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刘志丹从事兵运活动的历史特点

　　center侯占元

　　center（中共陕西定边县委党史研究室）

　　刘志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西北人民和红军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兵运工作而言，相对刘志丹的其他斗争经历，无疑是颇具传奇而又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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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进入了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蒋介石的血腥屠杀所吓倒、所征服、所杀绝。他们面对着反动派要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武装抵抗即军事运动，针锋相对地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军事方面，以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我们党以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1928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回到陕北搞兵运活动（亦称兵变、兵暴、插红旗）。当时陕北仍然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井岳秀继续在陕北“清党”，到处抓捕与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在刘志丹未回陕北之前，中共陕西省委于1928年2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陕北党团特委，领导陕北各县的工作。4月，陕北第一次党团代表大会在绥德西川（今子洲县）苗家坪南丰寨古庙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李文芳、张蜀卿、师应三、苗仰实等十多人。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关于搞武装斗争的精神，通过了陕北政治形势与当前工作任务等决议，正式成立陕北党团特委。中共特委书记杜衡，团特委书记焦维炽。特委下辖榆林、神木、府谷、米脂、绥德、清涧、延安、延长等8个县委，安定（今子长）、保安（今志丹）、镇川3个直属区委，三边（定边、安边、靖边）3个直属支部，共有党团员800余人。特委的成立，使陕北党团组织归于统一，加强了党的领导。到8月，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080人。

　　1929年2月，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今子洲县）张家岔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党在目前的工作任务是：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刘志丹由于受到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的排挤并设置障碍，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一直留在保安搞调查研究和农运工作。

　　1929年4月间，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人，刘志丹参加并随后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批判了杨国栋的右倾错误，撤销了其代理特委书记职务（随后报省委正式批准），派往黄龙山后九天杨庚武部做兵运工作（后叛变革命）。会议还着重讨论研究了武装斗争问题。当时西北地区旧军队有四种：一是国民党的正规军；二是小军阀的军队；三是地方民团武装；四是土匪武装。会议认为，搞武装斗争有三种形式：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兵运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匪运工作；可以有红色的——直接组建工农红军武装。但是要以白色的形式为主。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大家认为刘志丹很稳健、精干与机智，遇事冷静，善于分析问题，站得高、看得远，所以一致同意由他担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一直到9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纪凤洲（吉国祯）来担任陕北特委书记时，刘志丹才离开特委回到保安（永宁山）做民团兵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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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石峡会议之后，刘志丹主持特委工作以来，特委和各地党团组织先后派出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榆林井岳秀、神木高志清、宁夏苏雨生、甘肃谭世麟和陈珪璋等军阀部队以及黄龙山“山大王”和三边张廷芝反动民团中开展兵运工作。同时，刘志丹也亲自先后打入苏、谭、陈等部以及地方民团中进行兵运工作。由于他立场坚定，目标明确，斗争艺术高超，统战工作灵活，懂军事，人缘好，很快就取得了这些小军阀和地方绅士们的信任，曾当上了营长、团长、旅长和团总，掌握了一定的兵权，有了合法的身份。他依此作为掩护，积极发展党团员，建立地下党组织，创办学兵队，培养骨干力量。经刘志丹培养的韩练成、牛化东，后来分别成为我军的中将、少将。诚然，也由于当时这些军阀部队和地方民团的成分相当复杂，而搞兵运工作的经验不足，加之来自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不断干扰，使兵运工作经历了许多次失败。但总的来讲，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力量，为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积蓄了力量，培养了干部，为以后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1929年秋到1932年春，刘志丹搞兵运的斗争方式多种多样，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1.始终与“左”右倾错误作坚决斗争

