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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志丹与根据地建设

  center樊为之

  center(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他不仅对军队建设,而且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统一战线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有力地推进了根据地的全面发展。

  @@一、提出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刘志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在革命低潮时提出了必须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实行武装割据,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使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思想。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中共陕西省委任命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根据特委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刘志丹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他先是抓住保安县民团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夺得保安民团团总职务,后来又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打入甘肃、宁夏军阀苏雨生、谭世麟部取得了团长、营长的头衔。利用这些职位,他对民团和军阀部队进行整顿,废除对士兵的打骂,加强政治教育,积极吸收、安排先进群众和党团员到军队中任职,秘密建立党组织,使之成为党掌握下的武装力量,准备在适当时机发动起义,打出红旗。刘志丹这一时期的兵运活动为建立人民武装播撒了火种,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出生入死,多次遭到挫折,但他从不气馁。同时,从兵运工作失败的教训中,他一方面看到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只能求得暂时生存,根本还是要拉出去建立人民自己的队伍,另一方面更看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他曾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以后,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并且经常鼓励从事地方工作的同志要和农民打成一片,紧紧依靠群众,克服困难,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为正确选择建立根据地的区域,刘志丹与“左”倾错误进行了多次斗争。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刘志丹在桥山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选择是正确的。从1933年起,终于建立起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西北游击战争从此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1935年春,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二、以卓越的指挥艺术保卫西北根据地

  刘志丹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领导西北红军在保卫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中作出了杰出贡献。继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第二次反“围剿”中,他率领西北红军转战陕北,行程800里,解放6座县城,消灭了大量反动军队,把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力量。

  刘志丹善于灵活应用各种战术消灭敌军。在1935年反击敌军的定仙墕战役中成功应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先将住定仙墕的敌军团团包围,迫使敌军增援以解救其被围困之部。当一团敌军开进金不烂沟地区时,刘志丹命令所部主力强占战场制高点,将敌军围迫至沟底,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敌军,大获全胜,缴获了敌人大批的枪支弹药。劳山战役时,“红15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提出在劳山地区设伏”,军团领导勘察地形后决心于劳山摆“口袋阵”,应用伏击战术消灭国民党军。红军包围甘泉城,迫使敌调动延安守军增援解围,敌援军行进至劳山被红军围困。这一场战斗歼灭敌军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枝,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和巩固西北根据地有着重要的意义。

  刘志丹善于分析敌情,捕捉战机,迅速向敌军发动进攻,掌握战斗主动权。1935年5月初的吴家寨战役中,“刘志丹同志考虑到敌人脱离了杨家园,没有坚固的工事依托,又在我包围之中,易于消灭,即令我红一团在吴家寨、白家原侧击敌人,并截断其向杨家园则的退路,命令红26军3团和义勇军立即从魏家岔、蜜蜂峪出发,分两路向白家原北山发起进攻”,经过全体指战员的激烈战斗,最后将敌军压缩在山沟里全部歼灭。此役缴获敌军枪支500余枝,包括27挺轻机枪,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使他们树立了必胜信心,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刘志丹不仅善于学习中央红军的作战经验,而且善于总结战略、战术和战役经验,以利于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刘志丹总结红军的作战经验是,“有时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在内线打,有时出敌不意地在外线的敌占区内打;有时打大的,围歼敌人的一个团;有时打小的,吃掉敌人的一个连;有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时攻坚,夺取县城和集镇;有时打‘油水大’的敌人(高桂滋部),有时‘啃啃骨头’(土军阀和民团);有时打击敌人主力,有时消灭敌人的钳制部队。这就是我们陕北红军从中央红军那里学来的战略战术。总结起来就是声东击西,避实就虚;有利于我时就打,不利于我时就走;只准我们打敌人,不让敌人打着我们;要打就吃掉它,如果吃不掉就舍弃它。一句话,就是要掌握作战的主动权。要取得这个作战的主动权是不容易的,这需要做艰苦细致的侦察工作,周密的部署,选好战场。在战场上千变万化的情况中,冷静沉着,多谋善断”。刘志丹对作战经验的总结体现出他的指挥特征和风格。他注重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充分利用根据地有利条件消灭反动军队;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灵活的战术战法歼灭敌军;积极主动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做好战前准备工作,战场上沉着冷静,抓住战机,获取胜利等。他在战场上出色的指挥为红军打败国民党军队、保卫革命根据地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刘志丹十分注重红军各部队之间的团结和配合。他在红26军和红27军会师大会上讲话时特别强调两支红军会合后一定要相互配合,搞好团结。他鼓励大家说:“我们两支红军会合后,力量更大了,粉碎敌人的二次‘围剿’更有把握了,仗会越打越大,我们的胜利还在前头,大家要齐心协力,互相学习,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局面。”他通过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地把自己对形势的认识告诉同志们,鼓舞了在场的全体红军指战员和群众,帮助他们树立了必胜的信心。他说:“大的胜利还在后头,就像大家说的,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头哩!这次红26军上来和红27军一起,要在陕北打出个更大更新的局面。”通过陕北红军各个部队的通力合作以及当地革命团体和群众的大力协助,获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成功地保卫了根据地。

