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革命先驱　功垂青史

　　center杨永华

　　center（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今年10月4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志丹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追怀刘志丹的光辉业绩，我们无不感到骄傲和自豪。他那一心向党、历经坎坷、屡遭挫折而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他那刚正不阿、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政治勇气和高风亮节，他那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自觉维护团结、自觉维护党的领导的高尚品德，他那深谋远虑、娴熟的斗争艺术和顽强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心中，永远难忘。他以自己卓越的智慧和重大的历史贡献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深切爱戴。

　　@@组织兵运　创建革命武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镇压革命势力，大批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惨遭杀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敌人的镇压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中共陕西省委确立了“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的“特要任务”，发出了“党到农村去”、“党到军队去”的号召，提出了掌握武装力量、组织发动革命的兵变，培养党的军事干部，组建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要求，将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和国民党军队中，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把瓦解敌军、变白军为红军的革命兵变，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在刘志丹等人的领导下，先后组织发动了70多次兵变，虽然大都失败了，但它是我党在西北地区组织创建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尝试，强烈地震撼了西北反动政权的统治基础，唤醒和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锻炼和培养了党的军事干部和骨干力量，积累了创建革命武装的重要经验。

　　1931年9月，刘志丹等人创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南梁游击队。不久，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队会合，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改编为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任总指挥。82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依托桥山山脉开展游击活动。开辟了以照金及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刘志丹经常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严肃军纪，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部队打土豪，解决部队的给养，减轻群众的负担。之后，部队发展到400余人，军事上有了立足之地，政治上扩大了影响。当地群众编歌颂扬刘志丹：“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1932年12月，我党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这是我党在西北地区成立最早的正规红军部队。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党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西北革命斗争走向胜利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战斗旗帜。这是刘志丹等革命先驱创造性地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西北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

　　@@发动群众　开辟革命根据地

　　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红26军稳固发展的重要基础。刘志丹等人从数十次的兵变失败中认识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早在陕甘边武装斗争初期阶段，刘志丹等人，就在子午岭的南梁地区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他们大都在南梁一带土生土长，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认为这一地区沟壑纵横，梢林密布，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城市较远，易于发动群众，为创建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地理优势和社会基础，较早地提出了开辟南梁根据地的设想。刘志丹等人的这种分析和判断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在陕甘边以后的斗争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一贯坚持了这一正确主张。

　　1933年8月，陕甘边特委批判了“左”倾错误对创建发展革命武装的束缚和影响，使陕甘边党的组织能够独立自主的解决问题。刘志丹等人的正确思想，终于为多数人所认识，为陕甘边党的组织所接受。由于制定了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正确决策，使得红26军和根据地建设走上了发展的轨道。陕甘边党组织终于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干扰，掌握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特点和战争持久性的规律，在陕甘边的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经过艰苦的探索和顽强的斗争，革命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红26军成为西北地区的一支主力红军，由小片游击区变成稳固的红色政权区域，由原来的一个中心苏区，发展到东、西、南三个战略区，最后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使红军和游击队有了可靠的依托。

　　1935年1月，刘志丹由陕甘边到达陕北。2月5日，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当选为军委主席。2月21日谢子长病逝。5月1日，红26军42师与红27军84师正式会师，成立了统一两军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兼任总指挥，全军约4000人。针对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他采取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连续作战，一个多月歼敌5000余人，俘敌2000余人，缴枪3000余支，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远、保安6座县城。在20余县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将革命根据地扩大到东临黄河，西接环县，南至淳化、耀县，北接长城的广大地区，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灵活作战　发展扩大革命武装

　　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省委虽然认识到抓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但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地方组建革命武装，还在探索之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兵运屡遭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利用军阀部队“借鸡下蛋”是行不通的，必须准备条件，创建属于工农群众自己的、独立的、在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陕甘边党组织抓住当地既无工业、又无产业工人的特定环境，首先把依靠兵运骨干力量、改造农民武装、组建农民游击队作为组建红军部队的主要方式。二是注重改造绿林武装。认为对绿林武装应当进行阶级分析，其中多数是受苦农民，只要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就可以争取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对“游民无产者”既利用他们能勇敢战斗的一面，又注意引导他们，防止有破坏性的另一面。三是紧紧依靠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农民阶级，使之成为红军游击队的主要力量。四是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逐步纠正了部队中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五是建立统一战线。对不攻击红军、保持中立的民团和军阀武装，主动做统战工作，互通情报；同时对阶级出身好、同情革命的力量，则积极争取，使其站在人民一边，达到了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目的。通过有效的斗争策略，使红军和游击队争取到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孤立了反动势力，使弱小的红军部队得以生存发展壮大。在战法上，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方针，依托有利的地势，采取诱敌深入、疲惫敌人等战术，击敌之弱，扬我之长，消灭了敌人，发展了自己。刘志丹等指挥员身先士卒、勇敢战斗、指挥果断、部署周密，官兵团结和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也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部队由原来的1个团发展为5个团，人数由原来的200余人发展到三四千余人，赤卫队扩大到1万余人。

　　陕甘党的组织中有一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领导干部，注重将党的方针决策密切地与现实斗争实际结合起来，不间断地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刘志丹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有文章指出：“刘志丹虽然远离中央，能从革命的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西北实际相结合，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对待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这不仅是对刘志丹本人的高度评价，也是对西北地区党组织的充分肯定，这是西北红军存在、发展、根据地扩大的内在原因。

　　@@坚持真理　自觉维护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夺取胜利的主要保证。红26军创始人刘志丹等人根据形势发展，适时地把斗争的形式由开展兵运变为建立红军和游击队，组建正规红军部队，打击反动势力，指导陕甘边区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削弱了以刘志丹为坚强领导核心的领导指挥。经过血的教训，才使红26军多数同志自觉维护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军事路线，使红26军能够按照正确的建军原则去发展壮大。

　　1935年9月，红25军、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协助徐海东、程子华指挥部队在延安劳山地区全歼国民党东北军第110师师部和两个团。俘敌3000余人，对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时“左”倾路线执行者大搞错误“肃反”，以“一贯右倾”、“白军军官”等罪名逮捕了刘志丹。红26军营以上干部有几百人被捕，其中有些人已当作“反革命”被错杀。中共中央长征到达吴起镇。当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向当地干部打听得知陕北正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时，心情十分沉痛。刘志丹1925年入党，在陕北群众中威望很高，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老刘”。将这样的“群众领袖”、“革命英雄”当作“肃反”对象，明显是一种“左”倾严重错误。在中央的指导下，陕北错误“肃反”得到及时制止、迅速纠正，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根据地，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11月初，刘志丹等人全部获释。他先后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瓦窑堡警备司令、红28军军长等职。他积极向受过错误处理的许多同志做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自觉维护党的领导，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以身作则的影响带动下，陕甘红军与地方干部很快密切了同中央红军与干部们的关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刘志丹同志东征牺牲后，毛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先后两次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43年周恩来同志为刘志丹同志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1990年，我有幸参加了我部的军史编写工作，先后多次到西北等地进行调查采访红26军的战斗事迹，并于1994年撰写完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战史》一书（白山出版社出版）。采访中，我常常被刘志丹将军和红26军等将士的动人故事深深打动。在纪念刘志丹将军诞辰100周年之际，挥笔追昔，再现英雄精神，教育激励后人，以表示对刘志丹将军的敬仰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