　　1928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五日），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第二次党团代表大会被敌人发现。井岳秀从绥德调兵包围了县城，逮捕杜衡、焦维炽、贾拓夫、李文芳等4人，会议被迫中止。史称米脂“中秋节事件”。贾、李两人被捕后因无证据，关押半月具保获释。杜、焦两人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于年底释放。杜衡出狱后即去了西安，特委书记由杨国栋代理。自从杨代理特委书记以来，他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怕得连门也不敢出，终日消极等待，不敢领导群众进行斗争，更谈不上搞武装斗争。他设法和白军上层军官拉关系，寻找“保护伞”，以便到时候有个庇护处。他听说刘志丹回陕北要搞武装斗争，更怕得要命。因此，他想方设法阻止刘志丹开展工作。先是想让刘在绥德或者榆林开个杂货铺子，暂时躲藏起来。后来又想让刘志丹到榆林中学当个教员，平时上街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就行了。当刘志丹真的到榆林找上门来的时候，杨国栋一方面表现得有点手忙脚乱，一方面以他特委书记的身份训斥刘志丹搞武装斗争是“冒险”、“盲动”、“胡闹”、“找死”等等，大帽子满天飞。当刘志丹以高屋建瓴的姿态介绍自中央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成功、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时，杨国栋阴沉着脸反驳道：井冈山斗争，那是南方的经验，在陕北乃至西北地区不适合，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当时，绝大多数特委委员对杨国栋的保守、右倾表示极大的不满，纷纷起来跟他作斗争。原特委委员冯文江在40年以后还写文章揭露杨国栋当年的一些情况：“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不遵守纪律，生活腐化，行动不谨慎，做事武断……杨是一个‘凶徒’。一次机关内开会之前，他和同志为一句闲话，一脚把桌子踢翻。在清涧折家坪时，为一句话拿起火炉盖打同志。更严重的是组织观念淡薄，打击刘志丹，经常给刘志丹戴‘帽子’。”

　　于是，经过红石峡会议严肃斗争，撤了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的职，刘志丹与右倾错误斗争取得了一次胜利。

　　1930年10月初，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古庙里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伯平、刘澜涛、崔田夫、张德生、刘约三、冯文江等20多人。会前，特委急急如律令地通知刘志丹从保安前来参加会议。刘志丹一到绥德就被国民党县党部侯奇发现，为此，刘借机躲藏在地下党员马云泽家中（谢子长也没有公开露面参加这次会议）。合龙山会议由从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的高维翰（李杰夫）、孔祥祯（化名老吴）传达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工作部署，合并党团、工会、农会等组织，成立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总指挥。谢、刘虽未到会，但会上仍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会议没有开完就被敌人发现，只得转移到绥德义合继续召开。后来，因为陕北不具备所要求的暴动条件，加之赵伯平、刘志丹、刘约三等共产党员坚决抵制，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执行。不久，“左”倾错误即得到纠正。

　　2.通过关系利用矛盾夺得团总之位

　　1929年春，天高云淡，春风和煦，刘志丹坚定而秘密地从榆林（特委）回到保安（永宁山）。之后，他便找到王子宜、曹力如等几个党员在一起召开永宁山党支部会议，由他传达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精神。刘志丹深谋远虑地说：陕北特委指示各地搞武装斗争可采取白色的、灰色的、红色的三种形式，而我们“保安在陕甘两省的边界上，地方偏僻，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加上我们的社会关系多、地理又熟，这是开展（兵运）工作的顺利条件。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发展地方的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同时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夺取地方反动武装（民团），作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

　　随后，经过大家多次反复研究讨论，一致同意刘志丹的意见——搞兵运工作首先把本县民团武装抓到手。“擒贼先擒王”，要夺取民团武装的领导权，首先必须把反动团总路仰之改选掉，然后选择自己人即刘志丹当团总。其斗争的策略和方法是：通过中间派崔焕九（榆林中学时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的老师）保安县县长的关系，利用绅士们与路仰之之间的矛盾，充分发动党团员和基本群众，揭露路仰之侵吞公款、敲诈钱财、欺压群众、鱼肉乡民的罪行，并公布于众，使其威信扫地，届时群众没有人投他的票，他就自然地下了台。

　　刘志丹为了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自己竞选团总和便于开展工作，他在保安县码头山哥老会（又称阁老会）龙头大爷马海旺的介绍下参加了哥老会，号称“西北堂刘大爷”。同时，他还动员本县哥老会行衣大爷马锡五带领部分成员参加了革命。马锡五建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就这样，刘志丹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顺利地当选为保安县民团团总，掌握了民团的武装力量。同时，又团结了保安县长和一批进步的绅士。

