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关于刘志丹被错误逮捕及释放具体时间的考证

　　center姬睿　姬乃军

　　（西安邮电学院　西安事变纪念馆）

　　刘志丹是西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1935年10月，刘志丹等曾被“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错误逮捕，造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吴起镇，从而进入西北根据地。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及时纠正了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同志，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这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因而，关注和研究者人数众多。但是，多年以来，对刘志丹被错误逮捕及昭雪释放的具体时间，却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准确的表述。这不能不说是党史研究中一个较大的缺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记载说：“1935年九十月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记述说：“从陕甘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了‘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九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使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中。”而关于刘志丹被昭雪释放，《毛泽东传（1893-1949）》这样记述：“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在这些权威性的著作中，也没有刘志丹被错误逮捕及昭雪释放具体时间的记载。

　　本文拟就刘志丹被错误逮捕及昭雪释放的具体时间予以考证。

　　@@一、刘志丹被错误逮捕的时间

　　1935年9月15日，经过长征的红25军到达中共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今属延川县），与红26军、红27军会师。9月17日，中共西北工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另组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并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保卫局，戴季英任局长。同时，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军委书记。9月18日，由红25军、26军、27军合编组成的红15军团成立大会在永坪镇举行。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团下辖75师、78师、81师，共7000余人。

　　红15军团成立后，即开始部署南下作战方案，决定围攻甘泉，调动驻守延安的东北军增援甘泉，在运动战中消灭援敌。根据程子华回忆：“聂洪钧、徐海东、刘志丹、高岗、郭述申等人率军由永坪镇出发。我因伤势过重，留在后方施行手术。”徐海东回忆说，红15军团由永坪出发，“经过3天的急行军，我们绕过延安，到达了延安南90里的甘泉附近。部队在甘泉以西王家坪一带休息”。根据作战方案，红15军团以小部分兵力于9月29日开始围攻甘泉县城。9月30日，红15军团主力进入甘泉以北的大劳山、小劳山一带埋伏区。10月1日中午，由延安增援甘泉的东北军11O师进入我军埋伏区。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共歼敌2000余人，俘敌37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枝。在劳山战役取得胜利的同时，瓦窑堡守敌于10月2日晚弃城而逃。10月3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关于庆祝红15军团消灭南方战线上的敌人主力与夺取瓦窑堡中心城市的空前大胜利的紧急通知》。

　　在得到劳山战役胜利的消息后。程子华从永坪前往甘泉以西的王家坪，传达后方同志对下一步作战的方针。程子华回忆说：“我的伤还未好。睡着担架到了前方，同聂洪钧、徐海东、刘志丹、高岗、郭述申等领导人开会，都同意后方同志意见。”程子华还回忆说：“我从永坪去前方时，朱理治告我，调刘志丹到后方，指挥北线作战；高岗逮捕送后方。我到前方传达作战方针后，这样办了。”

　　当时担任红15军团78师参谋主任的赵启民回忆说：“逮捕刘志丹同志是10月1日歼灭了东北军一一〇师后，6日就以指挥北线作战为名骗到瓦窑堡秘密逮捕入狱的。刘志丹同志在去瓦窑堡途中遇到给军团部送信的骑兵连通信员，通信员就把信给刘志丹同志，志丹拆开一看，是逮捕包括他在内的干部名单。志丹看完后把信交给通信员，对通信员说：‘你们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到瓦窑堡去了。’刘志丹同志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挺身到瓦窑堡，拟向中共陕甘晋省委陈述意见，到瓦窑堡后饭都没有吃，即去省委，到省委未及开口就被逮捕，连他带的通信员也被逮捕入狱。”根据赵启民的回忆，刘志丹是10月6日被逮捕入狱的。