  @@三、建立人民政权,保护人民利益

  建立人民政权是革命根据地的实质。刘志丹非常重视根据地内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以极大的努力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受到参政权,实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1934年夏秋之交,南梁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吴岱峰、蔡子伟等同志开始着手筹备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政府。刘志丹负责起草大会的政治和军事决议案。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因此大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个办法完全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会议期间,完全由代表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的委员”,实现了人民的参政愿望,得到群众衷心的拥护。同时建立了由刘志丹任主席的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出席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都赶来参加这样的盛会,在当地来说,“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老百姓们奔走相告说:‘我们几辈子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事情。’”此情此景,生动地说明了革命的确是劳苦大众最盛大的节日。接着,边区党政军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关心群众生活都有明确规定。

  刘志丹十分注意军政关系,处处尊重、维护地方政府的领导。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益,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行军打仗时注意保护一般民众的利益,解放城镇后,更加重视维护城镇治安和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为了维护城镇工商业以及群众的利益,发挥大多数居民的积极性,进入延长县城后,他指示只许没收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和资本家的财产,不准侵犯其他群众的利益。为使没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指定没收委员会为开展这项工作的具体单位,只有它有权布告没收,其他个人和单位不得随意没收。在处置没收物品时,规定粮食、衣物等用品一律分配给当地的贫苦群众。他向主管同志作了具体安排:“一是维持秩序;二是查坏人,清档案;三是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主张,维持我军纪律,严格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纠察部队。”对于遵守纪律者予以表扬,违法乱纪和有不轨行为者予以惩罚。在刘志丹的领导下,部队军纪优良,秋毫无犯,为广大人民所称道。同时,为保护当地群众的生命和财产、保卫根据地的社会治安,红军和游击队主动出击,铲除了为害一方的土匪恶势力,使根据地人民能过安宁日子。

  @@四、开展土地革命

  在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是维护人民政权、发动人民群众的关键,也是加强根据地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根本保证。刘志丹高度重视根据地如何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问题。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苏维埃政府按照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结合当地具体特点制定的陕甘边苏区土地政策主要包括:“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田、青苗一起分,因为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等。分配土地工作主要依靠贫农团和雇农会,南梁地区的贫苦农民获得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热情空前提高。

  刘志丹一直关心土地革命的进展,他对工作的直接指导有效地促进了南梁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发展。当工作中有些人不积极主动时,他就会明确指出问题,促使工作顺利开展。一位参加土地分配领导工作的农民,自己开垦许多荒地,并且雇工人,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遂对工作不积极。刘志丹知道后,指出:“关键在于这张老头了,他变了,怎能把运动搞下去呢!”后来经过研究及时调整了有关人员,将工作热情高的同志安排在相关岗位上。他们干劲十足,走东村,串西堡,加快了工作进度。

  @@五、发展根据地经济

  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刘志丹对此相当重视,亲自调查访问,组织人力、财力投入经济建设工作。首先,在根据地恢复商业贸易和金融财政事业。自从清朝同治年以后该地区停办了集市,由于缺少流通渠道,根据地所在的华池县商品经济较为落后,老百姓也缺乏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场所,经济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在刘志丹的亲自关心下,根据地政府首先在荔园堡恢复了集市。为了繁荣集市贸易,刘志丹领导同志们于该地区组织文艺活动,有效地扩大了这个集市的影响和知名度,吸引了各地客商来此从事贸易活动。荔园堡集市“每隔三天一次,逢集有炸麻花的,卖蒸馍和荞麦面饸饹的,卖其他小吃的,还有卖余粮的。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主争相购买,一派生机繁荣的景象”。集镇贸易促进了边区的产品流通,发展了根据地的商品经济。