　　保安县民团经过刘志丹一段时间的整顿，面貌焕然一新，从此再也不坑害老百姓了。此时，刘志丹把保安县民团交由副团总曹力如管理，他即刻去了三边，向当地党团组织传达陕北特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动员地下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牛化东、刘子贞、汪醒民、姜耀、朱广霁、贺寿卿、王国栋、刘世庵、孙怀明等人去宁夏苏雨生部王子元团搞兵运工作。这是1929年冬天的事。

　　3.教育改造非法武装

　　刘志丹搞兵运活动的同时也非常注意教育改造非法武装，这是其最初搞武装斗争的一大特点。当时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有大小不等土匪武装数十股。老百姓把小军阀队伍叫“营”，如谭世麟的叫“谭营”、黄得贵的叫“黄营”、马鸿逵的叫“马营”；把土匪队伍叫“山大王”、“乡马”，把躲藏土匪叫“跑贼”，可见“贼匪是一家”。后来，刘志丹领导创建陕甘边苏区时期，对土匪还制定了三大政策，即“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2.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予彻底消灭；3.此外的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就是这样的”。

　　刘志丹为争取土匪武装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从理论上也做了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他有根有据地说：“土匪军队中有的是基本群众——贫农，他们深受剥削和压迫，是愿意革命的。”实践证明，刘志丹的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所谓“土匪”队伍主要是来自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得无法生活下去的穷苦农民。“官逼民反”，“逼上梁山”。他们拉起“杆子”，钻进梢林，或者上山为王当了土匪。他们平时打富济贫，也有伤害老百姓的时候，但他们斗争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地主阶级。他们中间大多数是穷苦人出身，也有少数坏人和兵痞流氓混入其中，但这无碍大局。只要共产党派人打进去，他们容易瓦解，容易争取。做好统战工作，利用他们，改造他们，把土匪武装改造成革命的队伍，把“山大王”改造成坚强的革命者。如黄龙山的“山大王”郭宝珊，被争取过来后作战勇敢，进步很快，加入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当上了团长与军分区副司令员，建国后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志丹在争取土匪武装期间，先后还收编了活动在陕甘边界（子午岭）的所谓土匪赵二娃（又名赵连璧，陕西保安人，雇农出身，刘志丹亲戚）、贾生财（陕西神木人，早年逃荒讨饭流落此地）、杨丕盛（陕西米脂人，店员出身，做小本生意流落此地）、唐青山（甘肃合水人，穷人出身，赵二娃的副连长）等部，并将他们改造成游击队。

　　赵二娃等人自从接受刘志丹的领导以来，虽有小的毛病，但忠于革命，紧跟刘志丹“闹红”，后来发展成为游击队的骨干力量。1932年1月，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时，赵、杨、贾、唐分别担任刘志丹领导（兼任）的2支队（支队长）的4个大队的大队长，未料，时隔不久却发生了流血的“三嘉塬事件”，赵二娃被反帝同盟军1支队缴枪并打死，其他人被遣散，刘志丹也离开反帝同盟军去了西安。

　　尽管刘志丹千辛万苦在改造土匪武装工作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然而还不被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杜衡等）认可，他们反而对刘志丹的这些正确主张和政策进行无端指责和攻击：什么“流寇思想”、“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懂马列主义”，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4.几落几起失败再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党的八七会议以后，西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先后搞兵运活动大小不下70次，由于没有可靠根据地和与农运紧密结合，大多数都归于失败，刘志丹搞兵运活动亦然。但他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失败了再来，几落几起，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1930年春，刘志丹参加了苏雨生部张廷芝16团，任副团长。这年春夏之际，刘志丹脱离苏雨生部旋即到甘肃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挂名建军，被谭任命为骑兵第6营营长，刘带部队活动于今吴旗县三道川。6月下旬，黄龙山后九天杨庚武队伍被国民党高双成部队打散，原来由谢子长派去杨部做兵运工作的阎红彦等乘机将杨的部下周维祺（周与阎是隔山弟兄）营的100多人枪拉到三道川，与刘志丹部队会合，编为一个团。刘志丹向谭世麟推荐谢子长当了团长，周维祺队伍编为骑兵第7营。此时，反动透顶的张廷芝也脱离苏雨生部回到三道川金佛坪老家。张趁刘去为谭训练部队离开三道川之时，用金钱美女引诱缴了周维祺全营的枪（张廷芝把妹子张够够嫁给周维祺为妻），然后袭击了谢子长的团部和刘志丹的骑兵第6营。谢、刘虽然脱险，但拉起来的队伍被彻底搞垮。刘志丹搞兵运活动第一次受挫。

