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试论西北红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

　　center曲涛　李占年

　　center（甘肃庆阳师专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陇东老区是西北红军的摇篮，在艰难困苦的战争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西北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西北红军中建立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工作制度，逐渐克服了部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使西北红军真正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西北红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和工作制度，是西北红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组织保证

　　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作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西北红军基层党组织逐渐总结出的一条最宝贵的历史经验。早在1931年9月倒水湾整编创建南梁游击队之时，刘志丹就十分注意保持党在部队的领导地位。他领导建立了部队党支部，并选择在三年兵运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党员干部担任南梁游击队的各级军政领导职务，使部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一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在南梁游击队期间，部队的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的组织——陕西省委保持着经常的联系，陕西省委通过地下交通线及时地将党的指示传达到游击队，使部队正确地执行党的政治任务。但是由于南梁游击队是党在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革命武装，因此，在这一期间党在部队的工作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党代表制度和党的政治工作制度未能建立起来，在整个400余人的游击队里仅建有一个党支部，各大队都未建立党支部，党的政治工作优势还未充分发挥出来。

　　随着南梁游击队在陕甘交界地区的影响迅速扩大，1931年10月，陕北游击支队300余人在陇东与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同年冬，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在陇东正宁县三嘉塬合并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全军共约700人。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党在部队中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完善，党的工作制度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当时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建立了党的委员会，部队下辖的两个支队还分别建立了党支部。但是，在此期间，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存在缺点，红军的政委制度、政治工作制度、连队党支部制度和党代表制度仍未建立起来，党的民主集中制也未很好地贯彻执行，部队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严重存在。由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作怪，加之未能有效地解决党内分歧，终于酿成了用缴枪的错误方式来解决党内和部队内部争论的“三嘉塬事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经过了一段艰苦的探索，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整套工作制度开始在红军中建立起来。主要表现是，陕甘红军游击队开始建立政委制度，在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及其下辖的两个大队都设立了政委职务，同时还建立了政治部，配备了专职政工人员，负责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及纪律检查工作；在连队（当时称大队）建立了党支部，并设立了党代表（当时也称政委）；在部队实行党委领导的工作制度，整个红军部队由党委统一领导，重大问题都由党委讨论决定。由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健全，党的工作制度的完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工作也得到了加强。1932年3月，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正宁寺村塬，建立了陕甘边一块游击根据地，将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陕甘红军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

　　正当革命形势出现重大转机之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执行者杜衡对陕甘游击队继续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行动方针非常不满，武断地认为，红军陕甘游击队内部存在着“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开始加紧全面地贯彻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为了排除“障碍”，他们在组织上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手段，在游击队中组织了一个“秘密”队委会，企图以此来取代部队党委的领导，从组织上解决“反革命分子”的问题。由于对不同意见的压制，造成人心惶惶，使陕甘游击队内部的政治空气变得极不正常。

　　1932年12月，奉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2团，共300余人。此时杜衡任红26军政委红2团政委，剥夺了刘志丹的领导权。他还剥夺了排以上干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排以上干部，必须从班长或战士中选举产生，并由杜衡自己任命。这些做法，压制了党内民主，严重损害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1933年6月，杜衡不顾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结果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党在西北地区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主力红军就这样被“左”倾冒险主义者葬送了。

　　在西北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于1933年11月7日，在陇东合水县莲花寺恢复了红26军第42师，下辖第3团、骑兵团，全军共500余人。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刘志丹十分重视加强党在红军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党的工作制度。红26军在师、团两级都建立了党委，连队设立了党支部和政治指导员，班、排设立了党小组；在第2、3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也建立了党委，各游击队和游击支队中也建立了党支部；在整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设立了党的特委和党的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边区的一切红色力量和苏维埃政府、地方党组织、群众团体工作。

　　由于西北红军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从而使红军真正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在部队中得到贯彻执行。从此以后，西北红军进入了大发展阶段。红26军相继成立了红1团、红2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等部队，主力红军发展到2000余人，地方红军也发展到2000余人。1935年1月红26军与新组建的红27军在陕北会合，横扫敌军如卷席，连续解放6座县城，从而形成了辽阔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努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西北红军走向辉煌的决定因素

