他为了战斗的胜利，不顾个人安危，来到1团2连前沿阵地上。这个阵地是个小山头，离寨子里的敌人不到300米，敌军居高临下，凭借工事里的机枪坚守。当时，谢文祥几次劝刘志丹转移，但他坚持亲自观察敌情，“由于他两手正在拿望远镜观察敌情，没来得及爬下去，不幸左胸中弹，伤了心脏，当即昏迷过去”。

　　实证二：红28军政治特派员裴周玉的回忆资料：刘志丹将军的警卫员谢文祥和红28军政治特派员裴周玉都在将军身边，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是这一历史事件的又一见证人。有1980年4月1日裴周玉在《陕西日报》发表的文章《最后在一起的时刻》佐证。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晚上，红28军围攻三交镇的战斗开始了。1团从南面山上攻，2团从北面山上攻，3团是预备队，并担任中阳县方向的警戒，狙击支援三交镇的敌人。天亮后，刘志丹听说1团那面攻击不太顺利，便立即和宋任穷政委商议，让宋政委留在军部掌握全面情况，他要亲自到1团阵地上去。裴周玉和参谋、警卫员等几个人也跟着刘志丹一起出发。到了1团指挥所，刘志丹向团长黄光明和政委王再兴了解情况，讲述这场战斗的重要性。接着，刘志丹拿起望远镜，向最前沿阵地走去。“我们气喘吁吁地跟着他往山上爬，子弹不住嗖嗖地在头上飞叫，他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似的。敌人有一挺机枪封锁着我们部队的行动。刘志丹伏在一个楞坎后面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把参谋叫到跟前，手指着对面说：‘你去告诉黄团长，组织突击队消灭敌人机枪火力点。另外再组织几个战斗组，分几路向敌人的碉堡攻击。’参谋受领任务即刻向前边飞跑而去。山包上只剩下警卫员和我三个人。”当时，“虽已是阳春四月了，可是晋北高原正碰上寒流的袭击，天气显得特别寒冷。刘志丹迎风站在高处，观察周围一切动静。他嫌棉帽的帽扇碍事，把帽带系了起来，不一会就把脸冻得紫一块红一块的。他一会儿从衣袋里掏出怀表看时间，一会儿看着脚下要攻的三交镇，一会儿望着对面山头上的敌人。”“就在刘志丹指挥红军战士要对敌人重新发起攻击的时候，又是那挺敌人的机枪，突然射来一排罪恶的子弹，夺取了我们亲爱的刘军长的生命。”

　　从1936年追悼刘志丹大会和1943年移灵、公祭的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志丹同志是在指挥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中弹负伤。再从在战场上目睹刘志丹牺牲经过的特派员和警卫员的回忆中，更加清晰地看到是刘志丹指挥1团向敌人准备进攻时，左胸中晋军机枪子弹而牺牲的。

　　当事人的回忆是可信的。所以，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刘志丹将军是左胸中了晋军子弹而牺牲的。

　　@@颂歌刘志丹

　　——兼论20世纪30-40年代的陕北民歌

　　刘永昌

　　（陕西教育学院）

　　陕北民歌无论从数量、形式、体裁、艺术性还是从特定的历史发展上看，与我国其他地方民歌相比较，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是其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得到广泛普及的主要原因。1970年，一曲陕北革命民歌《东方红》随着人造卫星被送入宇宙太空，成为人类探知宇宙世界的交流信息。在解放前，陕北是穷乡僻壤，沟壑纵横，干旱少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劳动强度大，生活困苦，战争不断。特定的地理、历史、生活环境造就了陕北文化，也造就了跟陕北人性格一样的具有粗犷、浑厚、质朴、豪爽而深情等特点的陕北民歌。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交、信仰尤其是情感的表达与交流，都离不开人人都能张口就来的“信天游”。民歌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基本方式和文化现象。正所谓“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就无法解忧愁”。再加上受红色革命的影响和延安时期“鲁艺”对民歌的挖掘、整理、创编和宣传，使得浩如烟海的陕北民歌得以传唱祖国大江南北。在20世纪30-40年代，陕北民歌以其鲜明的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群众性，为宣传革命、鼓舞斗志和发展民间音乐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从歌颂刘志丹领导红军闹革命为代表的民歌及运用民歌题材创作的其他音乐作品中，便可见其一斑。