　　三道川事件发生后，刘志丹去陕北特委辞掉了军委书记职务，仍回到陕甘边界搞兵运活动。1930年9月，谭世麟仍然让刘志丹重建骑兵第6营，继续任营长。谭还命令驻合水县太白镇的第24营协助刘志丹。刘便决定乘机消灭24营，拉起队伍。10月1日，刘志丹等以借粮草为名，巧袭太白镇成功，击毙敌营长黄毓麟（黄的儿子在甘军陈珪璋部蒋云台旅当连长），缴获长短枪50余枝。在此基础上，刘志丹又拉起了一支队伍，成立游击队。

　　太白镇缴枪之后，游击队分散活动。刘志丹给赵二娃一些枪支，让他在合水一带活动，刘自己带领一部分队伍到安塞镰刀湾，保安东、西区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声势日大。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高双成的注意，他急忙命令高雨亭进行“围剿”。于是，1931年1月，刘志丹将以前收编的赵二娃、贾生财、唐青山的队伍会合在一起，共有四五百人、100多枝枪，向甘肃宁县一带转移。2月，在宁县张陂塬遭到陈珪璋部谢牛旅的包剿，损失过大。战后收容起来的人数还不足100人。刘志丹搞兵运活动再次受挫。

　　张陂塬战斗失利后，刘志丹旋即派人去与陕西警备骑兵旅旅长苏雨生（此时苏被杨虎城收编，驻防彬县一带）交涉投入苏部活动。苏即同意收编，番号为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1931年4月，刘志丹带领队伍驻防旬邑职田镇。后因职田镇地主刘日新不愿向补充团如数缴纳粮食，上吊自杀。旬邑一些士绅告状，苏雨生把刘志丹关到彬县监狱。同时，派部队到职田镇缴了补充团的枪，并将其解散，剩下二三十人编为徒手运输队，带回彬县。不久，中共陕西省委通过杜斌丞的关系，将刘志丹营救出狱。刘志丹搞兵运活动再一次失败。

　　1931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贸然计划在甘肃搞5个旅的兵变活动，指示刘志丹与陈珪璋谈判，收编李培霄的土匪武装1000余人，编为陈的一个旅。刘志丹虽感省委“胃口”有点过大，但搞兵运大方向是对的，于是就欣然去了平凉。经陈珪璋的警卫团团长刘宝堂（保安人，刘志丹的亲戚）引荐，与陈珪璋谈判成功。陈任命刘志丹为第11旅旅长，并派刘宝堂协助刘志丹收编李培霄土匪武装。后因陈部的两个旅长蒋云台、谢牛从中作梗，使刘志丹收编工作未果。接着，陈珪璋命令刘志丹、刘宝堂率部到宁县早胜镇驻防，协助陈部第13旅高广仁部阻击苏雨生部北上。未料高广仁与苏雨生早有勾结，以宴请为名，扣押了刘志丹、刘宝堂，将二刘部队缴械，叛离陈珪璋，然后押着刘志丹北上宁夏。在合水县城关，高广仁部被蒋云台部击溃，刘志丹才借机脱身。他搞兵运活动第四次受挫。

　　冤家路窄。这时，刘志丹又遭蒋云台部的追捕。原因是“太白镇缴枪”时被打死的黄毓麟的儿子要杀死刘志丹“为父报仇”。刘志丹得知这一消息（刘宝堂给报的信）后，迅速带着马锡五、王璧成，三人连夜冒雨进入子午岭，到南梁一带寻找赵二娃、贾生财、杨丕盛、唐青山等旧部去了。从此，刘志丹搞武装斗争进入了新的征途。

　　综上所述，尽管刘志丹从事兵运工作遭到多次挫折和失败，但他终于摸索出一些经验，为创建西北红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他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大贡献。