  为更有效地发展根据地经济,就必须牢牢地控制财政权,建立边区政府自己的金融系统,发行根据地货币,发展自己的金融业。刘志丹从全局角度出发,高瞻远瞩地决定印制边区政府钞票。刘志丹亲自参与印制钞票的工作,没有纸张和印刷机器,他就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用布和刻木板印相结合的办法解决问题;没有刻字工,他就想方设法从国统区寻觅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为解决兑换渠道问题,他就决定在集市上设立货币兑换处,方便客商用这种边区货币兑换银元。“苏区内一律使用边区政府的票币,严禁使用国民党的伪币。当时边区政府的票币印制很简单,在白洋布上盖上边区政府财经委员会之印,然后用桐油一印即成。印鉴是蓝色的,票面分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发行数量不大,价值很高,花一角钱能买到很多东西,商品和货币价格十分稳定,老百姓非常赞成和拥护”。发行货币,建立根据地自己的金融体系的有力措施,保障了边区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根据地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

  @@六、创办根据地教育事业

  刘志丹非常关心人民群众和红军的教育问题,把军事教育和大众教育作为建设根据地的一项主要工作给予关注。1934年陕甘边革命政府成立后,在刘志丹的悉心关怀下,边区成立了工农干部学校(又称随营学校)。这是一所培训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军政学校,座落在南梁地区,“住房全部是土窑洞,有些是在干校成立后,学员们自己动手挖成的,门窗因陋就简,用木柴和木棍做成,室内盘土炕。……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没有什么正规的教室和教材,给每人发根铅笔和一点麻纸,教员在台上讲或在黑板上写,学员们做笔记。干校的生活也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很少,但羊肉常常吃,大家叫它‘黄米杠子烂羊肉’,生活得很愉快”。尽管这所干部学校规模不大,每期学员百余人,但刘志丹和其他同志都对这所学校的各项工作非常重视。刘志丹亲自担任学校校长,给学员讲授军事课,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学员的军事素养和有关游击战争的知识水平。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学校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批军政干部,有效地加强了军队力量,巩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

  刘志丹同样关心根据地群众的教育工作。他不仅大力倡导办教育,而且亲自处理有关的具体事务。没有课本,他就派人去西安买油印机,自己动手印制课本;没有教员,他一方面建议请出老先生教书,一方面积极努力从西安聘请知识分子。他在发展地方教育时还能够巧妙地将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相结合,这样以来,群众容易接受,更容易起到教育的效果。如他提倡先讲爱国爱民的道理,但又指出“先生讲孝道是可以的,孝就是尊重老人,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如果红军不孝顺,那就会失去民心”。这里刘志丹对传统概念“孝”作了明确的界定,指明所讲的“孝”是尊敬老人方面的范畴,从而将这一传统思想与现代生活联系起来。刘志丹在身体力行发展教育的同时,也向同志们宣讲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没有知识会犯更大的错误,历史上农民起义总是失败”,“人无知识就变得愚昧狭隘”。在他的关怀下,根据地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荔园堡川口和其他很多村庄相继创办了列宁小学和成人识字班,根据地文化委员会的同志们用浅显易懂的诗歌语言自编教材教育学童,这些内容读起来朗朗上口,提高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致,很好地传播了革命思想和先进文化知识。

  此外,南梁根据地政府发行了名为《红色西北》的刊物,通过刊物把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的有关决议文件内容、红军战况和边区经济建设情况及时地告诉群众,把根据地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另一方面也向群众普及了文化知识,传播了革命信息。