　　一、歌颂刘志丹领导红军闹革命的民歌集中体现了陕北革命民歌的特点

　　历史上，陕北人民长期受封建统治，主要以农垦、游牧为生。陕北民歌主要反映的大都是揽工汉、脚夫、拦羊汉、受苦汉的生活艰难、悲苦，大都有悲叹、压抑、沉重、苍凉之感。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民歌可称为陕北传统民歌。1928年以后，刘志丹等在陕北组建红军、创建根据地，由于刘志丹“把马克思主义与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领导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从这一时期一直到新中国建立，陕北民歌一扫以往消极、悲愁之情，而转向歌颂红色革命、红军及革命领袖和期盼新生活为主要思想内容，并且充满了乐观、积极、明朗的风格。这一时期的民歌被称为陕北革命民歌。其中陕北人民歌唱刘志丹的民歌集中反映了陕北革命民歌的特点。

　　其一，陕北民歌本身数量之大，浩如烟海。据统计，仅有曲谱的民歌就有8000余首，陕北革命民歌也以其绝对的数量和质量在革命民歌中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其中歌颂刘志丹领导红军闹革命的民歌又占了相当数量，成为陕北革命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关于刘志丹领导红军闹革命的民歌及根据民歌改编的合唱、器乐曲有百余首。

　　其二，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其中包括：信天游、小调（以叙事为主）、山曲、号子（如《打夯歌》）、合唱（如《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根据陕北民歌和民间音乐曲调创作的管弦乐（如《公祭刘志丹》即哀乐、《陕北组曲》）等。其中，主要以带有叙事的、具有小调特点的信天游为主。如《刘志丹》：“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二月里来刮春风……”；《打南沟岔》中的“一九三四年，腊月二十八，打开南沟岔，老百姓欢迎他……”；还有《打寺儿畔》、《刘志丹打西川》、《打开甘谷驿》、《打石湾》、《刘志丹打靖边》、《打镇靖城》等等。其内容有主要反映拥护、宣传红色革命的：《刘志丹出来闹革命》、《走庄串户做宣传》、《出征歌》、《要把中国全闹红》、《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咱们红军到南梁》等；描写红军闹革命，建立根据地的：《刘志丹》、《陕北游击队》、《26军到来了》、《军民欢呼刘志丹》、《打慕家塬》、《土地革命实行了》、《边区米脂县》、《红旗一展天下都红遍》、《抗日将士出征歌》等；表现人民得到土地、当家做主，踊跃报名参加红军，跟随共产党和革命领袖闹革命的：《当红军》、《走南梁》、《跟上老刘报冤仇》、《哥哥跟的是红3团》、《拥护刘志丹》、《我的哥哥跟的是刘志丹》、《咱陕北人跟的是刘志丹》、《刘志丹领导闹翻身》、《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我的哥哥当了红军》、《一杆红旗空中飘》等；还有人民群众跟随党和领袖闹革命取得胜利，过上了好日子，而感激、追思、哀悼恩人的：《想起刘志丹》、《穷人说起刘志丹》、《感谢恩人刘志丹》、《志丹陵》、《公祭刘志丹》，根据陕北民歌创作的管弦乐《陕北组曲》等。

　　其三，艺术特点。陕北革命民歌，是在传统民歌基础上，进行重新填词、加工。除了内容、风格和传统民歌有所区别外，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基本上继承了陕北传统民歌的特点。

　　白描：白描是绘画和文学的一种表现手法，即，不加渲染地刻画事物的形象。客观、具体的白描，是陕北民歌最常用和最得力的表现手法。如：

　　打慕家塬（1）

　　打死团长屈有成，营长三四名丧了命。

　　俘虏的士兵六十余名，送他们路费回家中。

　　祭陵歌

　　红旗蒙在灵柩上，百姓祭灵在路旁，

　　千万人排成队，唱出了歌儿多悲壮。

　　比兴：上句比喻、起兴，展示意境与想像，下句陈述、表达情怀的起兴，是陕北民歌，尤其是信天游的基本艺术手法，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把所比喻的对象描绘得生动而贴切入微。如：

　　陕北又出李自成

　　红云飘飘满天空，陕北又出李自成！

　　千里雷声万里闪，名字就叫刘志丹！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当红军的哥哥个跟的是刘志丹。