　　曾经担任西北军委书记（也称主席）的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回忆说：“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收到省委的来信，说后方永坪镇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出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多的阴谋活动准备。省委指令我们在前方立即逮捕刘、高等人。对于省委来信所言，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因事关重大，未敢马上逮捕。随即和徐海东、郭述申商量，我们感到：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但考虑事态严重，‘乱子’太大，不敢轻举，而且我们从缴获的敌人的电文中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秦州，为避免万一弄错，最好还是请中央来到后解决。送出报告后，省委紧急来信，强调指出：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结果来的不是郭洪涛而是程子华。”聂洪钧回忆说：“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即遭逮捕。”在这里，聂洪钧的回忆与程子华的回忆，虽然稍有出入，但逮捕刘志丹一事发生在程子华到达甘泉县王家坪之后却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程子华到达甘泉王家坪红15军团军团部所在地的时间进行考证。

　　前已述及，徐海东等率红15军团主力是经过3天的“急行军”才到达王家坪一带的，而程子华等在永坪得到劳山战役胜利的捷报当在10月3日。如果程子华从10月4日起动身赶往甘泉王家坪，而且他又是“睡着担架”到了前方的，那就至少需要4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他是10月7日才能到达王家坪的。刘志丹如果从次日离开王家坪前往瓦窑堡（这时中共陕甘晋省委驻地已由永坪迁往距其尚有30公里之遥的瓦窑堡），最快也需要2天时间。也就是说，刘志丹应该是10月9日或10月10日在瓦窑堡被捕的。

　　@@二、刘志丹被昭雪释放的时间

　　1935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吴起镇召开。会议讨论了部队工作、行动方针及常委分工问题。会议决定，保卫局负责人由常委同志兼，王首道为副。10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吴起镇，并于11月2日到达中共陕甘边特委所在地下寺湾（今属甘泉县）。11月3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下寺湾召开，“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在下寺湾召开了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会议决定“成立由董必武为主任的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西北根据地的肃反工作”。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由董必武（主任）、王首道（保卫局负责人）、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5人组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秦邦宪（博古）指导下工作。

　　11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道镇（今属甘泉县）一带，与红15军团会师，部署直罗镇战役。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北上，并于11月7日到达瓦窑堡。

　　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以后，即开始着手审查错误“肃反”问题。据当时任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成员的王首道回忆说：“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同志案件的是戴季英，他当时任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局长。我们一到瓦窑堡，他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主席‘要慎重处理’的方针，并不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调查访问”。

　　正在陕甘根据地南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十分关注纠正错误“肃反”问题。11月18日，毛泽东在张村驿（今属富县）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会议，作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就在当天，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察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

　　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检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中共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但是，这一《决定》也错误地得出结论，说“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并指出：“陕甘边区南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派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

　　当时为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成员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1935年11月底，开了一次平反会，洛甫、博古、刘少奇等出席，五人委员会成员也都参加了。记得这次会是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起奋斗。”根据《张闻天年谱》上卷的记载，这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是11月30日。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闻天在宣布开会时指出：“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

　　综合上述，刘志丹被昭雪释放的时间应是11月29日，或是11月30日召开平反会议的当天。王首道回忆中说：“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主席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即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我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显然在时间上有误。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于12月6日“离开东村（今属富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前往瓦窑堡。8日到王家坪（今属甘泉县），11日到安塞，13日到达瓦窑堡。”而此时刘志丹被释放已近半月之久了。

　　1935年12月8日，毛泽东同彭德怀、刘志丹发布《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陕甘苏区人民勇敢地当红军到前方来。用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这是刘志丹被昭雪平反后。第一次公开署名发布的布告。顺便说一句，周恩来在直罗镇战役结束后。于11月27日“率军委机关部分人员离前线，12月8日到瓦窑堡”。这一天，由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共同署名的《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同时发布。这说明，周恩来在12月8日到达瓦窑堡的当天，就接见了刘志丹，并告知了毛泽东、彭德怀与刘志丹共同署名发布这一布告的消息。或者是先征求了刘志丹的意见，然后电告毛泽东、彭德怀，在当天晚些时候发布了这一布告。

　　总结上述，刘志丹被错误逮捕的具体时间应为1935年10月9日或10月10日，而他被昭雪释放的具体时间应为1935年11月29日或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