　　西北红军中党的每一个基层组织，都是为实现红军三大任务而存在、而活动的。西北红军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个战斗堡垒，就必然成为一支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的非常有战斗力的坚强部队。

　　早在西北红军初建时期，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就十分注意发挥部队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这方面积累的重要经验是：党的基层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做到是非清，赏罚明，对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具有战斗力，使党员真正成为群众的表率。

　　西北红军创建初期，指战员的成分和来源较复杂，既有子午岭山林中的绿林武装骨干，又有地方军阀陈珪璋、谭世麟等部队中的起义官兵，还有自愿前来参加游击队的贫苦农民，此外也混进了一些地痞流氓，尤其是个别吸食大烟的土匪流氓把不良习气带入了部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声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为了克服部队中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纠正部队少数成员的严重违纪行为，用无产阶级的建军原则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树立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思想，刘志丹同志非常注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对党员提出了很严格的纪律规范，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自觉接受组织的批评和监督，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反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特权思想的侵袭。部队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制定了一条纪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钱以上者枪毙。在战斗中，共产党员一定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勇敢杀敌，不怕牺牲。党员还要做到关心同志，在行军中，党员一面要主动抬伤员，帮助体弱同志背枪，做到吃苦在前；一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动员大家互相帮助，保证不掉队、不违犯群众纪律，做群众的贴心人。每到一地，党员都要主动向人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维护群众纪律，为群众做好事。

　　西北红军创建后，长期孤军奋战。面对几十倍的敌军“围剿”，部队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在出生入死的残酷环境中，西北红军只有依靠基层党组织这样一个个战斗堡垒，通过扎实细致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由于刘志丹同志耐心教育和非凡榜样作用，原来南梁一带的绿林武装首领如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人都先后树立了革命的思想，决定跟着刘志丹为穷人打天下，毅然将各自带领的绿林武装交给刘志丹整编为游击队。当时地方军阀陈珪璋曾以营长的头衔来诱骗赵连璧，赵连璧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宁愿跟刘志丹当兵，也不愿跟你陈珪璋当营长。”杨培盛参加游击队后曾在三嘉塬事件中被迫遣散回家，但他牢记刘志丹的教诲，继续坚持革命，后来在合水县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受尽酷刑折磨，但他坚贞不屈，直到1933年11月红军攻克合水县城时获救出狱。出狱后，杨培盛担任庆阳游击队队长，积极打击敌人，使队伍发展到200余人。

　　西北红军中党的基层组织不但要面临战胜敌人，保卫红色政权的任务，还面临着消除“左”倾错误干扰的艰巨工作。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不足，西北红军的发展史上曾经遭受到三次大的失败，即1932年6月陕甘红军游击队东进韩城平原的失败，1932年7月陕甘红军游击队死守五顷塬的失败，1933年6月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的失败。这三次失败，都给红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每当红军部队在战斗中受到挫折时，刘志丹等同志就以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乐观主义的态度来感染部队，使战士们相信，困难和挫折只是暂时的，胜利一定属于红军。他给战士们讲革命早晚一定能成功的道理，还生动地讲述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增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

　　1932年冬，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对陕甘红军游击队反“进剿”作战的干扰，红军在死守五顷塬的战斗失败后，失去了根据地依托，连战失利，一时间部队士气低落，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身先士卒，以自己的榜样影响部队。刘志丹亲自动手为战士做饭，给战士们打麻鞋，夜间替战士站岗放哨，为战士讲解革命道理，官兵一致、军政一致的模范行动，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使红军渡过了难关。1933年6月，在红26军南下失败的日日夜夜，刘志丹和党组织的负责同志一道耐心地进行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使战士们坚持战斗。经过终南山一月余的辗转作战，刘志丹患病在身，体质虚弱，干部战士见了都非常难过。刘志丹却鼓励大家：“革命者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失败了再来！”还用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安慰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党的基层组织的影响带动下，幸存的红军指战员挺起了胸膛，打起了精神，下定决心，返回陕甘边区，恢复红26军，扩大根据地。