　　刘景桂主席到我家

　　瓷壶里倒水哗啦啦，刘主席说起咱心里话。

　　新正来了刘志丹

　　二月二龙出现，新正来了刘志丹。

　　夸饰：夸饰，即夸张的描绘。将情感浓缩，进行夸张的表达，是陕北民歌中情感表达需要的一种方式。如：

　　刘志丹是好汉

　　腰里别着手榴弹，吓的白军腿打颤。

　　三道川

　　刘志丹下命令免粮免款，狗县长和劣绅跪下一大摊。

　　刘志丹

　　毛泽东来势力重，他坐上飞机在空中，后带百万兵。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带领中央红军徒步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已经只有7000人了，况且人疲马乏、装备简陋，连汽车也没有，哪里有飞机和百万雄兵。这显然是一种夸张。但这是老百姓对党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的期盼和对革命充满必胜信心的情感表达。

　　音调特征为双四度叠置，多为商、徵、羽调式。

　　方言特色：方言是当地人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维系着人们的特定的情感心理、文化审美和思维活动，尤其是陕北方言中的叠字、衬字，如“水格灵灵”、“蓝格英英”等，在民歌中被广泛应用。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而富有生机，大大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并富有节奏感。如：

　　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对面价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打寺儿畔（2）

　　千里的雷声万里闪，一疙瘩瘩云彩来遮掩。

　　刘志丹是好汉

　　刘志丹，是好汉，精脚片子打裹缠，

　　腰里别着手榴弹，吓的白军腿打颤。

　　刘志丹，是好汉，不拿架子满和善。

　　半月二十常见面，和咱老乡好熟惯。

　　另外，在音乐风格上，陕北革命民歌和陕北传统民歌形成了明显对比。陕北传统民歌大都曲调悠长，情绪低沉。而陕北革命歌曲则色调明朗、情绪高昂、节奏明快，充满了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感情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如《拥护刘志丹》、《抗日将士出征歌》、《天心顺》、《三十匹马队两杆号》等。

　　二、陕北民歌的贡献——民歌和革命

　　陕北革命民歌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诞生的，革命给陕北人民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也赋予了陕北民歌以新的生命。

　　陕北革命民歌是在群众生活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具有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充满战斗激情，具有生活体验、新颖明快、结构短小精悍的特点，使人感觉到亲切自然而喜闻乐见，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深受人们喜爱，更易于传唱，极大地鼓舞着军民革命斗争的士气。她又是强大的宣传武器，更为有力地、直接地宣传了革命思想，激励和鼓动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参加红军、投身革命。

　　陕北革命民歌以其鲜明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民族性、群众性，表达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愿望，也反映出当地军民在党和革命领袖的正确领导下，所表现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已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充分发挥了民歌艺术的社会功能。同时，她又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幅可歌可泣、雄伟壮丽的革命历史画面，她的革命功绩永载史册！

　　三、民族民间音乐发展的里程碑

　　陕北是个民歌的海洋，哪里有人的足迹，哪里就有信天游。但是，由于交通、信息的闭塞，陕北民歌跟陕北人一样，足不出户，一代传一代，萦绕在沟沟峁峁、山山梁梁，见不得世面，登不了大雅之堂。受红色革命的影响，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陕北民歌逐渐转向以歌唱革命、歌唱革命领袖和向往新生活为题材内容，陕北革命民歌开始产生了。抗战开始后，一大批优秀的音乐艺术家到达陕北延安，尤其是1938年组建“鲁艺”和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掀起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向民间学习的热潮。艺术家们深入民间采风，在这块封闭、偏远而古老的土地上，发现了蕴藏多年丰富的、瑰丽的、神奇的民间艺术宝藏——陕北民歌。在此期间，音乐家们采集、收录，利用陕北民歌的艺术形式，转换角度，使其内容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起来，创编了大批优秀的脍炙人口的陕北革命民歌和反应其他内容的新民歌。如李有源等对《东方红》，李冠春、王方亮对《三十里铺》，孙谦对《刘志丹》，贺敬之、孙万福等对《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郭兰英对《绣金匾》等，都进行了加工修改。用陕北民歌曲调填词的，如张寒辉用陇东民歌《推炒面》的曲调填词创编了著名的《边区十唱》；贺敬之的《秋收》、《歌唱我们的解放区》；安波的《欢送抗日军》、《拥护八路军》等。同样，陕北民歌《刘志丹》后来被整理成为同一旋律不同歌词的革命民歌，共5首，而每首近12段歌词，从不同时期和不同角度歌颂刘志丹，可以说是成为一部歌唱、赞颂、描述刘志丹领导红军闹革命的“音乐史诗”，并在陕甘两地广为传唱，成为陕北革命民歌的代表。“鲁艺”音乐家们（冼星海、马可、安波、麦新、贺敬之、吕骥、刘炽、关鹤童等）对部分陕北传统民歌进行重新填词和创编，赋予了陕北民歌新的生命力，从而使部分陕北民歌摆脱酸曲小调的窠臼，并以新的面貌，从山沟沟里的日常生活中，走向了宣传革命、鼓舞斗志、期盼新生活的道路。从此，陕北民歌也随着革命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走遍了大江南北，而风靡全国，如《刘志丹》、《抗日将士出征歌》、《天心顺》等。20世纪30-40年代，“鲁艺”对陕北民歌的搜集、编创、传播，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一大壮举，是对民间音乐宝藏的新发现和重新认识。就如一位学者所说：这次“发现”，犹如引起了重大变革的科学领域的发现一样，“它改变了人们对民间音乐文化认识的水准，是近现代音乐史上，敢于正视民间音乐，充分认识其巨大价值的一个转折和伟大壮举”。由此也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搜集、整理民间音乐的运动，使得我国珍贵的民间音乐宝藏得以开发、保护和发展。