  @@七、团结各方面人士,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刘志丹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注意动员各方面人士参加革命,参加根据地建设,鼓励他们通过自己解放自己的方法改变自身命运。郭宝珊部原活动在黄龙山一带,刘志丹多次派人去做工作,反复说明利害,讲明政策,帮助这支部队参加了革命。同时对原部队中的人员区别对待。对不愿意参加革命、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发给路费遣散回家,对留下的同志加强政治工作,积极发展为正式红军,培养了许多忠诚的革命干部,为保卫和建设根据地、为整个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刘志丹也非常善于团结开导有进步意识的群众,把他们引向革命的道路,为根据地建设团结了更多的力量。他针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帮助他们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当时活跃在陕甘交界的“哥老会”组织,其成员大都是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刘志丹认为这里面有些人思想较为开明,有一定的革命意识,通过教育能够改变他们的思想,使其走向革命的道路。刘志丹向这些人宣传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促使他们走向革命道路。“正如毛主席在论述游民无产者的阶级特征时所说的:‘如引导得法,可以成为一支革命力量。’鉴于南梁地区哥老会极多,团结他们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不少哥老会大都为我掩护过伤员,或帮助过其他革命工作。南梁堡有一个哥老会的郑大爷,由于我们不断教育和帮助,他逐步脱离了封建迷信团体,成了我赤卫队的总指挥”。“马锡五是永宁山的大爷(领头人),教过书,为人正直。刘志丹去找他,向他讲革命道理,马锡五听了,十分敬佩,说:‘你是做大事的,我虽比你年长,但你是我的先生’。后来马锡五参加了党,经他联系各地大爷,很快就有200多‘哥老会’成员参加了革命。马锡五入党后勤奋好学,努力工作,成了一位革命家、法律专家,人称‘马青天’,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级法院院长。全国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他在世时经常对人说:‘志丹虽比我年龄小,但他是我的老师。’苍沟马大爷、东坪冯大爷,小石崖民团团总罗连城,经过争取都和我们合作得很好”。

  刘志丹经常给同志们讲开展统一战线的好处,这些道理给予大家很大影响,并为他们所认同。“有的同志说:‘老刘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我们多争取一份力量,敌人就少一份力量。这话可灵验啦!’”1931年后,陕甘游击队驰骋陕北、渭北,打击敌人,屡战屡胜,与这里的各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息息相关。

  @@八、组织根据地革命群众团体

  群众团体是党联系、团结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刘志丹关心根据地群众活动,同时十分重视组织革命群众团体的工作。在刘志丹的关怀下,陕甘苏区的革命团体发展迅速。陕甘苏区的群众团体主要有贫农会、雇农会、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等组织,这些群众团体活跃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各条战线上,对苏维埃各项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支持革命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苏维埃革命政权的有力支柱。

  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中,这些革命群众团体显示了高涨的革命热情,帮助红军打击顽敌。吴家寨、马家坪战斗中,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大显身手,他们对敌人严密封锁消息,从红军战斗准备到发起进攻,让敌人毫无察觉;而向红军及时提供信息,把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红军,使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对敌人围追堵截,让其惶恐不安。吴家寨之役,“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越聚越多,约有万余人”,遍插红旗,鸣枪呼应,将敌人团团围住,使他们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有效地帮助了主力红军消灭敌军。在革命团体的大力协助下,主力红军对敌作战无往不胜,成功地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革命根据地日益壮大。

  @@九、严格执行俘虏政策

  刘志丹全心全意扑在党的事业上,他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发展革命力量,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同时,他也非常重视严格执行党的俘虏政策,积极开展对俘虏的争取教育工作,要求部队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抓俘虏工作,通过思想教育彻底地改造俘虏,让俘虏认识到反动军队的反动性,从思想上摆脱反动观念的束缚,把他们改造成为对革命有用的人。红军在反击敌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二次“围剿”中,于吴家寨、马家坪重创敌人,俘获了1100多敌人。刘志丹高度重视对这些俘虏的改造工作,并作了具体的指示。“根据志丹同志的指示,我们将俘虏进行了清查登记,向他们宣传红军为什么打仗,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红军的官兵关系等。敌军士兵大部分都是被抓来的穷苦人家的子弟,经过教育,特别是亲眼看到了红军干部与战士、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关系,深受感动”。针对他们对红军部队中“当官的不打骂当兵的,当兵的不打骂老百姓,为什么当兵的还那么听话?为什么老百姓对你们(红军)那么好”的疑问,告诉他们“我们是人民的军队,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大家都是为了翻身过好日子,为什么要打人呢”,让这些人从根本上认清反动军队与红军之间的本质区别,提高了认识水平。对俘虏的教育成果显著,很多敌军士兵参加了红军,使红军队伍和红军的影响不断扩大。

  刘志丹同志在创立、扩大、保卫和建设西北革命根据地方面做了大量艰苦卓绝、富有深远意义的工作,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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