　　由于西北红军基层党组织扎实、细致的工作，广大指战员建立了自觉的革命纪律，发扬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发扬了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使整个西北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在西北红军的战斗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革命斗争几经挫折，几起几伏，但是，广大干部战士始终抱定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在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在监狱里和法庭上，无数的革命战士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红42师师长王泰吉在搞敌军策反工作时被逮捕，受尽酷刑，英勇不屈，慷慨赴死。正因为如此，西北红军成为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部队，从而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为党中央和全国红军战略转移保存了最后一块根据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艰巨任务。

　　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是西北红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大特色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根本的组织原则，它是西北红军党的各级基层组织形成统一意志和综合战斗力，并建立相互之间严密、科学的生活、工作制度的根本保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在此基础上形成整个部队的民主制度，按照“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方式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是西北红军党的基层组织十分注意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因而党内民主不断得到扩大，党的集中统一不断得到加强，有力地保证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西北红军的胜利。

　　早在陕甘红军游击队诞生前后，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生活制度就已经开始在部队建立起来。由于西北红军的主要成分不是从国民党军队中分化出来的，因此，军阀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在部队中没有很大的影响。在红军游击队建立之初，党组织就在红军部队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大小事情由它决定。部队很民主，经济也完全公开，当时红军干部和战士完全是平等的关系，指挥员们天天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哪个战士叫什么名字，有什么脾性，全部弄得清清楚楚。部队行军一到宿营地，指挥员就到各窑洞去看战士，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刘志丹和谢子长年岁较长，战士们对外公开叫他们总指挥，平时总是亲切地叫他们“老刘”和“老谢”。彼此之间一点也不拘束，就像亲兄弟一样。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初建时期，部队人员较少，尚处于向正规红军的过渡阶段，因而党组织在部队中采取的这种民主生活方式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党内民主生活方式也有缺点，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在部队中影响较大。阎红彦同志曾回忆说：“部队里没有炊事员、饲养员，指挥员也和大家一起做饭、喂马。马都是骑兵、交通员、病号们骑的，指挥员从来不兴骑马。一到宿营地，指挥员分了房子，派了哨位。还要同战士们一样轮流站岗放哨。如果有人来谈事情，临时就找个人代岗，谈过了再来站。”这种情况不利于指挥员集中精力来研究部队建设和作战问题。

　　后来，陕甘红军游击队通过陕西省委了解和领会了中央红军的一套民主生活制度，还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认识到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危害及根源。从此，西北红军的基层党组织生活逐渐开始按照“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方针健全和完善起来。一是树立指挥员的权威，规定指挥员可以不放哨，部队配备了参谋人员，使部队有了简单的分工，指挥员摆脱了不少事务，从而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部队党的建设和作战指挥问题。当时，“为了反对游击习气，规定要互相敬礼，一开始很不习惯，有的人一边敬礼，一边忍不住地笑”。二是党委的决议必须坚决执行，绝不能以种种借口阻挠党的方针的贯彻。三是建立了民主生活制度和机构，进一步完善了士兵委员会，规定了它的权利和义务，成立了经理部（后勤部门）、医疗室、列宁室（俱乐部），这样就使西北红军的民主生活制度更加健全起来。

　　西北红军中党的基层组织的民主生活制度的建立，使红军真正做到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培养了部队的民主作风和严明的纪律。刘志丹同志是西北红军党组织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表率和模范。他虽然担任过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26军第42师师长、陕甘边及西北军委主席、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等重要职务，但他每到一地，就立即深入群众，了解当地的敌情、社情。因此，他熟悉陕甘边区的每一座山岭、每一条沟、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村庄，战士们都称他为“活地图”。由于刘志丹平易近人，热爱群众，他那民主作风和艰苦朴素的品德，他那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得失，时刻将自己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的自觉精神，对整个西北红军党组织优良风气的形成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由于西北红军基层党组织认真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而在西北红军中彻底剔除了一切旧军队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的对立关系，使西北红军紧密地和广大人民联系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保证了红军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能够经受住任何风险。

　　综上所述，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领导西北红军开展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并在实践中探索出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是西北红军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天，我们只有认真总结和借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北地区从事党的建设工作的经验，才能有所收益，有所启发，进而在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再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