　　他们在编创民歌的同时，又创造出了新型的音乐形式，如新秧歌运动中，采用陕北群众所喜爱、所熟悉的地方戏曲和陕北民歌的音乐曲调加以填词改编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另外，运用民歌的材料与外来音乐形式的融合，如贺绿汀根据一首蒙古族民歌改编成同名管弦乐《森吉德玛》；冼星海以五首中国民歌为素材在苏联完成了管弦乐《中国狂想曲》；运用陕北民歌和民间音乐创作的如：1943年根据陕北民间丧葬曲调创作的《公祭刘志丹》，后来被改编并沿用至今的管乐合奏《哀乐》；1949年春，马可作于东北地区的《陕北组曲》，是一首典型的，运用一组陕北民歌素材创作的管弦乐。“全曲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你妈妈打你》与《人人呀都说咱们两个好》的曲调为主题，描写陕北人民对家乡高原风光的热爱。第二部分以陕北民歌《刘志丹》、《剪花花》和陕北民歌风格的歌曲《推小车》（张鲁作）作素材，表达了人民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者刘志丹的怀念，和在自己的土地上愉快地生活、劳动的情景，最后以欢腾喜悦的秧歌舞结束。”这种新型音乐创作形式的运用，使原生状态的传统音乐，通过同世界音乐文化和与外来音乐形式进行相互交流，融合，获得再生机能，并充分展示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魅力、独特神韵、丰富形态和深刻智慧。“世界上只要有民族存在，必然有个民族性的问题，音乐也不能例外。我们的音乐创作理当以民族传统音乐为根基，广泛吸收、借鉴外来的有益经验，使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多样化的大胆尝试。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力求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和鲜明的中华民族神韵的高水平作品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再创辉煌，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这充分说明了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创作中的巨大价值。在20世纪30-40年代，陕北民歌及其素材，在音乐创作中，大量的被成功地改编和采用，从而认识到了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和中国音乐创作的出路和途径，促进了我国近现代的音乐创作和民族民间音乐的发现、发展。

　　除了音乐家们对以陕北民歌为主的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传播和运用创作外，又掀起了研究民间音乐的热潮。1939年3月，在延安“鲁艺”成立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创办会刊《民族艺术》，并由冼星海写了《民歌研究》、吕骥写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安波写了《秦腔音乐》等有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问题的论著。还出版了《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何其芳主编的《陕北民歌选》，以后陆续出版了李季选编的《陕北信天游》，严晨选编的《陕北信天游》等陕北民歌集子等。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研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之开端。

　　总之，陕北民歌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从以歌颂刘志丹领导红军闹革命为代表的陕北革命民歌及运用陕北民歌创作的其他音乐作品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30-40年代，陕北民歌不但为宣传革命、鼓舞士气和丰富边区军民的文化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她又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形象地、纪实性地刻画了宏伟壮丽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画面；她又是我国近现代民族民间音乐发展的转折点和里程碑，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发现、挖掘、传播、研究和中国音乐创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